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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心主義（英語：Sinocentrism）或稱天朝主義[1]，是認為「中國」（包括古代地理概念上的中國以及當今現代國家概念上的中國）是世界的文明中心的一種概念，是中國古代的一種世界觀。古代漢文化圈亦以中國禮儀風俗、國家制度、道德標準作為文明的標準，而這一概念直到晚清被西方列強強行打開國門才被推翻。在中世紀時期，很多民族與中國一樣都具有文化中心主義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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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目介紹的是將中國作為文化和政治中心的思想。關於將中華作為文化和政治中心的思想，請見「大中華思想」。此條目頁的主題是中國地緣政權的中心主義。關於中國漢文化中心的主義，請見「華夷秩序」。
在政治方面，中國中心主義是中國歷代王朝對外關係的核心。在古代至近代典籍中出現的詞如「中國」「中華」「中土」「四海」「四夷」也屬於某種意義上的中國中心主義。中原人聚居的區域為世界中央，而華夏之外的民族被稱為「化外之民」或者「蠻夷」（史稱「四夷」，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2]在該理想主義下，中國的帝王是天子，中國的王朝是「天朝」或「上國」，而其他民族和中國的關係是貢國和屬國的關係，其首領只能被稱為王。在東亞歷史中，除游牧民族組織的部落制國家，很少有周邊小國能挑戰中國在東亞外交的統治地位的例子。
在此體系中，歷代王朝皆自視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輻射，依照「開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層級。依次包括：世居其地，為國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門戶、納貢稱臣的藩屬；藩屬之外乃化外之地，其人是化外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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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夏商周三朝指洛陽地區，以至於「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3]大禹以高山和洛陽一帶作為地理和行政中心，將東亞大陸劃成九塊，號稱赤縣神州（即後來的漢族地區）。[4]《禹貢》九州，豫州居中。洛陽位於中原的中部，洛陽於是同中國常常可以互換。洛陽作為周朝國都的中心區域，是從周成王時周公和召公營建雒邑以後開始的。而在周武王時，周朝國家在東部地區建立其政治中心的意圖已經形成了。何尊：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以洛邑(今洛陽)為地理核心的伊洛地區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天下之中」。故「河洛」之詞來源於地理位置「居天下之中」的「九州腹地」──洛陽。古河洛地區以洛陽盆地為中心，西至潼關、華陰，東至滎陽、開封，南至汝、穎之間，北跨黃河至晉南、濟源一帶，地理範圍是北緯34°至35°、東經110°至114°之間的地區，境內西為秦嶺與關中平原，連西域，東為豫東大平原，接齊魯，南為外方山、伏牛山，達江淮，北為黃河天險，通幽燕。西晉左思在《蜀都賦》中這樣描述洛陽「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
此外，諸侯國與中國的關係是有一套規則來維繫的。根據《尙書·禹貢篇》所載，古代以王都爲中心，將王畿以外的地方，由近而遠，分爲五服，每服五百里，依次爲：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國語·周語》記載，周穆王時祭公謀父曾闡發過「五服」說：「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服，是服事王朝的意思。以王都為中心劃分，方圓千里之內名甸服。甸服之外，每五百里為一服，依次為侯服、綏服、要服、荒服。甸服逼近王畿，由天子直接管轄，屬於文明地帶。其餘則依地理遠近，由親到疏，屬於半文明地帶或野蠻地區。各朝各代雖然五服、九服的具體內容有修正，但朝貢關係沒有變過。[5]《周禮》設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
曾經被中國統治千年的越南的名字由清朝皇帝命名，其詞源自中文的「百越之南」，是以和中國南部之間的地理位置來命名[6]。朝鮮的名字也是明朝皇帝所賜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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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制度受到孔子的推崇，周禮治國因而成為中國國家制度的代稱，並延伸出文化上的中國中心主義。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論語正義曰：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所以程頤亦曰：「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所以謹嚴者，華夷之辨尤切切也。[8] 齊桓公宰相管仲倡「尊王攘夷」，孔子褒揚他，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孔子又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八佾》）強調夷狄即使有國君，但不明禮義，還不如諸夏即便國君亡了，但仍保有禮義。孔子作春秋大義，提倡華夷之辨，只以文化禮義作量度。如楚國自稱蠻夷，其後文明日進，中原諸侯與之會盟，則不復以蠻夷視之；而鄭國本為諸夏，如行為不合義禮，亦視為夷狄。若夷狄嚮慕中國，能行禮義，則褒揚而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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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方面，中國中心主義表現為因為漢族歷史悠久，長期是文明中心，對鄰近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影響巨大，所以該觀念持有者認為其他國家、民族的文化次於中國，極端者甚至拒絕承認其他文化的價值。[9]
