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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李商隱（813年1—約858年），字義山，號玉谿生、樊南生，懷州河內縣（今河南省沁陽市）人，祖籍隴西狄道（今甘肅省臨洮縣），晚唐詩人，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都在家族裡排行十六，故並稱為三十六體。在《唐詩三百首》中，李商隱的詩作佔廿二首，數量位列第四。
| 李商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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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官員、詩人 | |||||||||||||||||||||
《晩笑堂竹莊畫傳》中的李商隱畫像 | |||||||||||||||||||||
| 太學博士 | |||||||||||||||||||||
| 國家 | 唐 | ||||||||||||||||||||
| 姓 | 李 | ||||||||||||||||||||
| 名 | 商隱(為「商山隱者」之意，取自《商山四皓》之典故) | ||||||||||||||||||||
| 字 | 義山(字與名關聯，寓意商山隱者之高義) | ||||||||||||||||||||
| 號 | 玉谿生、樊南生 | ||||||||||||||||||||
| 位階 | 正六品上 | ||||||||||||||||||||
| 氏族 | 隴西李氏 | ||||||||||||||||||||
| 祖籍 | 隴西 | ||||||||||||||||||||
| 本籍 | 懷州河內縣 | ||||||||||||||||||||
| 出生 | 813年 元和八年 河南滎陽（今河南鄭州滎陽市） | ||||||||||||||||||||
| 婚年 | 837年娶王晏媄 | ||||||||||||||||||||
| 逝世 | 約858年 大中十二年 河南滎陽（今河南鄭州滎陽市） | ||||||||||||||||||||
| 墓葬 | 沁陽山王莊鎮廟後村 滎陽豫龍鎮苜蓿窪村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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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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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 |||||||||||||||||||||
| 著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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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瑟
李商隱
錦瑟無端五十絃
一絃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
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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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自稱出自隴西李氏姑臧房，是北齊光州中從事李凝之的後代[1]。經張采田考證[2]，確認他是唐代皇族的遠房宗室。李商隱數次在詩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2
李商隱的家世，有記載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擔任過最高級的行政職位是美原縣令；曾祖李叔恆（一作叔洪），曾任安陽縣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錄事參軍；父親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隱出生的時候，李嗣任獲嘉（今河南獲嘉縣）縣令。
李商隱生於滎陽，3歲時隨父去浙江，一說李商隱出生於浙江。在李商隱10歲前後，他的父親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親、弟妹們回到了河南故鄉，生活貧困，要靠親戚接濟。在家中李商隱是長子，因此也就同時背負上了撐持門戶的責任。後來，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時期曾「傭書販舂」，即為別人抄書賺錢，貼補家用。
