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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上海局是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上海地區的領導機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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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概況 | |
|---|---|
| 上級機構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
| 機構類型 | 中共中央地方局 |
| 授權法源 | 中國共產黨章程 |
| 聯絡方式 | |
| 總部 | |
| 實際地址 | 上海 |
1933年1月初，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往江西瑞金，同時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李竹聲任上海中央執行局書記，黃文杰任中央執行局職工部部長。保衛部（亦稱中央特委、中央特科）部長武胡景（1933年5月-1935年3月）。宣傳部長盛忠亮（1933年1月下旬-1934年8月）。上海中央局代表中共中央領導黨在國民黨統治區中的工作，負責保持和疏通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駐上海代表之間的聯繫，加強全國各地黨組織與革命根據地黨組織的聯繫，負責接待全國各地到中央請示匯報工作的同志，並把他們送到革命根據地。凡到上海來找中央的人員，儘可能幫助解決經濟上和組織上的困難。同時上海中央局還幫助江蘇省委恢復遭破壞的上海各區委組織，以及定期與江蘇省委溝通工作、研究問題、加強聯繫，並負責出版黨內刊物《鬥爭》等。「1933年至1935年，（上海局）軍委的主要任務是配合紅軍反對國民黨對蘇區的幾次圍剿。派了大批同志到江西工作，在南昌、德安、九江均建立了地方黨組織和據點」。[2]
上海中央局從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間，連續遭到6次大破壞，中央局書記兩次投奔國民政府，電台也遭到破壞。
1934年春，中共江蘇省委內混入了特工人員，
- 3月1日上午九時省委宣傳部長李默農和部下汪鐵民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同孚路逮捕，3月13日引渡；
- 3月2日中午12時30分，公共租界工部局突襲了昌平路677號，逮捕了中央委員楊一林（即上海中央局組織部長黃文容）、省委幹部張子云（即原滿洲省委書記、時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李實）、省委書記孔二(化名孟慶發、孟慶祥、趙霖、趙林、趙英，天津裕華紗廠工人)、省委組織部幹部劉貴鄉、劉呂氏（劉貴鄉妻子）、劉張氏（劉貴鄉義妹）。搜查得到大批中、英、俄文的黨的材料。3月6日把楊一林、劉貴鄉、張子云引渡給上海警察局；其餘三人包括趙林被釋放。實際上趙林是可以自由出入上海警察局的內奸。
新產生的中共江蘇臨時省委代理書記趙立人（臨時省委代理書記，原名趙耀珊，又名趙躍珊、趙立人、趙立容、老韓、鄭玉龍、黑大漢，安徽人）被叛徒孔二帶領特務盯上，掌握了他所聯繫的上級與周圍的幹部。1934年6月26日晚18時中統特務盯梢指捕，工部局警察在康腦脫路料廖州路角趙立人與全總白區執行局黨團書記張文清（袁孟超）。當晚20時在在萊斯考斯路38號住居逮捕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余淇全）、利月英（女）、王陳氏（女）等。夜21點半，在清海路善慶里33號，逮捕李周氏（女）。22點15分，在此處監視的警察又逮捕來此處的張金標。21點40分，在武定路槐蔭里74號，租界警察再逮捕上海工會聯合會委員長劉志剛。夜22點，監視此處的警察將來到此處的中央局秘書處負責人李德釗（林子明）逮捕。23點，又逮捕前來此處的中央聯絡員吳炳生。公共租界的逮捕活動持續到翌日清晨，27日凌晨1點半，在康腦脫路長康里12號，逮捕李錦峰、陳在葛、王根生。同時，在法租界也發生了同樣的逮捕破壞行動。法租界工部局警察在古拔路63弄14號逮捕方玉英（方秀英，女）。