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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名壽春，字伯苓，以字行，天津人，中國近代教育家、體育活動家、政治家。張伯苓早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航海科，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修高等教育，上海聖約翰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博士[1]。張伯苓是以南開大學、南開中學等為代表的南開系列學校的創始人及校長，亦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創始人和常務委員之一，他還曾擔任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以及考試院行憲後首任院長。
張伯苓於西元1895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曾在北洋水師實習並親歷甲午海戰和北洋水師的覆沒，退役回到天津後轉而興辦教育，適逢天津紳士嚴修倡導興辦新學，聘張伯苓主持嚴氏家塾，此後張一生從事教育事業，創辦南開中學、南開大學等南開系列學校，接辦自貢蜀光中學，從南開派員支援東北大學並義務擔任東北大學校董會委員[2]，參與創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並擔任常務委員。因創辦新式教育，張伯苓被尊稱為「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作為中國奧林匹克運動的先驅，因其領導的南開中學在1908年提出奧運三問而被譽為「中國奧運第一人」[3]。晚年，張伯苓曾介入政治領域，擔任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及考試院院長，同時與蔣中正、周恩來等人交好，在第二次國共內戰結束後一度在海峽兩岸評價兩極化。直至1980年代，海峽兩岸對張伯苓的評價趨於一致：張伯苓不僅是南開的旗幟，也是中國近代教育領域一個頗為獨特的成功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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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時值清光緒二年，張伯苓出生於天津[1]。1882年，張伯苓6歲時入私塾開始讀書[1]。1891年，張伯苓考入北洋水師學堂航海科學習駕駛[6]。報考北洋水師學堂的原因有三，其一，該校為公費，可減輕家庭負擔；其二，海軍為當時新創兵種，天津為港口城市，故海軍在當時被認為前程遠大；其三，張伯苓有從軍報國的志向[6]。
在學習期間，1894年，張伯苓以最優等第一名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與18位完成學業的同學被派往北洋水師實習，隨艦隊參加了甲午戰爭並目睹了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沒[1]。此後，由於無軍艦進行實習，張伯苓只好回到天津的家中等候派遣。1895年9月，張伯苓自北洋水師學堂航海科第五屆畢業[1]。同年冬，張伯苓娶天津宜興埠安氏，但婚後五日，安氏因結核病去世[1]。1896年春，奉父母之命，張伯苓續娶王淑貞，婚後不久即被派赴通濟號練習艦服務[1]。1898年，繼日本之後，英國強租威海衛，清廷派大員乘通濟艦赴山東辦理接收及轉讓手續，張伯苓隨該艦前往。該艦到達威海衛的第一天即降下日本國旗，升起大清的黃龍旗。第二天，又降下大清的黃龍旗，升起英國國旗。張伯苓目睹此次「國幟三易」的接收及轉讓儀式，感覺喪權辱國。自威海衛歸來後，張伯苓認為通過參加海軍報國無望，乃決定退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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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退役回到天津後，適逢天津紳士嚴修倡導興辦新學。1898年，嚴修聘張伯苓主持嚴氏家塾，即「嚴館」。張伯苓在嚴館任教期間，除教學生學習英文、數學及理化外，還提倡體育教育，讓學生學習跳高，在當時屬罕見之舉[7]。1901年，天津紳商王奎章也聘請張伯苓在王氏家塾，即「王館」任教，教育其子侄。此後，張伯苓在「嚴館」、「王館」之間奔波，在兩館的教學方法大體相同，附讀的學生逐年增多，教法及設備尚不完備[1]。同年，嚴修與張伯苓商議創辦蒙養小學堂，第二年擴充後，改名為天津民立第一小學堂[1]。
1903年，嚴修被袁世凱任命為直隸學校司督辦，在嚴修、王奎章的支持下，張伯苓乘暑假赴日本考察教育。1904年5月，張伯苓和嚴修再度赴日本考察，四個月後回國，決定成立中學。他們遂以嚴館、王館為基礎，於1904年10月17日在嚴修家的偏院成立私立中學堂，張伯苓任該學堂監督。該學堂收有原嚴館、王館的學生，並從社會上招收了梅貽琦、金邦正、喻傳鑒等學生。1904年底，按照嚴修的意見，張伯苓將學堂更名為「私立敬業中學堂」，取「肅敬受業」之意。一年之後，因按照清政府的規定，學堂名稱必須表明其資金來源及性質，該學堂又更名為「私立第一中學堂」。後來，天津士紳鄭菊如將自己在天津城南水閘旁的一塊十餘畝的土地捐給私立第一中學堂，以擴建校舍。[1][8][9]1909年，張伯苓在西沽公理會教堂受洗為基督徒[1]。
1911年，清華學校代理總辦范源濂聘請張伯苓到北京出任清華學校教務長，總攬清華學校校務[10]，對清華學校的學生課業進行了改革。由此，張伯苓開始往返於天津、北京兩地，兼顧北京的清華學校與天津的私立第一中學堂。對此張伯苓曾說：「我是個保姆，同時撫養兩個小孩兒。」在清華學校任職約半年後，張伯苓辭去了清華學校教務長一職。此次在清華學校任職期間，張伯苓對清華學校推行的美國教育方式印象深刻，此後他嘗試將美式教育引入私立第一中學堂，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8]。