李商隱早年的貧苦生活對他性格和觀念的形成影響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實上，他也確實努力承擔起家族的責任。成年後，李商隱曾利用為母親守孝的時間，將寄葬在各地的親屬靈柩遷葬到滎陽。陳貽焮認為[3]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還由於從小孤貧，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經歷使他養成猶豫、敏感、清高的性格，這些特徵既大量地從他的詩文中流露出來，也表現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隱的啟蒙教育可能來自他的父親，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則是他回到故鄉後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這位堂叔父曾上過太學，但沒有做過官，終身隱居。據李商隱回憶，這位叔父在經學、小學、古文、書法方面均有造詣，而且對李商隱非常器重。受他的影響，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大約在他16歲時，寫出了兩篇優秀的文章《才論》、《聖論》（今不存），獲得一些士大夫的欣賞。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時任天平節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隱求學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駢體文的專家，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不僅教授他駢體文的寫作技巧，而且還資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勵他與自己的子弟交遊[4]。在令狐楚的幫助下，李商隱的駢體文寫作進步非常迅速，由此他獲得極大的信心，希望可以憑藉這種能力展開他的仕途。在寫於這一時期（太和四年，830）的《謝書》中，李商隱表達了對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躊躇滿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自蒙夜半傳書後，不羨王祥有佩刀。」
在唐代，缺乏門第背景的知識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發展，主要的出路有兩個：科舉和幕府。前者被認為是進入官場的資格，是官方對其行政能力的認可；後者是一些有勢力的將領或高官自己培養的政治幕僚團隊，如果表現出色，也往往可以通過這些將領或高官的舉薦，成為朝廷正式的官員。中晚唐時期，很多官員都既考取科舉，也有作為幕僚的經歷。
文宗開成二年（837年），李商隱考取了進士資格。在此之前，他已經失敗過多次。李商隱初次應舉的年份難以考證，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李商隱就開始了他漫長而艱苦的應舉之路[5]。與大多數缺乏權勢背景的考生一樣，李商隱並不指望一舉成功。他目前流傳下來的詩文中沒有提及當時的情形，這多少說明他對於初試的失敗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隨着失敗次數的增多，他漸漸開始不滿。在《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詩中，他將沒有錄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賈餗）比喻成阻撓他成功的小人：「鸞皇期一舉，燕雀不相饒。」李商隱前來投奔華州（今陝西華縣）刺史崔戎，闢為掌書記，後來崔戎送李商隱到南山的僧寺中溫書。太和八年（834年）三月，崔戎調任兗海觀察使，李商隱又隨至兗州。
李商隱從不認為自己學識不足。早在太和四年（830年），曾經與他一起遊學的令狐綯就考中進士。這顯然不是因為令狐綯的學識才華比李商隱優秀，而是由於他父親令狐楚的影響力。權貴們互相提攜，大量錄取上流社會關係網中的考生，在唐代科舉中是很普遍的現象。許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會在考試之前就去刻意結交關係，或者想出種種辦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4據李商隱自述，他在這方面是比較低調的（《與陶進士書》），但如果說他不曾對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從李商隱在開成元年寫給令狐綯的一封信中「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固不動」之類的話，可以看出他的情緒已經相當煩躁了。而他於開成二年的中舉，也正是令狐父子應其所求，對當值的考官施加影響的結果。5
李商隱考中進士的當年（開成二年，837）年末，令狐楚病逝。在參與料理令狐楚的喪事後不久，李商隱應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聘請，去涇州（今甘肅涇川縣北部）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甚至將女兒嫁給了他。從李商隱後來的經歷中可以看出，這樁婚姻將其拖入了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中。
李商隱的尷尬處境在於：王茂元與李德裕交好，被視為「李黨」的成員；而令狐楚父子屬於「牛黨」。因此，他的行為就被很輕易地被解讀為對剛剛去世的老師和恩主的背叛。李商隱很快就為此付出了代價。在唐代，取得進士資格一般並不會立即授予官職，還需要再通過由吏部舉辦的考試。開成三年（838）春天，李商隱參加授官考試，結果在覆審中被除名。這件事對李商隱最直接的影響是使得他獲得朝廷正式官職的時間推遲了一年。不過，他並沒有後悔娶了王茂元的女兒王晏媄。他們婚後的感情很好，在李商隱的眼中，王氏是一位秀麗溫和體貼的妻子。
