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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巴恩斯的彭定康男爵[注 1]，KG，CH，PC（英语：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 Baron Patten of Barnes；1944年5月12日—），英国保守党籍政治人物，早年出任环境大臣和保守党主席，于1992年获委任为末任香港总督，于1997年见证香港主权移交。彭定康自2000年至2004年出任欧洲联盟外交事务专员，卸任后被册封为终身贵族，2011年获委英国广播公司信托基金主席（2014年因心脏健康问题提早卸任）。2003年至2024年间担任牛津大学校监。他与卫奕信亦是仅两位在世的前港督之一。
| The Right Honourable 彭定康男爵 Chris Patten, Baron Patten of Barnes KG CH P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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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摄于2019年 | |||||||||||||||||||||||||||||||||||
 欧洲联盟执委会外交专员 | |||||||||||||||||||||||||||||||||||
| 任期 1999年9月16日—2004年11月22日 | |||||||||||||||||||||||||||||||||||
| 主席 | 罗马诺·普罗迪 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 | ||||||||||||||||||||||||||||||||||
| 前任 | 莱昂布里坦 | ||||||||||||||||||||||||||||||||||
| 继任 | 贝尼塔·费雷罗 - 瓦尔德纳 | ||||||||||||||||||||||||||||||||||
 英属香港第28任总督 | |||||||||||||||||||||||||||||||||||
| 任期 1992年7月9日—1997年6月30日 | |||||||||||||||||||||||||||||||||||
| 君主 | 伊利沙伯二世 | ||||||||||||||||||||||||||||||||||
| 布政司 | 霍德爵士 陈方安生 | ||||||||||||||||||||||||||||||||||
| 前任 | 卫奕信勋爵 | ||||||||||||||||||||||||||||||||||
| 继任 | 末任（香港主权移交） 董建华（香港特首） | ||||||||||||||||||||||||||||||||||
| 保守党主席 | |||||||||||||||||||||||||||||||||||
| 任期 1990年11月28日—1992年5月11日 | |||||||||||||||||||||||||||||||||||
| 党魁 | 马卓安 | ||||||||||||||||||||||||||||||||||
| 前任 | 肯尼斯·贝克 | ||||||||||||||||||||||||||||||||||
| 继任 | 诺曼·福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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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944年5月12日 英国英格兰兰开郡波尔顿（今属大曼彻斯特郡） | ||||||||||||||||||||||||||||||||||
| 政党 | 保守党 | ||||||||||||||||||||||||||||||||||
| 配偶 | 彭林颖彤（Lavender Thornton Patten；1971年9月11日） | ||||||||||||||||||||||||||||||||||
| 母校 | 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 | ||||||||||||||||||||||||||||||||||
| 宗教信仰 | 罗马天主教 | ||||||||||||||||||||||||||||||||||
