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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朝的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训名章铜，字少荃、子黻、渐甫，号仪叟、省心，谥文忠，人称李中堂[注 1]、李傅相[注 2]。安徽庐州合肥人，晚清重臣，近代中国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实业家、改革家、淮军创始人兼最高领袖。为曾国藩门生。道光丁未进士，累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追赠太傅，追晋侯爵。
李鸿章历经讨伐太平军、平定捻军、洋务运动、清法战争、甲午战争及义和团运动，是清朝地方武装淮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并且为清朝建立了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1][来源可靠？]。
李鸿章被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有着灵巧的外交手腕，与曾国藩、左宗棠和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李鸿章曾获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皇家维多利亚勋章[2]。美国总统格兰特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宰相俾斯麦齐名[3]。他的著作收于《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今合肥市）。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三甲进士，榜名李文玕，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同年考取的有曾国藩。李鸿章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第二甲第三十六名，在同年考取的还有，第一甲第一名的张之万、第二甲第八名的沈桂芬、第三十九名的沈葆桢、第六十名的郭嵩焘，以及第三甲第六名的马新贻、第一百十四名的朱次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4]。
清宣宗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磨店乡（今合肥市瑶海区东北部，磨店当地现在已重新修缮了李鸿章家庙。[5]同时磨店当地亦有以少荃为名的少荃湖）。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写信催促鸿章进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于是来到北京，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其中一首云[6]：
| “ |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芦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
” |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恩科顺天乡试取中举人，但次年会试落第，在曾国藩府中补习受教[7]；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编修。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塾师洪秀全自称“耶和华之次子、耶稣之弟”，利用一些基督教教义与《四福音》文句，以传播拜上帝教为途径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聚众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从广西一隅经湖南攻克武昌，直入长江流域，奠都江宁（今江苏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武装八旗绿营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严刑重赏来阻止文武百官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同年年底太平军攻破舒城，吕贤基自害殉国。次年一月，安徽巡抚江忠源因庐州城破自尽，李鸿章投入新任巡抚福济幕下，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官封道台。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鸿章生活颇无规律，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龢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龢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怨，日后翁得势后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清廷在甲午战争一败涂地[8]。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为“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以中立国名义通过太平军控制的江宁长江江面抵达上海，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两年内由六千多人增至六万多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乃以此为基础）。李鸿章及淮军五虎将、援军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与湘军一起包围太平天国。
李鸿章率领淮军和英国籍的外聘军官查理·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协同，1863年1月，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投降后，清军接连攻陷太仓、昆山，包围了苏州。12月，劝服太平军郜永宽叛变，杀谭绍光投降，清兵攻克苏州。