開成四年（839），李商隱再次參加授官考試，順利通過，得到了秘書省校書郎的職位。這是一個低級的官職，但有一定的發展機會。沒過多久，被調任弘農（今河南靈寶）縣尉。雖然縣尉與校書郎的品級差不多，但遠離權力的中心，顯然會使以後發展受到影響。李商隱在弘農任職期間很不順利，他因為替死囚減刑（「活獄」）而受到上司陝虢觀察使孫簡的責難。孫簡很可能以某種不留情面的態度對待李商隱，使李商隱感到非常屈辱，難以忍受，最終以請長假的方式辭職（《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湊巧的是，在此前後孫簡正好被調走，接任的姚合設法緩和了緊張的局面，在姚合的勸慰下，李商隱勉強留了下來，但李商隱顯然已沒心情好好工作了，不久（開成五年，840）就再次辭職並得到獲准。
辭去了弘農縣尉，李商隱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於武宗會昌二年（842）設法又回到秘書省任職。這一次，他的職位「正字」品階比三年前的「校書郎」還低[6]。在唐代，大家普遍認為在京城裡的任職會比外派的官員有更多的機會升遷，而李商隱所在的秘書省，又比較容易受到高層的關注。對李商隱而言，另一個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獲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這位精幹的政治家幾乎被授予全權處理朝政。李商隱積極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張，他躊躇滿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機會。
李商隱重入秘書省不到一年，他的母親去世。他必須遵循慣例，離職回家丁憂三年。這次變故對李商隱政治生涯的打擊是致命的。他閒居在家的三年（會昌二年末至會昌四年末），是李德裕執政最輝煌的時期。錯過了這個時期，隨着不久之後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團驟然失勢，李商隱已經難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會昌三年（843），李商隱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討伐藩鎮叛亂時病故。王茂元生前沒有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李商隱的升遷，但他的去世無疑使李商隱的處境更加困難。
李商隱在閒居的幾年裡處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務，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將一些親屬的墳遷回了故鄉的家族墓。這種維護家族榮譽的努力多少使他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從現存的部分詩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隱儘量調整自己的心態，淡化對政治生涯的興趣和期待。他有時從事農耕，聲稱自己「渴然有農夫望歲之志」，模仿陶淵明的風格寫作田園詩歌。不過，紛亂的時局始終吸引着李商隱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鮮明的政治傾向，幾乎無法隱藏。
會昌五年（845）十月，李商隱結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書省。此時，武宗與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關係已經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傳言他是由於長期服用道士進獻的長生丹藥而中毒身亡。經過一系列的宮廷鬥爭，宣宗李忱即位，他反對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厭惡李德裕。因此，幾乎整個會昌六年（846），都持續新一輪政治清洗，曾經權傾一時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擠出權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為首的牛黨新勢力逐漸占據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這一年，李商隱任秘書省正字。35歲的李商隱終於有了兒子（李袞師），他的堂弟李羲叟也在這一年中了進士，這兩個好消息大概只能讓他興奮一時。由於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綱領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綯等人視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黨的勝利。儘管他的職位幾乎低得不值得在權力鬥爭中被排擠，但仍然可以想象他的鬱悶心情。因此，當大中元年（847）桂管觀察使鄭亞邀請他往赴桂林任職時，他幾乎沒有猶豫。
從太和三年（829）受聘於當時的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開始，李商隱多次進入地方官員的運作機構中擔任幕僚的角色。事實上，他身為幕僚的經歷比正式任職於朝廷的時間更長。不過，在宣宗大中元年（847）之前，他似乎一直將這樣的經歷作為過渡。對於在政治上頗有抱負的李商隱來說，這種經驗非常重要，既是他歷練工作能力的過程，也是積累社會關係的途徑。不過，畢竟只是為日後的大展宏圖而進行的準備活動。從時間上看，以往每一次的工作經驗幾乎都在數月之內，變動頻繁，而且一旦有了入朝為官的機會，就會立即辭去幕府的工作。而這一次，李商隱作為鄭亞的幕僚前往桂林時，他也許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仕途已近末路。在之後的10年間，他將在幕府遊歷中逐漸耗盡所有的政治熱情。
