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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文學是對明朝（1368年—1644年）的文學狀態的概括。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漢族封建王朝，同時期也是封建社會沒落，資本主義興起的時期。明朝是中國傳統高雅文學衰落，通俗大眾化文學興盛的時期，其中以「長篇小說」最為輝煌奪目。[1][2][3][4]
文學的發展離不開時代背景，明朝文學也是如此。
明朝朱元璋開國初期，他極力鞏固皇權、強化中央集權，廢除丞相制度和三省制度，建立「吏、戶、禮、兵、刑、工」內閣六部，各部直接對皇帝負責，建立「錦衣衛」（秘密警察制度），秘密逮捕反對者，監視朝中大臣，實行恐怖的特務統治。[5]:176
明朝初年，連年戰亂民不聊生，朱元璋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經濟陸續恢復和發展，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使得商業和手工業迅速崛起。
明朝朱元璋上台以來，實行「愚民政策」，刪除《孟子》一書中的部分「民主」思想章節，大力主張「程朱理學」，中後期，民間思想解放運動興起，王陽明的「心學」大放光芒，王艮、李贄的「左派王學」席捲時代潮流，與官方思想抗衡。[5]:176
明朝社會矛盾有兩條主軸，一是明朝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鬥爭，即「黨爭」，尤其是「東林黨」和「邪黨」之爭，後來又是「復社」和魏忠賢的「閹黨」之爭。[5]:176另一條主軸是民間的階級鬥爭，貪官、宦官腐敗導致了民間群眾的日益不滿和造反起義，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最終推翻了這個沒落王朝。[5]:176
中國各朝代的「小說」發展非常緩慢，直到明朝才壯大成為文學的主流，取代「詩歌」的霸主地位。[5][1][2][3]中國小說最早可於追溯到魏晉時期，宋元話本是小說的興起的前奏，明朝長篇小說主要是「章回體小說」，與世界長篇小說不同，它即豐富了中國文化，也豐富了世界文化。[5]
中國上古神話、傳說和秦漢史學、人物傳記著作為明朝小說的興起奠定了基礎。[1][2][3][4]魏晉志怪、志人小說的誕生，開啟了中國古典小說的開端。[5]
唐朝「唐傳奇」文學的開啟，豐富了古典小說的形式，之前的小說都是片言隻語，取材於神話、傳說，記錄方式是「筆記」、「寓言」，其輪廓簡單、體制短小、形象模糊，只是小說的雛形，並不算真正意義上的小說。[5]唐朝「傳奇」文學的誕生，標誌着小說開始成熟。宋元話本則實現了語言的革新，以前都是文言文，話本更多的是白話。[5]
明朝和清朝長篇章回體小說標誌着中國古典小說走向大繁榮和巔峰，清朝末年民國初年的白話文長篇小說興起，則標誌着古典小說的沒落。[5][1][2][3][4]
中國古典小說分為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通俗小說）。[5]明朝的白話小說空前繁榮，短篇小說集有馮夢龍的《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恆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後世也稱「擬話本小說」，這些作品的出現，標誌着白話短篇小說的繁榮。[5][1][2][3][4]
明朝長篇小說分為四大類：《三國演義》為代表的歷史演義小說；《水滸傳》為代表的英雄傳奇小說；《西遊記》為代表的神話小說；《金瓶梅》為代表的世情小說。其中，《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又被譽為「四大奇書」。[5][1][2][3][4]
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只有一個體制，就是「章回體」，由講史話本演變而來。[5]宋朝話本分為四大類：說經、小說、合生、講史，只有講史發揚光大了。[5]現存宋朝話本有《全相平話五種》、《七國春秋平話》，每次到結束的時候總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引起懸念，吊觀眾胃口。這種形式也被引入到了明朝的長篇小說里。[5]