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在包围苏州太平军后，戈登向李建议，采取诱降策略，欲兵不血刃攻克苏州，经过一番秘密联络和谈判，双方约定：郜永宽献上谭绍光首级以及整个苏州城，李鸿章则保郜及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的人一定官职，由戈登居中担保，遂成功策反苏州城内的太平军高级将领，最终使得三万太平军投降，根据约定李鸿章许诺只要太平军投降，一律不予追究，结果投降两天后，三万太平军就被李鸿章的淮军屠杀了；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六日（1863年12月5日），郜永宽、伍贵文、汪安均、周文佳、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等八名太平军降将到淮军营中见李鸿章，程学启率百馀人突入午宴，将八名降将杀死。程学启提著八人首级入城，称“八人反侧，已伏诛矣！”戈登对杀降一事不满，认为违背君子协定，不但痛骂程学启不讲道义，还提著火枪要找李鸿章算帐。但李鸿章却称：“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且给曾国荃的信中，洋洋得意地说，这次“拴杀伪王六，伪天将五，皆忠逆部下悍党，稍可自娱”，在给郭嵩焘的信中也说，这次“苏州、无锡苦战数月而得之，所以少惬意者，诱斩六伪王四天将，而解散忠党二十万之众”。而曾国藩亦称赞此次杀降行径说：“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朝廷也称：“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1864年5月，淮军在常州与陈坤书率领的太平军激战，11日攻克常州。后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参与平定了捻军叛乱，因功加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天津教案曾国藩处置失利，去职，被大量官民指责为“曾国贼”。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重臣。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曾国藩有密切关系。1863年盘踞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拟设立铁厂”，特地派遣从美国留学归来、怀有用西方科技文明改造中国愿望的容闳赴美购买“制器之器”。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遵示拨款万两，“交令速往”，并复函曾国藩说：“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醇甫此行，当可购到。海疆自强，权舆于是。”[9]
当时李鸿章与上海道道尹丁日昌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李鸿章认为，先前设立的炸弹三局，“机器仅值万余金，不全之器甚多”，急需“买制齐全”，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毫无把握；不如就近在上海“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1865年，李鸿章让丁日昌访求数月，购得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铁厂，合并原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于9月奏准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容闳所购机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所有局务，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1867年该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建造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等，开始制造兵轮。后来，该局于1868年至1870年间，陆续设立翻译馆、汽锤厂、枪厂，并在龙华镇建厂制造洋枪细药及铜帽炮引，使之逐渐成为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的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
1865年，李鸿章升署两江总督后，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在雨花台设厂，改称金陵机器局。此后，逐渐扩充规模，改良设备，到1860年代末，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子和各种军用品。
1865年5月，慈禧太后在飞谕李鸿章派兵北援的同时，命其派员赴天津在崇厚主持下开局铸造炮弹，以资应用。慈禧此举，“隐寓防患固本之意”[10]，企图建立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军火工厂，打破汉族官僚对新式军工企业的垄断，借以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李鸿章看穿了慈禧的真实用心，采取了敷衍态度。
6月，他在复奏后第三天，致函率兵北援的潘鼎新说：“天津设局制造，奏中姑宕一笔。俟弟到直，如再有旨催，容与雨生商办。”“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罢论。”8月他函询潘鼎新：“天津设局制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议？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从缓。”[11]“奏中姑宕一笔”、“便可从缓”、“即作罢论”云云表明，只要再无廷旨，就想一推了之。其实，崇厚并非“外行”，所以李鸿章不得不筹商定议。
9月20日他上疏表示：“前奉议饬以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分，以备运津，俾京营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12]他既答应为天津仿制和购求机器，又要求“宽以时日”，为缓办预留地步。崇厚秉承奕䜣等意旨，专函详询李鸿章“何时可以购齐”。李鸿章复信说须到“明年（按指同治五年）夏秋之间，得有眉目，可以筹运”。