大中元年三月，李商隱告別家人，隨鄭亞出發，經過兩個月左右的行程，來到距京城大約5000里以外的南方。鄭亞的這次南遷，是牛黨整肅計劃的一部分。李商隱願意主動跟從一位被貶斥的官員，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黨。另一方面，也顯示對自己的升遷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鄭亞就再次被貶官為循州刺史，李商隱也隨之失去了工作。大中二年秋，他回到京城長安。據說，他在潦倒之際，寫信給故友令狐綯（他已經進入權力的核心）請求幫助，但遭到拒絕，結果只能靠自己考試得到一個盩厔（今陝西省周至縣）縣尉的小職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0年前，他正好也是一個相當的職位（弘農縣尉）。
李商隱擔任盩厔尉時間不長，又被調回帝都。此時，與大中元年他在秘書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職，渺茫的前途，落寞之餘，期盼着出現變化。大中三年九月，李商隱得到武寧節度使盧弘止的邀請，前往徐州任職。盧弘止是一位有能力的節度使，對李商隱也非常欣賞。如果盧的仕途順利，李商隱可能還有最後一次機會。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隱追隨盧弘止僅僅一年多後，盧就於大中五年春天病故。這樣，李商隱不得不再一次另謀生路。
大中五年，李商隱經歷的另一次重大打擊，是他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間病逝。從李商隱的詩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這位出身於富貴家庭的女性，多年來一直盡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於李商隱多年在外遊歷，夫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聚少離多。可以想象，李商隱對於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他仕途上的坎坷，無疑增強了這份歉疚的感情。家庭的巨大變故並沒有給李商隱很長的時間去體驗痛苦。
這年秋天，被任命為西川節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隱發出了邀請，希望他能隨自己去西南邊境的四川任職。李商隱接受了參軍的職位，他在簡單地安排了家裡的事情之後，於十一月入川赴職。他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了四年，大部分時間都鬱鬱寡歡。他曾一度對佛法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他與當地的僧人交往，並捐錢刊印佛經，甚至想過出家。梓幕生活是李商隱宦遊生涯中最平淡穩定的時期，他已經再也無心無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了。
大中九年，柳仲郢被調回京城任職。出於照顧，他給李商隱安排了一個鹽鐵推官的職位，雖然品階低，待遇卻比較豐厚。李商隱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兩到三年，罷職後回到故鄉滎陽閒居。大中十三年秋冬，李商隱在滎陽病故。
李商隱的愛情生活，被許多研究者關注，部分原因在於李商隱以《無題》為代表的詩歌中，表現出一種撲朔迷離而又精緻婉轉的感情，容易被人視為豐富的愛情體驗的表達。
關於李商隱的愛情，猜測的部分遠遠多於有實際證據的，但這並不妨礙人們對此津津樂道，甚至像閱讀偵探小說一樣揣摩分析他的詩文，希冀發現切實的憑據。下面這些女子被認為是與李商隱有過感情糾葛的：
對於李商隱愛情生活的研究，以蘇雪林的《李義山戀愛事跡考》（1927）最為著名。此書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為《玉谿詩謎》。蘇雪林的研究，繼承了程夢星、馮浩等人的成果，拓寬和豐富了這一領域的內容。例如，因她的考證，使得多數人接受了李商隱與女道士的戀愛經歷。不過，蘇雪林的猜測和推理幾乎不加節制，從而構畫出幾段離奇的戀情，包括他曾與宮女偷情。
有人根據李商隱部分詩作的風格，推想他性格內向（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編·第十一章）。這種猜測多少有些武斷。如果從李商隱的另外一些活潑幽默的作品來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現存的資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詩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隱的社交範圍廣泛，他是一個樂於交往而且頗受歡迎的人。
李商隱交往圈裡的人物分為四類：
在李商隱的社交生活中，備受後人關注的，是他與「牛李黨爭」的關係。清代以前的學者普遍認為：李商隱青年時期得到令狐楚的賞識，並有機會跟隨他學習「四六文」（駢體文），應該自然而然成為令狐楚所屬的牛黨。民國以後的學者，雖然對李商隱究竟應該屬於哪個黨派有不同的意見，但也都同意：正是由於李商隱與令狐楚的這一段經歷，使得他一生都被牽累在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中。[8]
李商隱本人可能原想置身於牛李黨爭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詩文中對兩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評。然而，在政治鬥爭中想要保持中立，顯然只能是一廂情願。結果是李商隱兩邊不討好，令狐綯尤其厭惡他，認為他忘恩負義。在令狐綯官居高位後，李商隱曾多次嘗試補救，包括寫了一些詩給令狐綯（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顧念舊情，但令狐綯始終不理睬他。
