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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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882年—954年5月21日),字可道,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泊头市交河镇)人。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卒于后周显德元年(954年)。五代时期政治家、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历事五朝、八姓(八个家族)、十一帝,“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2],前后为官四十多年,堪称中国官场史上的不倒翁。
唐中和二年(882年),冯道生于瀛州的景城,他自称为始平(在今陕西省)、长乐(今河北省冀州市)二郡世族冯氏的后人。冯道出生在“为农为儒,不恒其业”的家庭,青年时孝顺好学,不耻清贫,性格节俭刻苦。[3][4]唐末天祐年间,冯道曾任卢龙节度使刘守光的参军。刘守光率军征讨定州,并询问僚属意见。冯道加以劝谕,惹怒刘守光而下狱。刘守光兵败后,他逃到太原投靠当时在河东任监军使的宦官张承业,当了巡官。后张承业把他推荐给晋王李存勗,不久兼任河东节度掌书记。李存勗与后梁交战,曾下令冯道撰写罢免前线指挥郭崇韬的文书,冯道因当面谏阻李存勗而赢得声望。[3][5]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勗即位,建立后唐,授冯道为省郎,充翰林学士。李存勗灭后梁后,任命冯道为户部侍郎。后冯道因服父丧而归乡,期间几乎被契丹掳走。后唐天成元年(926年),李嗣源在李存勗死后继位,重新起用冯道为端明殿学士,后又升迁为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相当于宰相之位。后唐长兴四年(933年),李嗣源驾崩,儿子李从厚继位。四个月后,李嗣源义子、潞王李从珂起兵造反。冯道知道皇帝逃往父婿石敬瑭的军中后,并未前去护驾,而是率百官迎接从珂,于是从珂顺利登基,是为后唐末帝(934年)。但李从珂没有重用冯道,而是免去了他的相位,让他到同州去当节度使,后来又召他回朝担任没有实权的司空。[3][5]
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借助契丹的力量起兵造反,夺得帝位,建立后晋,冯道再度拜相并受命出使契丹,以表两国友好。相对于中原的纷乱,契丹显得兵强马壮,后晋因借契丹之力建国,必须依附契丹存活,因此冯道的出使成了一个向契丹示好的关键。冯道归国后,石敬瑭便把枢密使废掉,并入中书省,军政大权遂集于冯道一身。后晋天福七年(942年),石重贵继位,冯道继续为相,加太尉;后因受谗出为同州节度使,复移镇南阳,加中书令。[3][5]
后晋开运三年(946年),契丹国主耶律德光以石重贵有反意,率大军南下,辽会同十年(947年)灭后晋,冯道又改为侍奉契丹。面对耶律德光的责问及讥讽,冯道凭著他圆滑的态度一一化解,更当上了辽的太傅。[6]期间冯道曾劝阻耶律德光滥杀汉民,使中原汉族免去一场浩劫。[5][7]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昔日石敬瑭的部下刘知远于契丹灭后晋后称帝,建立后汉。同年,辽因为中原人民反抗不断而被迫撤兵北还,刘知远乘机夺取中原。为了拉拢前朝遗老,刘知远封冯道为太师。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刘知远的手下郭威起兵篡位,建立后周,又拜冯道为太师兼中书令。[3][5]
后周显德元年(954年),郭威驾崩,柴荣继位,不久即面对辽及北汉联军进攻。柴荣力排冯道劝阻,御驾北征抵御联军,大胜。由于冯道谏阻北伐时触怒柴荣,柴荣鄙视冯道之馀,不让他随驾出征北伐,另命他带病监修太祖郭威陵墓。同年葬礼完毕不久,冯道以七十三岁高龄过世,柴荣为其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追封瀛王,谥文懿。[3][5]冯道墓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捻掌镇。