在西愛咸斯路甘世東路口慎成里75號，逮捕王秀英（女）、方文彬、宋桂清。秦曼雲也在這次逮捕事件中化名被捕。公共租界警察將14個被捕者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法租界警察將被捕4人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兩院審理結果，除王陳氏、李周氏二人為女傭人而被釋放外，其餘16人都為中共重要黨員，全部引渡給國民黨方面。７月14日夜，引渡的被捕共產黨人由夜行列車被秘密押送到南京。不久，被捕的中央局書記李竹聲、江蘇省委書記鄭玉龍及吳炳生、袁孟超、秦曼雲等人叛變脫黨，並參加特務組織，給黨組織帶來巨大損失。[3]。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查獲的文件有：王明關於共產國際七大召開日期的秘密信件、政治報告，鄂豫皖軍事計劃、北方軍政工作計劃，黨在國民黨統治區三個月工作計劃，黨在工會中和幾乎在所有省份青年中的工作計劃，中共中央自1930年以來指示和決定、護照和黨的報刊，出席共產國際七大的代表名單，還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委員皮亞特尼茨基最近關於軍政形勢問題給中共中央的電報等。但共產國際遠東局、上海中央局同共產國際聯絡的電台並沒被破壞。
根據共產國際的建議，中共中央決定在上海另設立中共中央全權代表，1934年8月盛忠亮（華樵）任上海中央執行局代理書記，組織部長高文華（不久調任河北省委書記）。1934年9月負責同共產國際聯絡的電台台長程祖怡在路上被捕後供出了盛忠亮住址。1934年10月4日，盛忠亮在寓所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住在一起的3個人和1個小孩。[4]10月5日晚22時法租界警察在麥其里34號逮捕了徐宏達、徐宏達妻子王寶琴、徐鄭氏（徐宏達母親）、趙萬貞（徐鄭氏長子徐宏遠之妻），搜到1280美金、大量存摺、中共中央會計賬本，並逮捕隨後上門的女子陳啟惠。又逮捕陳炳生（徐建中），供述華盛路同樂坊122號設有秘密電台，在該處逮捕電台技師章雅範，扣押10瓦與50瓦短波電台各一，又逮捕徐劉氏（許建中之妻）。至10月12日，上海局組織部部長徐寶鐸、管理經費的沈子修、管電台的周秀珠、負責同黨中央聯絡的電台台長王友才、譯報員杜卓強等九人被捕，10月10日上海的三部無線電台暴露。中央局機關大量重要的文件和兩箱賬單、幾千元存款和現款、兩部電台、七台收發報機、大量通訊器材都被查獲。活動4年之久的上海地下黨電台全部均遭破壞。[5]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的無線電聯繫隨之中斷。1934年10月18日，共產國際聯絡部長（交通處主任）阿布拉莫夫告知中共：「請立即停止與上海的無線電聯繫。你們的電台，包括備用電台和密碼，已經給警察掌握。請採取一切措施與我們建立定期的通訊聯繫。」得到莫斯科的消息後，中共中央電台與上海中央局也掐斷了關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在小冊子《新條件與新策略》寫：他是根據上海日文《新聞聯合》通訊社1934年11月14日所發的消息，得知紅軍撤出了瑞金。
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執行局改為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黃文杰任代理書記，組織部長何成湘（後黃文杰兼任），宣傳部長朱鏡我，張唯一負責秘書處。中央上海局與共產國際電台中斷電訊聯繫後，從某個省召回兩個報務員，準備建立兩個新電台，準備通過中共福建、浙江、江西省委、閩西軍政委員會和紅二、六軍團，給中共中央寄去密碼。毛齊華、劉仲華裝配成功一套收發報機，但一直未能與中央的電台聯絡上；1936年周恩來對毛齊華說：「那時我們正緊張地忙於長征，已顧不上這些了」[6]。此後，上海中央局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繫，只能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1934年12月29日，上海中央局書記黃文杰給王明、康生信：「你們是否與中央有直接的無線電聯繫。如果有，那就請幫助我們馬上與他們建立聯繫。」同時要求幫助上海中央局安裝和維修電台。1934年底，武胡景去莫斯科，由朱鏡我領導軍委的劉仲華，劉仲華兼管一些特科的工作。