彭定康生于兰开郡博尔顿，父亲早年是爵士乐鼓手，后来成为音乐书籍出版商。彭定康年少时就读区内小学。随后获得奖学金，入读位于伦敦西部伊令的天主教圣本笃学校。完成中学课程后，获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取录，主修现代历史，于1965年取得柯立芝旅游奖学金，赴美国升学。
1966年，彭定康加入保守党研究部工作，1970年加入内阁办公室，1972年至1974年，分别成为卡灵顿勋爵和威廉·怀特劳（两人先后出任保守党主席）的私人助理兼政治秘书。1974年，他以30岁之龄，破天荒地被委任为保守党研究部的主管，1979年大选的不少竞选宣言，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在1979年5月，彭定康当选为巴斯选区的下议院议员。在1983年大选后，他获聘任为北爱尔兰政务次官，并在1985年9月改任教育及科学部长，到了1986年9月又被调到外交部出任海外发展部长。在1989年7月，彭定康首次晋身内阁，出任环境大臣，任内负责推行广受批评的人头税，而他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表兄弟与陌生人：新世纪的美国、英国与欧洲》则指出，推行人头税是戴卓尔夫人的失误。
在1990年11月，保守党党魁马卓安接替戴卓尔夫人出任首相一职，马卓安与彭定康交情甚好，因此他上任后随即聘任彭定康为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兼保守党主席（继党魁、副党魁后的第三号人物）。在彭定康的筹划下，保守党在1992年大选中意外地胜出，但讽刺的是，他本人却被自由民主党候选人唐·福斯特击败，丧失他在巴斯选区的下议院议席。据马卓安的自传所讲，若果当年彭定康能保住议席的话，将有机会出任财政大臣或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
彭定康是一国保守主义者，对戴卓尔主义并不赞同，他曾经在1979年致函戴卓尔夫人，指出她的货币主义主张有不妥之处。另外，彭定康也是在1990年敦促戴卓尔夫人辞职的三位阁僚之一。
在马卓安的安排下，彭定康接替任港督期届满的卫奕信，成为第28任香港总督，他于1992年7月9日正式上任，一直至1997年6月30日联合王国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最后一日为止。与以往港督不同的是，彭定康是唯一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港督，也是唯一不是出身自军方、殖民地部或外交部，而是政治家出身的港督。彭定康上任前未有接受任何贵族或爵士勋衔，就职时亦没有穿上传统的殖民地官服。由于他的身形略胖，中文译名又十分中国化，故上任后坊间以至传媒都昵称他为“肥彭”。
彭定康上任后不久便与中共陷入恶劣的关系。在1992年10月，彭定康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报告提及政制改革方案，将会改革立法局的选举制度，除了要“两局分家”，取消所有委任议席，并新增九个功能组别议席（新九组），使所有在职人士都有资格投票（变相使这九个议席成为直选议席），以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虽然政改方案能提升香港议会组成的民主成分，更能反映民意，但实施一党专政的中国政府随即大表不满，指出改革未曾谘询中央意见，并声言将在香港主权移交后取消有关改革。其时北京不少官员指斥彭定康是“毒蛇”、“小偷”、“娼妓”以及为民主派跳“最后探戈”，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的鲁平更斥责彭定康是“千古罪人”。时隔多年之后，鲁平在回忆当时斥责彭定康的话时，仍然表示，“现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确是千古罪人。整个平稳过渡被他破坏了。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如果不是彭定康的话，香港过渡的情况更平稳。影响香港的不止是政治体制，还有整个香港人的信心和经济。”[1][2]
尽管受到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仍然成功在1994年6月30日获民主派占优的立法局通过，并在1995年香港立法局选举中落实。北京终止“直通车”，不让1995年当选的立法局议员过渡到特区立法会，另组“临时立法会”。彭定康自宣布政改方案以后，任内再没有被邀请与中共领导人会面。