史载冯道“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馀年”,“相六帝”(李嗣源、李从厚、石敬瑭、石重贵、郭威及柴荣)。[3]冯道虽身为丞相,却往往避免过问及参与财政和军事决策,以免和当权者冲突[4]:117,因此冯道历事五朝,只在柴荣计划北伐时作出唯一一次劝谏[8]。他忠于儒家思想,认为只要恢复传统,不必有所革新,就可以解决国家问题[4]:123、121。
冯道由后唐庄宗正式入朝起,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帝[2][3][5]:
《旧五代史》及《新五代史》不算辽为一朝,共计四朝;《新五代史》把每朝算作一姓,不计耶律德光在内,称冯道“事四姓十君”。[3][5]《资治通鉴》称冯道为相“历五朝、八姓”[2]。王赓武则称冯道侍奉“五朝十帝”[4]:108-109。
932年,后唐下令编纂并初次刊印“九经”,这可能不是冯道的主意,而是由另一丞相李愚提出的[4]:114、117-118。
冯道著有《河间集》5卷,文集6卷及诗集10卷,但都不存于后世[4]:135。晚年的冯道写了一篇《长乐老自叙》,属于回忆录性质,文中将他历代当过的官职一一列举并引以为荣,而其在自叙中自称“长乐老”一事,不论在生前后世都引起过争议。不过也有说法认为,这个自称仅是取自于他的出身地长乐郡。
他的另一著作《荣枯鉴》,曾国藩对它的评论是“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荣枯”的一部官场秘笈,并称此书“使小人汗颜,君子惊悚,实乃二千年不二之异书也。”[来源请求]但自宋以还,各种艺文志及书目中均未载此书;2005年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此书之前,也不曾见它出版或被其他著作提及。若此书为当代新发现,则亦不见学术界有何反应。其实,包括《荣枯鉴》在内的“天下无谋”书系中的各种谋略之书,都存在此问题。因此,此书可能是当代人托名冯道的伪作;曾国藩的评语,亦不见于其文集,可能是后人附会。
自北宋起,史家因传统的忠君观念,对冯道历事各朝的作为非常不齿。《旧五代史》虽然赞誉冯道的私德及器量,但亦指他不能称为忠臣[10]。欧阳修《新五代史》则指冯道是五代时道德沦亡的表征:“其可谓无廉耻者矣”,感叹当时著名儒者亦欠缺忠贞[4]:104-105[5],甚至基于“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认为冯道的行为亦有份导致天下大乱[5]。司马光《资治通鉴》更批评不论冯道做过多少好事,亦等于没有做,因为他只是苟活于世,“乃奸臣之尤”。从此冯道成为历史上典型的贰臣,为世人嘲笑[4]:104-105。清代《续通志》把失节的文武官吏分为十类,冯道列入最坏一类,受指责为“懵大伦而不知耻”[4]:104。历史上曾为冯道辩护的只有王世贞、李贽、温璜等寥寥几人[4]:124。可以说在历史上每逢提起冯道,往往都只有负面的评价。
史家王赓武认为冯道“把善意规谏及文雅的奉承两种艺术糅合到完美的地步”,“他知道怎样奉承,具有良好幽默感,同时具有一种诚笃的模样”[4]:112;冯道“并不是一个杰出的儒者”,他对经典只有“一点有限度的知识,甚至他对儒家之治的了解也似乎是模糊不清的”,是“非常肤浅的儒者”[4]:117。
近代历史学家对冯道有了不同的评价,不少人开始为冯道辩护,如近代史学家樊树志便道:“在一种时局变动甚大的时代,出现冯道式的大臣,并非咄咄怪事。”他认为在五代这种政权变动频繁的时代,皇帝对臣下的意态往往都没有多大印象,故出现像冯道这种因事四代十一君而自命为“长乐老”的人,实乃时代的产物。何况以此批评冯道不知廉耻,主要都是从忠君爱国的观念去看,而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冯道的累受重用对五代政局与官僚体制的稳定反而起著正面作用。冯道在契丹任职时,曾力劝契丹官兵不要杀害汉人百姓。另外,他还主持国子监“九经”的刻板印刷工程,历时22年的改朝换代间也未曾间断,是中国历史上首度大规模以官方财力印刷套书。
有一回,冯道的门客为其讲解《老子》,见文章里面“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字,冲犯了冯道的名讳,门客为了避讳,把“道”这个字给改成“不敢说”,于是便将“道可道,非常道”读作“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