從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時間裡，當局在全國捕獲共產黨員是4505人，其中履行自首手續4213人。中統徐恩曾在《暗鬥》一書中披露：中共上海領導機關共被破獲14次；中共江蘇省委共被破獲4次；中共山東省委被破獲3次；中共陝西省委被破獲2次；共青團中央被破獲3次；中共河北、河南、貴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被破獲一次。逮捕的中共黨員和幹部則有24 000多人。被捕者，中共中央委員40多人，省市委幹部829人，縣市級幹部8000多人。[7]
中統派遣30餘名培訓班畢業的文化特務在上海打入左翼文化團體。1935年2月19日，國民政府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巡捕房在上海全市大搜捕，上海臨時中央局書記黃文杰（李光林）和組織部長何成湘（呂文遠）夫婦、宣傳部長朱鏡我（朱子明）、秘書處長張唯一（張元欽）、文委書記陽翰笙（王志忠、歐陽繼修）、文委成員田漢（陳哲生）、許滌新（方子平）、「社聯」黨團書記杜國庠、林伯修等36人同時被捕，白區黨的領導機關陷入癱瘓。經秦曼雲指證，3月18日黃文杰、朱鏡我、張唯一、杜國庠、田漢、陽翰笙、何成湘等8人引渡南京。其中黃文杰判刑18年，朱鏡我與張唯一判刑8年。田漢等保釋。據陳養山回憶：「一九三四年三月至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海中央局、江蘇省委、團中央和江蘇團省委、上海工聯（即中華全國勞工聯合會執行局）等機關，多次遭受敵人的大破壞，到一九三五年二月，以上組織都已不存在，基層組織也七零八落無人負責了。」「當時中央特科的負責人劉仲華（又名劉子華）」「鋪建各種組織」。[8]據王世英回憶，「當時僅剩軍委系統較為完整」，「因此，軍委系統就代管其他部門的工作」[9]。軍委情報部門負責人劉仲華從尚存的上海各系統（全總上海執行局、江蘇省團委、上海局軍委、特科、左翼作家聯盟等）的領導人中抽調幹部，1935年3月17日劉仲華（當時化名「華」、華再成、劉子華、秦、敘五）、賀昌之（當時化名張濤、雲五）、浦化人（當時化名王養三、糧食、聖五、張培齡）在蘇州河泥城橋路東一個地方開了一個會，成立三人小組，劉仲華抓總，賀昌之管組織，浦化人管宣傳，劉仲華仍然抓軍委和特科工作，另打算增加全總代表1人、團中央工委1人共5人組成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五人團。[10]3月19日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在共產國際代表化名麥克道諾夫（可能是「老頭子」格伯特）的領導下，從中華全國勞工聯合會執行局、特科、共青團和中共中央代表所領導的組織的工作人員中挑選了五位同志，組成了負責履行中央在白區的職責的新的中央局。[11]局內分工如下：
- 軍委負責人劉仲華負總責，領導軍委、特科並與全總、青年團及國際代表取得聯繫
- 全總代表饒漱石（當時化名阿四）負責中華全國勞工聯合會執行局的工作
- 團中央幹部C同志（不詳）負責共青團工作
- 上海局宣傳部幹部浦化人領導商業局、聯絡局、組織部和宣傳部的工作
- 特科幹部賀昌之領導軍事部和白區一些組織的工作，同時負責恢復組織部的工作。
「開會經常只雲五（賀昌熾）和聖五（浦化人）二人解決日常工作問題，敘五（劉仲華）個別地與雲五或聖五接頭」。[12]根據共產國際代表的指示，上海臨時中央局「主要任務是恢復白區與蘇區的關係，恢復上海中央局與上海各系統地下黨組織之間的關係，並進行清理、純潔黨組織的工作」[13]；不斷「精簡機構，疏散幹部，加強保密工作紀律，改善保密工作環境與條件」；「擔負起領導白區全黨的任務」[12]，包括「平津武漢長沙京滬西南蓉渝」等地，其中「當時白區地方組織最大的是河北省委和滿洲省委，他們單獨向臨時中央局報告工作。」[11]上海臨時中央局利用特科關係找到武裝自衛會黨團，重新建立組織部、技術部、宣傳部，聶洪鈞代理組織部長，張維林代理技術部長，董維健(董維鍵)代理宣傳部長，田道先任警報站主任，並恢復無線電台。「至4月底，上海中央局原有的組織關係已完全得到恢復」。1935年5月底，在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來到上海，召集劉仲華、賀昌之召開三人會議，在孔原建議下，「應把原有的組織縮小到最低限度」，上海臨時中央局原來的5人領導機構變為劉仲華、賀昌之、浦化人的「三人團」[14]，正式成立臨時中央局，劉仲華任書記。