在這種情況下，李商隱的仕途顯然無法順利，他曾於唐文宗開成四年（839）、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兩入秘書省，但只是短期地擔任過低級官職。李商隱也在基層政府做過小官（開成四年-五年：弘農縣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樣短暫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一些外派官員的幕下供職。事實上，無論是「牛黨」還是「李黨」得勢，李商隱從來沒有機會晉升。他的政治生涯結束於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時他追隨鹽鐵轉運使柳仲郢，擔任鹽鐵推官，當柳被調任兵部尚書時，他也隨即失去工作。在回到家鄉後不久即病故。
在父親去世後，幼年的李商隱陪同母親回到河南故鄉，這裡對於他來說是一個完全陌生而且相當艱苦的環境，沒有家庭或家族的影響力幫助他在成長過程中自然進入一個社交圈。李商隱憑藉才華、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會關係網絡。早在十六歲，他就開始與當地的一些知識分子交往，將自己的作品散發給他們閱讀，獲得了一定的名氣——也許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
認識令狐楚是李商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後來的生活狀態在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令狐楚幫助李商隱進入士大夫的社會階層，同時也使他捲入了黨爭的旋渦[9]。從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開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們一直保持着非常親密的關係。李商隱以謙卑誠懇的態度贏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現這種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際召喚李商隱來到身邊，要求他代為撰寫遺表——這並非普通的遺書，而是要上呈給皇帝的政治遺言。令狐楚本人就是這種文體的高手，而他寧願讓李商隱幫助完成自己一生的總結。另一方面，他們兩人之間又有非常微妙的距離感。李商隱在一些場合稱呼令狐楚為「四丈」，顯得相當親近，但他從不會放鬆到忘記時時表達感激之情的地步。當然，與其說李商隱謹小慎微地保持了距離，倒不如說令狐楚的態度給定了雙方交往的界限。
在與令狐楚交往的過程中，李商隱學會了如何與既有身份又欣賞自己才華的人融洽相處。這樣的人對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樂、老師、長輩、上司、贊助者……簡言之，他們會對其個人仕途和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力。
王茂元是李商隱的岳父。身為邊疆大吏，王茂元聲名顯赫，家境富有。在一些資料中，他被認為是當時「牛李黨爭」中李黨的一員。《舊唐書》和《新唐書》的作者都認為李商隱娶了王茂元的女兒王晏媄，是在令狐楚死後背叛了其所屬的牛黨。但是，近代的一些研究顯示：王茂元的李黨身份並不是那麼確鑿，因為沒有史料證據表明他真正參與了黨爭。另一方面，李商隱除了在王茂元身邊短期擔任過幕僚之外，並沒有因為他的婚姻而獲得更多的政治資本。[10]李商隱在詩文中也流露出，他在經濟和仕途方面，都沒有仰仗岳父的支持。這樣的辯解看起來是有道理的。會昌三年，王茂元在討伐劉稹的戰爭中病故，此時李商隱閒居在家，竟然也都沒有及時趕到岳父身邊。可見雙方的關係並不是非常密切。
鄭亞、盧弘止和柳仲郢三人是李商隱幕府生涯中最重要的三位府主。他們都很欣賞李商隱的才華，並且有限度地幫他爭取利益。
劉蕡是李商隱的政治偶像，他早年在應試的對策文中強烈批評宦官干涉政治的弊端，獲得朝野一致的敬佩，但也因此斷送了仕途。李商隱現存的詩集中，有5首是題名寫給劉蕡的。並很可能於大中二年見過面。[11]
李商隱一直篤信佛教，曾入山與僧人同宿，寓居禪院參禪，路經湖南藥山曾拜訪禪師。[12]851年妻子過世，李商隱深受打擊，自此更崇信佛教。他拜高僧知玄為師，[13]有意為佛經刻石以修行功德，祈求從佛法得到解脫，即使捨身也在所不辭。他感嘆自己浮沉於現實世界，佛教使他反省為愛憎執著的愚蠢。[14]現存李商隱詩歌中，有5%與佛教有關。[15]
與李商隱有關的傳說，散見於後世的史料筆記中。
關於李商隱的墓葬地點，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處位於沁陽市山王莊鎮廟後村，另一處位於滎陽市豫龍鎮苜蓿窪村南。前者是李商隱的原籍所在地，後者是其祖輩遷居所至的家鄉。由於李商隱晚年生活的資料稀少，他死亡和埋葬的地點目前沒有定論。
沁陽李商隱墓的文獻依據是清代康熙年間的《河內縣誌》的古蹟圖和乾隆年間的《河內通志·陵墓》裡的相關內容。《河內縣誌》裡標示出了「李義山墓」的所在地。《河內通志·陵墓》明確記載：「李商隱墓，在府城東。文集內雲祖塋在懷州東郊，今不可考。」
當地政府於1987年1月7日宣布李商隱墓為第二批文物保護單位，並於1998年、2001年兩次對墓地進行了整修。現在的墓冢區四周砌圍牆，整個平面呈方形，邊長9米，周圍以青石砌築平台，台上築盝頂形封丘，前樹墓碑，碑首雕作盤龍，碑身正面正中篆書「唐故李商隱之墓」，碑陰上部刻李商隱生平簡介，下部刻清康熙三十二年《河內縣誌》內的古跡圖。四周鋪設方磚，植松柏。唐代李商隱愛妻《王晏媄墓》埋葬同墓園。
