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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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此條目的主題不是人殉。人祭（英語：human sacrifice）是一種古代宗教儀式（祭祀），即用人作為祭品來祭祀神靈，與它相似的儀式有動物祭。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所有文明均出現過以活人作為牲禮的現象，而「出草獵首」現象和「鼎烹」、「火刑」等用於威懾性的酷刑也與人祭有關聯或淵源關係。人祭現象與遠古的食人習俗有一定的淵源關係，但發展到人祭階段通常是不食人的，而是以向受祭者告捷、炫耀戰功、發泄仇恨、威懾敵人等為主要目的，但在米諾斯、阿茲特克、莫切文化、納斯卡文化等少數文明中亦會在人祭過程中食人（儀式化食人），在其他古文明的人祭中則並非常態。[1][2][3][4]
人祭是原始社會後期遺留下來的習俗，常與族群衝突相關，不能視作奴隸社會的證據。在鐵器時代，隨著宗教的發展舊世界活人獻祭逐漸減少，從軸心時代、古典時代起人們已經視活人獻祭為野蠻風俗。一項對過去一萬年間在全球範圍內曾經存在的四百多個社會的研究指出，當社會總人口超過約十萬人時，人祭會成為導致社會不穩定的一項因素。[5]而在社會總人口超過約一百萬人時，這種導致社會不穩定的效應會變得特別強烈[6]，這種習俗會因為文明發展而隨之消失。另外，在人祭被廢除後，人們開始以動物獻祭或使用人偶獻祭來代替活人獻祭，像是漢人社會在戰國秦漢以後以俑代替活人殉葬也包括人祭等。然而在新世界（美洲和大洋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歐洲人到達前，活人獻祭的習俗依舊廣泛地存在；而東南亞土著和台灣原住民曾經流行過的「獵頭」和「打生樁」等行為，也一直保持到近代以後才逐漸消失[7]；在印度的個別邊遠地區，人祭習俗甚至保持到了21世紀[8]。總的來說，到了現代社會，即便是動物祭也已經從許多宗教當中消失，活人獻祭更是除了邪教外極端少見的行為；多數的宗教譴責人祭習俗，且現代世俗法律將活人獻祭視同謀殺，在譴責活人獻祭的社會中，人們可能會使用「儀式殺人」一詞來描述此種行為。[9][10]
各地人祭的歷史
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齊家文化遺址中出土的帶砍斫痕跡的人頭骨可能是人祭。龍山文化的眾多遺址中，人祭現象已經相當普遍，當時也流行用人牲「奠基」祭祀土地神（即所謂「打生樁」）。人祭所屠殺的用於祭祀神靈的活人供品，叫「人牲」，人牲通常是戰俘、罪犯等。人祭最早出現於原始社會後期，盛行於商朝和西周時期，在春秋戰國逐漸衰落；但即使到了秦漢乃至隨唐以後，有時也會反覆地少量湧現。人祭和人殉是兩種相互關聯的習俗，區別則在於，人祭的主要功能是祭祀祖先或神靈以報仇或告捷，人殉的主要功能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地陪伴、侍奉墓主。與人牲祭祀相關聯的動物祭又被稱為「祭牲」，與人殉相關聯的埋葬動物的葬牲現象又被稱為「殉牲」。而當人祭的受祭對象是墓主（即「墓祭」中使用人牲）時，則會與墓主的殉人的界限模糊化，且即便是學術界的許多人也經常容易混淆人牲與人殉。[2][3][11]