孔原與臨時中央局商定恢復北方局，派朱理治去主持西北工作，不久之後上海臨時中央局派遣聶洪鈞、劉祚夫（後未到）去陝北成立上海中央局和北方局駐西北代表團。臨時中央局的組織機構改組為：組織聯絡委員會（負責人王子清，負責白區交通和軍委工作）、出版處（負責人董維健，負責原有的宣傳部、技術部和出版部門的工作）、蘇區交通局、警報處（主任陳直齋）、特科（新新）等工作部門，並統一領導中央各系統在上海的地下組織的工作：全總駐滬辦事處、團中央臨工委（負責人文德）、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黨團、文總。組織聯絡委員會給紅二十五軍送去密碼，並通過他們把密碼轉川北紅四方面軍。還將紅二、六軍團任弼時的報告和中央遵義會議《關於第五次反「圍剿」決議轉給共產國際。出版處在6月10日和15日以臨時中央局的名義發表《關於最近華北事變與黨的緊急任務》和《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華北告全國民眾書》兩個文件，發表在地下出版的刊物《團的建設》上，出版了第79期黨刊《鬥爭》。
1935年6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獲悉潘漢年、陳雲、楊之華抵達上海，從海參崴派出老交通員梅龔和共產國際代表一起赴上海，於7月初抵滬，任務是：
- 催促蘇區快派代表參加共產國際七大；
- 把潘漢年、陳雲、楊之華接到蘇聯
- 取消上海臨時中央局，通知其負責人赴蘇，接管上海到各蘇區的交通關係。
潘漢年、陳雲於1935年7月間在上海見面後，一致認為上海形勢險惡，暫時還沒有恢復白區工作的條件，決定先後乘船經海參崴去莫斯科。
1935年7月22日至24日上海臨時中央局遭到最為嚴重的破壞，包括浦化人、王子清以下全部交通人員，共40人被捕。[15]「據秦（劉仲華的化名）的估計，國際代表和他在七月末一次會面介紹森時是在馬路上。」[16]臨時中央局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報告中：七月「二十一號下午三時接到警報說敵人不會等到月底，馬上就要動手了。當晚即由秦（劉仲華）通知有關係各部（中局、新新及其他等），當晚接到警報的都離開了原機關。」因此，這次破壞中臨時中央局領導的「油印處、印廠、文件保管處」沒有受到破壞，「交通局（蘇區交通）無事，全總無事，新新無事，（共產國際）代表關係由新新維持。」劉仲華回憶，收到朱阿根通過商務印書館老工人轉告的敵人要來破壞軍委機關的警報，即通知了蘇聯同志和謝甫生，轉告其他同志，轉移了機密文件；軍委除了一個司機外，所有同志都安全轉移。但由於內部臥底無法查清，因此個人之間不再發生聯繫，所有關係由新新逐步恢復。1956年上海黨組織審幹時查明，上海臨時中央局1935年7月22日遭到的大破壞是由郭進忠叛變導致的[17]
上海臨時中央局破壞的結果如下：甲、1935年5月，山西工委的上海交通員曾延偉（曾彥偉），自動叛變投敵。投敵時他預先寫好自首書，把他在上海太原兩地所知黨和外圍團體的所有關係全部詳細列舉，遞交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當晚，敵即逮捕了曾告密的、由曾帶到上海匯報工作的山西工委宣傳部長郭進忠；乙、郭被捕後，略經刑訊，也立即叛變。」「曾的黨內職務低，對臨時中央局的破壞起的作用不大。臨時中央局的破壞，是郭進忠費去一個多月的時間，和國特在一起裡應外合、精心活動的結果。」
至1935年8月中旬臨時上海局所餘部分與新新恢復了聯繫。8月潘漢年化名「水番三郎」，乘坐蘇聯貨輪「東方號」，於1935年9月中旬到達莫斯科。8月26日劉仲華接到王明、康生5月3日、5日從莫斯科發來的「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組織」指示信。同時，劉仲華還收到了共產國際代表的指示：「麥克道諾夫本要同我在某商行見面，後因情況緊急，又改為書面通知，要我交出工作去蘇聯。我當即將工作交給王世英，並告他安排好後即轉移去北方」。遂決定不再恢復上海臨時中央局，臨時中央局的活動將分散到各中心城市。這樣，上海臨時中央局的歷史使命宣告結束。由新新選出三人組成清理委員會，將所有的殘餘的關係（蘇區交通局、油印處、CY（團機關）、滬東區委、武裝自衛會全）清理洗刷一遍，分別派走，一切舊關係切斷；徹底改造新新，凡臥底認識的幹部與工作人員一律無條件離開上海，特科總部遷往天津，上海設辦事處，武漢、西南設中心區。完成新新總部清理後，劉仲華、賀昌之去了蘇聯。8月底9月份，王世英帶領上海臨時中央局軍委機關人員、特科總部人員轉移至天津，併入北方局軍委和華北聯絡局，在上海僅設立「軍委留滬聯絡站」（即中央特科上海辦事處），由邱吉夫負責，下設負責政治軍事情報、警報關係、通訊聯繫三個組，作為南方各省的情報指揮中心。[18]上海臨時中央局結束。陳雲於9月初與陳潭秋、曾山、楊之華一起乘蘇聯貨輪赴海參崴，於9月下旬到莫斯科。陳雲行前把與中共中央聯絡的密電碼、2000元經費留給了上海地下黨組織的邱文。
