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佛利民（英语：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第二代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1][2]佛利民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3][4][5][6]
Quick Facts 米尔顿·佛利民, 出生 ...
米尔顿·佛利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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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912年7月31日
 美国纽约州纽约市布鲁克林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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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世 | 2006年11月16日(2006岁—11—16)（94岁）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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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籍 | 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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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校 | 哥伦比亚大学, (PhD), 1946
芝加哥大学, (M.A.), 1933
罗格斯大学, (B.A.), 1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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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于 | 货币主义
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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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项 | 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951)
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年）
总统自由勋章 (1988)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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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生涯 |
| 研究领域 | 经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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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 | 胡佛研究所（1977年-2006年）
芝加哥大学（1946年-197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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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导师 | 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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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 | 加里·贝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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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影响自 | 亚当·斯密, 欧文·费雪, 法兰克·奈特, 顾志耐, 雅各.瓦伊纳, 哈罗德·霍特林, 亚瑟.伯恩斯, 海耶克, 霍默.琼斯, 亨利.C.西蒙斯, 乔治·斯蒂格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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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影响于 | 柴契尔夫人, 皮诺契特, 亚伦·葛林斯班, 大卫·D.佛利民, 安娜·J.施瓦茨, 班·柏南克, J.布拉德福德·德隆, 盖瑞·贝克, 汤玛斯.索维尔, 赫伯特.斯坦因, 哈利·马可维兹, 菲力浦.D.凯根, 小威廉·F·巴克利, 芝加哥男孩, 卡托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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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利民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作者，在1962年出版，提倡小政府主义，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他的政治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并反对政府的干预。他的理论成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经济根据之一，并且对1980年代开始治理美国的罗纳德·里根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政策有极大影响。
弗里德曼生于纽约市一个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耶诺·绍尔·弗里德曼（Jeno Saul Friedman），母亲是萨拉·埃特尔·兰道（Sarah Ethel Landau，1892年-？），两人从奥匈帝国（今乌克兰一带）移居美国，在当地邂逅，曾在血汗工厂工作。傅利曼是家中第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他的三个妹妹包括：蒂莉·F·弗里德曼（Tillie F. Friedman，1919年-？）、海伦·弗里德曼（Helen Friedman，1920年-？）和露丝·弗里德曼（Ruth Friedman，1921年-？）[7]。高中时，佛利民父亲逝世后，举家搬到新泽西州的罗威市（Rahway）。
他16岁前完成高中，凭奖学金入读拉特格斯大学。原打算成为精算师的佛利民最初修读数学，但成绩平平。1932年取得文学士，翌年他到芝加哥大学修读硕士，1933年芝大硕士毕业。上第一堂经济课时，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编排，他紧随一名叫罗斯（Rose Director）的女生之后。两人6年后结婚，从此终生不渝。佛利民曾说他的作品无一不被罗斯审阅，更笑言自己成为学术权威后，罗斯是唯一胆敢跟他辩论的人.