1996年10月2日，彭定康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他在施政报告的最后一章提到对香港在1997年主权移交后的忧虑[3]，彭定康说：“我感到忧虑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权会被北京剥夺，而是这项权利会一点一滴地断送在香港某些人手里。”[4]这番话被认为道出了很多香港人最深层的焦虑，港人不仅要面对外部的压力，还有来自香港内部的背叛[5]。一位常驻香港的美国记者Hugo Restall在2012年直言香港正被一个日渐腐败与缺乏责任心的地方精英统治，而他们背后则是一个威权体制，彭定康的这番话因此越来越多被引用[5]。香港特区政府在2019年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引发过百万人上街抗议，但特区政府联合亲政府派系继续在立法会推动二读草案，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在报章撰文指“港人要求撤回条例声音向亮及清晰，林郑政府和亲中建制派选择站在中央，有权力的一方，与中央合力断送享有的自主权”，他认为彭定康对香港前景感到忧虑的预言已经应验[4]。
彭定康在1993年废除了立法局副主席一职，并终止了由总督出任立法局主席和当然议员的做法，改由立法局议员互选产生主席。结果原副主席施伟贤当选，成为首位由议员互选产生的立法局主席。
另外，彭定康任内积极起用香港华人出任要职，以便为香港主权移交作衔接准备。在1993年11月，他以公务员事务司陈方安生接替霍德，成为首位华人布政司。其后又在1995年9月以库务司曾荫权接替麦高乐，成为首位华人财政司。香港主权移交前主要官员除了律政司一职仍然由英国人马富善担任外，其馀全部已经全数改为香港华人出任。
除了改革立法局选举，彭定康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提议推行富争议的策略性排污计划，即净化海港计划的前身。
策略性排污计划原本打算收集本港污水到昂船洲作中央处理，然后再以深海管道排放出大海。工程原定在1997年4月完成，但因为技术问题和承建商烂尾而一再拖延，迟至1997年方才展开第一期工程，第一期工程在2001年完成，政府耗费高达83亿。由于工程被批评为浪费金钱和非必要，第二期工程在1999年10月被董建华宣布暂缓执行。
为落实策略性排污计划，立法局曾在1994年通过在财政储备中拨出68亿，成立污水处理营运基金，并计划向工商业收取排污费以支付第二期工程。但实行两年后，营运基金已亏损达50亿元，政府迫于无奈下在1998年3月31日结束基金，并改由政府补贴。
彭定康任内虽然出现了移民潮，传统英资又有撤离的迹象，但香港经济仍然发展蓬勃，其中以楼市和股市最为显著。在1993年12月10日，恒生指数首次冲破10,000点并以10,228点收市。而在同年4月1日，彭定康又成立了香港金融管理局，以确保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虽然主权即将移交导致香港前景不明朗，中国政府又企图藉阻碍香港机场核心计划以图阻拦香港政制改革方案[6]，使新机场动工延迟及造价上涨，但新机场等多项基建在动工后的工程进展大致顺利，成功拉动香港经济在前景不明朗下保持成长[7]，工资亦稳步上升。此外，香港在彭定康任内成为全球第八大贸易地区。
香港政府早在1991年开始推行“有秩序遣返计划”，遣返越南船民，计划最初为自愿性质，但是因为效果不彰而转为分批实施强逼遣返。基于不满遣返等问题，船民曾在难民营爆发多次暴动。当中在1994年4月，白石难民营爆发暴动，滋事船民更在难民营内放火，结果警方与惩教署动员1,000多人清场[8]。
彭定康曾表示希望在1995年能遣返所有越南船民，但未能达到。其后，他又表示希望在主权移交前完成遣返。彭定康又指出，即使港府未能如期在主权移交前完成遣返，船民亦不会因此取得英国、英联邦国家或美国的居留权。越南船民问题要迟至2000年才圆满结束。
前任港督卫奕信提议的新机场工程于1992年正式动工，最初计划原定于1997年中完成，后来工程延至1995年5月动工，38个月后才完成，彭定康更曾表示希望在主权交接后能够从新机场离开香港，但事与愿违，新机场未能如期在主权移交前竣工，而要与新界西另一工程三号干线郊野公园段一并在1998年竣工，彭定康遂在主权移交前夕指出新机场可以媲美“埃及艳后的嫁妆”，留给特区政府，他的这番言论曾引起不少反响[9]。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政府担心“玫瑰园计画”会花光香港的储备，因此中国政府曾与英国政府在1991年达成协议，表示港府须留下不少于250亿元储备予特区政府，而彭定康离开香港时，一共留下了逾3,000亿元财政储备[10]。英国国家档案馆在2017年解密的文件显示，在1992年的机场融资安排谈判之中，中方将香港建设新机场与彭定康提出增加立法局直选议席联系起来，中方企图透过妨碍机场核心工程的融资阻拦增加议会民主成分的改革[11]。