1935年入冬，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上海地下黨組織籠罩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留下少數未暴露的工作人員堅持。當時的總負責人是邱吉夫，主管情報工作的是徐強（對外稱老金〉。特科上海辦事處也被破獲，定於1935年11月18日晚8時同時在18個地址抓捕特科最後隱蔽的人員。特科安插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內部「關係」，於當日下午4點半送出一份警告通知，通知上沒有姓名，只有18個地址。情報科交通員老丁接到通知，立即找到特科的孟菲。孟菲坐出租車分別去通知撤離，見了人就說暗語。吳兢電話通知陳克寒。丘吉夫當天未接到通知，也未去交通站，而是在廣東大埔同鄉會被捕。
1935年初張子華從中共中央北方代表處調上海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負責人）兼聯繫河北省委的政治交通。1935年5月改任鄂豫陝邊區特派員，公開身份國民革命軍第44師（師長蕭之楚）第132旅旅部參謀。1935年下半年，南京國民政府爭取改善對蘇關係，謀求與中共接觸、談判。蔣介石、陳立夫指示鐵道部政務次長曾養甫尋找與中共聯絡關係。曾養甫安排北洋大學同學、鐵道部勞工科長、與周恩來鄧穎超相識的諶小岑尋找中共地下組織。諶小岑找到中共地下黨員，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中央社徵集部主任左恭，向他通報了國民黨中央希望與中共談判的意願。左恭把這一情況向上級黨組織作了匯報，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派張子華擔此重任。因為張子華是西北人，經過長期革命鬥爭的鍛煉和考驗，叔父王含章為國民黨中央駐寧夏省黨部特派員，張子華又去過陝北蘇區，人地熟悉。張子華化名黃漢，以中共中央長江局代表名義，1936年1月3日晚在左恭陪同下於上海與諶小岑第一次會晤。諶傳達了國民黨中央的意思，並請黃先生幫助與中共中央搭橋。第二天，黃回訪了諶，三天後又向諶通告，中共方面願意接受國民黨中央的意願，同意兩黨進行和談，一致抗日，並建議由國民黨方面派出代表與黃一塊前往陝北，與中共中央領導人直接面談。國民黨方面表示有些困難，便由宋子文出面，請宋慶齡從中設法幫忙。宋慶齡給毛澤東、周恩來寫了親筆信，委託周繼武（真名董健吾）以財政部西北經濟專員的身份與上海黨組織派往陝北的聯絡員黃漢（張子華）一同前往陝北。張、周二人到西安後，得到了張學良幫助，於1936年2月19日親自派張學良的專機把董健吾和張子華送到延安，2月27日到達中共中央駐地瓦窯堡。此時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主要領導人都在東征戰役前線，由林伯渠、博古等接待了客人並聽取匯報，隨後張子華專程趕到東征前線的交口鎮，向中央詳細匯報了他與國民黨方面幾次接觸的情況，還把上海臨時中央局的處境情況一併作了匯報。毛澤東夸講他：「你作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中央對他的工作表示滿意，決定繼續派他作為中央的聯絡員。1936年1月，董健吾從上海經西安、延安赴瓦窯堡，見到了留守中央後方的博古。3月中旬，董健吾從陝北回到上海。
1936年春末夏初時節，徐強領導的組織找到了流落街頭的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與毛岸青。毛岸龍早已在大同幼稚園生病夭折。
