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重定向至此。关于古罗马时期的一种代表权力的物件，请见“束棒”。“法西斯”重定向至此。关于用于指责他人的贬称，请见“法西斯 (贬称)”。法西斯主义（英语：fascism；义大利语：fascismo；德语：faschismus）是一种威权的极端民族主义形式[1][2][3]。其特点是对国家领导的个人崇拜、重视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公共机构拥有过度的公权力，强大的社会和经济统一执行力，以及强制镇压反对意见[4]。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初的欧洲政治中有着显著的地位[5]。第一次法西斯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王国出现，由贝尼托·墨索里尼创建，也是法西斯革命党（他日后执政的国家法西斯党的前身）的创始人，然后传播到其他欧洲国家[6] 。法西斯主义在摸索阶段时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关系十分紧密[7][8]，不过法西斯主义反对马克思共产主义[9]，尤其反对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民主主义，因此被放置在传统左右翼政治光谱中的极右翼。[10][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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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者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一场革命，它为战争、社会、国家和技术的性质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全面战争的出现和社会的全面动员，打破了平民与战斗人员之间的区别。“军事公民身分”出现了，即所有公民都在战争期间以某种方式参与军事[14]:140-141[15]。这场战争导致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崛起，这个国家能够动员数百万人在前线服务，提供经济生产和后勤支持他们，并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干预公民的生活[14]:140-141[15]。
法西斯主义者认为，自由民主已经过时，并认为在一个极权主义的一党制国家中完全动员社会是必要的，以使国家为武装冲突做好准备，并可有效应对经济困难[16]。这样一个国家由一个强大的领导者——如独裁者和由执政的法西斯党成员组成的军事政府——来领导，以建立民族团结、维护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16]。法西斯主义拒绝断言暴力本质上是消极的，并将政治暴力、战争和扩张主义视为可以实现民族“复兴”的手段[17][18][19][20]。法西斯主义者一般主张反共，但也认为要推动计画，采取混合经济，其主要目标是通过保护主义和干涉主义的经济政策实现内部经济自给自足[14]:188-189。极端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者则通常持有“血缘纯净”或“优等民族”的信仰史观，通常与种族主义或偏见的某种形式相呼应。这种“纯净”的文化思想会驱动强硬对外与歧视，法西斯政府可能将视为不受欢迎的群体种族灭绝，强制绝育或是驱逐出境，甚至屠杀[21][22][23]。
自意大利和德国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同盟国击败以来，很少有政党公开称自己为法西斯主义者，而现在这个词通常被政治对手贬抑。[24]对此，通常新法西斯主义或后法西斯主义的描述有时更正式地用于描述极右翼的政党，其意识形态类似于或植根于20世纪的法西斯运动[6][25]。
辞源
法西斯主义（义大利语：Fascismo）的辞源为束棒（意大利语：fasces ），一种古罗马时代的权力象征物。[26]也是在历史上的一种酷刑。
定义
历史上，史学家，政治学家及其他学者曾长期争论法西斯主义一词的确切定义[27]。不同的学术团体对法西斯的定义也有不同，许多定义被批评是描述过度宽泛或者过度狭隘[28][29]。
目前的学术共识是，法西斯主义，尤其是掌权的法西斯主义，从历史上就一直攻击共产主义，保守主义和议会自由主义，并主要是从极右翼那里获得支持[30]。
史学家史丹利·佩恩给出了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普遍定义，这套定义也被许多著作认为是评断法西斯主义的标准，主要包括这些方面：
- “法西斯式的否定论”：反自由主义、反共主义及反保守主义；
- “法西斯式的目标”：建立民族主义专政以调节经济结构，并在现代、自决的文化中转变社会关系，最终将国家扩展为帝国；
- “法西斯式的作风”： 浪漫象征主义的政治美学，大规模动员，对暴力的积极看法以及对男性气概，青年和超凡魅力独裁统治的提倡。[31][32][33][34]