先商和商代早期的人牲比較少見（商人在先商晚期之前可能沒有人祭習俗），商代中期起商人在東夷文化的影響下人祭逐漸大大增加（商朝人雖受東夷文化影響，但和東夷並不是同一民族，甚至是相對於東夷的後進性民族[12][13]）[14][13][15]，於武丁時期達到人祭的頂峰，商代晚期受祖甲周祭改革和「明器化現象」的影響又逐漸減少。殷墟王陵區出土的人牲祭祀坑有數百座，人牲實物總共為兩千多；但據甲骨文統計，商代後期所殺人牲總數為一萬四千多；這些人牲絕大多數均為敵族戰俘，極少數情況是重罪犯和長期祈災無效的巫師等[16][17]。武丁時期戰爭頻繁而難以吸納戰俘，按卜辭記載其多次所殺人牲總數至少為九千多；當時人祭最多的祭祀坑在小屯乙組第7號宮殿址，這裡總共用五百八十五人，甲骨文所記載的一次最多使用的人牲亦為五百多。《甲骨續存》下七四四片則有火焚巫師以祭天祈雨的卜辭。商代的人殉中有一部分是自願的[16]，是死者的親屬和親兵自殺而為其殉葬；也有一部分人殉是強制性的，會使用戰俘或家奴、家臣；即殷人認為人死了以後都會成為鬼神，在天上可能需要陪伴者，便讓死者的親屬、親兵、家奴等的靈魂去陪伴死者。而商代人祭過程中殺掉部分吸納不了的敵族戰俘或者重罪犯，則是為了告慰祖先的在天之靈、向祖先神炫耀戰功，以及起到威懾重罪犯和敵人的作用，其中比如甲骨文中的「卯祭」是將對方的背部剖成兩半處死、類似於後世的腰斬刑罰；而當巫師總是不能祈除災難、觸犯眾怒時也存在被獻祭或者自願獻身的可能性（火焚巫師的現象從龍山文化時期一直到東周都存在）。商代晚期墓葬中明器愈發多見而祭祀禮器則逐漸減少，從殷墟的祭祀坑和黃組卜辭資料來看，商朝後期晚段的文丁、帝乙時期尤其是帝辛時期，人祭人殉已較為罕見，此時的人祭大多僅限於敵族首領並且往往只採用簡單焚燒屍體的方式；[18][19][20][21][2]殷末與人方、淮夷、林方、虎方的戰爭規模並不小，戰俘來源是很豐富的，人祭和人殉的減少可能與當時鬼神觀念的淡化有關。周初的周人甚至指責商紂王「昏棄厥肆祀，弗答」、「不恭上帝」、「不肯事上帝鬼神」。[22][23][24][18][19][20][21]殷墟中的人牲現象曾被中國大陸的有奴派學者當成商朝是奴隸社會的基本證據，但這個說法早就受到了廣泛質疑，許多學者指出商代人牲並不是奴隸而是以戰俘和罪犯為主，人祭不能說明當時是奴隸社會。[25][17][26]2013年以來唐際根的團隊對1976年發掘的殷墟祭祀坑重新發掘，結合甲骨卜辭與科技考古，進一步否定了這些羌人是奴隸的說法，科技考古研究表明這些羌人戰俘被俘虜後並沒有在殷墟一帶長期生活和勞動。[27][28][25][26][17]被用於人祭的北羌戰俘身體強壯而食量大，釋放之則憂其再度擾邊，收留之則供養不起，殺之以祭殉實乃生產力低下時代的不得已之舉[29]。羌人的體質較其他民族更為強壯從而更不易被俘虜，而商代人祭卻反而以羌人戰俘為主，更加證明了商代並不是以抓人為目的發動戰爭。[29]儘管商代的人牲主體並不是奴隸，但學者何駑指出龍山文化的石峁遺址中的大量人牲可能是以買賣的奴隸為主。[30][31]
周克殷以後，既沒有廢除人殉也沒有廢除人牲祭祀制度，不論是殷遺民還是姬姓周人，以及各地土著族群，都存在墓祭人牲和殺俘祭廟等現象。西周時期的小盂鼎記載了周康王（一說周昭王）在宗廟裡對鬼方戰俘先「折首於□」然後「入燎周廟」作為人牲獻祭。周宣王時期的虢季子白盤記載對獫狁戰俘「折首五百」。[32][33][34]西周時期的晉國、燕國、黎國、密國、獲國等姬姓諸侯國都有人祭習俗。北趙晉侯墓地的M8、M64和M93三組墓葬的祭祀坑中都發現有少量人牲坑和空坑，M64的夫人墓M62之北的兩座祭祀坑各有1具人牲，M93南墓道東側的M97、M98、M135發現有若干人牲，空坑則被懷疑是血祭坑。[35][36][37]M8和M64分別是晉獻侯與晉穆侯之墓，M93有爭議、可能為西周末期的晉殤叔之墓，這三座西周晚期的晉侯墓可能都是在重大盟誓過程中採用了多次「墓祭」，其中有時也使用人牲祭祀。[38][39][36][37]山西曲沃羊舌晉侯墓地M1（兩周之際的晉文侯墓）發現10具人牲，這些人牲是當場殺死後直接拋射入墓中。四座時間上連續的晉侯墓均有「墓祭」人牲（有的也具有「奠基」屬性），說明晉國長期保持有人祭習俗。