1911年，直隸提學使傅增湘飭令將天津客籍學堂和長蘆中學堂併入私立第一中學堂[11]。由此，原本撥給前兩所學堂的經費也一併撥給私立第一中學堂。由於接受公款，私立第一中學堂遂更名為「公立南開中學堂」，一是表明資金來源的改變，二是表明學堂的所在地，「南開」二字最初的含義是天津城西南的開窪地的意思[8]。1915年，張伯苓短期代理直隸女子師範學校校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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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張伯苓嘗試創建南開學校的專門部和高等師範班，一年後便宣告失敗[11]。1917年8月，張伯苓自費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研修高等教育[12]，在校期間向約翰·杜威、桑代克、克伯屈等人學習教育學等，並在課餘時間走訪了大學和中小學近50所，特別注意考察私立大學[13]，期間張拜訪了一些教育學家，比如與凱爾·鮑德里教授就中美教育等問題進行討論。[8][9]
1918年冬，張伯苓歸國後，組織南開大學籌備委員會，並為南開大學的籌建而奔走，先後面見傅增湘、梁士詒、曹汝霖、周自齊等政要及學者，商討籌建大學事宜並募集資金[11]。其中，天津籍江蘇督軍李純立遺囑將家產的四分之一捐予南開大學[14]。1919年春，張伯苓主持在南開中學南端空地建設大學部的教室，當年秋季落成[11]。9月5、6日，南開學校大學部舉行大學新生人學考試，25日，在社會賢達捐助的支持下，南開學校大學部正式開校，成為張伯苓辦學生涯的一個里程碑[11]。1921年，南開學校大學部正式更名為「天津私立南開大學」[11]。
1922年，張伯苓多方接觸，以求建設南開大學。1月17日，張伯苓與梁啓超、張君勱、張東蓀等人洽談，擬在南開大學籌建東方文化研究院[15]。3月，張伯苓與哈佛大學洽談援助南開大學工科事宜[15]。同年，中華業餘運動聯合會創立，張伯苓出任會長，一直任至1924年該會同中華體育協會合併成立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被推舉為名譽會長[16][17]。1933年，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張伯苓繼續當選為名譽會長[1]。1935年，該會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取消會長一職，主任幹事改為總幹事，張伯苓繼續擔任負責人[1]。
1923年，南開女子中學開校[1]。1924年2月，張伯苓受邀擔任清華大學籌備顧問[15]。同年，南開大學學生寧恩承在《南大周刊》發表了名為《輪迴教育》的文章，認為當時的教育已陷入一種無法自拔的「輪迴」怪圈[11]。這種教育無法救國，學生的學習無法為社會服務。該文一度令南大師生關係緊張，但在張伯苓的冷處理下漸漸緩和，張伯苓開始反思效仿歐美教育體制的缺點。不久，南開大學教務會議決定，除英文課外，所有課程均改用國語講授[18]。
1926年，張伯苓邀請在美國耶魯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何廉到南開大學任教[19]。何廉接受了張伯苓的聘任邀請，提議設立一個獨立不隸屬於任何學科的研究機構，得到張的支持[19]。1927年9月，在何廉倡議、張伯苓的支持下，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前身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成立，逐漸發展成為公認的民國時期研究中國經濟的權威機構[20]。1928年，成立天津南開小學，由此包括小學、中學、大學的南開系列學校成形。1932年，在張伯苓的支持下，南開大學創辦了應用化學研究所。[8][9][1]
1928年4月，張伯苓由傅恩齡陪同到東北地區多地進行實地考察並獲取了大量基礎資料，隨後派南開大學蔣廷黻等多名學者前往東北地區考察研究，並在三年後形成了《東北地理教本》揭露了日本侵華的動機，被學界認為是1937年南開大學、南開中學遭到日軍轟炸的原因之一[21]。1928年，張伯苓主持制定了《南開大學發展方案》，提出「知中國、服務中國」的辦學宗旨[22]。
1928年12月14日至1929年9月13日，時任南開大學校長的張伯苓遊歷歐美各國，募集辦學經費，並代表中國參加日內瓦世界教育會議[23]。期間，1929年4月時，北京協和醫學院董事會改選，張伯苓受邀擔任校董[24]。1929年6月，張抵達法國後，應法國國家社會與政治委員會之邀，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發表題為《中國之國民教育問題》的演講[23]。
1930年春，實業家章瑞庭將其在天津西郊章氏私立第一小學、章氏私立第二小學兩所學校，交由張伯苓管理，兩校即已成為南開中學的附屬小學[25]。同年，張學良親任校長的東北大學出現了副校長請辭的管理危機，聘任寧恩承擔任東北大學秘書長並代理校長職務，寧幾經請辭留任並得到張伯苓的支持[26]。張伯苓派出南開「四大金剛」之一的孟琴襄到東北大學支援校務管理，並親自義務擔任東北大學委員會委員[2]。
南開大學實行校董事會下的校長負責制。1932年，校董事會的董事為嚴智怡、顏惠慶、陶孟和、胡適、李組紳、李琴湘、卞俶成、王秉喆、丁文江等九人[11]。同年，張伯苓當選斐陶斐勵學會全國總會會長[11]。1933年12月24日，張伯苓列席南開學校召開董事會，商議南開大學接辦海軍醫學院的相關事宜，最終未能成功[27]。
