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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3年之间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及附近空域与解放军间进行的一系列轰炸和反轰炸战斗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1949年5月上海戰役結束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上海。中華民國國軍撤退後，仍出動空軍轟炸上海，導致大批上海市民傷亡和企業停工，即上海大轟炸。
上海大轟炸中，最慘烈的事件為「二·六」轟炸。1950年2月6日，中華民國空軍出動轟炸機十四架、戰鬥機三架對上海實施轟炸，在一個半小時內投下五百磅炸彈六七十枚，炸毀房屋兩千餘間，炸死炸傷市民一千四百多人，導致上海多家工廠停工[2]，炸毀楊樹浦電廠、閘北水電公司、華商電氣公司和法商電車電燈公司，一度使上海停水停電，死傷慘重[3]。轟炸發生後，中共保密部門查出並徹底拔除了一處國民黨間諜據點。2月7日下午，作為「二六」大轟炸的主犯，國民黨保密局上海獨立台台長羅炳乾被上海公安局槍決。
二六轟炸後，蘇聯空軍派軍參戰，同時帶來了百餘架各類戰機和若干高射炮，擊落了數架國軍戰機。國軍統帥部決策優先保障台灣地區的安全，從舟山群島撤軍，失去了對上海轟炸的據點，無力再對上海進行成規模的空襲或騷擾，空戰也因此告一段落。此戰之後，蘇聯將戰機和設備交予中方使用，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建立了自己的防空部隊。
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在陳毅的率領下攻占了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上海市。中華民國國軍則撤退至舟山群島等東南沿海島嶼，同時憑藉自身強於解放軍的海空軍優勢對大陸頻頻作出反擊，並於當年10月26日成功取得古寧頭戰役的勝利，國軍統帥部依據戰局轉折制定了「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反攻大陸計劃。此外，由於上海市在中國舉足輕重的經濟地位，國民黨方面在經濟和軍事領域也頻頻做出動作，干擾新政府對上海的接管工作，其中一項就是對上海市進行空中打擊[4]。
當時上海工業生產所需的原料主要如：棉、小麥、紙張、煙草、燃油等等都來自進口，而中華民國方面自1949年6月起即在海上對大陸進行封鎖——關閉政策。執行關閉政策的中華民國海軍甚至不懼西方勢力，炮擊美國商船、與英國海軍對峙。11月24日，英國商船在長江口外九段沙燈標水域被國軍攔截。英軍、國軍雙方在海上僵持三天，期間美籍商船「富蘭克林」號強行闖關，國軍開炮阻擊，「富蘭克林」號幾乎被擊沉，勉強駛入上海港。27日，英軍主動退出長江口。12月24日，中華民國海軍開始在長江口布雷[5]。中華民國政府的關閉政策有效的封鎖了長江口，使生產物資無法進入上海，令上海經濟陷入困境[5]。
雖然上海新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穩定上海的工業生產，但上海工業生產仍然受到很大影響。由於封鎖奏效，解放軍對台灣的威脅解除，中華民國空軍積極擴建舟山機場，調集飛機準備對上海和其他東部沿海城市實施轟炸。[4]此時，上海市雖已有高炮第三師（4個團）進駐，但整體防空能力仍然薄弱。[3]
從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中華民國空軍憑藉舟山群島等地的機場對上海進行了20餘次空中攻擊，投彈360多枚，毀壞房屋2,300餘間，造成傷亡2,300餘人，其中1950年1月7日至2月6日，連續4次集中對上海的電力生產單位和城市重要設施進行了重點攻擊，其中以2月6日的「二六轟炸」為最猛烈[3]。
1950年1月25日，國軍空軍猛烈轟炸了江南造船廠和浦東造船廠，華東軍區海軍的「常州」、「萬壽花」等26艘艦船被炸毀炸傷。
1950年2月5日，國軍飛機在上海、杭州、天津等東部沿海城市灑下大量傳單，警告民眾遠離電廠、碼頭及兵營等重要生產單位和軍事目標以防遭到空襲傷害[6]。但是在上海，許多臨近電廠、碼頭等重要市政設施的居民不以為意[7]:89上檔。 在被空襲前，楊樹浦發電廠正在全力發電，發電負荷96,369千瓦[7]:91上檔，占上海市當時轄區內發電量80%以上[8]:463-468[9]。