《全唐文》中程晏的《內夷檄》：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強王化，忘棄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邪？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為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國，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為中國之夷乎？四夷內向，樂我仁義忠信，願為人倫齒者，豈不為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為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文中的「中華」在當時是指漢族，「內夷」是指臣屬唐朝的非漢民族。
錢穆認為：「在古代觀念上，四夷和諸夏實在有一個分別的標準，這個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即是以文化為華夷分別之明證，這裡所謂文化，具體言之，則只是一種『生活習慣和政治方式』」。然而到了宋代，由於與北方異族王朝對立的局面，傳統中國的華夷觀念發生了轉變，「士大夫知識階層關於天下、中國與四夷的觀念主流，也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義，轉化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義」，對於異族的抵制表現為對固有文明的闡揚和誇張，如歷史學上的「正統論」和儒學中的「攘夷論」，「都在從各種角度突顯着，或者說是重新建構着漢族中心的文明邊界，拒斥着異族或者說異端文明的入侵和滲透」。[10]
以中國文化為中心主要表現在服飾、習俗、飲食、言語幾個方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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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世界重衣冠禮儀，《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十年》：「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周易·繫辭下》記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禮而治天下，被儒家尊為聖人。衣冠、禮儀往往用來代指文明。漢服為以中原漢民為基礎的漢族的傳統服飾。有所謂：黃帝製衣，交領右衽。右衽成為華夷之別的標準之一，中原漢服領子都是右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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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文化圈都遵循中國的夏曆及其歲時祭享之俗。中國的曆法，是從夏朝開始的，所以又叫夏曆。中國以正月為歲首源自「行夏之時」是儒家的治國要義和神道設教的深意，可謂傳承先聖之天時要義。歲時曆法見於《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管子·幼宮》、《淮南子·時則訓》。《禮記·月令》既反映了其編定成書以前有關的歲時民俗，也是成書以後的歲時民俗的直接源頭。中國的歲時、歲事、月令、時令在日本被稱為「年中行事」或者「名節」，在韓國稱為「歲時風俗」。江戶時代齋藤月岑著有《東都歳事記》，朝鮮時代柳得恭著有《京都雜志（경도잡지）》（1800年前後）、金邁淳著《洌陽歳時記（열양세시기）》（1819年）、洪錫謨著《東國歳時記（동국세시기）》（1840年前後），其中多引用中國古典，仿宋朝故事，慕華思想深厚。
漢文化圈各國皆遵循共同的婚禮六禮，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納采就是求婚，問名為請教女子的姓名（同姓不婚之故），納吉為占卜生辰八字是否合適，納徵為交納彩禮，請期為確定迎親日期，親迎為迎接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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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官服婚禮漢族官服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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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官服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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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制盛行於東亞的國家政體，源於中國儒、法家思想。隋唐為最盛期，也在當時傳入朝鮮、日本、越南以及東亞諸國。東亞諸國將中國的律令制度引入，加以修正符合本國國情，先後成為律令制的國家。西元373年，朝鮮半島的高句麗頒行律令，新羅則在西元520年也實行律令。日本的律令制自大化改新開始推出並實施，像學令和醫疾令等高度的中國文明之有系統地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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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明朝朝廷 -
日本朝廷 -
朝鮮朝廷 -
琉球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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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漢文化圈諸國在正式場合主要使用正體漢字，以雅言為正統。漢語漢字承載着博大精深的漢文化，不同程度地對朝鮮、日本、越南等域外國家語言文字產生了影響，使他們能夠直接使用漢字，可以直接學習中國的文化典籍，並模仿中國的文化典籍，創作了本族的文化典籍。甲午戰爭前，朝鮮的重要歷史文化典籍，基本上都是用漢字記載的。直到 1945 年朝鮮半島南北方的報刊、政府文書仍然是韓、漢文字混用，並且大約一半是方塊漢字。朝鮮半島光復後，為了強化韓文，韓國自動脫離了漢字文化圈，廢止漢字的使用。日本最早的書籍，比如《古事記》等書都是用漢文寫的，他們借用漢字表現自己的語言，經歷了一個由音、義全盤借用到只借用音或訓的過程。