1866年10月慈禧正式奏准在天津设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由崇厚筹划办理。
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由漕运改为海路。并且，李鸿章为了“自强”、“求富”，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
同治十一年（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上疏，借口制造船舰糜费多而成船少，请旨饬令闽、沪两局暂行停止制造。李鸿章复奏指出，宋晋的主张代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13]国家诸费皆可节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深知国家经费困难，要继续制造轮船，就“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为此，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华商为了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竞争，应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他还从“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出发，进而提出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他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借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国煤铁极多，一旦中外关系紧张，外国对华采取禁运措施，各铁厂就势必“废工坐困”，所有轮船也必将因无煤而寸步难行。中国煤铁矿藏丰富，外商垂涎三尺，处心积虑地攫取中国内地煤铁开采权。他认为中国“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计，殊有关系。”他还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而“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13]经过李鸿章等的力争，慈禧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批准洋务派兴办轮船招商局和用西法采煤炼铁。
同治十二年（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李鸿章给招商局的定位是：没有大事的时候，轮船可以运粮食和载客；有战事时输送军火。（“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14]）他还希望在航运上可以和外国的船只抗衡。所以叫作招商局，是因为李鸿章采用招商集资的方式来解决经费问题。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办、后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
1892年（光绪十八年），为李鸿章七十寿辰，慈禧皇太后、光绪帝皆赐寿礼为其贺寿。
慈禧太后赏其福寿字二方、赐御书“调鼎凝釐”匾一方、寿联一副（栋梁华夏资良弼，带砺山河锡大年）、御笔蟠桃图一幅、长寿佛一尊、玉如意一柄、御笔益寿字一幅。
光绪帝亦赏福寿字、赐御书“钧衡笃祜”匾一方、寿联一副（圭卣恩荣方召望，鼎钟勋绩富文年）、金佛、如意等。
在开战之前，由于北洋水师的发展停滞数年，已经没有多少“大舰巨炮”优势可言，晚清用1600万两白银购德国军舰，李鸿章的亲信驻德公使李凤苞按例收回扣5%，即80万两银。事后有人指责李凤苞将此款私扣[15]，李凤苞回辩说，这80万两都是给李鸿章及其家人用作国外旅资，自己没有私吞。
战争中，李鸿章重用了陆军统帅叶志超和水师提督丁汝昌[注 3]。在陆地上，平壤一战，当时驻守的清军三十五营共一万七千人，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人数相当。左宝贵料知叶志超贪生怕死，故以下犯上，派人监督叶志超控制局面，但左宝贵战死后叶志超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溃败，而叶志超逃跑当时清军的伤亡小于日军。在海洋上，丁汝昌“只识弓马”，不懂海军建设和海战，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1894年中日对比是20CM以上火炮：31/15，20CM以下火炮230/140，速射机关炮244/294，鱼雷管39/43，航速11.48/12.84，铁甲舰2/0，装甲巡洋舰3/1，防护巡洋舰3/8[16]。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两遇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被击沉多艘大型舰艇，但未能击沉一艘日舰。传是丁汝昌“只识弓马”，一干管带也全用错了炮弹，不用海战时的开花爆破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丰岛海战中济远舰一枚150mm火炮击中海面被海水反弹后穿过吉野舷窗[17]，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弹头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报废。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据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头的开花弹[18]。