2月6日日中午12時25分到下午1時53分，中華民國空軍派遣主力飛行員，共派遣4編組批次17架轟炸機——含12架B-24「解放者」重型轟炸機、2架B-25「米切爾」中型轟炸機、2架P-51「野馬」戰鬥機和1架P-38「閃電」戰鬥機——在上海市區投彈67枚[10]，對多個上海重要的電力、供水、機電等生產企業進行轟炸，其中以當時上海最大的發電廠——楊樹浦發電廠遭到的破壞最為嚴重，廠區共遭到15枚炸彈命中，其中有9枚命中發電廠的廠房及設備[註 1]，輸煤設備全部被炸毀；另有13台鍋爐和6台汽輪機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其中一台主發電機嚴重受損，電廠當時的15萬千瓦的正常負荷迅速下降至零；上海電力公司共有28名員工罹難，其中24人找到了完整的屍體、4人為失蹤而屍骨無存[11]。
同日下午1時20分，位於南市區南車站路的華商電氣公司也被轟炸，10餘條出線的配電中心受到破壞，經濟損失70餘萬美元[12]:專記三，並造成2人死亡、6人受傷[11]:126上檔，配電間嚴重損毀，無法提供電力輸出——而在此之前，由於該廠曾在抗日戰爭時期被日軍占領，設備被汪精衛控制下的上海市政府賤賣，該電力公司是上海遭受日軍掠奪最慘重的單位之一；而其輸出的電力多通過購買上海電力公司的多餘電力轉賣給終端用戶[8]:475-479；閘北水電公司但只被炸毀了5號鍋爐，廠房部分燒毀，未影響發電[11]:2上檔；法商電車電燈公司也遭嚴重轟炸，所幸落彈點不准，只在廠房周圍炸了一圈，未影響發電和輸電，惟造成21人死亡、32人受傷[11]:3上檔。
空襲過後，上海市的楊樹浦區、嵩山區、盧灣區、蓬萊區、江灣、吳淞等地也被炸毀房屋二千餘、死傷居民1,464人（死595人、傷869人）、受災居民五萬餘、財產損失無法統計[13]:115-116上檔。雖然空襲的目標是電廠，但是周邊民眾受影響最大，以嵩山區、盧灣區、蓬萊區受災為甚：嵩山區落彈7~8枚，受災3處，涵蓋11個甲，毀滅了298間平房、5棟樓房、2間草房，受災648戶，死231人，重傷206人，失蹤9人，斜橋地區被毀房屋比例在60%以上[14]。盧灣區落彈5枚，含2枚燃燒彈，受災189戶，其中燒死91人、炸死66人、埋壓死37人、重傷35人、輕傷37人、災民1,215人，被毀平房23幢、平房73間、草棚3間、工廠3個；該區域內多有貧民窟，以蘇北難民為主，轟炸正值中午飯點，婦女兒童死傷比例很大[15]。蓬萊區中山南路醫院口和外江家宅等四處被嚴重轟炸，炸死民眾72人、重傷11人、輕傷70人，失蹤4人，毀壞房屋119間[14]。
由於上海市的發電能力從25萬千瓦下降到4千千瓦，造成上海市區工廠幾乎全部停工停產，大多數街區電力供應中斷，高層建築電梯斷電懸空，許多商店關門停業，大上海「十里洋場」陷入一片黑暗，燈火管制使得每戶家庭只能每天點一盞電燈半小時[16]。另由於上海的自來水生產單位也遭到空襲破壞，使上海自來水供應出現困難，市民的馬桶、廁所都無水沖洗。此次空襲共造成了1,148人傷亡和1,180間房屋損壞。空襲之後，上海市人民政府緊急制定了多項措施，以力保重要的戰略物資和市民人員的安全，並組織力量修復遭到破壞的電力設施，經過42小時05分鐘的搶修，上海市基本恢復正常供電，然而上海的工業生產和市民的正常生活仍然受到了較大影響，造成經濟損失達500萬美元。[17][18]
由於當時國軍轟炸機的性能要躲避地面炮火的攻擊必須採取高空目測投彈，此種投彈方法的命中率相當低，而國軍對上海的轟炸卻有較高的命中率，因而中共保密部門判斷必有地面引航人員為飛機提供電台導航，因而加強了保密排查工作，國共雙方也圍繞這個焦點進行了一系列間諜戰，最後中華民國方面諜報人員羅炳乾（化名：吳思源）被中共保密部門抓獲並處決。[19][20]
由於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的空軍力量弱於中華民國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請求蘇聯方面給予空中力量支援。當時，中蘇正在進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談判，蘇聯以簽署《關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補充協定》為條件，為上海提供防空援助，迫於防空狀況和國際環境，中方最終讓步[21]。1950年3月，由中方聘請，在巴季茨基等將領率領下，編配了兩個驅逐機團、一個混合航空兵團、一個探照燈團、一個對空情報雷達營的混合航空集團軍[註 2]進駐上海，包括108架各類戰機組成的混合集團軍，幫助中國大陸加強空中防禦，其中還包括有38架當時世界最先進的亞音速戰機——米格-15戰鬥機[22]。