滎陽的李商隱墓一開始為荒冢，距離位於苜蓿灣村南200米左右的農田裡。墓冢高約4.2米，東西長約10.4米，南北寬約10.6米，沒有墓碑，荒冢上遍布枯木和野草。21世紀初，當地政府對李商隱墓進行了整修，並圍繞其修建了李商隱公園。目前為鄭州市和滎陽市的文物保護單位。
李商隱通常被視作唐代後期最傑出的詩人，其詩風受李賀影響頗深，在句法、章法和結構方面則受到杜甫和韓愈的影響。[16]王安石云：「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李調元《雨村詩話》認為：「學杜而處處規，此笨伯也，終身不得升其堂，況入其室。唐人升堂，惟李義山一人而已。」葉紹蘊《石林詩話》云：「唐人學老杜，為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彷彿。」有部分評論家認為，在唐朝的優秀詩人中，他的重要性僅次於杜甫、李白、王維等人。就詩歌風格的獨特性而言，他與其他任何詩人相比都不遜色。讚賞李商隱詩歌和批評他的人，所針對的都是他鮮明的個人風格。
根據劉學鍇、余恕誠的整理研究[17]，李商隱流傳下來的詩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經基本確定了寫作的時間，213首無法歸入具體的年份。此外，還有十來首懷疑是李商隱的詩作，不過證據欠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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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吟詠的題材來看，李商隱的詩歌主要可以分為幾類：
李商隱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絕也有不少傑出的作品。清朝詩人葉燮在《原詩》中評李商隱的七絕「寄託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
李商隱一生糾纏於政治鬥爭，與大量的戀愛痛苦中，養成感傷抑鬱的性格。作品中多諷刺意味，大半借託史事，寄其弔古傷今之意。其愛情詩手腕高妙，嚴肅而不輕薄，清麗而不浮淺，詞藻華麗，並且善於描寫和表現細微的感情，葉嘉瑩認為李義山的詩感受精微銳敏、心意窈眇幽微，足以透出於現實之外而深入於某一屬於心靈之夢幻的境界[18]。
而詩評者大書特書的「晦澀難懂」，可能是因為李商隱的戀愛多半是與女道士、婢女等「不足為外人道」者。李商隱的格律詩繼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傳統，也有部分作品風格與杜甫相似。李商隱的詩經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難懂，而且常常每句都用典故。[19]他在用典上有所獨創，喜用各種象徵、比興手法，有時讀了整首詩也不清楚目的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義，常常不是李商隱在詩中所要表達的意義。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觀認為是詠嫦娥之作，紀昀認為是悼亡之作，有人認為是描寫女道士，甚至認為是詩人自述，眾說紛紜。又有如《錦瑟》的「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有人說是思念自己的青春年華，也有人認為是想念當年與心上人一起歡度的時光，更或者，直觀地思念當年青春的佳人。
李商隱特好用典的作風，也正好讓他形成了作詩的獨特風格。據宋代黃鑑整理的筆記《楊文公談苑》記載，李商隱每作詩，一定要查閱很多書籍，屋子裡到處亂攤，被人比作「獺祭魚」。明王士楨也以玩笑的口吻說：「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批評意見[20]，認為他有時用典太過，犯了晦澀的毛病，使人無法了解他的詩意。魯迅曾說：「玉谿生清詞麗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則為我所不滿。」[21]
李商隱以無題詩著名。根據《李商隱詩歌集解》[17]里所收詩歌的統計，基本可以確認詩人寫作時即以《無題》命名的共有15首：
另有5首在目前通行的詩集中經常被標為「無題」的（五律「幽人不倦賞」、七絕「長眉畫了」、「壽陽公主」、「待得郎來」、「戶外重陰」），經馮浩、紀昀等人考訂，認為多半是由於版本問題而產生的原題丟失情況，並非真正的無題詩。
有些研究者（如楊柳[5]）認為李商隱詩集中部分有題目的詩也應該屬於無題詩一類，理由是這些詩的題目往往是從詩的首句中取前幾字為題（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詩題與內容本身毫無聯繫（如《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這樣的標準來看，李商隱詩集中可以歸入無題詩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說並沒有得到多數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許多人傾向於將《錦瑟》、《碧城三首》、《玉山》等詩與無題詩相提並論，認為它們在寫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過隱晦的筆觸表現一種微妙複雜的感情。事實上，正是這種一言難盡的情形，使得無題詩吸引了眾多的研究者，都試圖對這些詩的真正含義作出解釋。然而沒有一個人的註解能夠非常令人信服的闡明詩中的涵義。
馮浩在《玉谿生詩集箋注》總結了前人關於無題詩的箋注工作，從中可以看出諸家觀點之大不同：「自來解無題諸詩者，或謂其皆屬寓言，或謂其盡賦本事。各持偏見，互持莫決。余細讀全集，乃至實有寄託者多，直做艷情者少，夾在不分，令人迷亂耳。」[22]