在張伯苓的主持下，南開大學的資產及人才儲備逐漸豐厚[28]。到1934年，整個南開學校的校產總值約為三百多萬銀元，在同期的二十所私立大學中，南開大學接受國家補助的金額僅次於中法大學，排名第二[28]。南開大學接受的社會捐助也位居私立大學前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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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後，華北日益受到日本威脅。1935年，張伯苓親赴重慶考察後，決定在重慶建立南開中學。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南渝中學」，並於同年9月開學，即「重慶南開中學」[1]。抗日戰爭前夕，校長張伯苓因擔心南開大學遭到日軍侵襲、對日軍進行事先防範，在日軍占領天津前，將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遷至重慶南開中學校內忠恕圖書館的底樓，並將南開經濟研究所十餘年的積累的127箱、21,000捲圖書資料、調查研究材料也於日軍炸毀南開大學前裝箱南運，經香港、越南海防等地中轉運抵重慶[29]。
1937年前半年，國民政府已有建設西南基地的構想。當時蔣中正曾有請張伯苓出掌四川大學的設想，但被張伯苓以「在先與嚴范孫先生有誓約，願終身辦理南開」婉拒[30]。7月，張伯苓在川康鹽務管理局局長繆秋傑的力邀下到自貢市考察[31]。7月29日，日軍轟炸南開大學，張伯苓得知後感到震驚，在南京接受記者採訪，包括中央社的記者採訪時，曾直白地表達過：「我自己的事業完了。」[11]30日晨，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王世傑向張伯苓表示慰問並表示:「大變敉平，政府必負責恢復該校舊有規模。」[32][33]30日下午，張伯苓向《中央日報》記者表示已在南京成立南開辦事處，並發表談話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故本人對於此次南開物質上所遭受之損失，絕不掛懷，更當本創校一貫精神，而重為南開樹立一新生命。」[32][34]8月，得知南開大學校舍被日軍炸毀後，自貢市蜀光中學的20多位校董聯名邀請張伯苓接辦蜀光中學並推舉他為曙光中學校董會董事長[31]。張伯苓出任董事長後，令南開「四大金剛」之一的喻傳鑒兼任蜀光中學校長[31]。
1938年1月，教育機構遷至昆明，南開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聯合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張伯苓出任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此外，他還擔任重慶中學校長。同年7月，他出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副議長，積極支持蔣中正[9][35]，多次參與蔣中正針對國民參政會中其它政黨議案的對策[30]。1939年，教育部組織圖書徵集委員會，張伯苓任會長[1]。1940年9月，張伯苓參加第二屆國民參政會，被選為主席團副主席[1]。在國民參政會主持會議時，雖然張伯苓多次申明持有中立立場、不會偏袒，但其難免有時與中共代表意見相左，而會場之中張氏常常難以協調各方矛盾[36]。張伯苓曾談及國民參政會表示：「會上意見不一樣，常常是吵吵鬧鬧，我發表意見，有的參政員不同意。鄧穎超就常反駁我，弄得我挺為難。」[36]他也談及周恩來：「他聽我的發言，同意的就笑眯眯地點頭說：校長講得好。有的時候就笑笑不發言，尊重我，他是我的好學生嘛！」[36]1941年，張伯苓加入國民黨，介紹人為蔣中正[1]。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張伯苓認為美國參戰會加速日本戰敗。而戰後，南開大學將面臨復校天津的問題，但受制於規模，教授人數與戰前相比大為減少，「將來復校必感才荒」，須提前予以謀劃[30]。1942年2月13日，張伯苓拜會蔣介石並就南開復校問題進行了初步溝通。蔣介石仍本着「有中國即有南開」的諾言，同意南開大學復校時，與國立大學同等待遇[30]。2月17日，張伯苓與邱宗岳、陳序經、楊石先、李卓敏、伉乃如五教授在寓所召開了南開復興籌備會，此後半個月內又召開了三次南開復興籌備會，商定了戰後南開大學人才招聘、研究方向和籌集經費等問題[30]。
1940年代，雲南省政府決定修建石屏至佛海鐵路，以連接滇越鐵路[37]。1942年4月28日，雲南省政府建設廳廳長龔仲鈞致函張伯苓擬委請南開大學實地調查研究[38]。張伯苓立即寫信給當時雲南社會賢達繆雲台爭取承接調研活動，並因此獲得資助在南開大學建立了邊疆人文研究室[39]。 1944年，南開建校四十周年暨張伯苓七十歲壽誕之際，各地南開校友為了表達對張伯苓校長的敬意，通過南開校友總會發起了「伯苓四七獎助基金」募捐活動，擬以40和70兩個周年紀念年份之和從社會上募集110萬元捐款，但因社會反響熱烈，最終捐款總數遠超預期，達600餘萬元，創造了當時中國教育捐款的最高新紀錄[40]。同時，國民政府為表彰張伯苓終身從教，授予其一等景星勳章[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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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在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伯苓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六大召開前夕，列入朱家驊與陳立夫聯名向蔣中正推薦的98名「最優秀教授黨員」之一[42]。同年9月，毛澤東、周恩來到津南村寓所看望張伯苓[1]。1946年6月4日，哥倫比亞大學第192次畢業典禮上授予張伯苓名譽博士學位。[8][9]。1947年1月29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校長函告張伯苓，擬授予其名譽法學博士學位[43]。1947年春天，張伯苓回到了天津，天津市各界人士逾3,000人在火車站迎接。8月28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委員會成立，張伯苓擔任委員[43]。