[40][36][37]琉璃河燕侯墓地M202（西周早期的一位燕侯墓，已被嚴重盜擾）亦發現有人牲[41][3]。西周的寧夏姚河塬遺址的上層大墓中既有人殉也有人牲，該遺址剛發掘時曾被懷疑是殷遺民墓葬，後來傾向於這裡的上層大墓為獲國的周人墓葬，中小墓可能混雜有殷遺民和戎人，周人作為後進性民族會吸收商人和東夷的葬式、腰坑殉狗、殉牲、葬牲、酒器等習俗。[42][43][44][45][46][47][48][49][50][51]黎城西關西周墓中的部分殉人包含兒童等，具有奠基人牲的「墓祭」屬性[52][53][54]。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墓的西周中期的「第一代井叔墓地」M157有一具被肢解的人牲。西周前期的洛邑林校祭祀遺址中有幾十例奠基人牲，該祭祀遺址等級地位較高，可能為吸收了殷遺民文化因素的周室小宗或周公庶子的後代主持進行。[55]密國的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7號墓的人頭骨介於人牲與人殉之間。[56][57][35][36][37][2][3]
周人先祖是否有人牲習俗尚有待考證（周人的族源尚無定論，且甲骨文中的「周方」是妘姓周族而並非後來建立周朝的姬姓周人，在商朝末期被姬姓周人征服以後淪為其統治下層居民，被沿襲其「周」的國號[58][59]），但周人作為後進性民族[43]，在人祭過程中學習並吸收了商人和東夷的一些文化因素，《逸周書·世俘》和《小盂鼎》銘文中所記載的人祭儀式就直接搬用商禮[60][32][33][34]。中國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黃展岳和著名古文字學家丁山先生還指出，《周禮·春官·大宗伯》記載西周祭祀儀式極其詳細，不僅「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的血祭是以人血為主，其中的槱燎(求雨)、貍沉(祭河，有時是將活人直接扔進河裡獻祭)可能也要用到人牲。[2][61][62]總的來說，西周姬姓貴族在重大盟誓儀式和「墓祭」中會使用人牲也佐證了《周禮》和西周金文中記載周人在一些祭祀儀式中會用人是屬實的[36][37][52][2][32][33][34]。安陽後岡圓形殉葬坑曾被視為人殉，然而死者家族為帝辛的寵臣並被賜予寶物陪葬，其形制異於典型的殉葬坑和祭祀坑，最新研究普遍認可其為牧野之戰時對戰死的「戍嗣子」倉促安葬的亂葬坑，但也不完全排除正好是《逸周書·世俘》所記載的周武王實行人祭後的遺存。[63][64][11]西周統治者對外征伐頻繁，西周金文中的獻俘禮儀式與甲骨文所見商代獻俘禮相似，戰俘若未被赦免就會被用於祭祀[32][33][34]。由於商代末期已經人牲較少故而西周春秋時期的人祭規模通常不是很大，而類似的殺人祭祀宗廟的行為即使在秦漢以後也存在。[2][32][65]東周時期的人牲和人殉都與西周的周禮存在繼承關係，考古發現的東周墓葬，保存較好、墓主身份大體可以認定的諸侯、封君、上卿、大夫墓，墓內一般都有殉人，有時也伴隨有人牲[2]。清華簡《系年》第七章記載晉文公「獻楚俘馘」（既進獻活的戰俘也進獻戰場被殺死的敵人的耳朵）[66]，而三晉地區盟誓過程中使用人牲祭祀的行為一直到戰國早期仍然存在，例如侯馬牛村古城晉國祭祀遺址中就發現有人牲，戰國早期的魏國巫師有用活人祭河但被西門豹停止，這些與西周時期晉國的人牲祭祀遺存一脈相承[67][2][36][37][68]。春秋中期的古魏國宮殿基址處發現有奠基人牲[69]。莒國本屬東夷舊地，這裡早在商朝之前就已經流行「殺人祭社」，直到春秋晚期也未衰減，莒國的山東沂水劉家店子M1墓有40具殉葬屍骨，其中大部分實為墓祭人牲而非人殉，同為春秋晚期的莒南後官莊M1墓中有49具殉葬屍骨，其中部分屍體被肢解而屬於人牲遺存。[70][71][72][73][74][2]春秋晚期的秦景公墓中發現166具殉人和20個人牲，秦都雍城的秦國寢廟建築遺址有少量奠基人牲[2]。鄭國的河南新鄭縣唐戶村3號墓中有人牲殘骸[75]。吳國王陵區雖未被系統挖掘但已在背山頂墓等地發現人祭實例[76]。