施蟄存認為[16]，李商隱的詩的社會意義雖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隱是對後世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因為愛好李商隱詩的人比愛好李、杜、白詩的人更多。在清代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隱的詩作22首，數量僅次於杜甫（38首）、王維（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這個唐詩選本在中國家喻戶曉，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隱在普通民眾中的巨大影響。
晚唐時期，韓偓、吳融和唐彥謙已經開始自覺學習李商隱的詩歌風格。到了宋代，學習李商隱的詩人就更多了。據葉燮說：「宋人七絕，大概學杜甫者什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四。」（《原詩》）北宋初期的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隱，經常互相唱和，追求辭藻華美、對仗工整，並刊行了一部《西崑酬唱集》，被稱為西崑體。在當時頗有影響。此外，王安石對李商隱也評價很高，認為他的一些詩作（如：《杜工部蜀中離席》）「雖老杜無以過也」（《蔡寬夫詩話》）。王安石本人的詩歌風格也明顯受到李商隱的影響。
明朝的詩人從前、後七子到陳子龍、錢謙益、吳偉業，都受到李商隱的影響。清朝喜歡寫艷情詩的人更是專學李商隱的無題詩，例如明末王彥泓的《疑雲集》和《疑雨集》。民國時期鴛鴦蝴蝶派小說中的香艷詩也是受到他的影響。
關於李商隱對後世的影響，可以參看吳調公《李商隱對北宋詩壇的影響》、《李商隱在清代的餘波綺麗》、王玉祥《李商隱對蘇曼殊詩的影響》、王兆陽《論李商隱的詩對詞的獨特風格形成的影響》、劉學鍇《李商隱詩與唐宋婉約詞》等論文。
李商隱的寫作，除詩歌以外的成就被論及得較少。事實上，他是晚唐時期最重要駢體文作家之一。這種文體注重文辭的對偶，並使用大量典故，廣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隱在令狐楚的培養下，成了一位駢體文的專家，為許多官員代筆起草過奏摺、書信等文書。《舊唐書·文苑傳》說李商隱「尤善為誄奠之辭」。由於當時章奏中使用的駢體文，要求詞藻華麗，又要表述準確，因此對於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長寫作駢體文的李商隱，養成了用典的習慣，因此被認為這是他的詩歌中喜歡用典的原因[3]。
李商隱曾將其駢體文作品編訂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根據《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的記載，李商隱的文集，除了自編兩集，還有另外一些。但前述這些文集，都沒有流傳下來。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隱的文章，是朱鶴齡、徐炯、馮浩、錢振倫、錢振常、張采田、岑仲勉、劉學鍇、余恕誠等人，先後從《全唐文》、《文苑英華》、《唐文粹》等書中搜輯、考證而得到的。最新的匯編文集《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劉學鍇、余恕誠，中華書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駢體文，也有少量被稱為「古文」的散體文。
李商隱、段成式、溫庭筠的詩歌由於風格相近，且於家族排輩都為十六，並稱三十六體。
「三十六體」的說法，最早見於《新唐書·文藝下·李商隱傳》：「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而在《舊唐書·文苑下·李商隱傳》中，卻只有「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的說法，沒有視其為一個文體流派。因此，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認為「三十六體」的說法，產生於《新唐書》傳記作者宋祁的誤會。不過，對這一觀點很少有人表示贊同。從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開始，後世多將「三十六體」視為一個確定的概念。《漢語大詞典》、《辭源》、《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等辭典均收入「三十六體」的條目。
對於「三十六體」的內涵，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有認為是指一種詩歌的風格流派，有認為是指駢體文的風格流派，也有認為這種風格既包括詩歌也包括駢體文。更多的時候，人們故意以含糊的態度談論這個名詞。陳冠明分析了歷史上對此的各種觀點，認為「三十六體」是宋祁總結和認定的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三人的駢體文流派。（《「三十六體」：宋祁總結、認定的駢文體派》）
一般來說，中國古代男子的姓從父親那裡繼承，由父親或者其他長輩起名，而字和號則多是男子成年後為自己取的。據現有的資料無法判斷誰為李商隱起的名和字，但「玉谿生」3和「樊南生」兩個號都是李商隱自己取的。
根據黃世中[23]的看法，「商隱」是「商山隱士」的意思，來自「商山四皓」的典故；而「義山」，是指隱居而能行義。
「玉谿」，是今河南濟源境內王屋山下的一條溪谷。據說李商隱青年時代曾在附近修習道術。
「樊南」，指長安（今陝西西安）城南的樊川，景色優美，「自韋曲而南，長渠分注，土壤豐腴，菜圃稻畦，罫紛綺錯，田廬雞犬，恍如江南水村圖畫中。」（傅增湘《秦游日錄》）唐代官僚士大夫喜歡在這一帶購置別墅，遊憩宴樂。李商隱在長安生活期間，有可能常來樊川。