1947年11月24日，享有極高威望的張伯苓以132,217張選票[30][44]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天津市代表，據稱其「個人得票之多全國之冠」[30]。當時，南京、平津一度傳出張伯苓預備競選副總統的消息[30]。入選「行憲國大」主席團，在會上支持蔣介石當選總統。1948年5月1日，「行憲國大」一結束，張伯苓就飛往上海出席第七屆全國運動會，擔任裁判主席。1948年5月15日，運動會結束後，張伯苓回天津，南開為他舉行返校節，補祝73歲壽辰。1948年6月，時任考試院長戴季陶再次請辭，蔣介石囑天津市長杜建時轉張伯苓電報一份，敦請張伯苓出任考試院院長，獲監察院投票同意[45]。張伯苓於1948年7月乘飛機飛往南京，出任考試院院長。由於當時的教育部規定，國立大學校長不能同時兼職，但張伯苓在南開的聲望無人能及，南開師生也不願其離職，張氏本人也不願意離開寄託其生命的事業[30]。鑑於此，蔣中正認為可以打破規則，仍以張伯苓為校長，由經濟學家何廉代理校務的方式解決此事，並面告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照辦。但朱家驊對張伯苓的教育理念另有成見，不願張兼任南開校長[30]。曾任南開學校教務主任的時任考試院秘書長雷法章致信黃鈺生，認為南開可以援引蔣中正辭去中央政治大學校長職務後被聘為名譽校長之例解決這一問題。於是，陳序經、黃鈺生等人遂發起挽留張伯苓並請其就任名譽校長的活動[30]。1948年7月，張伯苓到南京就職後，見政治糜爛，心情很不愉快。1948年9月，天津市長杜建時將擬聘張伯苓為國立南開大學名譽校長，改派何廉代理校長一事告知正在北平的蔣中正[30]。1948年10月20日，行政院正式發布張伯苓辭職、由何廉出任南開新校長的命令，並無如前所議張氏轉任名譽校長一事，致何廉給朱家驊寫信抗議，但未獲回應[30]。1948年年末，張伯苓以「體弱需靜養」為藉口，離開了南京的考試院，回到重慶沙坪垻南開中學津南村3號的寓所，深居簡出[1]。
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更替之際，由於張伯苓具有較高的社會威望，國共雙方均在爭取張伯苓。周恩來通過在香港的南開校友王恩東輾轉捎信給張伯苓，並在信中以在南開就讀時的筆名飛飛寫道：「老同學飛飛希望老校長不要動」，請其不要離開中國大陸[46]。11月21日，蔣中正赴津南村3號看望張伯苓，當面提出請前往台灣，張拒絕並請求辭去考試院院長職位[47]。11月23日，蔣經國拜訪張伯苓，敦請他離開重慶。11月27日，蔣經國隨蔣中正訪張伯苓[48]。蔣氏父子再次拜訪張伯苓，請他離開重慶，去台灣或美國；張伯苓婉言謝絕[49]。蔣氏當面許諾：張氏只要走，什麼條件都可以答應[50]。可以在飛機上專設臥鋪，家屬均可隨行[50]。但未獲張伯苓同意[30]。蔣中正飛離重慶後，蔣經國再次催請張伯苓離開重慶：「給先生留下一架飛機，幾時想走就幾時走！」[51]張伯苓終以「不願離開南開學校，更不想離開祖國」為詞婉拒[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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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拒絕蔣中正的赴台邀請而留在中國大陸後，在政治上開始遭到冷遇。由於受到周恩來的庇護，張伯苓未像其他舊軍政要員一樣受到清算和審判[4]。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重慶，重慶政權更替。12月，張伯苓讓教導主任編造清冊、核查清算學校財產，把私立重慶南開中學、小學及幼兒園等學校捐給了重慶軍事管制委員會，而天津地區的南開大學等南開系列學校也相繼收歸國有[52]。
1950年初，居住在重慶南開中學津南村的張伯苓受到了重慶軍管會的壓力。1950年3月，張伯苓給周恩來寫信表達了想回到天津居住的北歸心情，周恩來批示「允其北歸」[47]。5月4日，在周恩來關照下，張伯苓和夫人得以離開重慶津南村居所，搭乘軍用運輸機先行飛抵北京，周恩來和傅作義親往機場迎接[47]。在北京的數月內，張伯苓夫婦一直住在傅作義的一處私人住宅內[47]。張伯苓次子張錫羊要求張伯苓「為了南開，為了家人」寫個擁護新政權的表態材料，張氏則以要對中共新政權再看一看，他不同意「才和蔣先生分手就和共產黨一樣罵蔣先生」，「需要多想一想」，此舉成為此後張伯苓在南開學校受到冷遇的原因之一[30]。
1950年暑期，張伯苓希望回天津到南開大學暫住一段時間，特意徵求中共南開大學黨支部意見，但未得到任何答覆[53]。9月15日，張伯苓啟程回津，臨行前一天，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為其餞行。張伯苓將嚴修的照片贈予周恩來，周表示：「我在歐洲時，有人勸嚴老先生說，不要幫助周恩來了，他參加了共產黨，老先生說，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說出這種話，我很感激。」了解到張伯苓回到天津後可能受到天津當局的壓力，當即表示將寫信告知天津市政府具體情況[49]。回到天津後，張氏一家人先後落腳南海路和寧家大樓，在南海路時曾被天津的警察監視，直到周恩來的信送達後才撤掉警察[49]。張氏一家在寧家大樓住了很短一段時間，就又搬去大理道37號盧木齋之子盧開源的私宅[49]。10月，南開學校校慶來臨之際，張伯苓前去參加有關慶祝活動，但南開中學當局不允許他進入校園，而南開大學也只安排他在相關活動中坐在一般席位，未給予其禮遇[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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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14日，農曆正月初九，盧木齋之子盧開源來看望張伯苓，告訴張氏北京方面準備請張伯苓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49]。張很高興，下午6點多親自送盧到戶外，當天天氣很冷，晚間張伯苓突患腦栓塞，延至23日病逝，享年75歲[9]。在張伯苓生命垂危之際，南開校友會會長閻子亨提議代張伯苓立遺囑。黃鈺生獲大家公推代筆，遺囑經黃鈺生草就之後，由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清常潤色並定稿。遺囑全文如下[4]：