明朝中期後，章回體小說更加成熟，內容更加擴大，藝術上更加細膩、文采，語言更加口語化、通俗化。[5][6]回目上也由最早的單句到參差不齊的雙句再到對仗工整的雙句，標誌着章回體長篇小說的成熟，其創作特徵主要是：
- 題材奇巧深廣，情節曲折完整。
題材具有傳奇性、偶然性、縱向和橫向範圍很深，寫奇特的事件、傳奇的人物，講述人生和命運。[5]明朝之前的小說一味地追求「離奇」，明朝之後，講究「奇、巧」，把事物的偶然和必然聯繫起來，就更加能吸引觀眾和讀者。[5]小說家也更加注重描寫「社會生活」，小說體現了小說家對於社會生活的深刻體驗，無論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都隱含着明朝社會的方方面面。[5]
明朝小說情節的形式是：組織上以「人」或「事」為線索；情節結構上，有「單線平行」、「雙線平行」或「多線平行」；情節過程更加完整，包括開端、發展、高潮、結局。[5]
- 動態人物刻畫
「以動傳神」是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顯著特徵。人物的刻畫必須要有「言」和「行」，才能生動活潑，即使不寫其姓名，一閱讀對他的言行描述，就可以看出其是「某人」。[5]明朝古典長篇小說的突破就是「心理描寫」，展現了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想法，如《金瓶梅》。[5]
- 語言通俗
明朝長篇小說講究語言通俗，重視口語化，具有明快、洗鍊、幽默、生動、傳神的特徵，這是文言不及的。其次，通俗化的語言更加能烘托氛圍、建立意境。[5]明朝長篇小說並非完全丟掉文言的使用，在《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作品裡，可以看到詩詞或韻文的使用，它們典雅富麗，有文白相間、相映成趣的藝術魅力。[5]
- 藝術手法
明朝長篇小說既有浪漫主義，也有現實主義，並且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代表性作品是浪漫主義長篇小說《西遊記》，現實主義長篇小說《金瓶梅》。[5]
明朝的戲劇分為「雜劇」和「傳奇」。[5][1][2][3][4]明朝雜劇是元朝雜劇的餘波，總體上是在走向衰落；傳奇從宋元南戲上發展而來，到明朝中期進入全盛時期。明朝傳奇代表了明朝戲劇的最高成就。[5][1][2][3][4]
雜劇的全盛時期是元朝，到了明朝是強弩之末，明朝雜劇雖然有劇目500多種，劇本家100多人，但是從數量上和藝術成就上，無法和元朝雜劇企及。[5]
明朝雜劇比元朝雜劇有突破，結構方面，它突破了元朝雜劇「四折一楔子」的體制，明朝雜劇有五折、八折的、一折的等等、體制更加自由；劇目的題名上，有的在第一折之前，有的是「副末開揚」的南戲形式；音樂方面，元朝雜劇只用北方曲調，明朝兼用南、北曲調，演唱方面，元朝雜劇是一人主唱到底，明朝雜劇有對唱、輪唱、合唱。[5]
明朝雜劇分為二個時期，以明武宗正德年間作為分界線。[5]前期是統治階級的附庸，沒有現實內容，純粹歌功頌德，充滿了道德說教，代表性人物是：朱有燉、賈仲明、王子一、劉東生，代表性作品有：《黑旋風仗義疏財》、《關雲長義勇辭金》。第二個時期的明朝雜劇則非常優秀，代表性人物有：康海、王九思、徐渭，康海的《中山狼》、王九思的《杜甫遊春》，借古諷今、鞭撻社會黑暗、抨擊腐敗當局。[5]徐渭的《四聲猿》是明朝雜劇的最高成就，被譽為「明曲第一」，它由四個獨立的劇目組成，《狂鼓吏》（祢衡）、《玉蟬師》（月明和尚度柳翠）、《雌木蘭》（花木蘭）、《女狀元》（黃春桃）。《四聲猿》取自古代巴蜀民謠「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有悲憤、輕禮法、疾世俗的精神，語言豪邁奔放。[5]
明朝傳奇是在南戲的基礎上，吸收北曲雜劇的唱腔形成的，篇幅宏大、題材廣闊、情節曲折、詞采豐富、人物生動；結構上，明朝傳奇分「出」，和雜劇的「折」相同，一般是四五十「出」，或者百多「出」，分上下「本」；音樂上，吸取了雜劇同宮曲子聯套的方式，雜劇唱北曲，南戲唱南曲，但是明朝傳奇是南北曲都唱，同時，傳奇不受雜劇「一折一宮調」的限制，可以「借宮犯調」、「換韻」；表演上，傳奇各種角色都可以唱，演唱方式也豐富。[5][1][2][3][4]