毕业后，他曾为罗斯福新政工作以求糊口，批准了许多早期的新政措施以解决当时面临的艰难经济情况，尤其是新政的许多公共建设计画[8]。辗转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修读经济学，研究计量、制度及实践经济学。返回芝加哥后，获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聘任为研究助理，协助完成《需求理论及计算》论文。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时，他1940年曾完成一书，指医生的垄断局面导致他们的收入远高于牙医，引起局方争议，令该书要在战后始能出版。
佛利民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了一小段时间，但由于在经济学系里碰上了反犹主义者的阻挠而只得返回政府部门工作。
1941年至1943年，他出任美国财政部顾问，研究战时税务政策，曾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税赋政策，并且协助推广预扣所得税制度。1943年至194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参与Harold Hotelling及W. Allen Wallis的研究小组，为武器设计、战略及冶金实验分析数据。1945年，他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到明尼苏达大学任职，1946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期间再为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货币在商业周期的角色。这是他学术上的重大分水岭。
在他的自传中，佛利民曾描述1941至43年为罗斯福新政工作时，“当时我是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9]。随著时间过去，佛利民对于经济政策的看法也逐渐转变，他在芝大成立货币及银行研究小组，藉著经济史论家安娜·施瓦茨的协助，发表影响深的《美国货币史》鸿文。他在书中挑战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抨击他们忽略货币供应、金融政策对经济周期及通胀的重要性。
他接著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直至1976年退休。这30年里他将芝大经济系形塑成紧密而完整的经济学派，力倡自由经济，被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在佛利民的领导下，多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1953年至1954年间以访问学者的身分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任教。从1977年开始佛利民也加入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佛利民在1988年取得了美国的国家科学奖章。
他在1980主持了名为“选择的自由”的节目，并出版了同名的著作，使得他广泛的被大众认识。在节目中他以一支铅笔说明自由市场的原理的片段，成为了他广受欢迎的一段言论，至今在网路上依然可以见到其踪影。
他通常反对政府干預的计画，尤其是对于市场价格的管制，他认为价格在市场机制里扮演调度资源所不可或缺的信号功能。在《美国货币历史》一书中，他提出经济大萧条其实是政府对于货币供应管制不当所致。后来他在2006年说道：“你知道吗？很奇怪的是为何人们仍以为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政策让我们脱离了经济大萧条。当时的问题是，你有一堆失业的机器和失业的人民，你怎么能靠著成立产业垄断集团和提升价格及工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10]
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奖的盖瑞·贝克形容，佛利民可能是全球最为人认识的经济学家，“他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他亦是极出色的演说家，能随时即席演说，极富说服力。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形容弗里德曼思考快如闪电，据说辩论从未输过。“无人敢说辩赢了他，因与他辩论过已是无限光荣，没多少人能与他说上两分钟。”[11]
佛利民于2006年11月16日在旧金山家中因心脏病发引致衰竭逝世，终年94岁[12]。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妻子罗斯·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家，其妻的兄长亚伦·戴雷科特是芝加哥大学的法律学教授、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佛利民育有两名子女，包括女儿珍尼·佛利民及大卫·佛利民，大卫·弗里德曼是Santa Clara University法学院教授，是无政府资本主义学说的重要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孙子Patri Friedman毕业于史丹福大学，2006年起在Google工作。[13]