一八九七年，余憤於帝國主義之侵略，因嚴范孫先生之啟發，從事教育，五十年來，矢志未渝。凡余所致力而未逮之科學教育、健康教育、愛國教育，以允公允能，日新月異，與我同學共勉者，今將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付諸實施。余所嘗效力之南開大學、南開中學、重慶南開中學，在人民政府之下，亦將積極改造，迅速發展。今日之人民政府為中國前所未有之廉潔良好政府，其發展生產、友好蘇聯之政策，實為高瞻遠矚，英明正確之政策。凡我友好同學，尤宜竭盡所能，合群團結，為公為國，擁護人民改府，以建設富強康樂之新中國。無限光明遠景，余將含笑待之。友好同學，務共努力。
1951年2月24日，周恩來到天津出席志願軍第20兵團的軍事會議，一到天津就來到張伯苓的家弔唁、敬送花圈，緞帶上寫着:「伯苓師千古！學生周恩來敬輓」[47]。2月26日，《天津日報》以「前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病逝，遺囑友好同學擁護人民政府」為題刊登了一則簡訊外，此後數十年中，中國大陸報刊對張伯苓幾乎毫無報道。張伯苓逝世後，南開學校校友、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弔唁了張伯苓[4]，對張伯苓的評價提出「看一個人應當依據他的歷史背景和條件，萬不可用現在的標準去評論過去的人。張校長在他的一生中是進步的、愛國的，他辦教育是有成績的，有功於人民的。人民政府對張校長十分關心，對他寄予希望。他突然去世，十分可惜。」，但大多數人受到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仍在觀望，怕受株連[54]。
當時，台灣方面對張伯苓的逝世也頗為關注，流傳着另外一個版本的張伯苓遺囑，但被張伯苓長子張希陸證實為假託之名偽造[51]。1951年2月27日，得知張伯苓病逝的蔣中正在其日記中寫下了「痛悼無已」的字句[30]。同年3月31日，南開旅臺校友會與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等團體在臺北的北一女中為張伯苓舉行了隆重的公祭典禮，由蔣中正親臨主祭，並親寫輓聯「守正不屈，多士所宗」；王寵惠、陳誠、王世傑、張厲生、章嘉等張氏的好友皆參加典禮[30][55][56]。
與台灣方面的隆重悼念不同，4月8日，天津南開女中禮堂舉行了小規模的張伯苓追悼會，不熱烈也不悲壯，反而十分零落冷清，由於沒有向社會披露，以致很少有人知曉[54]。追悼會在南開大學教授司徒月蘭的鋼琴聲中開始，南開校友、追悼會主席閻子亨宣讀了張氏遺囑。黃鈺生致悼詞，喻傳鑒、李燭塵、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陶孟和、楊石先先後發言追思[54]。一年後，喻傳鑒在重慶主持召開了張伯苓追悼會，同樣冷清[54]。由於張伯苓生前曾有「願故後埋葬在南開大學校園內」的遺願，因此，第一場天津的追悼會結束後部分人就此事進行了討論[54]。最終，中共南開大學黨支部表示，現在南大的同學與張伯苓的關係不深，同學們認為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張伯苓的，因此最好不要葬於南大[54]。因此，張伯苓逝世後先葬於天津吳家窯地區的永安公墓，後因該地建設遷至天津東郊楊家台祖墳，1962年張伯苓夫人逝世後，二人合葬於天津北倉第一公墓[54]。1975年火化後，兩人骨灰置於長子張希陸北京的家中。1979年在天津水上公園烈士陵園舉行了張伯苓的骨灰安放儀式，後遷再次至北倉烈士陵園[54]。最終，在官方對張伯苓重新給予極高的評價後，1989年10月16日，張伯苓及夫人的骨灰遷至南開大學中心花園，安放於張伯苓銅像下方[57]。
改革開放後，政治運動趨於緩和，張伯苓在中國大陸的禁忌與敏感被打破，對張伯苓的紀念和研究也逐步興起，21世紀後則逐漸升溫，已經成為近代教育領域的研究熱點[58]。目前，每年南開大學都會在清明節前夕組織進行紀念活動。
張伯苓是中國近代重要的教育家，先後創辦私立南開中學（今天津市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今天津市第二南開學校）、南開小學、重慶南開中學、重慶南開臨時小學等，接辦了自貢蜀光中學，形成了南開系列學校。除創辦和管理南開系列學校外，張伯苓還曾兼職參與管理其他學校，如曾擔任清華學校教務長[1]、清華學校大學部（今清華大學）籌備顧問[15]，代理直隸女子師範學校校長[1]，受聘任齊魯大學董事長[1]、中山大學籌委會委員[1]、北京協和醫學院董事[24]，接管章瑞庭創辦的章氏私立小學兩所[25]，擔任東北大學校董會委員、派員支持東北大學管理[26][2]，參與創辦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並擔任常務委員等。雖然在南開系列學校任校長期間，張伯苓曾兼職或代理管理過其他學校，但始終拒絕離開南開學校而專職擔任其他學校校長職務。如蔣中正曾希望張伯苓任四川大學校長，被張以「在先與嚴范孫先生有誓約，願終身辦理南開」的理由婉拒[30]。張伯苓一生專注興辦教育，有豐富的教育實踐經驗，形成了系統化的教育思想。在辦學過程中張伯苓堅持愛國主義辦學思想和實踐，強調德、智、體、美四育並進，張伯苓在中國近現代教育發展進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與作用，21世紀後，學術界對張伯苓教育思想的研究逐步升溫[58]，逐漸成為學術界對教育領域研究的熱點[59][60][61]。