从武器装备的角度来看，北洋水师当时原有军械普遍陈旧，购置新军械又苦于经费不足。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的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被指责供给海军的弹药不合格。梁启超为此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在黄海海战前半个月李鸿章上书光绪帝要求“保舰”的秘折上陈述中日军事实力时，写道：“查北洋海军可用者，‘仅定远、镇远两艘’……”，之后他致电驻英公使龚照瑗“急速抢购四千吨以上的大型巡洋舰”与“抢购智利铁甲舰两艘”，显示出了焦虑。9月23日李上折请求将1888年以建海军名义筹集来，实际一直由中央控制作修园基金的“海军巨款”260万两拨下，得到其中150万两。在黄海海战中战败后，他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注 4]。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购买20门速射炮，但是没有资金，李鸿章只能从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聊购次等快炮十二尊，在甲午海战时还未安装到位。这时北洋舰队每年得款仅130万两，亏空70万两仅能勉强运营[19]。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李鸿章的政敌、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稣以慈禧太后大寿为由，克扣了海军衙门的军费去修缮颐和园。学者萧一山认为，“海军衙门所用于颐和园工程之款，大约为白银三千万两。系时人所周知者，必非捕风捉影之谈也。”[20]然而慈禧内侄称，修园的费用只是十年间花五百万两[21]。
战争末期李也曾命令丁试着突围逃跑而丁此时连拼力挣脱漏网的意志都已失去，回电拒绝[22]。李鸿章曾对甲午之败作出这样的自我辩解：“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县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虽然存在着种种争议，但从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来看，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将所有淮军主力部队派往前线，从主观希望上全力与日本一战，但双方实力悬殊，同时用人不当导致了战败。吴汝纶曾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23]梁启超则说“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24]。
战败后在各方指责之下，原本红极一时，堪称疆臣首领的李鸿章，亦从此不再有以前的风光。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之日，破格赏予李鸿章汉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只有满族宗室贝子或以上贵族独有，曾国藩亦只获授双眼花翎）。甲午兵败后，李鸿章之三眼花翎被褫夺。不久，由于日本拒绝张荫桓和邵友濂为谈判代表，李氏不得不受命赴日本讲和，在赴马关前向朝廷要求，而再获三眼花翎。
1894年6月1日，前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致盛宙怀函，说明孙中山求见[注 5][25]:89。6月中，弃医，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李鸿章[26]:206。孙拿魏恒之信，启程前往上海，并与上海电报局领班生陆皓东结伴同行[27]:525。6月13日，盛宙怀鉴于魏恒情面而接见孙，并致函其堂兄盛宣怀[注 6][25]:93。在得到盛宙怀推荐信后，孙在上海巧遇郑观应，结果郑观应也为孙谒见李鸿章之事写推荐信[注 7][25]:94。王韬有一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信介绍孙到天津，孙就到天津去见文案；军书旁午，文案把孙大文章送到李鸿章，不知是否见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以后再见，孙知道没有办法，回到上海[28]:27。
1895年3月24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倒[29]。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清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清日议和，一心希望战争继续，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破坏和谈。
马关交涉期间遇刺负伤，最后订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并赔偿二万万两白银，因此背上卖国贼罪名。据梁启超记载李遇刺后说“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而稍愈后日本送来和约纲要，李“除第一朝鲜自主外，馀皆驳议”。最后一稿和约，日本方面毫不让步，于是只好被迫签约，而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李鸿章故意把自己的名字以花押体连在一起，变得难以辨认，使其看起来像一个“肃”字[30]；但事后由于条约过于苛刻以及损害了俄德法的在华利益，于是李鸿章设法交结三国，联手干预，逼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最终，中国以三千万两银赎回辽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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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立誓“终身不履日土”。后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慈禧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环游诸国，出访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所到之处皆受当地元首接待，他在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抨击了排华法案[31]:296-297。返华途中，经横滨港换乘轮船，他命人在两船之间搭木板而行，终不违当日之誓。然因甲午战败签约，在舆论指责下，李鸿章调离直督要缺，改督两广。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1896年4月30日），李鸿章抵达圣彼得堡，受到俄国隆重接待。5月3日与谢尔盖·维特会面。4日与尼古拉二世会面。此行官方目的为参加帝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甲午战败，李鸿章力主拉拢俄国共同对付日本，6月3日，李鸿章与沙俄签署《中俄密约》，权衡之下于中国利权做出相当程度的牺牲。