彭定康虽然日常沟通都使用英语，理应与一般香港市民有语言上的隔膜，但彭定康到社区巡视时却能与市民打成一片，主动走入民众之中，和街坊热情握手，令一般市民都不会觉得他高高在上或是遥不可及[12]。彭定康在任港督期间，他的亲民作风大受市民欢迎，例如他在落区视察民情期间，曾经到凉茶铺饮用凉茶[13]。在巡视中环时，曾走入泰昌饼家品尝蛋挞，而他在往后的日子，仍有与饼家的店东维持书信来往。彭定康在1995年巡视长沙湾期间，遇到住在长沙湾幸福街临时房屋区的居民抗议，有居民更送上有老鼠的老鼠笼投诉临屋区的环境卫生恶劣，但彭定康仍亲自到临时房屋区与居民对话[14]，之后彭定康决定于1997年前清拆大部分临时房屋区，将居民迁至中转房屋。
彭定康每次发表施政报告后，都会亲自出席电台节目，接听听众透过电话发表的提问，又公开出席答问大会，亲自面对市民质询。彭定康落区面对民众及亲自回应市民质询，籍此建立开放和向公众负责的亲民形象，他的亲民作风，后来亦为不少政界人士所模仿[15]。
彭定康任内亦积极提高香港的福利，但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陈佐洱却在1995年抨击他这样做会使福利开支过高，最终使香港“车毁人亡”[16]。无论如何，香港浸会大学在1997年3月13日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2%的受访者赞同彭定康的表现，民望比他在1992年刚刚上任时高，彭定康在5年间的民望走势属难得的“低开高收”，而候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同期的支持率有53%，但到董建华在2005年离任时的民望已下跌至47.9%，而其后上任的多位特首，包括曾荫权、梁振英及林郑月娥，虽然各特首在上任时的民望不俗，但其后却每况愈下，香港大学民意调查显示历任特首在任期后期的民望都不如彭定康在离任之时[17]。
1997年6月30日下午约4时半，彭定康在香港总督府门前接过总督旗[18]。港督的座驾先在府前的花园绕行一圈驶至门廊前，随后彭定康、夫人林颖彤及其三位女儿登上座驾，再绕行一圈后离开[19]，但不少媒体均报道为“按传统绕行三圈，寓意日后可以重临香江”[20]。7月1日香港时间凌晨零时零分，香港主权移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彭定康向伦敦政府发出最后电报：“我已交出政府的管治权。天佑女皇。彭定康[21]”他出席完香港主权交接仪式后，与家人陪同皇储查理斯乘坐皇家游艇HMY不列颠尼亚号，由HMS漆咸号护送离开香港。
离开香港后，彭定康和家人到了法国南部休息，并且出版了《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一书，记述他五年香港总督任期内，对东方人和西方人在价值观的分歧和冲突上的个人观点。
卸任香港总督后，彭定康在1998年获女皇伊利莎伯二世颁赠名誉勋位，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自1998年至1999年出任根据《贝尔法斯特协定》而设立的北爱尔兰治安独立委员会（通称彭定康委员会）主席。1999年9月9日，委员会提交一份名为《新开始：北爱尔兰的治安》（通称彭定康报告）的报告，提出了175项象征性和实质的建议，包括将皇家阿尔斯太警察更名为北爱尔兰警察局。
1999年，彭定康获得委任为欧盟委员会的两名英国代表之一，专门负责外交关系。自2000年1月23日至2004年11月22日在普罗迪委员会中任职，彭定康以欧盟外交专员的身份在2002年4月访问中国，除了访问上海和北京等地，又到过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演说，而且获得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和中国公安部长贾春旺等人的热情款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亦专门在中南海与他会谈[22]。虽然彭定康在2004年获得提名角逐下届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但是由于得不到法国和德国的支持而以失败告终。另外，彭定康是网站中外对话的编辑委员会成员，该网站主要关注中国的环境议题。
彭定康在1999年获得聘任为纽卡素大学校监，在2003年获得选任为牛津大学校监。2005年，彭定康获得册封为终身贵族，晋身上议院，其封号为伦敦里奇蒙自治市巴斯，巴斯的彭定康男爵。2005年9月，彭定康获得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颁赠卓越荣誉学位，而这个学位只会向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校监颁授。另外，多伦多三一学院大学向彭定康颁授了荣誉博士学位。2005年9月29日，彭定康发行了回忆录，名为《彭定康：非一般外交家》。
