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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中最早關於娼妓記載是春秋時代管仲建立的官妓制度[1]:93，漢武帝時加以制度化。陳東原認為中國有妓女真正開始於漢武帝時的營妓[2]。妓女依身份歸屬可分為宮妓、營妓、官妓[a]、家妓和民妓等。本人與妓院或上級機構存在依附關係，沒有人身自由，她們多是罪犯、罪犯家屬、販賣人口或戰俘。妓女社會地位低下，而將大臣或敵方的女性家屬發配為妓女，亦是君主所使用的懲罰手段[b]。
中國古代「娼妓」本作「倡伎」，本意是歌舞表演中的女演員。許慎《說文解字》有「倡」字無「娼」字。梁朝顧野王《玉篇》始出現「娼」字。
據信三皇時代的洪崖妓可為最早有記錄的娼妓，據說在夏桀時其就蓄有將近3萬女樂[3]。而正史所考娼妓之始被視起自殷商[4]的女巫[5]，時身份為巫妓或巫娼[6][7]，為時人有所斥責認為可能帶起「淫風」、「巫風」，商代還有針對該風氣作立例刑罰[6]。
春秋初期，齊國宰相管仲設「女閭」，《東周策》載：「齊桓公宮中女市七，女閭七百」。《堅瓠集》續集說：「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
《吳越春秋》載：「越王句踐輸有過寡婦於山上，使士之憂思者遊之，以娛其意。」《越絕書》說：「獨婦山者，勾踐將伐吳，徙寡婦置山上，以為死士，未得專一也。後之說者，蓋勾踐所以游軍士也。」
《史記·貨殖傳》記載：「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
《正宗通》引《萬物原始說》云：「漢武始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室者。見《漢武帝外史》」
東漢馬融「居宇樂器，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降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人稱「絳帳教授」。
《南部新書》載：媚川、歙州酒錄事，尚書李曜守歙頗留意，而已納營妓韶光。罷州日，與吳國交代托令存恤，臨發共飲，不勝離情。而已有詩曰：「經年理郡少歡娛，為習干戈問酒徒。今日臨行盡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吳答曰：「曳履優容日日歡，須言達德倍汍瀾。韶光今已輸先手，領得蠙珠掌內看。」
《南部新書》載唐朝官員在外營妓而生子：「張裼尚牧晉州，外貯營妓，生子曰仁龜，乃與張處士為假子，居江淮間，後裼尚死，仁龜方還長安，曰江淮郎君」。
宋朝龔明之的《中吳紀聞》：「樂天（白居易）為郡時，嘗攜容滿、張志等十妓，夜遊西湖虎丘寺，嘗賦紀游詩。為見當時郡政多暇，而吏議甚寬，使在今日（指宋代），必以罪聞矣！」
杜甫作有《陪諸公子攜妓納涼》，《秋獵孟諸夜歸置酒單父東樓觀妓》等。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載：「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紅箋名紙游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
《唐逸史》云：「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箜篌，令侍飲。箜篌上有朱字曰：『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於盧家者，果善箜篌，朱字宛然。李生具說舊事，女曰：『往嘗夢為仙官所追，如生所言。』」
《復齋漫錄》云：「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稱戲。糧元帝《妓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臻妙舞，鄭女愛清歌。』」
嘉祐元年二月，歐陽修出使契丹返回，路經大名府，賈昌朝為他接風「公預戒官妓辦詞以勸酒，妓唯唯。復使都廳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嘆，以為山野。既燕，妓舞觴歌以為壽，永叔把盞側聽，每為引滿。公復怪之，召問，所歌皆其詞也。」[8]。
《東坡志林》記載：蘇軾在錢塘做地方官時，「有妓號九尾狐者，一日上狀解籍。東坡判云：『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一名妓亦據例乞求落籍，東坡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不允。』」
楊湜《古今詞話》載：「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於應對。湖中有宴會，群妓畢集，唯秀蘭不至，督之良久方來。問其故，對以結髮沐浴，不覺倦睡，忽聞叩門甚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也。豈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已恕之，坐中一倅怒其晚至，詰之不已。時榴花盛開，秀蘭折一枝藉手告倅，倅愈怒。秀蘭收淚無言，子瞻因作《賀新涼》，令歌以送酒，倅怒頓止。」
王韶罷樞密副使，以禮部侍郎知鄂洲。一日宴客，出家妓奏樂。入夜席，客張績沉醉，挽家妓。不前，遽擁之。家妓泣訴於韶。座客皆失色。韶徐曰：「此出爾曹以娛客。而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家妓。既而容色不動，談笑如故。人亦優其量也[9]。
