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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楊開慧之次子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毛岸青(1923年11月23日—2007年3月23日),初名永壽,譜名遠義,字岸青[1],以字行。[2]湖南湘潭人,生於長沙市,毛澤東與其第二位妻子楊開慧的次子,患有精神疾病,可能是精神分裂症[3]。毛岸青之兄毛岸英1950年11月下旬參與朝鮮戰爭陣亡後,毛岸青是毛澤東唯一在世的兒子,直至其於2007年去世。
毛岸青生於現今長沙市開福區的中南大學湘雅醫院,[4]一說他和兄長毛岸英生於長沙清水塘的毛澤東故居。[5] 1927年湖南清鄉公署會辦何鍵在湖南開始清黨,楊開慧帶著3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與毛岸龍)到板倉鄉下躲避。1930年11月14日,楊開慧被何鍵處決後,毛岸英兄弟被保釋出獄。由外祖母撫養。1931年春節前夕,毛澤民給楊開慧遺屬寫信,要求把三個孩子送至上海。由楊開智的妻子、孩子的舅媽李崇德操辦、護送毛岸英兄弟三人去上海。走前從親友中籌集路費;改換了孩子們的姓名,毛岸英改為楊永福,毛岸青改為楊永壽;商定讓孩子們叫沿路護送的舅媽李崇德為媽媽,外祖母為奶奶;還找人弄清了去上海的路線等等。1931年春節啟程。由板倉農民糾察隊員繆佩秋用手推車推着三個孩子,送到粵漢鐵路的白水火車站,乘火車去漢口,由漢口改乘船去上海。他們到上海後進入中共地下黨所辦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園。
1932年3月,大同幼稚園保育員管荷英外出辦事時失蹤。特科負責大同幼稚園的歐陽新決定解散該幼稚園。毛岸英、毛岸青暫時寄養於董健吾與妻子鄭蘭芳家中——地下黨聯絡點松柏齋古玩號(在淮海中路普安里附近)。毛岸英兄弟二人,在古玩號住了約半年左右。因此處距嵩山路法國捕房較近,安全有些威脅;董健吾的岳母(同董在一起生活)對照料岸英、岸青有怨言[6]。1932年的8、9月份,毛岸英、毛岸青送到鳳陽路修德里451弄12號董健吾的前妻黃慧光家中生活。黃慧光怕毛岸英兄弟和外人接觸中引起懷疑,就很少讓他倆出去。在黃慧光帶着6個孩子三年多的時間裡,為了安全曾先後變換過三個住地。1934年8月從修德里搬到三多里,這時上海臨時中央局負責人浦化人還經常來三多里看望毛岸英、毛岸青。1935年7月前後,搬到牯嶺路斯盛里(現牯嶺路51弄10號)。
1933年初,黨中央機關轉移去江西瑞金蘇區,上海地下黨組織又遭嚴重破壞;此時董健吾被教會要求辭去牧師職務,無固定經濟來源,已無力照管黃慧光的生活。因此,組織上中斷了對毛岸英、毛岸青的每月生活供給。黃慧光是一無職業的家庭婦女,她已有四個孩子,加上岸英兄弟二人,全家共七口,只靠她的長子董載元一人的微薄收入維持生活。黃慧光靠典賣過活。東西典當光了之後,黃慧光就和女兒替人家縫補、洗衣貼補家用。這還是不夠,黃慧光和女兒又學做紙花,賣給百貨公司。當時毛岸英、毛岸青的生活處於極端困苦的境地。據毛岸青回憶,在黃慧光家這段生活,吃的不好,穿的是破舊衣服,蓋的是破棉絮。毛新宇在《我的伯父毛岸英》中的敘述:
- 黃慧光不僅為岸英兄弟的安全擔心,也為自己及全家的身家性命提心弔膽。平時她把岸英兄弟和自己的孩子看得死死的,一有風吹草動,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不長的時間裡,一個寡母帶着幾個孤兒轉換了三個住處。
- 那個時候,黨組織按月供給30元錢給董健吾作為我的伯父和我的父親兩人的生活費,董健吾領到薪水也常常貼補一些給黃慧光,日子當然過得去。後來,董健吾失去了固定的收入,黃慧光是家庭婦女沒有生活來源,自己有四個小孩,加上岸英兄弟一家七張嘴天天要吃要喝,日子過得艱苦了起來。
- 毛岸英、毛岸青也幫助扎紙花,幹些家務事,減輕家中的困難。1935年,先是岸青出麻疹,繼而岸英患傷寒,需要開支醫藥費,無疑使本已窘困的生活雪上加霜,急得黃慧光團團轉。沒奈何,只好典當些舊衣服,拼湊些錢,陪岸英、岸青去醫院看了幾次病,後來實在付不起醫藥費,只好背扶着岸英、岸青,向附近送診給藥的慈善機構求救
- 生活艱苦,吃不飽肚子,還要挨打受罵。岸英自小就愛憎分明,一天,他看見岸青又挨了打,便離家出走了。
- 當時的上海特科幾乎動用了全部的力量進行查找工作。從1935年秋開始,在1936年夏天終於有了線索,有人反映說:住在一個破廟裡的幾個孩子,各方面的情況基本上符合查找目標,只是孩子的數目是兩個,不是三個,組織上決定正面接觸、核實一下……