東周以來的傳世文獻中，《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公欲焚巫兀。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兀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說明魯國原本有用巫師和仰面朝天的殘疾人作為人牲祭祀的傳統，魯僖公本想延續這種做法但被諫止，春秋中期以後人祭開始被批判和摒棄。《左傳》還記載春秋晚期魯國的季平子「用人於亳社」[77]，其孫季康子則「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78]，魯國的亳社與周社的性質和政治地位並無殊異，亳社和周社相併而列、都用來祭祀土地神，魯國統治者祭祀亳社是「周承殷制」的產物。[79][80]《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載晉文公「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與清華簡《系年》第七章的「獻楚俘馘」對應，《左傳·襄公十年》則記載「晉侯有間，以逼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這些都是晉國統治者沿用殷周的獻俘禮和盟誓儀式，與考古發現晉國長期存在人牲現象互為印證。[36][67]《左傳·僖公十九年》記載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這裡的人祭沿用東夷習俗，讓東夷諸侯邾文公在夷人的「次睢之社」執行，以取媚於東夷謀求東夷各國的支持。《左傳·昭公十一年》記載楚靈王「滅蔡，用隱大子於岡山」。《史記·秦本紀》：「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秦穆公由於晉惠公忘恩負義，要將其殺死祭祀天帝。秦國的人牲習俗雖與東夷有關，但祭祀天帝是周代神道設教下的傳統，商代只祭祀自然神和祖先神、只貞問「帝」而從不祭祀天帝。[81][82][83][84][85][86]總的來說，從春秋戰國開始，人祭和人殉都受到了諸子百家的批判；西門豹嚴懲進行人祭的巫師[68]，秦獻公下令禁止人殉包括庶子殉葬制度等[87][88]。
戰國時期的燕下都城址以南2.5千米處有人頭骨叢葬坑14處，估計總共至少有多達3萬至4萬顆以上的人頭，部分人頭骨有明顯砍殺痕跡，有的帶有青銅鏃，這一發現比殷墟和晉國等地的西周至春秋中早期的人牲祭祀遺存還要駭人得多，若7號叢葬坑內底部的紅燒土布滿該層，則表明埋葬該批人頭骨時進行了某種特殊儀式，與《逸周書·世俘》記載的人祭儀式相近，具有「獻祭」或者是「奠基人牲」的屬性；有學者推測是秦始皇滅燕時的屠城，但被質疑年代上相差太遠且屠城不可能將人頭編排得如此整齊，部分學者推測是燕國將領秦開以貊人之頭顱獻祭，之所以手段殘忍且大規模獻祭很可能是因為在當時的「夷夏之辨」下並沒有將屬於「蠻夷戎狄」的貊人當作「人」來看待。在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獻「四夷」之俘甚至以之祭奠神靈均為順理成章之事。[89][90][91][92][93][94]