《世界法西斯：一历史百科全书》定义法西斯主义为[14]:2：
根据法西斯的跨国比较及世界史研究总结出的定义，通用、泛型的法西斯主义有三项核心要素：极致民族主义、革命、及复兴[14]:2。
极致民族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绝对根本，因此极致民族主义和传统民族主义的概念完全不同[14]:2。以极致民族主义来说，移民拿到护照，或习得了国家语言，以这样的方式取得国籍是不够的[14]:2。
法西斯主义的极致民族主义核心概念则提倡一种“有机”、“种族”或“整合”的国籍性概念，强调国族认同的首要地位，对同质性文化、共享历史、或民族的归属感。极致民族主义认为这种归属感遭到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大规模移民、寰宇主义（世界主义）、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多方破坏。[14]:2
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建立此民族概念之上：民族是一种超越个人之上的、有活生生历史及天命：作为一活生生的有机体，民族能茁壮成长、死亡、或复兴再生。
法西斯主义者宣称为扭转民族衰败并开创民族复兴，是革命斗争事业来建立后封建、后自由主义及后苏维埃的秩序。根据此定义，历史上在世界各地虽有程度不一的法西斯主义组织及活动，在政府政权上仅有两个国家可以无误的定义为法西斯政权：法西斯义大利和纳粹德国。在法西斯主义革命内容及政策立场上差异颇大，因此需要建立法西斯国际来诱发不仅仅是个别国家的再生及复兴，也包括欧洲的再生及复兴[14]:2-3 。
法西斯主义的目标在于将社会转变为民族共同体再生及复兴的基础，创造新民族性格及新国民。法西斯主义复兴民族的作法包括破坏现有的民主政治系统、广泛部署高度入侵性的社会工程、政治仪式的精心展示、领导者迷众、等等，都为法西斯义大利和第三帝国共享的特点[14]:3 。民族复兴神话的含糊不清本身，是法西斯主义运动能广招各种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所支持的要点[14]:3 。复兴神话，营造宗教情感和预感现实以注入超脱意涵，法西斯主义对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赋予了灵性，因此在法西斯主义取得权力后运动，将倾向建立一“政治宗教”将民族和国家神圣化，以此建立新秩序。这种透过魅力领袖、壮观展示、政治仪式等等的政策，使得自由民主社会有的“公民宗教仪式方面的作法，相形之下显得苍白无力[14]:4 。
贝尼托·墨索里尼定义法西斯主义为右翼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反对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和个人主义。他宣称[35]：
即使假定19世纪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的世纪，这并不表示20世纪也必须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的世纪。政治原理会消失，国家则会继续存在。我们能相信这将是一个权力的世纪、“右翼”的世纪、一个法西斯的世纪。如果19世纪是个人的世纪（自由主义意味著个人主义），那我们能相信这将是一个“集体”的世纪，也因此必然是国家的世纪。
罗伯特·帕克斯顿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定义在近年来获得比较多的支持：
法西斯主义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政治行为的形式，有着显著的社会衰退、羞辱、和受害心理，并以对于统一、力量、和纯正的崇拜加以补偿之，在这种社会里以群众为根基的激进民族主义政党与传统的精英份子连结—虽然并不稳定但仍有效的互相合作，抛弃民主自由并追求暴力，以及没有道德或法律限制的内部清洗和外部扩张的目标。[36]
法西斯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的也是经济性的，学者们研究这些成分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汉娜·阿伦特的研究主要是专注于政治上的，认为那些通常视同法西斯主义的政权（如纳粹主义），是属于更大层面的极权主义[37]。圣何塞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塞耶·沃特金斯（Thayer Watkins）则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与社团主义相连结的，社团主义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的压抑，沃特金斯认为全世界大多数的政府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社团主义的成分[38]，他认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只不过是大萧条时期普遍出现的社团主义国家之一，他认为当时其他不同的政治系统如西班牙、阿根廷和美国也都是社团主义国家。