- 這天,破廟裡來了一個工人裝束、上了年紀的人,他用湖南話與這兩個孩子拉家常,聊天的內容總是圍着「你是哪裡人?」「父母在哪裡?」「為什麼不在家?」 等家庭情況與身世轉來轉去。小哥兒倆因為在流浪中碰到了太多的事,便十分警覺,我的伯父甚至悄悄將兩塊磚頭備在了身後……但漸漸地,他覺得這個工人老伯不僅面容和善,語氣和藹,而且心地也極為善良,他終於明白了,這個人是親人派來尋找他們兄弟的……
1934年、1935年這兩年,中共上海特科因為中統的「細胞滲透」辦法而被完全破獲;中共上海局連續3任書記李竹聲、盛忠亮、黃文容及其機關被破獲逮捕,使上海地下黨的機構人員損失殆盡。隨後成立的上海臨時中央局書記邱吉夫及組織、宣傳等負責人及所有地下聯絡點均被破獲。1935年7月,董健吾因其上線領導浦化人被捕而被迫隱藏起來。黃慧光完全失去了外界的支持。
2002年1月19日,毛岸英的遺孀劉思齊在武漢理工大學演講中稱,毛岸英和毛岸青「像三毛一樣流浪了五年」(此話可能是出自毛岸英,雖然在上海前幾年有人照顧,但經常挨打,所以毛岸英自我認為與「流浪」無異。)。為此,董健吾的兒子董龍飛、孫子董闖向武漢市武昌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認為劉思齊的演講「其中有與歷史事實不符之處,有些言論污衊詆毀了董龍飛之父董健吾,損害了董家人名譽,使其精神受到了損害」。要求劉思齊停止宣傳與歷史事實不符的言論,登報賠禮道歉。其訴訟主要證據,是中央組織部的調查報告。1979年,胡耀邦抽調中組部三人,以李芳文為組長,組成調查小組,調查毛岸英三兄弟在上海時的情況。在一年多的時間裡,通過訪問當事人、證人、當時的地下黨領導人,查閱檔案資料,勘察毛氏兄弟居住過的地方,最後撰寫了一份《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在上海時的情況》的調查報告。報告中說:「……三,(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董健吾家中,生活困難,但無流浪、虐待事實……」[7]
毛岸英兄弟二人大約於1935年秋離(黃慧光)家出走,在上海流浪。當時,特科留在上海的秘密辦事處的情報人員徐強、李雲[8]奉命參與尋找兩個男孩,大的約十三四歲,小的約十一二歲,孩子的身份說是烈士的兒子,從收養的人家跑掉了。李雲回憶說:得知孩子出走,「幾位高層領導知道那是毛澤東的兒子,發動了地下黨員尋找」「前前後後跑了半年多」。李雲本人親自掌握上海地下黨唯一一部秘密電台的報務兼譯電,也被派到大街上去找孩子。徐強已通過內線查遍上海的警察局和巡捕房,確認孩子沒被抓走,應該還在流浪。李雲回憶:「1936年夏天前後,徐強告訴我,孩子找到了,已經送到安全的地方(已經出國),並解開了孩子真正的身份(他們是毛澤東的孩子)。」
1936年1月中旬,宋慶齡安排董健吾離開上海前往西安,把國民黨權力核心層與蔣介石的口信轉告給在陝北的中共中央。到達西安後,董健吾(化名周繼吾,社會身份是宋慶齡的家庭牧師「王牧師」)拜見了張學良,把國共談判這一事告知了張學良。在張學良安排下,董健吾於2月27日抵達陝北瓦窯堡向中共中央的博古報告了這一國民黨高層的口信。1936年3月6日董健吾離開陝北,於3月中旬回到上海向宋慶齡報告了毛澤東領銜的中共中央回覆信息。董健吾這時獲悉上海地下黨已經找到了在街頭流浪的毛岸英兄弟,於是董健吾抵滬第5天即與張學良派來接劉鼎的人等同行,再次北上赴西安,3月20日一行抵達西安。宋慶齡安排劉鼎作為中共代表去張學良處工作,劉鼎表示要親赴中共中央請示得到中央批准之後才能擔負此任務。當時由西安去陝北紅區的交通必須得到張學良批准,地下交通線尚未建立。董健吾無法進入陝北,就留在了西安,委託打算去陝北瓦窯堡的劉鼎向中央與毛澤東匯報毛岸英兄弟二人在上海的情況及安置計劃。1936年4月9日,劉鼎隨張學良到延安,與周恩來、李克農、戴鏡元會談。會後周恩來與劉鼎去瓦窯堡向中央匯報。中央由此獲悉了毛岸英兄弟二人在上海董健吾前妻家中,董健吾本人正在西安等待中央指示。1936年4月中旬,中央派遣馮雪峰去上海重建地下電台、聯絡抗日救亡運動、恢復整頓地下黨行組織。1936年4月20日左右,馮雪峰由瓦窯堡抵達西安,見到了董健吾,向董健吾傳達了中央指示:把毛岸英兄弟二人送蘇聯的國際保育院。董健吾向張學良辭行時提出「有個革命朋友的兩個孩子寄養在我這裡,還有我自己的一個兒子,想讓他們讀點書,可是上海的時局太亂。如有可能,請張副總司令幫忙,送他們去蘇聯讀書。」張學良答應下來。1936年4月25日,董健吾與馮雪峰抵達上海。馮雪峰在1968年寫的回憶材料中寫道[9]「我到上海時(岸英、岸青)兩個孩子就住在他大老婆那裡」。「我到上海後曾給過(董健吾)一筆相當數目大的錢,記得是他說起他已欠下了房租等相當大的債而後給的,同時也因為兩個孩子寄在他家裡,我認為應該給的。以後也給過幾次,不過記得數目都不大。」