1936年4月10日，中央決定派馮雪峰帶着密電碼回上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都先後與他談了話。為了護送馮雪峰，毛澤東還專門給東北軍駐延安的軍長王以哲發了電報：「寧方代表張子華偕敝方代表李允生(馮雪峰化名)十七日到達膚施，請見保護到西安，以便轉回南京，特此奉達。」馮雪峰4月下旬到上海，陝北才與上海地下黨溝通了電信聯繫。馮雪峰迴憶說：「中央給的任務是四個：1.在上海設法建立一個電台，把所能得到的情報較快地報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運動的領袖沈鈞儒等取得聯繫，向他們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同他們建立關係。3.了解和尋覓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繫，替中央將另派到上海去做黨組織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準備。4.對文藝界工作也附帶管一管，首先是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四個任務中，當時黨中央指示說，前兩個是主要的。我記得第一個任務是周總理親自交給我的，並給了我密碼，約定我用『李允生』這名字，給了兩千元經費……第二個及第三第四個任務是洛甫(張聞天)交給我的。行前，洛甫曾幾次囑咐我說：『到上海後，務必先找魯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況後，再找黨員和地下組織。派你先去上海，就因為你同魯迅等熟識。』」[19]馮雪峰到了上海，接手上海情報組織的領導工作。
1936年5月上中旬，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從北平來到上海拜訪宋慶齡，向她表達去蘇區訪問的願望。此時，宋慶齡剛接到馮雪峰帶來的毛澤東、周恩來的信，信中說請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的外國記者和一名醫生到蘇區考察，以便讓國際上更多的人們了解中共的真相。。宋慶齡接見斯諾後，立即通過地下電台告中共中央，推薦斯諾和馬海德赴蘇區。中共中央回復宋慶齡，正式邀請斯諾和馬海德進入蘇區。宋慶齡與上海地下黨研究後，決定將護送斯諾去蘇區的任務交給董健吾。因為董健吾駕輕就熟，不久前已去過瓦窯堡執行信使任務，同陝北和張學良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而且董又熟諳英語，同外國人士進行思想交流有很大的方便。董健吾離滬先期到達西安，為斯諾進入陝北根據地與有關方面聯繫，具體安排和落實好接送計劃。1936年6月上旬斯諾和馬海德到了西安，中央派政治保衛局長鄧發來接，張學良安排了一輛軍用卡車，把他們送到陝北。董健吾從西安直接返回上海。
1936年6月，董健吾把毛岸英、毛岸青和自己的兒子董壽琪送到寶慶路9弄3號李杜將軍住所。1936年6月底，李杜及其副官、秘書、翻譯，張學良派遣的東北軍代表劉志清師長，護送毛岸英兄弟的上海地下黨代表楊承芳，3個少年兒童毛岸英、毛岸青、董壽琪，一行九人登上法國「康脫羅梭號」郵輪，離開了上海，向法國馬賽進發。辦理簽證時法國駐滬領事館知道李杜的身份，甚至知道他是假道蘇聯赴東北組織抗日義勇軍，所以對他和隨行人員都作了詳細的調查。蘇聯駐法國大使館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不准其他人入境。最後，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蘇聯大使館。在那裡他們見到了專程到巴黎迎接他們的康生。到莫斯科以後，他們被送到國際第二兒童院,各自起了蘇聯的名字。[20]1937年年初，董健吾的孩子董壽琪跟着李杜將軍一行，從巴黎回到上海。
1936年底，馮雪峰指示王堯山整理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有關材料，準備重建上海地下黨。為此，組織了一個「臨時工作委員會」，王堯山任書記，直接受馮雪峰的領導。[21]
1937年隨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全國抗日情緒高漲，抗日活動轉為公開，中共中央決定派一批有城市工作經驗的領導幹部，到國統區各重要省市恢復重建黨的領導機構，以適應即將到來的國共合作抗日新形勢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任務。1937年6月下旬，裝扮成商人的劉曉夫婦，在秘密交通員熊志華的護送下抵達上海，在紅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李克農的迎接下，住進了約定的接頭地點—福州路老振華旅館。