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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烏托邦（英語：Dystopia，來自古希臘語 δυσ (dus)，意即：「壞的」,和 τόπος (tópos)，意即：「地方」）用於描述一種想象中的極端糟糕且可怕的社會。[1][2]亦常被認為是烏托邦的反義詞。烏托邦一詞由托馬斯·莫爾在1516年所提出，用以形容一個低犯罪率，低暴力和幾乎沒有貧窮的理想社會。關於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關係並非完全對立，因為在烏托邦中的元素時常出現在反烏托邦，同樣地，在反烏托邦中也有烏托邦的元素。[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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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烏托邦通常具有恐懼或痛苦特徵，[6]如暴君統治、環境災難，[7]或其他與社會災難性衰落為特徵。
典型的反烏托邦社會主題包括：通過使用宣傳、重度審查信息或否認自由思想、崇拜不可實現的目標、完全失去個性，以及強制遵從等手段完全控制社會中的人民。[8]儘管存在某些重疊，反烏托邦小說與末日小說有所不同，而一個不受歡迎的社會未必是反烏托邦的。
反烏托邦社會出現在許多虛構作品和藝術表現中，特別是在設定在未來的故事中。著名的例子包括喬治·奧威爾發表於1949年的《一九八四》。其他著名的例子包括奧爾德斯·赫胥黎發表於1932年的《美麗新世界》以及雷·布雷德伯里發表於1953年的《華氏451度》。反烏托邦社會出現在許多小說亞類中，並經常用來關注社會、環境、政治、經濟、宗教、心理學、倫理學、科學或技術。一些作者使用這個術語來指稱現有社會，其中許多是或曾經是極權主義國家或處於崩潰狀態的社會。反烏托邦通常通過誇張的最壞情景對當前趨勢、社會規範或政治體制提出批評。[9]
一些架空歷史作品的亞類，例如軸心國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或者描述在歷史轉折點中代表壓制社會一方獲勝的架空歷史作品也可以作為反烏托邦。例如，2004年的偽紀錄片《CSA：美利堅聯盟國》和本·溫特斯的《地下航線》，後者描繪了美國至今仍在實施奴隸制，通過互聯網進行「電子奴隸拍賣」，奴隸由植入在他們脊柱中的電子設備控制；或其中20世紀的英國被天主教神權統治，宗教裁判所積極折磨和焚燒「異教徒」的《帕凡舞》。
一些學者，例如格雷戈里·克拉埃斯和萊曼·陶爾·薩金特，對反烏托邦的典型同義詞進行了一些區分。例如，克萊斯和薩金特將文學反烏托邦定義為想象出的社會，實質上比作家所寫的社會更糟糕。其中一些是反烏托邦，批評試圖實現各種烏托邦概念的企圖。在對這個概念的文學和現實表達最全面的處理中，格雷戈里·克拉埃斯的《反烏托邦：自然史》（英語：Dystopia: A Natural History）提供了一個歷史的方法來闡述這些定義。這本書將這一傳統追溯到了對法國大革命的早期反應，並強調了反烏托邦作品通常反對集體主義的特點。這本書還追溯了其他主題的添加，包括科學技術、社會不平等、公司獨裁和核戰爭的危險。這裡還倡導了一種心理學方法，將恐懼原則與君主專制形式的統治聯繫起來，這是從政治思想史中繼承下來的，還引入了群體心理學作為理解烏托邦和反烏托邦之間關係的手段。
安德魯·諾頓-施瓦茨巴德（英語：Andrew Norton Schwartzbard）認為，「在「反烏托邦」這個概念出現之前，但丁的《地獄篇》實際上包含了這一流派所關聯的大部分典型特徵——即使與現代反烏托邦小說將情節設定於現實世界的未來中不同，《地獄篇》將情節設定在了宗教框架下。」同樣地，維森特·安格洛蒂（英語：Vicente Angeloti）評論說：「喬治·奧威爾的標誌性短語，『靴子踩在人類的臉上——永遠』，恰如但丁地獄居民的情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但丁著名的銘文『凡是進入此地者，一切希望都應放棄』，如果放置在奧威爾的友愛部和其惡名昭彰的『101號房間』的入口處同樣合適。」