梅里厄姆·韦伯斯特词典定义法西斯主义为“一种政治哲学、运动、或政权（如同黑衫党），将国家和种族的地位置于个人之上，并主张一个中央集权化的专制政府，由独裁领导者所率领，严格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化，并强力镇压反对势力”[39]。
《大英百科》对法西斯主义一词的定义则是：“个人的地位受制于集体——例如某个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之下的社会组织。”[40]法西斯主义通常结合了社团主义、工团主义、独裁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反无政府主义、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41]、反共产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法西斯主义可以视为是极端形式的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
历史
乔治·瓦卢瓦，第一个非意大利法西斯政党Faisceau的创始人，[42]声称法西斯主义的根源源于18世纪晚期的雅各宾运动，在其极权主义性质中看到了法西斯国家的预兆。[43]历史学家格尔奥格·摩瑟同样将法西斯主义分析为法国大革命大众意识形态和公民宗教的继承者，以及1914-1918年社会残酷化的结果。
艾琳·柯林斯和霍华德·C·佩恩等历史学家将管理“警察国家”并压制媒体的拿破仑三世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先驱。[44]根据大卫·汤姆森的说法，[45]1871年的意大利复兴运动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克星”。威廉·L·夏伊勒[46]看到了从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观点到俾斯麦和希特勒的连续性；罗伯·葛沃斯谈到了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直线”。[47]朱利安·迪尔克斯将法西斯主义视为“特别暴力的帝国主义形式”。[48]
历史学家泽夫·斯特恩海尔将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追溯到1880年代，特别是那个时代的世纪末主题。主题基于对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资产阶级社会和民主的反抗。[49]世纪末一代支持情绪主义、理性主义批判、主观主义和生机论。[50]他们认为文明正处于危机之中，需要大规模和全面的解决方案。他们的学派认为个人只是更大集体的一部分，不应将其视为原子化个体的数字总和。他们谴责社会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联系的瓦解。
世纪末的观点受到各种智力发展的影响，包括达尔文主义、整体艺术、阿蒂尔·德·戈比诺的种族主义、古斯塔夫·勒庞的心理学，以及弗里德里希·尼采、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亨利·柏格森的哲学。[51]得到广泛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区分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并将人类状况视为实现适者生存的不断斗争。它挑战了实证主义关于刻意和理性选择是人类决定性行为的主张，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关注遗传、种族和环境。它对生物群体身份和社会内部有机关系的作用的强调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和吸引力。[52]社会和政治心理学的新理论也拒绝了人类行为受理性选择支配的概念，而是声称情感在政治问题上比理性更有影响力。尼采“上帝已死”的论点与他对基督教、民主和现代集体主义的“从众心理”的攻击不谋而合，他的超人说，以及他将权力意志作为一种原始本能的主张，对许多世纪末的一代人产生了重大影响。[53]柏格森声称存在一种生命活力或生命本能，以自由选择为中心，拒绝了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过程；这挑战了马克思主义。[54]
在他的著作《统治阶级》中，加塔诺·莫斯卡提出了一种理论，声称在所有社会中，“有组织的少数人”将统治和统治“无组织的多数人”，指出社会中只有两个阶级，“统治者”（有组织的少数人）和“被统治者”（无组织的多数人）。[55]他声称，有组织的少数群体的有组织性使其对无组织的多数群体中的任何个人都无法抗拒。