張學良安排奉軍將領李杜以考察為名,去蘇聯召集東北抗日義勇軍舊部,李杜聯繫到在上海的董健吾,上海地下黨組織負責人馮雪峰派遣楊承芳負責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壽琪(董健吾的兒子)隨李杜經法國赴蘇聯。「三個孩子在李杜家住了一個月」,「一個月後,李杜領到了出國護照」。「1977年,由上海作家徐嘯在上海檔案館查得李杜及岸英、岸青、董壽琪的護照,以及法國領事館的法文調查報告。」李杜、3個孩子、及李杜的副官、秘書、翻譯,張學良的代表劉志清、上海地下黨代表楊承芳一行九人乘法國「康脫羅梭號」郵輪帶前往法國馬賽。一行九人在巴黎等待了幾個月後,蘇聯駐法國大使館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不准其他人入境。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蘇聯駐法國大使館,在那裡見到了專程到巴黎迎接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康生,之後他們前往蘇聯莫斯科,進入國際第二兒童院(莫尼諾兒童院),也在當時定表字為岸青、俄名亞歷山大[2]。由於毛岸英、毛岸青在上海的五年多一直沒有能入校讀書,不掌握中文讀寫。後來給毛澤東用俄語寫信,毛只能讓師哲翻譯。[2]在蘇德戰爭中,毛岸英主動要求參軍上前線,毛岸青參加了挖戰壕、運傷員等支前活動。其在蘇聯留學期間,曾用名楊永壽。
1947年,毛岸青返回中華民國,在大連養病。後來由李富春、蔡暢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到1948年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克山縣進行土改工作。
1949年7月抵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加入人民解放軍,掛階中校,在軍事科學院從事編譯工作,專業為馬列主義思想研究。在中共中央宣傳部馬列著作編譯室任俄文翻譯。他翻譯出版了10多部馬列著作和政治理論書籍,並發表了十幾篇文章,但是,腦袋在上海受到的傷害無法根除。但也正因為如此,毛岸青基本沒有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中。
1960年1月,毛岸青在大連療養期間,毛澤東與張文秋以親家形式撮合毛岸青與張文秋次女北京大學學生作家邵華,並於4月下旬在大連結婚,至1962年春天回北京,1970年1月17日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誕下一子毛新宇。1967年毛岸青的後母江青到北京大學萬人大會演說,聲淚俱下控訴邵華「主動送上門」勾引毛岸青,當時邵華就在台下。
毛岸青和夫人邵華先後共同主編了紀念文集《我們愛韶山的紅杜鵑》、大型紀實文學叢書《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參與策劃攝製了《楊開慧》等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在各種刊物上發表了幾十篇紀念文章。
毛岸青多次和夫人邵華、兒子毛新宇重走長征路,到革命老區、到工廠、到農村調研,並以多種形式幫助失學兒童,支持創辦了多個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毛岸青晚年居於北戴河總參療養院以寫作與靜態活動為主,因十分低調,基本沒有關於他的新聞;晚年的所屬工作單位為總參謀部管理部。其後行動不便,1998年9月9日在悼念毛澤東逝世22周年紀念活動時,中新社記者拍得的照片顯示他出席時需輪椅代步,並因此引致其他併發症如心臟病;於2007年3月23日凌晨4時18分在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逝世,靈堂設在解放軍總參謀部西山服務處(毛家大宅)400號大院,只供黨政領導弔唁,告別式於3月31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並安葬其內。
2008年12月21日骨灰遷葬於湖南楊開慧烈士陵園內,瀕臨其母親楊開慧烈士的墓。2008年位於克山縣的毛岸青紀念館開館。2009年毛新宇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提交提案「加強毛岸青紀念館的愛國主義基地教育」[10]。
先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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