2012年，英国广播公司接连地受到已故主持人吉米·萨维尔涉嫌恋童及错误报道保守党前司库麦卡尔平为恋童犯的丑闻所影响，彭定康于11月26日接受访问时承认，英国广播公司，充斥着一群支取高薪及办事效率低的官僚，令到高层人员对节目质素的注意力不足。与此同时，资深员工权责界线不清，出现了“过度管理”的问题，员工需要自我批判。然而，他同时暗示将会争取连任英国广播公司信托基金主席，备受英国传媒批评[23]。
2014年4月27日，彭定康因感到胸部疼痛，在医院接受“微创外科搭桥手术”及植入支架。因此，彭定康以健康理由，辞去BBC信托基金会主席职位，即时生效。[24]
2023年4月23日，彭定康与艾嘉莲获英王查理斯三世颁发嘉德勋章[25]。
2024年2月5日，彭定康宣布将于2023—24学年完结后卸任牛津大学校监一职[26][27]，并于同年7月31日正式卸任[28]。校方随即展开新一轮校监选举。
2013年11月，彭定康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指出，港府无可避免在政策上要给予市民更大的话语权。“你不能只给市民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决定权，但另一方面就不容许他们决定谁去清理垃圾、子女如何受教育和医疗政策怎样实行。”他又用“风中吐痰”的英文谚语作比喻，“任何人尝试阻挡民主发展，只会白费气力（spitting in the wind）”。他又说，香港经济的自主性如被削弱，不但会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相信北京会明白，香港失去这些自由会对香港和内地也会做成损害。他在访问中又说，香港目前存在一些担忧的声音，认为内地政府和机构削弱了香港的一些自主性（There have been worries expressed in Hong Kong that there has been some erosion of Hong Kong’s independence by mainland agencies and organizations）。他称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则肯定是令人关切的。彭定康回顾五年港督生涯时，指自己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英国没有早点执行《中英联合声明》中的部分内容，特别是有关选举的部分”，他说当年花费了太多时间，就一些中方无可能认同的范畴与之谈判，而不是直接就那些范畴采取行动。他重申，《中英联合声明》列明香港和英国需要保持经济和文化联系，强调“英国有这个利益和责任，我们绝不应忘记”[29][30]。
2014年3月20日，彭定康出席一个牛津大学与香港海事博物馆合办的活动，表示不希望外界将他当成香港事务的“球证”，他对《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及自由民主的看法过往如此，今日如是，将来亦不会改变[31][32]。另外，彭定康访港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踏进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周年，他指香港情况颇佳但并非完美，过去数年民主发展甚至受到压迫，认为英国人离开香港前可以为政改做得更多。彭定康强调，政治与经济自由紧扣，当其中一种自由受蚕食，另一种必受影响。彭定康在访问提到曾有英国国会议员向他引述港商的意见，指香港一直很好，直至彭定康把政治带进香港。彭定康说罢即拍了拍额头，一脸无奈，说“这些人究竟从哪里来？政治可是所有受过教育的群体的一部分”[33]。
2014年7月，彭定康批评《一国两制白皮书》干预香港司法独立。他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说：“在法治制度下，法官是独立的，不应被质疑受到指示或因某些政治考量而被逼放弃对程序公义和何谓合法的看法。”彭定康又称，当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是中国和英国的国际协议，保障香港50年不变，包括香港人所享的自由。他称，若香港人认为《中英联合声明》受到质疑或破坏，向中英两国表达关注是完全合理，亦有权提出抗议[34][35][36]。