法国民族主义者和反动君主主义者夏尔·莫拉斯影响了法西斯主义。[56]莫拉斯提倡他所谓的整体民族主义，它呼吁一个民族的有机统一，并坚持认为一个强大的君主是一个民族的理想领袖。莫拉斯不信任他认为的大众意志的民主神秘化，这种神秘化创造了一个非个人的集体主体。他声称一个强大的君主是一个人格化的主权者，他可以行使权力来团结一个国家的人民。莫拉斯的整体民族主义被法西斯理想化，但被修改为一种没有莫拉斯君主制的现代化革命形式。
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乔治·索雷尔在他的著作《暴力论》和其他作品中提倡政治暴力的合法性，在这些著作中，他主张激进的工团主义行动，以通过总罢工来实现推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革命。[57]在对暴力的反思中，索雷尔强调了对革命政治宗教的需要。[58]同样在他的著作《进步的幻觉》中，索雷尔谴责民主是反动的，称“没有什么比民主更贵族化了”。[59]到1909年，在法国工团主义总罢工失败后，索雷尔和他的支持者离开了激进的左翼，转向了激进的右翼，他们试图将激进的天主教和法国爱国主义与他们的观点结合起来——提倡反共和的基督教法国爱国者作为理想的革命者。[60]最初，索雷尔正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但到1910年宣布放弃社会主义文学，并在1914年声称，使用贝内德托·克罗齐的格言“社会主义已死”，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分解”。[61]索雷尔从1909年开始支持反动的莫拉斯民族主义，这影响了他的作品。莫拉斯有兴趣将他的民族主义理想与工团主义结合起来，作为对抗民主的一种手段。[62]莫拉斯说：“从民主和世界主义因素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适合民族主义，就像制作精良的手套适合美丽的手一样。”[63]
莫拉斯民族主义和索雷尔工团主义的融合影响了激进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恩里科·科拉迪尼。[64]科拉迪尼谈到了民族主义工团主义运动的必要性，该运动由精英贵族和反民主人士领导，他们共同致力于直接行动和战斗的革命工团主义承诺。科拉迪尼称意大利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需要追求帝国主义以挑战“金权政治”法国和英国。[65]科拉迪尼的观点是右翼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内部更广泛看法的一部分，该协会声称意大利的经济落后是由其政治阶层的腐败、自由主义和“卑鄙的社会主义”造成的分裂造成的。
右翼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在保守主义者、天主教徒和商界之间保持著联系和影响力。[66]意大利国家工团主义者持有一套共同的原则：拒绝资产阶级价值观、民主、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提倡英雄主义、活力主义和暴力。[67]声称自由民主不再与现代世界兼容，并主张强国和帝国主义。他们认为，人类天生具有掠夺性，各国都在不断的斗争中，只有最强者才能生存。[68]
未来主义既是一场艺术文化运动，也是意大利的一场政治运动，由创立《未来主义宣言》的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领导，它支持现代主义、行动和政治暴力的原因作为政治的必要元素，同时谴责自由主义和议会政治。马里内蒂拒绝基于多数统治和平等主义的传统民主，寻求一种新的民主形式，推广他在其著作《未来主义的民主观》中所描述的内容如下：“因此，我们能够给把创造和拆除的指令交给数字、数量、质量，因为对我们来说数量、数量和质量永远不会——像在德国和俄罗斯那样——是平庸无能的数字、数量、质量，没有能力，没有决断力。”[69]
未来主义影响了法西斯主义，强调承认暴力行动和战争的阳刚本质是现代文明的必需品。[70]马里内蒂提倡对年轻男子进行体育锻炼，他说，在男性教育中，体操应该优先于书本。他提倡性别隔离，因为女性的感性不能进入男性的教育，他声称男性的教育必须是“活泼、好斗、肌肉发达和充满活力的”。[71]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意大利政治左翼在其对战争的立场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意大利社会党反对战争，但一些意大利革命工团主义者支持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争，理由是必须击败他们的反动政权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成功。[72]安杰洛·奥利维耶罗·奥利维蒂于1914年10月成立了一个支持干预主义的团体，名为“国际行动的革命力量”。贝尼托·墨索里尼被开除担任意大利社会党报纸《Avanti!》的主编后，由于他的反德立场，加入了干预主义事业。[73]“法西斯主义”一词于1915年首次由墨索里尼的革命运动成员使用。[74]