佛利民最知名的理论，是他提出的货币供给作为决定生产价值基准的因素，通货膨胀在根本上源自于货币供给量的主张。货币主义是现代经济学在货币数量理论的重要观点之一，这种理论的根源可以追溯至16世纪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学派，佛利民的贡献则是现代化了这种理论，将其推广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货币学说。他在1963年与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一书中检验了美国历史上货币供给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他们得出了惊人结论：货币供给一向是经济活动起伏的唯一影响来源。又或者如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主席本·伯南克在2002年庆祝佛利民90岁生日时所描述的：“有关经济大恐慌，你是正确的，我们（联邦储备系统）当时的确做错了。我们真的很抱歉。”大卫·梅塞尔曼在1960年代进行的几次研究显示了货币供给在决定经济投资、以及政府开销在决定消费及生产总额上的角色是至高无上的。佛利民的观察研究和一些学说进一步推展了这种结论，主张货币供给的改变是影响经济生产的首要原因，但长期的影响则是由物价水准决定的。
佛利民对于消费层面的分析也相当知名，亦即他在1957年提出的恒常所得假说。这个理论被一些经济学者视为是他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最重要的贡献。他其他重要的贡献还包括了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评，以及他提出的失业率的自然比率的概念（1968年）。这些学说都与货币和金融政策在对经济的长期及短期影响上有关。在统计学上，他则创造出了知名的佛利民测试。
佛利民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1953年）则替他稍后几十年的研究方法论架构了模型，并且也成为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主要框架之一。他主张经济学身为一种学科，应该免于客观的价值衡量。除此之外，一个经济理论有用与否，不应该是以它对现实的描述（例如头发颜色）作为衡量标准，而是应该以它能否有效作为对未来情况的预测为基准。
佛利民是货币主义经济学派的主要提倡者。他主张在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之间有著一个紧密而稳定的连结关系，亦即通货膨胀的现象应该是以联邦储备银行对全国经济提供的货币数量为基准；他强烈反对以金融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手段，并且主张政府在经济上扮演的角色应该被严格限制。他亦深信经济自由，最终将导致政治自由。
在他各项主张中，影响最大的论说是对大萧条的批判。他把大萧条称为“大紧缩”，主张30年代的全球经济灾难实是源于一场普通的金融风暴，由于联邦储备银行的政策和管理失误，错误的紧缩货币供给进一步恶化了这场风暴，最终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大恐慌。他主张经济大恐慌并非“自由放任”造成的，反而是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和管制造成的。
他描述当时美国政府在大恐慌前就已经对经济进行了沉重的管制，而对银行的管制造成银行无法向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做出反应。而且，美国联邦政府限制了货币兑换黄金的汇率，起初这种限制导致了大量黄金过剩，但之后这种限制又降的太低导致大量黄金流出美国。
佛利民认为这种无法对货币需求做出反应的限制造成银行丧失了处理能力，在对黄金和货币的汇率进行限制的同时却没有修正通货紧缩的压力，结果导致了经济大恐慌。他以这个论点进一步的主张，美国政府提升税率的举动造成了对民众更大的伤害，接著又印制更多钞票来偿还债务（因此又导致通货膨胀），这些失误加起来便彻底摧毁了中产阶级的储蓄。
佛利民说道：“正是联邦储备银行的举动，将这场普通的经济衰退—虽然可能是相当严重的一场，转变为一次主要的经济灾难，而不是试著用它的力量来抵销大衰退。1929年至1933年间货币供给减少了三分之一便是这场灾难的开端… 大恐慌不但不是一场自由企业体制的衰退，反而是一场政府造成的悲剧。”[14]佛利民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停止对于货币和外汇市场的干预，这个理论衍生出了大量的经济研究和争论，同时也促生了后来国际间所采用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不过佛利民在宏观经济学上的理论很快便被淘汰了，如同他的朋友乔治·斯蒂格勒所描述的：“就像学界的传统一样，他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这一部分是因为他的研究与后来的理性预期—亦即后来由同样芝加哥大学出身的罗伯特·卢卡斯发展的新理论，是处于两个不同的路线上。”[15]佛利民在二战时替美国财政部工作，并且在美国税制的预扣所得税制度设计上扮演了重要角色[16]。
佛利民也支持许许多多自由意志主义的政策，例如对于毒品和卖淫的合法化。除此之外，他也参与了尼克松政府的委员会，研究将美军兵役改为雇佣/自愿的制度，并且在1970年代废除征兵制的运动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后来将征兵制的废止视为是他最值得骄傲的成就[17]。他并且在1981年担任罗纳德·里根的经济政策顾问。在1988年他取得了总统自由勋章以及国家科学奖章。他说他的政治观点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哲学，加入共和党只是为了“一时的方便”（“我是一个带小写l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与一个带大写R的共和党员，大写的R只是为了一时的方便，而不是在原则上的。”）不过他也说：“我相信我也能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我其实不在乎我被称为什么，我比较注重于让人们思考那些理想的本身，而不是我个人。”[18]