2014年9月，即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香港2017年普选办法后不久，彭定康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英国有道德及政治道义责任为香港普选问题发声，确保中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承诺，保证香港五十年不变[37]。他又认为，英国政府评论香港事务，并非挑衅，而是责任，不应该因为担心有经济上的后果而封口[38]，并促请英国政府发声，支持香港人追求民主[39]。彭定康指出，当中国官员批评英方评论香港事务，他们忽略了英国亦对条约背负五十年义务，兑现不了这承诺，显然是不光彩的。彭定康相信英国政府迟早会就北京的决定表态，这样并非挑衅、而是责任，他不相信这真的会引致商业上报复，这些考虑也不应凌驾英国的声誉。他最后提到1997年离港前，曾探访一间精神病院，一名病人问他为何一个号称是世上最古老民主的国家，没有征询市民意见，就将香港交给另一个政治体制的国家？当时他的助手说很奇怪，一条最清醒的问题，竟然来自一位精神病人，彭定康指当时的确承诺过他会有民主，英国应该继续履行这承诺[40]。对此，中国政府以严厉措词批评英方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及香港政改。
2014年10月，彭定康在占领中环启动后，呼吁特区政府就政改问题展开真正的谘询，又批评北京政府在容许香港自治的问题上食言。彭定康说，香港当局应该与示威者对话代替催泪弹和胡椒喷雾，应该展开新一轮政改谘询，而且是真正的谘询。彭定康又说，香港回归前，中英政府有协议，香港民主化步伐是香港自治范围的事，但现在北京违反承诺。他说香港整个局面处理得十分差，令人质疑北京政府和特区政府是否认真落实《中英联合声明》。对于外国势力煽动的说法，他认为这是侮辱港人，参与示威的很多是年轻人，他们是在捍卫获得承诺的事。彭定康相信，六四镇压不会在香港重演，因为中国政府关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国际形象，不会疯狂到派出军队镇压[41]。
2014年11月，彭定康出席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就《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的实施情况听证会，彭定康表示香港警队被誉为世界顶尖的警队之一，但他们被用作政策的替代品。彭定康认为香港的问题是严重缺乏领导才能，因为很多事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有能力去做，例如说服示威者展开谈判，暂时结束占领，重返校园或工作。彭定康认为年轻人害怕被人偷去未来，提及黄之锋曾说过争取民主，三十年后黄之锋儿子不需要争取民主[42]。
2015年6月，彭定康接受《苹果日报》访问。彭定康相信，政改方案被否决，香港民主也不会走入死结，他有信心香港终有一天有民主。彭定康表示要在法治下维持开放经济，是不可能没有政治后果的。香港作为一个自由城市，具备多元化的软件硬件，却只欠选举自己政府的能力，这个情况不会长此下去。彭定康对当前因政改造成的两极分化局面，不认为是英国人的责任，认为北京要负责；或者，香港有些政治领袖要负责，而非如他们经常坚称英国要负责[43]。
2016年2月，彭定康于专栏网站Project Syndicate撰文，以“The Closing of the Academic Mind”为题，指自己可能是世上担任大学校监最多的人，他举例指任港督时，已是本港各大学校监。他透露当年曾不满兼任校监安排，认为应由大学自行选出校监，但各校不容许。他续称大学是自由的堡垒，教学不应受政府干预，指这是世界级学府条件。他指大学应推广思想冲击，但这令大学对专制政府造成危险，现时本港及内地大学的自由正受专制政府威胁。彭定康指中共在内地六四事件后最大规模的学术自由打压，封杀大学教导西方价值，只教马克思主义，但揶揄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了解马克思，对列宁却很清楚。他呼吁西方国家多关注中国及香港大学情况。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中英联合声明》，彭定康指其保障的言论自由、大学自主受极大威胁。他估计不少学生参与占领运动争取民主，令港府要大学就范，更指背后涉及北京旨意。他称近来铜锣湾书店五人被带走，已可见中方对联合声明的态度[44][45]。