国际行动的革命力量的第一次会议于1915年1月24日举行[75]，当时墨索里尼宣布欧洲有必要解决其国家问题——包括国界——意大利和其他地方“为了正义和自由的理想，被压迫的人民必须获得属于他们所来自的民族共同体的权利。”举行群众集会的尝试无效，该组织经常受到政府当局和社会主义者的骚扰。[76]
战争爆发后，德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政治思想。德国社会学家约翰·普伦格谈到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他称之为“1914年的思想”，这是对“1789年的思想”的宣战。[77]根据普伦格的说法，“1789年的思想”，如人的权利、民主、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正在被拒绝，取而代之的是“1914年的思想”，其中包括义务、纪律、法律和秩序等 “德国价值观”。普伦格认为种族团结将取代阶级划分，“种族同志”将在“无产阶级”德国反对“资本主义”英国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1914年精神体现在民族社会主义人民同盟的概念中。[78]这种国家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拒绝“无限自由的理念”，提倡在国家领导下为整个德国服务的经济。这个国家社会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因为它有违背德国“国家利益”的成分。但坚持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将努力提高经济效率。[78]普伦格提倡专制理性的统治精英通过等级化的专家统治国家发展国家社会主义。[79]
法西斯主义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战争、社会、国家和技术的性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因为总体战和群众动员的出现打破了平民和战斗人员之间的区别，因为平民已成为经济中的关键部分为战争努力生产，因此产生了一种“军事公民身份”，在这种公民身份中，所有公民在战争期间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一个强大的国家崛起，能够动员数百万人在前线服务或提供经济生产和后勤支持前线人员，并拥有前所未有的干预权力公民的生活。法西斯主义者将武器技术的发展和国家在战争中全面动员其人民视为像征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将国家权力与大众政治、技术，特别是他们认为的动员神话战胜了进步神话和自由主义时代。[80]
1917年十月革命，由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者在俄罗斯夺取政权，极大地影响了法西斯主义的发展。[81]1917年，墨索里尼作为国际行动的革命力量的领袖，赞扬了十月革命，但后来他对列宁不以为然，认为他只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新版本。[82]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者通常以反马克思主义的议程进行竞选。
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自由派反对者都认为，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他们相信先锋领导的必要性，蔑视资产阶级价值观，并认为他们有极权主义的野心。在实践中，两者都普遍强调革命行动、无产阶级民族理论、一党制国家和党军；然而，两者在目标和策略上都有明显的区别，布尔什维克强调需要有组织的参与式民主（苏维埃民主）和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平等主义、国际主义社会愿景，而法西斯主义者则强调超民族主义和对民主的公开敌意，并设想等级社会结构对其目标至关重要。随著不干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亲干预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在战争结束时完成，双方变得不可调和。法西斯主义者自称是反共主义者，尤其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者。[83]1919年，墨索里尼巩固了对法西斯运动的控制，被称为圣墓广场运动，成立了义大利战斗者法西斯。
被意大利国王维多·伊曼纽三世任命为首相后，因为法西斯分子无法控制意大利议会，墨索里尼不得不组建联合政府。[84]墨索里尼的联合政府最初在中间党成员、自由派财政部长阿尔贝托·德斯特凡尼的指导下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包括通过大幅削减公务员制度来平衡预算。最初，政府政策几乎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警察的镇压行动也很有限。