傳奇的出現，標誌着中國古代戲劇的進步和成熟，它占據了明朝和清朝的戲劇舞台，被後人譽為「明清傳奇」。[5][1][2][3][4]
明朝傳奇的分界線是嘉靖時期，前期的傳奇和雜劇一樣，被統治階級用來宣揚禮教、輔助朝綱、文辭典雅，但是脫離社會勞苦大眾，嘉靖之後，傳奇走入民間，進入全盛時期，出現了「三大傳奇」、「三大戲劇流派」。[5]三大傳奇是《寶劍記》、《鳴鳳記》、《浣紗記》。[5]三大戲劇流派是：以湯顯祖為代表是「臨川派」，強調內容、講究文采、反對格律，又名「文采派」；以沈璟為代表的「格律派」，講究格律，有「因律害文」的弊端；以梁辰魚為代表的「崑山派」，講究音韻和語言的通俗，有「詞藻堆砌」的弊端。[5]湯顯祖的傳奇是明朝傳奇的代表，《牡丹亭》是明朝傳奇的最高成就。[5]
明朝的詩歌和文章一同進入了衰落時期，遠比明朝小說、戲劇遜色。[5][1][2][3][4]
明朝初期的元朝遺民宋濂、劉基（劉伯溫）、高啟等，講究現實主義，追求反映社會現實和民生疾苦，成就較高，三人被譽為「明初詩文三大家」。[5]明朝中期的楊士奇、楊榮、楊溥的「台閣體」，詩歌追求歌功頌德、讚美太平盛世，只是富貴地主階級玩弄文字風雅的工具，進入了「形式主義」。[5]明朝末年，于謙、戚繼光、顧炎武、陳子龍、夏完淳等人的詩歌，具有剛健之氣，飽含民生疾苦、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光輝，含有真情實感和時代精神。[5]
明朝的文章成就不高，整個明朝一直陷入了「復古」與「反復古」的爭論，毫無「時代創新精神」。[5][1][2][3][4]明朝的文章模來仿去，一直沒有描寫現實生活，同時缺乏創新精神，給後世文學帶來不利影響，間接促成了清朝「考據派」的興起。[5]明朝的「小品文」發達，代表人物有張岱，同時明朝的山水遊記值得一閱，尤其是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5]
明朝洪武年間道統文學盛行，宋濂、劉基為主要代表。在《文原》一文中，宋濂強調了文章並非是「辭翰之文」，而是道「象」的顯現。其在《白雲稿序》也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7]:296劉基的散文相較於宋濂則更多的體現了傳統儒學中積極的部分，更多的是以故事論說政治，用質樸的語言反映社會的矛盾和問題，並不過於注重文章的文學性[7]:297。
明朝中期「復古派」盛行，李東陽為代表的「茶陵派」，反對「台閣體」，提出復古來改變文風，「詩宗杜甫、文崇韓、柳（韓愈、柳宗元）」，側重形式、追求古雅。[5][8]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前七子」和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提出「詩必盛唐、文必秦漢」的復古主張，取代了「台閣體」的社會地位。[5]以歸有光為代表的「唐宋派」，則推崇唐朝和宋朝的古文，肯定了「唐宋八大家」的地位和貢獻，但是也陷入了「形式主義」，對後世沒有什麼重大影響。[5][9]
明朝中後期，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袁」為代表的「公安派」，反對「貴古賤今」和「模仿古人」，提出文章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給了「復古派」沉重打擊，具有時代進步意義，但是他們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和犧牲精神，只注重形式創新，描寫個人遊歷感受、感情等，不去描述民間勞苦大眾的疾苦，使得題材單薄，內容狹窄。[5]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繼承了公安派的理論，提出「幽深孤峭」的文風觀點，來糾正公安派的「浮淺輕率」弊端，但是矯枉過正，反而更加狹窄，更加沒有時代創新精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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