西漢以來多位皇帝包括漢高祖劉邦、漢宣帝劉詢等都禁止人殉，但人祭和人殉之事仍然在有些特定時期和地區反覆。《史記·陳涉世家》：「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這反映了秦朝末年的人祭習俗。洛陽東關東漢殉人墓中的殉人骨架其實具有類似於人牲的屬性。[95][2][3]《北史》記載西南少數民族「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鬢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奴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96]《舊唐書·溫造傳》記載唐文宗「內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1983年在陝西鳳翔發掘了314座隋唐墓, 其中49座墓的墓坑填土中發現有人牲遺骸，共發現112具。其中每墓至少1人, 最多12人。這批人牲或被肢解，或被砍頭，或被削足，或被斷手；有的還帶鐐銬，有的屍體扭成一團，顯系活埋，他們被分層置於墓坑填土中。這些人牲大約是唐朝中期的戰亂中殺俘祭祀亡靈以泄憤。[97][98][2]五代十國時期，後唐莊宗李存勖「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也同樣類似於商周時期殺敵族戰俘祭祀祖先告捷的行為。[99]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所記載的「林沖風雪山神廟」和「武松先扯開潘金蓮的胸衣再取出其身體器官，和西門慶的人頭一起供奉哥哥武大郎的靈位」其實都和先秦時期的人祭儀式無本質不同。秦漢以後人祭的主要形式包括殺戰俘祭祀宗廟、戰場出征之前殺人祭旗、同態復仇和血親復仇下用敵人首級告慰祖先等，民間的人祭行為甚至有可能一直保持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但目前沒有發現晚於唐代的人牲實物（明朝初年朱元璋恢復的是人殉而非人牲），總體而言隨著社會進步，人祭和人殉都逐漸被摒棄。[2][3]
古印度吠陀時代的婆羅門教有活人祭祀的傳統[100]，在印度列國時代這種做法受到佛教、耆那教等沙門的反對。但即使到了後世，印度教性力派的少數派別仍有以人體、人血或人頭為祭品，奉獻給時母、難近母等女神的習俗。 卡利卡往世書（Kalika Purana）[8]的第67~78章單獨成為《Rudhiradhyaya》一書，內容提到信徒可以為了取悅女神進行活人獻祭，但必須在戰爭或緊急危難的情況下，且在進行前必須得到王子的同意。除了人祭以外，《Rudhiradhyaya》還探討了峇厘島的動物祭和左道性力派的儀式。
雖然這在英國殖民統治期就已經被政府禁止了活人祭祀，但直到現代印度的邊遠地區仍然有少數人祭案件發生。印度的國家犯罪記錄局（NCRB）直到2014年才開始收集關於人祭的資料，根據他們的資料庫，2014年至2016年間共發生51起人祭案件，遍布14個邦。[8]
東南亞從古代到近代，南島民族的獵首廣泛存在，包含部分臺灣原住民的出草含有祭祖的意味，這些地區要到二戰之後人祭才逐漸消失。[101]
緬甸古代興建大型建築物時，會以生人活埋在地基之下，作為守護神，這種風俗緬人稱為「苗賽」（Myosade），即打生樁。[7]
古代蘇美爾、巴比倫地區都出現了人祭。古代閃米特人有人牲祭神的習慣，例如燒死孩子祭祀摩洛（Moloch）。《創世記》中有考驗亞伯拉罕是否願意殺獨生子獻祭耶和華（Jehovah）的故事。
在歐洲古代，人祭至少在5000年前的農業社會已經存在。米諾斯文明和邁錫尼文明都有人祭習俗，其中米諾斯文明的人祭甚至涉及到食人（將祭祀的兒童加以食用）[102][103]。到了古典時代的古希臘、古羅馬仍然殺人祭神。在希波戰爭中，古希臘指揮官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殺死三名波斯戰俘獻祭[104]。公元前114年，有兩個高盧戰俘和兩個希臘戰俘被羅馬人殺祭在屠牛廣場[105]。公元前97年，羅馬共和國執政官克拉蘇 (Publius Licinius Crassus Dives) 開始立法禁止人祭和人殉，但是廢除得不徹底，直到羅馬帝國時期人祭在一些宗教信仰中仍是重要內容，例如用活人祭祀希臘植物神阿多尼斯、羅馬冥後神普羅塞耳皮娜等曾十分盛行，死亡和復活成為這些信仰的重要特徵。[105]