2016年11月，彭定康访港6天。他在第二天出席外国记者协会午宴，指香港民主在主权移交后的20年内的发展步伐比想像中慢。彭亦主动提到港独及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问题，指港独在现有宪制下不可能发生，提倡港独的人士不应与争取香港民主混为一谈，因为港独思想会冲淡市民对民主的支持。对于立法会宣誓风波，他认为宣誓为一项重要、庄严的程序，又引用英国议会有议员拒绝效忠英女皇的例子，显示没有宣誓的议员都无法顺利进入议会，担当议员职务。翌日彭定康在酒店与余若薇、马世民、马斐森共同出席由公民实践培育基金主办的“香港管治 礼崩乐坏”论坛，谈及香港管治，认为更换政府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原素。他强调香港的成功基石在于法治，并受到中英联合声明保障。对于铜锣湾书店事件，他表示无法想像此事会在香港发生，更不解为何国际社会的关注度甚低。在离港前，彭定康在香港大学出席学生论坛讨论2047年香港问题，他相信香港会在未来数十年内得到普选，更多次强调此次访港之行是不想让香港走向港独的错误道路，相信民主理念比坦克更为重要，并勉励香港学生应放弃港独想法，继续为香港争取民主。他没有直接评论行政长官梁振英的表现，仅指一个不聆听民意的政府，让民众感到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行政长官应代表香港人面对北京，而不是代表北京面对香港人。
2017年1月，彭定康在节目《Newsnight》中表示，英国与中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并已向联合国备案，承诺会维护香港权益至2047年。可是，不少港人并未感到英国有曾真正的为了承诺和责任站起来，令他感到遗憾的。他又批评，英国为了对华贸易而在政治上“向中国叩头”的说法是一派胡言，只是担心未来，有人为了从未实现的贸易协议而放弃国格，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令英国在国际上颜面尽失。他指出，英国管治香港的最后10、15年时间，应推行更多民主，如香港有多5至10年的民主经验，中国政府将更难令香港民主进程倒退，“我强烈认为我们已令这一代争取民主人士的父母失望，如再令这些孩子失望，将会是个悲剧。”[46]6月时，彭定康指出香港三权分立中“立法”一环出现倒退，港人没有得到1990年代获允许的民主[47]。
2019年6月，彭定康拍片主动提及逃犯条例修订事宜，质疑香港特区政府将管治权交予中联办[48]。
2019年10月，彭定康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访问，批评特首林郑月娥订立《禁止蒙面规例》是“疯狂”的做法。林郑随后被问及此事时，反问彭定康如果类似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国家，他会如何处理。而事实上，彭定康在卸任港督后，曾经处理缠绕北爱尔兰的警政问题，他领导的独立委员会深入研究当地警民关系破裂的底因，在平衡各持份者要求之后，建议重组北爱警队、成立独立具实权的监警机构等，最后这次改革被国际上视为重建警队信誉的典范之一。而林郑月娥明显不知道彭定康有这方面的经验，更被笑称是“找对了人”[49][50]。
2020年5月20日，彭定康接受香港外国记者会视像访问时说，港人并非反对中国、并非不接受香港是中国一部分，认为部分港人希望继续实行原本承诺的“一国两制”，他不希望年轻人因为警察的暴力，而衍生更多暴力，又指现时香港所有事，看似由中央决定，他感到极度担忧[51][52]。
2020年5月21日，彭定康对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港区国安法》发表看法，认为如果香港实施国安法，是“令人发指的行为”，是对香港自治的全面攻击[53]。
2020年6月，彭定康加入英国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成为赞助人[54]。
2020年7月，彭定康接受CNBC访问时，指林郑月娥是香港历史上“一个十分令人失望的内奸式人物（Quisling，二战时挪威公认的卖国贼）”[55]。
2022年2月，彭定康狠批历任香港特首，包括当时在任的特首林郑月娥，自己或家人都持有英国护照，而被迫害的年轻人却没有。继任的每一位香港特首，不是自己有外国护照，就是家人有外国护照，每一位都是。这些人都是叛徒，包括警队里面的人也是，执行迫害任务的人有英国护照，但被迫害或关押的人却没有[56]。
2023年3月，彭定康接受网上媒体绿豆访问时表示为香港现状感到愤怒和伤心，指“香港本应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地方，看到它被一种残暴的意识形态和一群叛徒所摧毁，让人感到非常沮丧。”他又赞扬移民英国的香港人为英国作出贡献，自己乐于与他们同行[57]。
彭定康平时的嗜好包括网球和园艺。另外彭定康曾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吉百利（卡夫食品旗下公司，已经私有化）出任独立非执董。
彭定康与太太彭林颖彤（Lavender Thornton Patten）在1971年结婚及育有3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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