法西斯主义者开始试图通过阿塞博法，在意大利巩固法西斯主义，该法保证获得25%或更多选票的选举中，任何政党或联盟名单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通过许多的法西斯暴力和恐吓赢得了多数选票，使许多席位落入法西斯手中。选举结束后，社会党代表吉亚科莫·马泰奥蒂被法西斯分子绑架并杀害，引发了一场危机和政治丑闻。[85]议会中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少数派罢工抗议。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在法西斯控制的意大利议会发表讲话，宣布他对所发生的事情负有个人责任，但坚称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墨索里尼宣布自己是意大利的独裁者，对政府承担全部责任，并宣布解散议会。[86]从1925年到1929年，法西斯主义稳步巩固权力：反对派代表被拒绝进入议会，并实行审查制度，1925年12月的一项法令规定墨索里尼只对国王负责。[87]
1929年，法西斯政权短暂地获得实际上是天主教会的祝福，该政权与教会签署了拉特朗条约，该条约赋予教皇国家主权和财政补偿以夺取教会土地19 世纪的自由国家，但在两年内，教会在通谕“Non Abbiamo Bisogno”中宣布放弃法西斯主义，称其为“异教徒的国家偶像崇拜”，教导“仇恨、暴力和不敬”。[88]签署协议后不久，根据墨索里尼自己的供述，教会曾威胁要将他“逐出教会”，部分原因是他顽固的性格，但也因为他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没收了比过去七年更多的天主教报纸。[89]到1930年代后期，墨索里尼对他的反教权言论中更加直言不讳，一再谴责天主教会并讨论罢免教皇的方法。他的立场是，“教皇是意大利身体里的一颗毒瘤，必须‘一劳永逸地根除’，因为在罗马，教皇和他自己都没有立足之地”。[90]墨索里尼的遗孀雷切尔在她1974年的书中说，她的丈夫一直是无神论者，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写道她的丈夫“在他生命晚年之前基本上没宗教信仰”。[91]
德国的纳粹分子采用了类似的反教权政策。盖世太保没收了奥地利和德国的数百座修道院，驱逐了神职人员和外行，并经常用万字符代替十字架。[92]将万字符称为“魔鬼的十字架”，教会领袖发现他们的青年组织被取缔，并且他们的会议受到限制，各种天主教期刊被审查或取缔。政府官员最终发现有必要让“纳粹分子担任天主教媒体的编辑职位”。[93]多达2,720名神职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天主教徒，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关押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内，导致1,000多人死亡。[94]
法西斯政权于1925年建立了社团主义经济体系，并制定了维多尼宫契约，其中雇主协会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和法西斯工会同意承认彼此为意大利雇主和雇员的唯一代表，不包括非法西斯贸易工会。[95]法西斯政权创建了公司部，将意大利经济组织成22个部门公司，禁止工人罢工和停工，并于1927年制定了《劳工宪章》，确立了工人的权利和义务，并设立了劳工法庭仲裁雇主与雇员的纠纷。在实践中，行业公司几乎没有独立性，主要由政权控制，员工组织很少由员工自己领导，而是由任命的法西斯党员领导。
在1920年代，法西斯意大利奉行侵略性外交政策，包括攻击希腊克基拉岛、扩大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土、计划对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王国发动战争、试图通过支持克罗地亚将南斯拉夫拉入内战，让马其顿分离主义者使意大利的干预合法化，并使阿尔巴尼亚成为意大利事实上的保护国，通过外交手段在1927年实现。[96]以回应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的叛乱，法西斯意大利放弃以前自由时代与地方领导人合作的殖民政策。相反，它声称意大利人比非洲人种优越，因此有权殖民“劣等”非洲人，它试图在利比亚安置10至1500万意大利人。[97]导致了针对利比亚当地人的侵略性军事行动，称为“利比亚绥靖战争”，包括大规模屠杀、使用集中营和强迫数千人挨饿。意大利当局强行驱逐100,000名居兰尼加贝都因人进行种族清洗，占利比亚居兰尼加人口的一半，这些定居点原定将提供给意大利定居者。
向罗马进军引起了法西斯主义者的国际关注。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早期崇拜者，在三月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和纳粹党开始以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者为榜样。[98]由希特勒和德国战争英雄埃里希·鲁登道夫领导的纳粹分子试图以罗马进军为蓝本进行“柏林进军”，结果导致1923年11月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失败。[99]