反烏托邦（Dystopia）是基於烏托邦（Utopia）所創造出的詞語。追根溯源，它的古希臘語 δυσ τόπος意指「不好的地方」。
1818年，英國哲學家、法學家和社會改革家傑里米·邊沁，使用了Cacotopia（最糟政府所在的假想之地）這個詞[10]。
根據牛津英語詞典的記載，已知最早使用 Dystopia 一詞的，是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於1868年在英國下議院前的演講。密爾指責了政府的愛爾蘭土地政策：「稱它們爲烏托邦式的或許太過褒揚，它們更應被稱作反烏托邦式（Dys-topians，或 Caco-topians）。通常稱之爲烏托邦式的是某些太過美好而難以實現事情，但它們則顯得更傾向於太過糟糕而不可行」[11][1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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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徵包括：
- 表面看來是公平有序、沒有貧困和紛爭的理想社會，實際是受到全方位管控只有自由的外表，但人的尊嚴和人性受到否定
- 肅清。領導者用宣傳對國民洗腦，統治者強行將自己的體制描述成美好，異見人士被制裁並排除在社會之外
- 剝奪言論自由。將所謂對社會有害的出版物沒收、焚書
- 社會不公。在社會承認的市民階層以下，有不被當人的貧困階級和賤民存在，事實上是貧富兩極的社會
- 爲了根除市民社會的貧困，用社會體制將極端貧困者強制隔離或掩蓋起來
- 生活在社會體制內的市民階級，由體制根據血統DNA之類進行管控
- 生育管制。爲強制進行人口調整，市民的家庭、戀愛、性行爲、妊娠、産子等都由社會管控
- 通過愚民政策，完全遮蔽以上負面資訊，或者市民階層將這些弊端視爲理所當然並自然而然予以接受
一些作品中的反烏托邦社會表面上充滿和平，但內在卻充斥着無法控制的各種弊病，如階級矛盾、資源緊缺、犯罪、迫害等，刻畫出一個令人絕望的未來。這一類小說通常是敘述人類科技的泛濫，在表面上提高人類的生活水平，但本質上掩飾着虛弱空洞的精神世界。可能的世界觀設定有：人類喪失自由、物質浪費蔓延、道德淪喪、民主受壓迫（或以另類方法製造「民主」）、階級壁壘森嚴、自殺風氣橫行等等。故事表達的方法主要是透過一些變數，如人工智能背叛人類，「野人」被帶進文化世界等，令主角明白到人類文明已變得僵化或腐化，並帶領自己走向毀滅，而主角再從中作出自我的選擇。
反烏托邦主義的代表作包括了1932年英國赫胥黎著作的《美麗新世界》，英國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以及俄國扎米亞京的《我們》（亦翻作《反烏托邦與自由》）等等。不過這類小說並不都是宣揚消極意義，阿西莫夫所著的《鋼穴》則描寫在人與人工智能矛盾的大環境下，人渴望人性自由並化解人機矛盾，建立人機合作的典範。
虛構的烏托邦社會，基本上是根植於空想主義的政治原則之上，成功地給民眾帶來積極有益的成果[15]；虛構的反烏托邦社會，其基礎政治原則雖然通常基於烏托邦式的理想，但卻因爲存在致命缺陷而給民衆帶來負面後果[16]。
在《當沉睡者醒來》（When the Sleeper Wakes）一書中，赫伯特·喬治·威爾斯把統治階級描寫成享樂主義的和膚淺的[17]。喬治·奧威爾把威爾斯筆下的世界和傑克·倫敦的《鐵踵》（The Iron Heel）做對比，認爲《鐵踵》中反烏托邦式統治者顯得暴虐、狂熱，這樣寫更合乎情理[18]。
一些作品的反烏托邦社會中，統治階級推行草菅民衆、暴虐無度的鐵腕統治，而這些反烏托邦政府機關中又有一些人或者團體領導抵抗，意圖從內部改變他們的政府。如阿蘭·摩爾的《V怪客》（V for Vendetta）。