佛利民最初提倡以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制度取代美国的福利制度，但稍后他则反对尼克森总统提出负所得税性质的改革计画，该计画补贴率订的太高，无法使领取津贴者有诱因去工作赚钱，背离了原先负所得税的本意，佛利民批评该计画的安排只不过是补充既有的体制而不能取代之，这次事件又使他成了新闻头条。近年来佛利民大力提倡以教育券制度（school vouchers）作为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学费补贴制度，他说：“美国需要的就是一个让所有学生都能受益的教育券制度，这也能避免过度的管制。”他认为教育券制度能使私立学校挑战公立学校的垄断地位。
依据肯尼斯·迈诺格（Kenneth Minogue）和哈里·格尔维茨（Harry Girvetz）的说法，佛利民与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两人是促使古典自由主义在20世纪复苏的主要人物。在2005年，佛利民曾与其他500名经济学家一起连署讨论大麻合法化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19]
1955年佛利民在《经济学和公共利益》，首次提出把学校的管理和运作，从负责发放教育拨款的官僚手上释放出来。在该制度下，家长会获发一批学券，自行选择学校，取得学券的学校将可凭此向政府拿取资源，以鼓励学校改善教学质素，并将选择权交回家长。不过，学券制遭到广泛争议，部分教师工会指控这是把教育商品化，影响教师铁饭碗，又认为该政策违宪，改革一直未能落实。1996年他成立佛利民基金会（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Foundation），研究各地学券制成效，并向公众宣扬学券制的优点和教育改革的迫切性。
佛利民允许卡托研究所以他的名义从2001年开始颁发“米尔顿·佛利民自由奖”给对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有重大贡献的人士。他与妻子罗丝·佛利民一起创办了佛利民基金会。另外，佛利民的儿子—大卫·佛利民继承了他拥护自由市场的思想，但更进一步的采取极端的形式，支持无政府资本主义。
公元200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1月13日公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有关智利70年代初期政局的解密文件。从这次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出，美国情报机构在智利1973年发生的推翻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军事政变中曾秘密资助了政变的发动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据这些解密文件显示，美国在智利1973年9月11日军事政变的前3周，决定拿出100万美元作为反对阿连德势力的活动资金。也正是由于美国情报机构的介入才导致了一场流血政变，阿连德本人最后也惨遭杀害。
当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1973年被美国背后策划的政变推翻后，相传傅利曼本人曾担任独裁者皮诺切特的经济顾问，但他本人则于 1991 年时否认此事，并称仅曾到智利短暂旅行过，但是愿意为他的学生在智利的作为共同承担功过（share credit）[20]。而他的数名学生在智利政府位居要职、协助开放市场及企业私有化；智利通胀此后虽然从1,000%逐步回落，但批评者质疑这是以极严重失业、食物供应短缺和企业破产的代价换来，民生为其改革蒙受了极大痛苦；在西方异议份子娜欧米·克莱因的震撼主义一书的批评下，揭露了大量傅利曼私有化主张下的严重官商勾结案例，造成了智利贫富严重不均的后果。此种震荡疗法（或称窒息疗法）亦曾于不少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中采行，同样造成了极严重的官商勾结与扩大贫富不均的后果，令民生受到极大打击。当傅利曼于1976年在瑞典领受诺贝尔经济奖时，大量智利示威者激烈抗议，直至皮诺切特倒台后，他才说：“市场变得自由，最终也会为人民带来自由。”在他眼中，经济自由，最终将导致政治自由。
佛利民曾于1980、1988、1993年三度访华，了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香港出版商将其他两次中国之行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出版于《佛利民在中国》一书[21]。
1980年他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邀请，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社会中市场的运作等问题发表演讲。佛利民当时发现，人们往往对经济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在一场讲座中，一位副部长问：“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他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作的。他当时认为中国的市场改革仍有可能走回头路。
1988年9月19日，佛利民在上海出席经济会议后，于北京中南海紫光阁获中国共产党时任总书记赵紫阳接见。会谈从下午4:30至6:30历时两个小时，人民日报对此做了积极的报道[21]。当时中国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佛利民认为中国应通过严格控制发行货币和政府财政赤字，尽快开放价格管制“结束”通货膨胀 [22]。
1993年10月，他最后一次重游中国，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面。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他还访问成都和重庆。