南開學校創辦之初，南開「校父」嚴修即提出了「尚公」「尚能」的主張，張伯苓亦在多次演講中提倡，並在辦學過程中始終堅持公、能兩個維度的教育[62]。1934年，在南開學校創辦30周年校慶紀念會上，張伯苓正式宣布以「允公允能」作為南開學校的校訓，意在培養學生既有「愛國愛群之公德」，又有「服務社會之能力」[63]。後來，又將1919年創作的南開校歌中的「月異日新」吸納進來，擴充為「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八字校訓，又被稱為「公能」校訓[63]。張伯苓自己對公能校訓的解釋是：「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過是本位主義而已，算不得什麼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遠矚，正己教人，發揚集體的愛國思想，消滅自私的本位主義。」[64]「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設現代化國家，要有現代化的科學才能，而南開學校的教育目的，就在於培養有現代化才能的學生，不僅要求具備現代化的理論才能，而且要具有實際工作的能力。」[64]「所謂日新月異，不但每個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為新事物的創始者；不但要能趕上新時代，而且要能走在時代的前列。」[64]
學者認為張伯苓所提出的「允公允能，日新月異」 的教育理念是以中國傳統為本，融合中西價值觀解決中國大學發展實際問題的過程中所誕生的南開精神，是對中西文化的選擇與融合[65]。「公能」校訓作既是對於教育本質的探索，也是對教育方法的把握[62]。
張伯苓的德育思想及其實踐在中國近現代德育思想史上具有獨特地位[60]。
張伯苓提出「以德育為萬事之本」，強調「教育範圍，絕不可僅限於書本教育、知識教育，而應特別注重於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因此，德育思想在其整個教育思想體系中具有核心性的地位[60]。
在張伯苓的德育思想中，德育目標確定的立足點是如何「醫治」當時中國的「愚」、「弱」、「貧」、「散」、「私」五大弊病[60]。張伯苓認為，「上述五病，實為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苓有見及此，深感國家缺乏積極奮發、振作有為之人才，故追隨嚴范孫先生，倡導教育救國，創辦南開學校。其消極目的，在矯正上述民族之病；其積極目的，為培養救國建國人才，以雪國恥，以圖自強。」[66]而五種弊病中，張伯苓認為「私是五大魔之首」，因此，他提出了德育的目標，即「培養學生愛國愛群之公德，與夫服務社會之能力」，造就具有「現代能力」的人才[66]。
在愛國愛群的公德教育實踐方面，1935年9月17日，南開學校舉辦新學年始業式正逢日軍從東北向華北入侵之際，張伯苓發表了《認識環境，努力去干！》的演說，提出「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願意中國好嗎？」，令南開大學新老同學自省[67]。這在日後被稱為張伯苓的「愛國三問」[67]。
張伯苓認為學校體育教育對個人身心發展、民族復興、國家繁榮的重要意義，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開創性，對中國近代學校體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61]。他認為，造成中國近代落後的原因有多個方面，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弱」：「重文輕武，鄙視勞動。鴉片之毒流行，早婚之害未除。因之民族體魄衰弱，民族志氣消沉。」[66] 因此，他認為「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66] 。張伯苓認為，學校體育是學校教育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學校的領導者應當高度重視學校體育，他指出：「教育里沒有了體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覺得體育比什麼都重要。我覺得不懂體育的，不應該當校長。」[66]
在實踐方面，時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曾在1947年撰寫的《教育家張伯苓》[68]一文中寫道：「除了教會學校外，體育辦得最好、最出名的是南開學校。南開學生在華北、全國及遠東奧林匹克體育運動會上都獲得過獎牌。自1910年起，所有的重要運動會都聘請張伯苓為總裁判。」[69]1907年10月24日，天津青年會第5屆學校運動會閉幕，在頒獎儀式上，張伯苓以奧林匹克為題，發表演說稱：此次運動會的成功，使我對吾國選手不久將參加奧運會充滿希望[3]。同時，他還建議中國籌建奧運會代表隊，爭取及早參加奧運會[3]。1908年8月，張伯苓奉派赴美國華盛頓參加第四次世界漁業大會[1]。會後，他順道考察了歐美教育，並觀看了當時英國倫敦正在舉辦的第四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3]。1932年，當時的滿洲國政府要求東北大學體育系的劉長春代表滿洲國參加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劉長春則在《大公報》發表聲明作為中國人決不代表滿洲國參賽。當年，中國政府沒有參賽計劃，張伯苓則直接向洛杉磯奧組委發送緊急電報為劉長春報名，促成了中國人的第一次參加奧運會[70]。
2019年7月，南開大學舉辦了「張伯苓體育思想研究」的討論會和「以體育人」張伯苓體育思想高峰論壇，以紀念張伯苓的體育思想與實踐[71]。
張伯苓的大學管理思想體現於近代南開大學創辦的實踐[59]，經濟學家何廉曾評價：「張伯苓是出類拔萃的創業人才與管理專家」[19]。「私立非私有」的理念是張伯苓大學管理思想形成並不斷深化的基礎，張伯苓治理學校期間，為學校募款數百萬元，南開教授的工薪一漲再漲，最高的已達月300元，但張伯苓的工資卻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7]。張伯苓大學組織管理思想的基本價值是民主治校、校務公開；在教師管理思想上，張伯苓提倡大師辦學、尊重教師；學生管理思想的目標追求是自覺自治、全面發展[59]。