隨後在當年3月至5月的4次空戰中蘇聯戰機擊落了6架國軍戰機，迫使國府方面停止了對上海的進一步攻擊。之後，由於國軍統帥部決策優先保障台灣地區的安全，於是從舟山群島撤軍，由於沒有臨近的機場起降，國軍空軍無力再對上海進行成規模的空襲或騷擾，上海空域較大規模的爭奪戰結束。[4]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派遣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公開介入中國內戰[23]，另一方面，蘇聯援華的空軍部隊於當年10月回國，上海市和東南沿海地區的空中防務由新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和屬地民兵部隊接替，並爭取在蘇聯空軍回國之前向蘇方學習空戰技能，蘇聯則將戰機和設備交予中方使用。
為增強防空力量，「二·六」轟炸後，中央軍委加強了上海的空軍建設，在上海建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支航空兵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4混成旅，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空軍建設的起點[24]。時至今日，上海市的專屬防務單位——上海警備區依舊保持有一個師級規模的高炮防空部隊[25]。
在朝鮮戰爭期間，國軍空軍和美國空軍數次派遣戰機進入上海空域進行偵查或騷擾活動，被解放軍和民兵擊落或擊退。[3]楊樹浦發電廠電容量最大的汽輪機在二六轟炸中遭到嚴重損壞，必須送往瑞士維修，由於海上通道被封鎖，這台機器經由陸路輾轉過境蘇聯、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國，歷時一個多月才完成修復回到上海。同年12月30日，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對原屬美國商人資產的上海電力公司實行軍事管制，將電廠收歸國有。[18]
為了紀念二六轟炸，在轟炸發生一周年之際，上海市盧灣區政府以「各界人民追悼二六轟炸被難同胞大會」名義出資鐫刻了「上海二六轟炸紀念碑」（圖），但由於交通管控部門不許該碑在落彈附近明顯人行道樹碑，直到1952年才在黃元慶和陸阿根兩位代表提議下、經上海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即上海市政協前身）審議通過，在當時的徐家匯路458號—468號竹籬笆內樹立（今位於市中心的徐家匯路泰康路地道附近）[26]:3上檔。但是，由於當時正在抗美援朝，故只有在碑背面的三百字描述用意，正面則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大字及「紀念二六轟炸被難同胞」小字。該碑文革期間被砸斷推倒，後被拼接修復，但年久失修無人問津[27]。該紀念碑被列入第三次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文物普查之不可移動文物名錄[28]。
在政府財政收入有限、支出規模龐大的形勢下，中國開始嘗試發行國債。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關於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決定》[29]。1950年11月，期限5年、總額2億元的「人民勝利折實公債」正式發行[30]。其中，上海被要求完成45%的配額。為宣傳債券，解放日報和上海大公報進行了許多的宣傳：一方面，正面宣傳債券本身[31][32]，另一方面，渲染先前「二·六」轟炸，引發市民反美、反蔣介石的情緒，引導居民購買國債[33][34][35]。
「二·六」轟炸發生後，自2月7日至5月底, 上海共有89家銀行、錢莊集中停業、倒閉，其中錢莊40家（含4家各地在上海設立的分莊），僅存餘30家，損失大半。上海銀行博物館的研究者認為，錢業公會職能失靈、錢莊業信用缺失、錢莊業違規經營且盈利水平下降、政府打擊投機大潮下趁機倒閉、轟炸導致「無法歸還貸款、收不回貸款、放不了貸款、借不到錢、無法歸還貸款」的惡性循環以致私營工商業和民營銀行業大蕭條等原因導致了這場銀行、錢莊集中停業倒閉大潮。[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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