虽然佛利民的经济改革建议并没有直接在中国落实，价格双轨制一直到六四的刺激才结束，但1988年陪同佛利民访华的张五常认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后来制订的中国货币制度深受佛利民学说影响，较美国更优胜，一直在传媒宣扬自由经济学说的《壹周刊》社长杨怀康认为佛利民的思想，为近代国企私有化奠定基础。早年佛利民两名中国学生，都是国内金融货币理论的权威，一位是陈彪如，曾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主任；另一位是陈观烈，生前曾任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佛利民1969年来港，与时任财政司的郭伯伟爵士相识，两人均相信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但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并非来自于佛利民。英国在香港实施自由港政策时，目的是要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因此香港奉行简单及低税制、无外汇管制，亦无意插手商业营运，造就自由经济体系。
在佛利民宣扬自由经济学说时，常指香港是“自由经济的最后堡垒”。他在其1980年著作《选择的自由》中指：“如果想了解自由市场的真正运作，就应到香港去。”身为犹太人，他断言如果以色列采用与香港相同的经济政策，它在1994年的人口应该是实际的两倍，而国民生产总值会是实际的4倍。
1995年，佛利民预测港元会在1997年回归后的两年之内消亡[23]。
在佛利民四处宣扬，香港的简单税制及无外汇管制等即为世界所注视，而佛利民的学生在世界各经济机构身居要职，进一步把“香港模式”的声望推高。但回归后，他多次质疑香港背离自由经济原则，1998年爆发亚洲金融风暴，香港政府耗资千亿入股市救亡，他猛烈批评香港政府“疯狂”、欲将香港“公有化”。
2006年，在他病逝前40天，他在《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香港错了〉[24]（Hong Kong Wrong）一文，抨击香港政府令“积极不干预”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经济的闪亮象征”。在这篇评论文章发表前，香港时任特首曾荫权曾公开表示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引起香港政、经界广泛争议。
直到病逝前一周，他再批评曾荫权所办的“幼稚园学券制”未经适当考虑，该政策原定不资助私立幼稚园学生，佛利民指此举违背学券制增加竞争及提升学校质素的出发点。他回复香港报章《南华早报》及《明报》访问时指，政府应提供“普及学券”，令任何幼稚园小孩都受惠。
佛利民在1984年的秋天拜访了冰岛，在冰岛大学与许多知名的当地学者会面并且进行演说，谈论国家干预的暴政。他在8月31日参与了一场即时的电视辩论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挑战现场许多社会主义知识份子，包括了未来的总统奥拉维尔·拉格纳·格里姆松。当他们向佛利民抱怨参与他在大学的演讲必须缴交入场费时（而他也因此在冰岛竖立了这一新制度），佛利民则回答道：当然许多之前的客座教授演讲都没有向听众收取费用，但是重要的问题在于，举办这些演讲都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钱如果不向出席的听众收取，难道要向没有出席的大众征收吗？佛利民说他认为向出席演讲的人收取入场费，是非常合理的做法。接著佛利民参与了一场公开餐会，当一名冰岛政府的冰岛中央银行官员出场时，主持人开玩笑的简介道：“如果佛利民的政策在冰岛被实践，这个官员可能会丢掉工作。”佛利民则迅速回复道：“不，你并不会失业。你只是会换去做一些对市场更有生产力的工作。”
佛利民的拜访和演讲对于冰岛独立党产生极大影响，包括了后来在1991年成为总理的戴维·奥德森，奥德森在上任后立刻实行了激进的金融和财政稳定措施、大量的民营化、减少税赋（包括将公司所得税从45%减为18%）、引入捕鱼业的渔场使用地带权利、取消政府对于亏损企业的各种补助、自由化货币和资本市场的流动。依据加拿大的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提出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在1975年冰岛被列为全球经济自由第53名的国家，到了2004年已经大幅进步至第9名了。而依据传统基金会的调查，冰岛则是全世界经济自由度第五名的国家，这一切都是在戴维·奥德森任职总理的13年半任期内带来的改变。在2004年，冰岛独立党的领导人盖尔·哈尔德成为了冰岛总理，他也跟从了类似奥德森的政策[25]。
虽然佛利民从没有亲自拜访爱沙尼亚，他的《选择的自由》一书对于当时年仅32岁、后来成为爱沙尼亚总理的马尔特·拉尔产生极大影响，拉尔后来宣称这本书是他在任职总理前唯一一本读过的经济学书籍。拉尔的改革经常被认为是促使爱沙尼亚成功从苏联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至现在被誉为“波罗的海之虎”的主要原因。如同佛利民所一直提倡的，拉尔的主要改革之一便是引入平头税制度。拉尔在2006年获得了卡托研究所颁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
也是因为拉尔对于佛利民理想的实践，爱沙尼亚近年来在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上经常被列为是最自由的几个国家之一。
佛利民在1980年曾主持电视节目《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其后并与妻子罗丝·佛利民把节目内容合写成书，他亦在《新闻周刊》撰写专栏。多年来发表的政论无数，其中如“世上没有免费午餐”成为一个年代的隽语：