王黼《靖康遺錄》曰：「於後園聚花市為山，中列四巷，俱與民間娼家相類。」《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云：「崇觀以來，京瓦肆伎藝，……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誠其角者。」
馮夢龍《古今笑史》有一則「不近妓」的笑話：「兩程夫子（即理學家程顥、程頤兄弟）赴一士大夫宴，有妓侑觴。伊川（程頤）拂衣起，明道（程顥）盡歡而罷。次日，伊川過明道齋中，慍尤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卻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卻有妓。』」
吳自牧《夢梁錄》明有「紹興間，楊沂中因駐軍多西北人，是以於城內外創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為軍卒暇日娛戲之地。今貴家子弟郎君，因此蕩游破壞，尤甚於汴都。杭之瓦舍，城內外不下十七處」。
《宋史》仁宗本紀天聖元年：「詔裁造院女工及營婦配南北作坊者，並釋之。聽自便。」
柳永自稱「奉旨狎妓柳三變」。
陸友仁《硯北雜誌》卷下記范成大贈青衣小紅給姜夔。姜夔有詩曰：「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
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八墓志銘「朝奉大夫直秘閣張公墓志銘」中記張瑨「得臨安營妓，與之歸，遂欲棄妻出子……」。
《西湖遊覽志餘》記載歌妓因讚美兩位美少年而慘遭主人殺害。（賈）似道居湖上，一日倚樓閒眺，諸姬皆從。有二人道裝羽扇乘小舟游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汝願事之，當留納聘。」姬笑而不言。逾時，令人捧一盒喚諸姬至前，曰：「適方為某姬受聘。」啟視之，乃姬之首也。諸姬股慄。
馬可·波羅說，在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凡賣笑婦女，不居城內，皆居附郭……計有二萬有餘，皆能以纏頭自給，可以想見居民之眾」（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358頁）。杭州原是南宋的都城，江南最大的城市。當地遊手好閒之徒活動於「娼優構欄酒肆之家」（《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諸禁·禁豪霸·札忽兒歹陳言三件》）。馬可·波羅特別提到那裡的妓女，他說：「其數之多，未敢言也，不但在市場附近此輩例居之處見之，全城之中皆有。衣飾燦麗，香氣逼人，僕婦甚眾，房舍什物華美。此輩工於惑人，言詞應對皆適人意，外國人一旦涉足其所，即為所迷，所以歸去之後，輒謂曾至大堂之城行在，極願重返其地。」（《馬可·波羅行記》，359頁）[10]
明代社會風氣糜爛，朝廷對娼妓課稅。謝肇淛《五雜俎》說：「今時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終日倚門賣笑，賣淫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而京師教坊官收其稅錢，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為樂戶，聽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國初猶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跡公庭，而常充牣裏。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姦者，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
《梅圃余談》上說：「近世風俗淫靡，男女無恥。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雜遝，外城小民度日艱難者，往往勾引丐女數人，私設娼窩，謂之窯子。室中天窗洞開，擇向路邊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體居其中，口吟小詞，並作種種淫穢之態。屋外浮梁子弟，過其處，就小洞窺視，情不自禁，則叩門而入，丐女隊裸而前，擇其可者投錢七文，便攜手登床，歷一時而出。」
雍正七年（1729年），改教坊司為和聲署，各地樂戶皆除籍為民。
乾隆時發布上諭稱：「此四惡者，劫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為善良之害者，莫大於此。」[11]
《燕台評春錄》說：「嘉道中六街禁令嚴；歌郎比戶，而平康錄事不敢僑居。士大夫亦恐罹不測，少昵妓者。」「道光以前，京師最重像姑，絕少妓寮」。
《京華春夢錄》：「清光緒中葉，斯時歌郎像姑之風甚熾，朝士大夫均以挾妓為恥」。
杭州人施鴻保在福建時，見福州有女子於船上賣淫：「南台有一種船，其篷以板為之。前後有門，左右有窗，中有床榻几案，妙妓三五，隨以應客，第往還於洪塘水口間，名曰躺船。凡迎送官吏及富商大賈皆雇之，紅燈綠酒，脆竹清絲，選夢征歌，銷魂蕩魄，不啻粵之綠篷、浙之紅亭也。」[12]
《清稗類鈔》記載：「潮州嘉應曲部中，半皆蜑戶女郎……生女，則視貌之妍媸，或自留撫蓄，或賣之鄰舟，父母兄弟，仍時相過問。稍長，輒句眉敷紛，押管調絲，蓋習俗相沿，有不能不為娼之勢」[13]。
袁枚說：「二千年來，娼妓一門，歷明主賢臣，卒不能禁，亦猶僧道寺觀，至今遍滿九州，亦未嘗非安置閒民之良策。」[14]
「咸豐時，妓風大熾，胭脂石頭等胡同，家懸紗燈，門揭紅帖，每過午，香車絡繹，遊客如雲，呼酒送客之聲，徹夜震耳。士大夫相習成風，恬不知怪」[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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