由於李商隱詩意比較隱晦，因此一些李商隱詩的愛好者嘗試着為這些難懂的詩註解。宋代蔡絛《西清詩話》裡提到劉克箋注李商隱詩；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裡提到鄭潛庵編《李商隱詩選》；明代唐覲《延州筆記》裡提到張文亮注過李商隱詩。但這些注本或選本都沒有流傳下來。事實上，在明末之前，李商隱詩的箋注並不算多。金元時期的文學家元好問曾感嘆說：「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明朝末年的道源和尚，也曾為李詩作注，清朝初年，朱鶴齡在道源注本的基礎上，刪去了一小部分，又增補了很多，完成《李義山詩注》三卷。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李商隱詩歌的完整注本。此後又經過陸昆曾（《李義山詩解》）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注》）、屈復（《玉谿生詩意》）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馮浩（《玉谿生詩詳註》）等多人的註解考證，已經能夠對李商隱詩中的典故大致了解，但是對於許多詩的涵義仍然沒有定論。
在文章整理方面，李商隱曾自編《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已不存。清朱鶴齡曾輯錄《文苑英華》等書，編成《李義山文集》，但有明顯的疏漏。清徐樹榖、徐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補充，兩人分擔了箋、注的工作，成書《李義山文集箋注》，是第一個比較完整的注本。之後，馮浩又對《李義山文集箋注》進行考訂改編，著《樊南文集詳註》。錢振論、錢振常兄弟從《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馮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兩百多篇，編成《樊南文集補編》。
^ 註解1： 關於李商隱的生年，一直沒有定論。較具競爭性的觀點有兩種：唐憲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說、唐憲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說。較早系統研究李商隱的清代馮浩（《玉谿生年譜》）提出元和八年說，岑仲勉支持這一說法，他在《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中對三種觀點進行了比較後認為：「在未有新佐證提出之前，仍應推馮說為定案，即生元和八年卒大中十二年，享年四十六歲。」後來多種文學史、唐詩選本、及《辭海》修訂本「李商隱」條目都認同此說。張采田（《玉谿生年譜會箋》）主張元和七年說，得到楊柳（《李商隱評傳》）、黃世中（《李商隱論》）、吳調公（《李商隱研究》）的支持。此外，錢振倫在箋證《樊南文集補編》時，提出元和六年說，主要支持者有董乃斌（《李商隱生年為元和六年說》、《李商隱傳》）。贊同這幾種說法所引用的史料證據，多數來自李商隱自己的詩文敘述，都有互相矛盾的地方，研究者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解釋，使自己的意見顯得更合理一些。到目前為止，沒有一種說法得到壓倒性的公認。
^ 註解2： 如「公先真帝子，我系本王孫。」（《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百歲本無業，陰陰仙李枝。」（《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在《請盧尚書撰李氏仲姊河東裴氏夫人志文狀》一文中，李商隱稱「先君姑臧公以讓弟受封」，自認是北魏時的姑臧侯李承的後代，而李承的曾祖李暠正是唐朝皇族李氏的祖先。在另一首詩中，李商隱用「龍種」來稱呼自己的兒子。（《楊本勝說於長安見小男阿袞》）
^ 註解3： 「谿」和「溪」是異體字。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之前，出現在絕大多數文獻資料里的李商隱的號都是「玉谿生」；而在此之後，開始有人寫成「玉溪生」。這可能與中國大陸的漢字簡化運動有關。兩種用法都曾經出現在現代人寫作的李商隱傳記中。本文統一使用「玉谿生」。
^ 註解4： 五代王定保的著作《唐摭言》中，對唐代科舉中的各種現象有詳細的描寫。考生經常將自己的作品準備很多份，呈送給有影響力的官員或文壇名流。這被稱為「行卷」。有時考生由於擔心送去的作品不會引起注意，會多次遞送，稱為「溫卷」。
^ 註解5： 李商隱在《與陶進士書》中，承認他的中舉是由於令狐綯的推薦：「夏口主舉人（即當年的考官高鍇）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於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善？』綯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為薦托之辭，故夏口與及第。」事實上，當時令狐綯的官職並不高，而令狐楚是朝中的重臣高鍇的做法，除了與令狐綯的關係之外，可能也有討好令狐楚的意思。
2021年3月18日，豆瓣網友發現署名李商隱的五言詩《送母回鄉》實為當代詩人李玉臻所作《暴雨途中二十韻》的截取，而《送母回鄉》原本是另一首五言古詩的標題。該詩作為「李商隱」的作品入選了大量少年兒童詩詞讀本和各種影音課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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