时任沙俄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为此报请沙皇批准成立三百万卢布所谓“特别基金”，以抵补和授给中东铁路授让权有关费用[32]，该基金又被称为“李鸿章基金”。但之后由于维特的阻扰李鸿章仅得到小部分款项，维特的回忆录否认在圣彼得堡谈判时行贿，但未说明之后是否行贿[33]。直到1901年（中俄密约签订五年后）维特仍然在打电报给驻北京全权公使指示协定缔结后可再打五十万卢布给李鸿章[34]。时任沙俄陆军大臣的库罗巴特金也在日记中说维特收买了李鸿章[35]。马文忠则认为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说明李、张为了实践对俄国人的“承诺”而劝说了哪些人，将旅大租借协议的签订完全归结于李、张的极力促成恐怕与事实有相当的距离。[36]
1896年6月13日，李鸿章乘火车自俄国前往德国出访，居住于柏林的凯撒大旅馆。于14日与德皇威廉二世会面。15日李鸿章应德皇的邀请，参加德国国宴，随后参观了德国军队。
这时德国医生建议，李鸿章去医院使用问世仅7个月的伦琴射线（X光）拍照检查遇刺的伤口（此于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马关参加中日谈判时，被日本的刺客小山丰太郎暗枪击中左脸所留）。李鸿章亲眼在一张胶片上看见了日本制造的铅弹以何种姿势镶嵌在他左眼下的骨头上，因此大感兴趣（手术因为风险高而没有进行），并为这项技术取名为“照骨术”。李鸿章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位照X光的中国“名人”。6月27日，李鸿章到德国汉堡拜访了已退休的俾斯麦。
访问德国后，李鸿章又前往荷兰、比利时及法国巴黎，同年8月抵达伦敦，与维多利亚女王会面。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31]30日，李鸿章在纽约凭吊格兰特墓，并委托时任驻美公使杨儒在墓旁种一棵树。31日，与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会面。随后，李鸿章一行离开纽约前往费城。[37]最后，李鸿章横渡太平洋返回中国，经过日本时未登岸停留。[38]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充武英殿总裁。二十四年（1898年），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疏称迁民筑堤，成工匪易，惟择要加修两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闾，为救急治标之策。下其奏，核议施行。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出督两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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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在戊戌政变之后完全失和，试图废黜光绪，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收继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义子，称大阿哥，史称己亥立储，但遭到同情光绪的各国公使联合反对，太后对西方列强愤恨加重，信任义和团。
义和团是个罗教系统的中国秘密宗教团体，混杂白莲教教义，自认有神打护体，念咒诵经，可以刀枪不入，宗旨是扶清灭洋，四处挑衅、杀害洋人、传教士、基督徒，爆发庚子拳乱，最后慈禧太后向世界各国宣战。八国联军进图北京之际，李鸿章与两江刘坤一、湖广张之洞等督抚协议东南互保，甚至与革命党人接触[41]，预防光绪、慈禧两宫万一殉难之后，如果中国政局不稳定，策划实施共和制，并将由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维持大局。在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抵达西安的消息传出后，共和之议遂未成局。在西安方面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愿北上收拾残局的李鸿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鸿章到北京，全无谈判筹码，在各国严厉要求之下，经多番请示行在，终于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国所提条件签订《辛丑条约》。
经历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的协商，李鸿章心力交瘁，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午刻与世长辞，享寿七十八岁，安葬于安徽省合肥市大兴集，追赠太傅，谥号文忠。据传李鸿章重病弥留之际，沙俄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于清廷利益的条款之上签字，景况堪怜。
李鸿章去世之前，据传曾写下绝命诗（另有一说为他人所作[42]）：
| “ |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
” |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对这位清末重臣也逐渐评价多元化。
李鸿章死前，遗产都分给了后代，外孙张志沂（作家张爱玲父亲）得天津租界洋楼八幢，金银无数。
原配夫人周氏，同为合肥县人[50]:803。周氏生子李经毓，早年夭折。周氏于1861年病故。李鸿章年已不惑却无子，六弟李昭庆把自己的儿子李经方过继给李鸿章，为其长子。李经方后任驻日本公使、邮传部左侍郎等要职。
继室夫人赵继莲又称赵小莲，赵畇之女、赵继元之妹。日后，侄女赵喜官为李鹤章次子李经羲妻。赵继莲生下儿子李经述、女儿李经璹（小字菊藕）[51][52]。李鸿章死后，李经述继承李鸿章一等侯爵的爵位，但因悲痛无比，不久就去世[53]。李经述有儿子李国杰。
侧室莫氏，封一品夫人[50]:803。莫氏生三子，李经远、李经迈、李经进。其中只有李经迈成年，后任清驻奥地利大臣、民政部右侍郎等要职。
李鸿章有三个女儿，长女李氏嫁给山东潍县的同知郭恩垕[50]:803。继室赵继莲所生次女李经璹嫁给张佩纶填房[52]，生有一子一女，其中儿子张志沂即为近代著名作家张爱玲之父。莫氏所生的幼女李经溥（原名李经璞）嫁给江苏宜兴的主事任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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