第二天，馮雪峰到旅館與劉曉見面。第三天，馮雪峰陪劉曉到上海臨委書記王堯山家接上了關係。劉曉化名「劉巽齋」，任務是着手建立上海黨組織領導機構。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劉曉、馮雪峰和王堯山組成黨的上海三人團，劉曉全面主持上海地下黨的工作，王堯山協助工作，馮雪峰的工作重點轉向中共上海辦事處，協助潘漢年開展統一戰線和文化界的工作。1937年7月28日，公開合法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文協」）成立，宋慶齡、蔡元培、何香凝等83人當選為理事。文協內90％以上的成員是共產黨領導的文化藝術工作者和救國會領導下的愛國青年，影響和推動了教育界、婦女界、職業界、學社界、工人界的救亡協會的建立。各界救亡協會組織群眾建立起數以百計的募捐隊、救護隊、宣傳隊、慰問隊、戰地服務隊等，支援八一三抗戰。
1937年11月初，中央決定在上海成立江蘇省委，劉曉任書記，劉長勝任副書記，王堯山任組織部長，沙文漢任宣傳部長，張愛萍任軍委書記。由於貫徹了毛澤東關於地下工作的指示：「中國革命是長期的，地下工作也要作長期打算，不在一時一事上與敵人計較長短，地下工作要善於積蓄力量，學會做群眾工作，要與群眾運動密切結合。黨的秘密工作不是關在房子裡，關在機關里，而是要隱蔽在群眾裡面。」上海黨組織要求每個黨員都要有公開合法的社會職業和身份，黨員隱蔽在群眾中開展工作。從抗日戰爭一直到上海解放，上海地下黨的領導機關始終沒有遭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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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江蘇省委建制撤銷，改為中共中央華中局敵區工作部。省委書記劉曉和副書記劉長勝到中共中央華中局城工部擔任正副部長。1946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以江蘇省委原來的工作基礎上成立上海中央局，受中央南京局領導；同時要求上海局要絕對隱蔽，主要負責第二線工作如秘密的地下黨工作等，公開的第一線工作如民主運動和對蔣談判等則由中共南京局負責。1947年1月16日，依據中共中央指示名稱改為中共中央上海分局。1947年3月，中共代表團南京辦事處和上海辦事處撤離，中共中央南京局的工作也隨之結束。1947年5月6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改為中共中央上海局[22]，書記劉曉，副書記劉長勝[23]，受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管轄長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黨的組織和工作，必要時指導香港分局。
上海局下轄：
- 副書記劉長勝，主要分管上海市委和職工運動；
- 組織部長錢瑛，負責受上海中央局領導的各省、區黨組織及青年組、全國學聯黨組的工作；
- 委員劉少文負責情報工作（1948年10吳克堅接替劉少文工作）
- 宣傳部部長沙文漢，負責宣傳與文化界
- 策反工作委員會：書記張執一，負責工商、統戰及策反工作
- 中共上海市委
- 中共南京市委
- 外縣工作委員會：轄杭州、蘇州、無錫等地區的黨組織及這些地區的武裝鬥爭、軍事組織。副書記周克。[24]
- 中共重慶市委：1947年4月，公開的四川省委被迫撤離後，重慶市委派副書記劉國定到上海與中共上海局委員錢瑛取得聯繫。上海局領導指示重慶黨組織放手開展工作，並責成重慶市委書記王璞聯繫清理川東地區黨組織。1947年5月以後，重慶市委陸續與巴縣中心縣委書記蕭澤寬、川南工委書記廖林生、萬縣地區塗孝文和秀山地區的中心縣委書記鄧照明等人建立聯繫。一些原與省委和《新華日報》直接聯繫的黨員，也先後與重慶市委接上關係。