描述反烏托邦政治生態的小說包括：《播種者的寓言》《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華氏451度》，此類電影則包括:《大都會》《妙想天開》《大逃殺》《經常問的問題》《超世紀諜殺案》《飢餓遊戲》《分歧者》《移動迷宮》 《未來都市NO.6》等。
和極權主義或死寂一片的虛假和平相對的，便是無政府狀態，這也是反烏托邦的另一種題材，而表現通常是暴力而不是恐怖，這種風格的作品是在二戰和核彈出現後才出現。
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在利維坦論所想像過，人類可能在史前時代的一種自然狀態，便是經常性地自相殘殺。雖然缺乏明確的證據證明，人類真大規模地有過這種事情，但也成為了假設政府機能的條件，便是保衛和平與治安。他還警告過不負責任的領袖，可能透過故意製造緊張的狀態使人民乞求其保護而維持其權力。
小說《一九八四》，架空的近未來背景三個超級大國間，故意以長期化的低烈度的常規戰爭來維持其高壓統治的藉口。而其前史正因為核戰引起的無法狀態，為了自保的人民只好成立新的恐怖統治國家。
美國《國定殺戮日系列電影》中，假設未來無政府主義得勢下，政府在每年定時短期內放棄了所有緊急服務機能，在短暫的無政府狀態中任由國民扮演臨時的罪犯，盡情發洩對社會的怨恨。
文學和媒體作品中的反烏托邦社會，其經濟結構存在很多變體，這是因爲作品中的經濟通常和被作家設定爲壓迫根源的因素直接相關。但這些社會大致會依循幾種原型。
常見的一種是國家計劃經濟，例如艾茵·蘭德的《頌歌》和亨利·庫特納的短篇《鐵標準》。還有則是社團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控制的計劃經濟，例如諾曼·傑威森的電影《滾球》。一些反烏托邦，例如《一九八四》中的那樣，有著交易危險而稀缺貨品的黑市，或者角色完全被國家控制的經濟所擺布。這類經濟體系通常缺乏效率，例如菲利普·何塞·法默的《紫色工資的騎士》，在臃腫的福利體系中，從社會責任中解脫的完全自由驅使下層階級從事各種排斥社會的行爲。庫爾特·馮內古特的《鋼琴演奏者》中，中央控制的經濟系統確實使得物質豐富，但卻剝奪了人們勞動的人文意義，所有的工作都奴僕化、令人不滿，而且只有少之又少的受過教育的人才有資格讓精英和他們的工廠接納[19]。塔尼特·李寫的《不要咬太陽》中，沒有友善，只有滿不在乎的消費和享樂，使得主角開始尋求生活的深層意義[20]。
即使在那些經濟體系並非社會弊端根源的反烏托邦中，國家也常常控制著經濟，例如《美麗新世界》。其中一個角色，對於自己並非社會一員的暗示報以驚恐的反應，理由是每個人都爲其他所有人而工作[21]。
其它一些作品描寫了龐大的私有化和社團主義，私人擁有的超大公司有效地取代政府制定政策和作出決策。他們操縱、滲透、控制、賄賂、與政府結契或者扮演政府職能。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的昏睡百年首創本題材，是以十九世紀歐洲沒有普選制的資產階級偽民主下，政府的紀律部隊只作為付得起重稅的富人的打手。後來可見於小說《珍妮佛政府》《羚羊與秧雞》，電影《異形》《雲圖》《阿凡達》《機器戰警》《超世紀諜殺案》《瓦力》《夢想家》《專制》《THX 1138》《滾球》。在賽博朋克流中，公司統治很普遍，如尼爾·斯蒂芬森的《潰雪》、菲利普·狄克的《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及其改編《銀翼殺手》。
與科技烏托邦將技術視爲對人類有益的補充的主張相反，技術反烏托邦則擔心並專注於新技術帶來的負面效應。[22]。
最常見是把醫學或心理學的技術，輕易地大量用到人類身上來滿足較狹隘的目標。如《發條橙》中假設政客洗腦囚犯的人體實驗對象當作政績工程，或者像《銀翼殺手》用生物工程製造短壽的複制人當奴隸喚使，或像《別讓我走》製造無法自然生育的複製人強逼器官移植用。
在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人們在出生前就劃分為指定等級：「阿爾法（α）」、「貝塔（β）」、「伽瑪（γ）」、「德爾塔（δ）」、「愛普西隆（ε）」。社會等級越低，腦力程度越低。在赫伯特·弗蘭克寫的《尤西隆減號》中，也將人們劃分成許多按字母順序標識的群體[23]。