在教育經費籌措方面，張伯苓具有極強的社會活動和動員能力，自創辦之初至1927年，私立南開大學的辦學經費主要靠張伯苓向個人、非政府組織募集的捐贈，來自南洋煙草公司、譚真工廠、徐世昌、李秀山、王仲希、蔡虎臣、袁伯森、閻錫山、陳光遠、黎元洪、李炳麟、嚴范孫、梁士詒、周自齊、王占元、沈慶輝、李組紳、袁述之、靳雲鵬、許靜仁、金伯平、丁美英、施雷德、何慶成、盧木齋、李興臣等個人、非政府捐款1274183元，所占比例為84.11%；洛克菲勒基金會、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共捐款220864元，占14.57%[28]。由於張伯苓辦學經費的募捐的對象包括軍閥及政客，也遭到當時青年學生等質疑[72]。張伯苓則認為自己所做的是進步的事業，沒有錯誤，那些富翁之錢是盤剝搜刮人民的，將其引入教育事業是有益的，因此大度而生動地回應：「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72]
在抗日戰爭結束後，私立南開大學進入國立化進程，張伯苓圍繞辦學自主權與資源獲取與國民政府展開博弈，一方面順應形勢，拉攏蔣中正、積極參與政治、調整辦學理念。另一方面，則堅持南開大學的私立屬性[28]。
張伯苓去世後，因其曾在中華民國政府任職及與蔣中正私交等緣故，海峽兩岸對其評價一度兩極化[4]。台灣方面，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南開校友以紀念集、悼文、傳記和專著等紀念張伯苓辦學功績，每逢張伯苓逢十誕辰舉行紀念活動；中國大陸方面，在改革開放前，張伯苓的名字一度成為禁忌。隨着中國大陸政治運動不斷，南開大學各院系批判張伯苓的調門日益高漲，稱其「公、能教育旨在升官發財，為蔣中正服務」、「其辦學是搞改良主義」等[4]。更有甚者，南開大學的教師曾被要求逐一表態，即便曾與張伯苓共事的南開老教工發出反對批判張伯苓的「不和諧之聲」也被淹沒。1960年南開大學校方編印的《南開大學校史》對張伯苓予以全面否定[4]。直至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官方重新評價並肯定張伯苓，海峽兩岸對張伯苓的評價趨於一致：張伯苓不僅是南開的旗幟，也是中國近代教育領域一個頗為獨特的成功者[4]。
20世紀50年代初，私立天津南開中學、私立天津南開女中、私立重慶南開中學均被政府收管，分別更名為天津市立第十五中學、天津市立第七女子中學和重慶市立第三中學，數字序列的校名取代原有「南開」字樣的校牌。南開系列學校內均不再出現張伯苓的印跡。南開校歌、青蓮紫校色、「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與張伯苓一度成為「舊南開」象徵，被刻意淡化處理。南開學校官方凡談及南開校史都不再提及張伯苓，只有嚴修一人創辦南開[73]。
1952年，經過院系調整的南開大學召開了新南開大學成立大會，違背了張伯苓建設文、理、工、商四科多元、協調、互補的綜合性大學的辦學規劃，一度萎縮成了僅有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哲學、中文、歷史、外文、經濟9個系的文理科大學[11]。
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踏平了張伯苓夫婦的墓地，砸毀了墓碑。張家後人揀出屍骨火化，將骨灰只能放在家中壁櫥內。曾任全國政協常委的張伯苓孫女張媛貞悲嘆：「從那時起我的祖父母就死無葬身之地了。」[73]
1975年4月5日，蔣中正去世當天清晨，曾向蔣經國過問張伯苓的百年誕辰相關事宜[74]。當天，張伯苓百歲冥誕紀念茶會於臺北的中山堂舉辦，時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以及時任副總統嚴家淦、南開旅臺校友及師長等各界500餘人親自出席茶會，時任總統的蔣中正則特頒「碩學高風」匾額。蔣經國在會中讚揚張伯苓一生為國育才，對中國教育界貢獻極大，並表示張伯苓「非但是南開大學的校長，更可以說是全國學校的校長」[75]。
1979年10月15日，天津市舉行張伯苓骨灰安放儀式，全國政協、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天津市委和市革命委員會送了花圈。1981年，南開大學的哲學社會科學刊物《南開學報》（第1期）刊發《愛國的教育家張伯苓》長篇學術論文，這是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後最早最全面論述張伯苓創辦南開及其教育思想歷史貢獻的文章[51]。同年，《新華文摘》第5期轉載了這篇文章。
1986年4月5日，全國政協和國家教育委員會經中共中央批准，在南開大學召開張伯苓誕辰110周年紀念大會，是中國大陸官方首次大規模舉辦張伯苓紀念活動。周恩來夫人、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以學生的名義為紀念會敬獻緞帶寫着「深切緬懷張伯苓校長」的花籃，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李鵬發表題為《紀念愛國教育家張伯苓先生》的講話[76]，給予張伯苓極高的評價[7]。
2004年，南開學校建校100周年之際，多部紀念張伯苓的圖書出版，中國中央電視台拍攝播出了電視劇《張伯苓》[77]。
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之際，因張伯苓在中國最早倡導奧林匹克，因而掀起了一陣紀念張伯苓與奧林匹克運動的熱潮。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雅克·羅格為《中國奧運先驅張伯苓》一書所作的序言中寫道：「這個首次在北京舉辦的盛會，將圓一個中國人——張伯苓先生一個世紀以前表達的夢想，那就是看到他的祖國成為奧林匹克事業的一部分。」 [78]
2019年，南開大學建校100周年之際，再次出現紀念張伯苓的熱潮，《別有中國》等多部紀念張伯苓的圖書出版和再版，中央電視台和天津廣播電視台聯合拍攝了紀錄片《有個學校叫南開》[79]。