- 中共川東特別區臨時工作委員會：根據上海局錢瑛指示，1947年10月在重慶成立，由王璞任書記，塗孝文任副書記，蕭澤寬、劉國定、彭詠梧為委員。川東臨委負責領導重慶和上川東、下川東，以及川南、黔北部分地區的黨組織。改組重慶市委為重慶市工委，領導重慶市區、江北縣、北碚區以及貴州思南部分地區的黨組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主管學運，常委李維嘉主管宣傳統戰，委員許建業主管工運，婦委書記胡其芬。撤銷巴縣中心縣委，臨委委員蕭澤寬領導川南、南涪地區的工作。建立下川東地工委，設於萬縣，領導萬縣、開縣、雲陽、巫山、巫溪、奉節、石柱、忠縣及湖北宜昌等地的黨組織，書記塗孝文，副書記彭詠梧，委員楊虞裳（艾英）、唐虛谷（唐毅）。1947年12月建立上川東地工委，駐廣安，領導梁山、大竹、達縣、墊江、鄰水、開江、長壽、銅梁、潼南、合川、北碚、廣安、渠縣、岳池、南充、閬中、蓬溪等地黨組織，王璞兼書記，委員駱安靖、曾霖。 1947年11月 川東臨委派彭詠梧從重慶帶一批幹部前往下川東，部署雲（陽）奉（節）兩巫（巫山、巫溪）的武裝鬥爭；派鄧照明為上川東第一工委書記，加強梁（山）、達（縣）、大（竹）邊區游擊根據地的建設；派出一批幹部和青年積極分子到華鎣山區與當地黨組織配合，準備武裝鬥爭。成立川東民主聯軍下川東縱隊（後改名為中國共產黨川東遊擊縱隊）。司令員趙唯，政委彭詠梧。川東民主聯軍下川東縱隊下轄巴北支隊、奉大巫支隊、七南支隊、開縣支隊。隨後，彭詠梧赴青蓮鄉組建奉大巫支隊。1948年4月因川東臨委的機關報《挺進報》暴露，重慶市委副書記冉益智、書記劉國定被捕投奔國民政府，供出了川東臨委、重慶市工委、上川東地工委、下川東地工委、川康特委，以及上海局領導機關和主要幹部，並帶領特務到萬縣、廣安、上海、成都等地破壞地下黨組織，先後被捕的黨員幹部133人，其中重慶67人，上下川東41人，川康17人，寧滬8人，其中被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部分被處決）35人，獲釋脫險25人，自首變節後仍被殺害4人，投奔國民政府8人，造成川東、川康和重慶地區黨組織特別重大損失。 川東臨委書記王璞和秘書長蕭澤寬研究決定由上川東地工委下轄的第一工委書記鄧照明留在重慶處理善後，橫向整理組織。1949年1月，由於原川東臨委只剩下蕭澤寬一人，上海局（香港分局）決定成立川東特委，蕭澤寬任書記，鄧照明任副書記，國統區的工作重點必須從農村轉向城市，實行「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針，發動群眾保護城市、保護工廠學校，防止敵人破壞，加強調查研究，加強統戰工作，注意整頓組織和積蓄力量，不再搞農村武裝起義。
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解放上海，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歷史使命被中共中央華東局接替。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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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的黨政機構。1954年9月13日，中共中央華東局報告中共中央，認為大區撤銷後，應加強對上海、江蘇、浙江工作的領導，建議中央成立上海中央局。195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電復同意，並決定新的上海中央局由柯慶施、陳丕顯、潘漢年、江渭清、江華、谷牧、馬天水、劉順元以及南京軍區負責人2人至4人為委員，柯慶施為書記。
1955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又決定由許建國接替調到中央工作的谷牧，任上海局委員。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同意南京軍區的許世友、唐亮參加上海局為委員。196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華東、東北等6個中央局，11月10日中共中央華東局正式成立，存在6年的上海局即行撤銷。
上海中央局的常設機構只有一個辦公室，辦公室下設秘書組、財貿組和農村調研組。上海局的職責主要是對上海及江浙兩地工農業生產、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以及對中央指示、方針的貫徹執行情況進行檢查、調研。1957年7月上海局為了促進地區間工農業的協調發展、召開了蘇、浙、閩、皖、贛、滬5省經濟協作會議，之後經中央同意在上海局領導下成立經濟協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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