在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中，描述了一個階層分明的反烏托邦社會，人們被分為頂層的「核心黨員」，中層的「外圍黨員」以及底層且占據了絕大多數人口的「無產階級」。
一些虛構反烏托邦，諸如《美麗新世界》和《華氏451度》，消滅了家庭，並且不遺餘力防止其作爲社會制度死灰復燃。《美麗新世界》中，嬰兒經由人工繁殖，「父親」和「母親」的概念被認爲是猥褻的。在一些小說中，國家對母親們採取敵視行爲，例如《一九八四》，孩子們組織起來監視他們的父母；而在扎米亞京的《我們》中，孕婦（懷有非婚生子女）的逃亡被視爲對抗國家[24]。
宗教團體扮演著被壓迫或者壓迫者的角色，其實類似歷史上的神權政治，沒有任何宗教自由。 《美麗新世界》中，國家的建立包括剪除所有十字架（象徵基督教）的頂端把它們變成T形（象徵福特T型車）[25]。相反，瑪格麗特·愛特伍的小說《侍女傳說》的故事則發生在基督教神權政體統治下的美國[26]。 在俄國作家埃琳娜·楚迪諾娃寫的《巴黎聖母院與清真寺》中，穆斯林移民變成歐盟主要的人口與政治勢力，使歐洲變成了歐拉伯。 在《我們》中假設未來僅有基督教是唯一合法的宗教，而在《來自新世界》佛教是故事中唯一合法的宗教。
在扎米亞京的小說《我們》中，人們獲准每周兩次各一小時，在此短暫期間可以生活在公衆視野以外，並只可用數字指代而不是姓名。 一些作品，例如庫爾特·馮內古特的《哈里森·伯傑龍》中，強調了因爲屈從於冷酷的平等主義社會規範而感受到的壓迫感，這些規範壓制了以不平等的形式展現的技藝和才華。類似的，在雷·布萊伯利《華氏451度》中，反烏托邦用特殊部隊鎮壓知識分子[27]。
虛構的反烏托邦一般是都市，常常斷絕它們的成員與自然世界之間的一切接觸[28]。
毀滅自然界的重度污染在很多反烏托邦題材電影中都很普遍，例如《駭客帝國》《阿凡達》《機器戰警》《艾莉塔：戰鬥天使》《Wall-E》和《超世紀諜殺案》。
比較例外的是《來自新世界》中人口稀少的未來，這是因為經常以殺戮兒童或少年，原因是沒有繼承超能力、能力無法控制、反抗規則等。做成人口無法回復現代的水平。
集中探討科技對人類社會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這類作品通常描繪一個科技高度發展但社會結構和人類生活卻因此變得更加壓抑、危險或不公的未來。科技反烏托邦反映了人們對於科技濫用、道德衰退及人性喪失的擔憂。
集中探討人性中的陰暗面，並描述這些陰暗面如何導致社會的衰敗、道德的淪喪或極權體制的出現。這類作品通常著重於人性本身的脆弱性和缺陷，探討人類社會在極端情況下的劣根性，並反映出人類行為對社會結構和未來的深刻影響。
- 《國定殺戮日》（2013年）
- 《國定殺戮日：無法無天》（2014年）
- 《國定殺戮日：大選之年》（2016年）
- 《殺戮元年》（2018年）（前傳）
- 《無限殺戮日》（2021年）
結合了末日幻想和反烏托邦元素的作品類型。這些故事通常設定在世界經歷大災難或末日事件後的未來，描繪一個崩潰的社會結構和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同時探索人類社會在這種情境下的壓迫性政權、道德衰退和人性扭曲。
- 《飢餓遊戲》（2012年）
- 《飢餓遊戲：星火燎原》（2013年）
- 《飢餓遊戲：自由幻夢Ⅰ》（2014年）
- 《飢餓遊戲：自由幻夢 終結戰》（2015年）
- 《飢餓遊戲：鳴鳥與游蛇之歌》（2023年）（前傳）
- 《100年：你永遠不會看到的電影》（2115年11月18日）[29][30]。
- 《死亡代理人》（2006年）
- 《PSYCHO-PASS心靈判官》（2012年）
- 《靈籠》（2019年）（末日幻想+反烏托邦）
- 《進擊的巨人》（2009年）（末日幻想+反烏托邦）
- 《抵抗組織》（2010年）
- 黃妍－《反烏托邦三部曲》（2023年）
- ONE OK ROCK－《Dystopia》（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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