宋代，孫復的弟子石介寫的《怪說》《中國論》《辨惑》《讀原道》《尊韓》等一系列專門的文章，抨擊佛道二教以"妖妄怪說"破壞儒家的聖賢之道，主張嚴辨中國與夷、狄之界限，認為中國者，君臣自立，禮樂自作，衣冠自出，冠婚祭祀自用，縗麻喪泣所自製也，果菔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歐陽修則在《本論》中抨擊佛教破壞人倫綱紀，妨礙社會經濟，造就了一大批坐食之徒。
明末耶穌會入華之後，激起以中國道德為中心的士大夫的反抗。明末在中國發生的基督宗教（基督新教、天主教耶穌會）和中國本土宗教哲學，尤其是與明清佛教之間的對話，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 涉及問題之多、論辯之激烈、影響之深遠。這次論辯集結了三部作品，分別為：費隱通容編《原道辟邪說》（1636）、徐昌治編《聖朝破邪集》（1639）和鍾始聲編《辟邪集》（1643）。儒者陳侯光的《破邪集·辨學芻言自敘》論曰：「孔子之道如日中天，大西何能為翳，惟夷教亂華，煽或浸眾，恐閒先聖者，必憤而不能默也。」另外一個儒士張廣恬則在《破邪集·辟邪摘要略議》一文中寫到：「我太祖掃清邪氛，混一寰宇，開大明於中天，四夷莫不賓服，威令行於天下矣。然國中敦秉倫，獨尊孔孟之學，凡在攝化之區，無不建立素王之廟，誠萬世不易之教道也。近有外夷自稱天主教者，言從歐羅巴來，已非向所臣屬之國，然其不奉召而至，潛入我國中，公然欲以彼國之邪教，移我華夏之民風，是敢以夷變夏者也。」崇禎年間的儒家大學者顏茂猷在《破邪集·明朝辟邪集序》中表達了儒釋道三教的共識：「粵自開闢以還，三教並興，治世、治心、治身之事，不容減、亦不容增也。何僻而奸夷，妄尊耶於堯舜周孔之上，斥佛、菩薩、神仙為魔鬼，其錯謬幻惑固已輾然足笑。」
《破邪集·為翼邪者言》云：「獨奈何夷族之講求瞻禮者，我中國之章絕也，夷書之撰文輯序者，我中國之翰墨也，夷類之設為景教堂者，我中國之畫軒華棟也。遷喬入幽，用夷變夏，噫嘻嗟哉！是尚可忍言也？今試執三尺之童，而紿之曰：汝何不拜犬豕？童子猶恥不受，而況以堂堂鬚眉歡瀆夷祀，亭亭脛骨曲折夷徒！設或身遭其毒，便自焦胃潰腸，又凡百君子所宜嚴閒焉。如火之燃，如川之沸，如狼魅之暴者也。」
中國佔據統治地位的東亞外交系統在清朝末期逐漸衰落，清末一系列對外戰爭的失敗導致中國中心主義論點受到了極大的挑戰，這一狀況導致了1861年開始的洋務運動以及之後的戊戌變法。
中國自近世開始和西方國家差距越來越大，令中國人質疑中國文化的優越性。魏源指出「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新文化運動以降，有學者主張全盤西化，中國民族主義也從強調中國的優越演變為五四運動時候的爭取國家平等、尊嚴和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1日成立後，為了打破美蘇的外交壁壘，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外交方針。官方一度不強調中國中心主義，改以求同存異和平等互助的性質，積極與周邊國家發展經濟合作和平等的外交關係。但自習近平上任後，重新提倡中國民族主義，通過推動一帶一路等基建項目，強調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和西方國家尤其美國爭奪世界霸權。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東亞諸國都曾以中國文化為典範和楷模。朝鮮和日本之間的各種交往，政治的、禮儀的、文化的交往，所有的標準，包括文雅、禮儀、名分、風俗，作為價值的好壞是非標準，都來自傳統中國。日韓「文化間的比賽」，說的就是同一時間裡不同國家，也在文化上要彼此較量。朝鮮和日本之間就常有這樣的比賽。文化比賽也是個「文戰」，這個文化比賽上的裁判是傳統中國文化。用傳統中國的習慣，來比賽詩、書、畫誰的更好，禮儀誰更符合規矩，衣冠服飾誰的更有古老淵源。[12]
在一些東亞國家和民族個性的形成過程中，和中國的關係極為重要。日本聖德太子在給隋煬帝的信中寫道：「日出之處天子致日落之處天子無恙」[13]，這也成為日本國名的由來。日本的傳統區劃也參考中國故事分為了北海道、東北、關東、中部、近畿、中國地方、四國、九州八個地區。在描寫日本古代神話與天皇家系的《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中，將出雲國地區稱作葦原中國，簡稱中津國、中國。
滿清侵佔中原以後，漢文化的核心凝聚力被滿人逐步削弱，日本朝鮮視作「華夷變態」。[14]山鹿素行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要日本以神道和華夷思想來立國。其依據為《日本書紀》，書中言道：本朝正當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國。中國，北據高山，南窺大海，山海之間，平原開闊，河海可用。因此，中國漕運便利，往來如一家，沒有互相敵對，制度文物發達，沒有必要設長城而防夷狄，也不可能為夷狄所征服。而外朝更迭頻繁，有幾次還是夷狄入侵為王。春秋時代二百四十餘年，期間，臣下起而弒君者，竟有二十五次。唯有我中國，自開國以來以至於今日，天之神以來的皇統未曾變過，弒天皇之叛逆沒有幾次，被夷狄入侵之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有。他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吉田松陰繼承了山鹿素行的觀點，在批判中國式的華夷之辨的同時，又宣揚日本式的華夷之辨。水戶學的集大成者會澤正志齋撰《國體》《形勢》《虜情》《守御》《長計》五篇，以儒教為中心，宣揚「日本中心主義」，堅決反對改朝換代。
素來視中國為上國的朝鮮，在作為蠻夷的滿人入主中原以降，追悼作為漢人政權的大明，自詡繼承了大明的遺志，以光復大明為主要目標，仇視滿清政權，其根據是朝鮮王朝《成宗實錄》稱：「吾東方自箕子以來，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風，女有貞正之俗，史稱小中華」。 在明朝滅亡後朝鮮一方面屈服於大清的天威，另一方面私下裡稱清朝的皇帝為「胡皇」，稱清朝的使臣為「虜使」，繼續沿用大明年號，民間更甚，有「雖下賤無書清國年號者」的說法，並由此發展出「小中華主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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