1946年，在美國的燕京大學前校長、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副大使恆安石的父親恆慕義以及哈佛大學、加州大學、辛辛那提大學、芝加哥大學等校的多位教授撰文紀念張伯苓七十誕辰，編纂成文集《另一個中國》（There Is Another China），其中也收入了胡適寫的《教育家張伯苓》，司徒雷登為該書撰寫了導言。1948年，該書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68]。2019年4月，南開大學翻譯並出版了該書的中文版，中文譯名定為《別有中華：張伯苓七十壽誕紀念文集》，中文版除對原文內容作注釋、補充作者情況簡介外，並附1948至1949年的英文書評7篇[80]。
在專著方面，研究張伯苓教育思想的專家梁吉生先後出版了《張伯苓年譜長編》、《張伯苓私檔全宗》、《張伯苓的大學理念》、《張伯苓畫傳》與《張伯苓教育智慧格言》，較為系統且全面地闡述了張伯苓的教育思想，引起學界極大的反響和共鳴[58]。1984年，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伯苓教育言論選集》，是張伯苓教育思想言論和著述的彙輯[81]。2007年12月和2008年7月，北京奧運會前夕，人民出版社先後出版了《中國奧運先驅張伯苓》[82]《中國奧運第一人：張伯苓的故事》[3]，肯定了張伯苓在興辦教育的同時倡導奧林匹克運動、追求奧林匹克理念的實踐。其中，梁吉生主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張伯苓年譜長編》，全面、客觀、學術性地展現了張伯苓的一生，被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列為為「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83]。
2016年4月，張伯苓三子張錫祚寫於1963年的《四十三年回憶錄——故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傳》在南開大學檔案館、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共同整理、校注後以《先父張伯苓先生傳略》的書名由南開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84]，從家人的角度敘述了近距離觀察到的張伯苓的思想與行為，為研究張伯苓教育思想的學者提供了另一個的視角。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相繼出版了《巍巍我南開大校長：紀念張伯苓先生》，收錄了南開系列學校發展中的親歷者撰寫的近六十篇紀念張伯苓先生的文章，回顧了張伯苓先生對南開的歷史貢獻。此外，學者周利成出版的《張伯苓全集（全10卷）》、唐瀾波出版的《中國教育大家、愛國教育家：張伯苓》等專著[58]。
南開大學、天津市南開中學、重慶南開中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舊址等校園內均設立有張伯苓雕像以資紀念。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均有以張伯苓命名的伯苓樓。1999年，南開大學校園內建成伯苓樓，天津市南開中學將校內建於1906年的東樓更名為「伯苓樓」[85]。2004年10月，天津市南開中學前的翔宇公園內興建了嚴修、張伯苓和周恩來三座銅像[86]，同年，自貢曙光中學建造了伯苓亭[87]。2013年10月16日，天津市南開中學校園內由校友捐建的嚴修、張伯苓兩座銅像落成[88]。
2005年8月，電視劇《張伯苓》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77]。2017年，歷史人文紀錄片《有個學校叫南開》在中央電視台、天津電視台先後播出[79]。
張伯苓祖父張虔，國學生，因屢試不第而致瘋狂病逝，享年38歲[1]。張伯苓父親張雲藻，字久庵，為獨生子，早年考科舉不中，但酷愛音樂及騎射，家人便依其愛好，延聘名樂師教授[90]，其精通各種樂器，尤擅彈奏琵琶，天津人稱「琵琶張」[1]，家道中落，在幾處塾館教書為生。張久庵年輕時先娶妻胡氏，病故。續娶楊氏，張久庵43歲時得子張伯苓[90]。
胞弟張彭春，字仲述[91]，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曾在南開大學、清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任教[10]。
張伯苓1895年曾娶宜興埠安氏，但婚後5日，安氏因肺結核去世[1]。次年，張續娶王淑貞為妻，一般被稱為王夫人。二人共計生育七個兒子、一個女兒，但是最後只有四個兒子長大成人[5]。除四子死於抗日戰爭時期外，其餘三子均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受迫害[92][5]。張伯苓曾言「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財」，日後被總結為張氏家訓[93]。
張伯苓長子張希陸，原名張錫祿，生於1901年，數學家，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以致晚年臥病在床，1988年辭世[92]。次子張錫羊，出生於1907年，商人，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去世[5]。三子張錫祚，生於1908年，會計，文化大革命時身受迫害，於1976年前後去世[5]。四子張錫祜，生於1913年，運動員，1937年，前往轟炸日軍出雲號裝甲巡洋艦時，在江西南昌墜機殉國[5]。
張伯苓嫡孫張元龍，生於1948年，張錫祚之子，曾任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聯會長[94]。張伯苓孫女張媛貞，曾任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江蘇省委副主委、江蘇省政協副秘書長、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2020年1月8日在南京病逝[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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