傳世文獻記載斯拉夫人曾經有過殺俘獻祭甚至殺兒童「奠基」的習俗。相關證據則有保加利亞西南部的公元前4世紀的人祭遺存[106][107]，以及從波美拉尼亞到基輔一帶都發現有被焚燒的已斬首人類遺骸及其獻祭柴堆的祭祀坑。據記載俄羅斯的蘇茲達爾在1024年舉行過一次人祭儀式[108][109]。根據俄羅斯12世紀的原始編年史，戰俘曾被獻祭給最高的斯拉夫神佩倫（Perun）。[110][109]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獻還提到凱爾特人、腓尼基和迦太基也流行人祭。凱爾特人有火燒戰俘和罪犯祭祀祖先的做法，類似於中國商周兩代的燎祭，而儀式化斬首則是凱爾特人的宗教文化習俗，在考古發掘中得到大量支持。[111][112][113][114]愛爾蘭的一些沼澤和高盧人的祭祀聖地中發現了一些人頭骨和無頭屍體，其中有的是被殺祭的戰俘，還有的則是作物嚴重欠收等自然災害後，凱爾特國王觸犯眾怒而被族人殺死用於獻祭，國王在死前飽食了最後一餐。[115][116][117][118]在羅馬帝國時代的社會上有傳迦太基宗教信徒、德魯伊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用嬰兒祭祀[119][4]，使得教徒受到歧視與迫害[4]。考古發現迦太基的人祭規模很大，而且祭品經常專門以嬰兒為主，說明並不是戰爭中正好擄掠俘獲的孩童，不過儘管迦太基的遺址中發現了許多嬰兒的骨頭，但他們的死因仍然存在爭議。[120]在迦太基的一個被命名為「Tophet」的兒童墓地中，估計可能有兩萬多嬰兒被用於獻祭。[121][122]迦太基被羅馬共和國摧毀之前的200年時間裡，經常焚燒自己的孩童祭祀神靈，以祈求豐收。[123][124]傳世文獻中腓尼基各城邦普遍有國王讓王子替代自己被獻祭和殺兒童祭祀神靈的風俗，結合迦太基的情況來看可以反推出腓尼基的人牲祭祀可能很嚴重，但目前對腓尼基起源地黎巴嫩和敘利亞一帶的考古發掘太少，還不能完全證實，已知敘利亞北部的賈布爾平原（Jabbul Plain）的阿勒頗市以東56公里的公元前2000年前後的Umm el-Marra遺址中發現了若干被殺祭的嬰兒與犬牲、驢牲堆放在一起。[125][126][121][123]
近代各個歐洲國家的人祭行為全部消失，其中最遲一個立法禁止人祭行為的歐洲國家是黑山，於公元1870年代被黑山親王尼古拉一世立令禁止人祭。[127]
瑪雅人、印加人、托爾特克人、薩波特克人也都有人祭習俗。阿茲特克人的人祭間接地繼承自瑪雅，但是其規模遠比瑪雅盛大，例如，1486年，特諾奇蒂特蘭大金字塔落成時，阿茲特克統治者一次就下令把兩萬多名俘虜抬到祭壇上，挖出心臟祭祀太陽神，接着把心臟丟入一尊石頭神像所持容器中，再把屍體拋下寺廟的台階。在印加帝國建立之前，南美洲地區的莫切文化、納斯卡文化也盛行人牲祭祀，人祭被視為權力的來源，據考古調查納斯卡文化後期大約有十分之一的人口被獻祭。[128][129][130][131][132]
在西非，人祭在19世紀前仍十分普遍，國王或王后去世後，奴隸、囚犯和俘虜經常會被獻祭。最有名的是約魯巴人的人祭和達荷美王國的年度祭，年度祭中成百上千的囚犯被殺害（也影響了海地的巫毒教活人獻祭）。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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