- “最大错误之一是，是不依政策和计画的结果，而是依它们的意图来评断它们。”（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 ）
- “政府所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都跟问题本身一样差劲。”(The government solution to a problem is usually as bad as the problem.)
- “构成大多数反自由市场理论的，其实是对自由本身的不信任。”
佛利民去世两年后，金融海啸冲击全球经济，不少人指责先前美国所奉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是海啸成因之一，佛利民也被指难辞其咎。[26]
而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者则反驳说，次贷危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并非是弗里德曼所提倡的自由放任的过错，因为酿成次贷祸根的房地美、房利美属于政府资助型企业（GSE, 美国政府赞助企业）。而政府这种干预正是弗里德曼反对的。[27]
- Roofs or Ceilings?: The Current Housing Problem 与乔治·斯蒂格勒.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46), 22 pp. 批评政府施加的租金管制.
- 《资本主义与自由》 Capitalism and Freedom ISBN 0-226-26401-7 (1962年)
- Social Security: Universal or Selective? 与Wilbur J. Cohen (1972年)
- 《世上没有免费午餐》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1975年)，《新闻周刊》专栏
- 《选择的自由》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与罗丝·佛利民，(1980年).繁体中文版
- The Case for Overhauling the Federal Reserve, 1985, Challenge杂志文章
- Economic Freedom, Human Freedom, Political Freedom ISBN 1-883969-00-X (1992年), 小书本
- The Drug War as a Socialist Enterprise,in Arnold S. Trebach, ed. Friedman and Szasz on Liberty and Drugs: Essays on the Free Market and Prohibition (Drug Policy Foundation Press: 1992)
- George Stigler: A Personal Reminisc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1, No. 5 (Oct., 1993), pp. 768-773 JSTO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George J. Stigler, 1911-1991: Biographical Memoir, 1998, 在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 Money Mischief: Episodes in Monetary History ISBN 0-15-162042-3 (1994年)
- The Case for Free Trade，与罗丝·佛利民，1997年, Hoover Digest
- 《两个幸运的人》Two Lucky People: Memoirs of 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与罗丝·佛利民，ISBN 0-226-26414-9 (1998). 简体中文版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繁体中文版
- Reflections on A Monetary History The Cato Journal, Vol. 23, 2004年
- J. Daniel Hammond and Claire H. Hammond, ed., Making Chicago Price Theory: Friedman-Stigler Correspondence, 1945-1957. Routledge, 2006. 165 pp. ISBN 0-415-70078-7.
- "Professor Pigou's Method for Measuring Elasticities of Demand From Budgetary Dat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50, No. 1 (Nov., 1935), pp. 151-163 J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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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flationary Gap: II. Discussion of the Inflationary Ga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2, No. 2, Part 1 (Jun., 1942), pp. 314-320 J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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