在讨论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以外的传播时，历史学家菲利普·摩根指出。“由于大萧条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及其政治对应物——议会民主制的危机，法西斯主义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替代品，成为新的欧洲‘文明’模式。正如墨索里尼在1934年初的典型说法，‘从1929年开始……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19世纪的主导力量，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已经用尽……20世纪的新政治和经济形式是法西斯主义’。”[100]法西斯宣传将1930年代长期萧条的问题归咎于少数民族和替罪羊：“犹太教-共济会-布尔什维克”阴谋、 左翼国际主义和移民的存在。
在德国，促成了纳粹党的崛起，导致魏玛共和国灭亡，阿道夫·希特勒领导下的法西斯政权纳粹德国建立。随著希特勒和纳粹在1933年上台执政，自由民主制在德国解体，纳粹动员国家发动战争，对邻国实施扩张主义领土。1930年代，纳粹实施种族法，蓄意歧视、褫夺公权和迫害犹太人和其他种族和少数群体。
法西斯运动在欧洲其他地方愈演愈烈。1932年，匈牙利法西斯主义者根伯什·久洛上台，担任匈牙利总理，并试图在全国巩固统一党的地位。他在工业界创造了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的制度；试图巩固社团主义经济；并对匈牙利的邻国提出了领土收复主义主张。[101]1933年之后，罗马尼亚的法西斯铁卫团运动获得了政治支持，在罗马尼亚政府中获得了代表权，铁卫团的一名成员暗杀了罗马尼亚总理扬·杜卡。[102]铁卫团是德国和意大利以外唯一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上台的法西斯运动。[103][104]在1934年巴黎骚乱期间，法国面临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最大的国内政治动荡，当时法西斯主义方济各运动和多个极右翼运动在巴黎集体骚乱反对法国政府，导致重大政治暴力。[105]在大萧条期间形成了各种借鉴法西斯主义元素的准法西斯政府，包括希腊、立陶宛、波兰和南斯拉夫的政府。[106]
在美洲，由普林尼奥·萨尔加多领导的巴西整合主义者声称拥有多达200,000名成员，尽管在1937年政变后，面临来自巴西第三共和国热图利奥·巴尔加斯的镇压。[107]在秘鲁，秘鲁革命联盟是一个1931年至1933年执政的法西斯政党。在1930年代，智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智利议会中获得席位，并企图发动政变，导致1938年的塞古罗·奥布雷罗大屠杀。[108]
在大萧条时期，墨索里尼提倡国家积极干预经济。他谴责他声称始于1914年当代的“超资本主义”是失败的，因为它所谓的颓废、无限对消费主义的支持以及创造“人类标准化”的意图。[109]法西斯意大利创建了工业重建研究所（IRI），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和控股公司，为倒闭的私营企业提供国家资金。[110]IRI于1937年成为法西斯意大利的永久机构，奉行法西斯政策以建立国家封闭经济并有权接管私营公司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战争生产。[110]虽然希特勒政权在1940年代初期仅将关键行业的500家公司收归国有，[111]墨索里尼在1934年宣布“意大利四分之三的工业和农业经济掌握在国家手中”。由于全球经济萧条，墨索里尼政府得以接管意大利大部分倒闭的最大银行，这些银行在许多意大利企业中拥有控制权。负责破产银行和公司的国营控股公司工业重建研究所在1934年初报告说，他们持有“意大利股本的48.5%”资产，[112]政治历史学家马丁·布林克霍恩估计意大利的国家干预和所有权范围“大大超过了纳粹德国，使意大利的公共部门仅次于斯大林的俄罗斯”。[113]在1930年代后期，意大利颁布了制造业独占联盟、关税壁垒、货币限制和大规模经济监管，试图平衡国际收支。[114]意大利的自给自足政策未能实现有效的经济自主。纳粹德国同样推行以自给自足和重新武装为目标的经济议程，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包括迫使德国钢铁工业使用质量较低的德国铁矿石，而不是优质的进口铁。[115]
在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奉行领土扩张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峰。墨索里尼呼吁收回意大利的领土收复主义主张，确立意大利对地中海的统治地位，确保意大利进入大西洋，并在地中海和红海地区创造意大利的重要空间。[116]希特勒呼吁收回民族复兴主义的德国主张，同时建立德国生存空间在东欧，包括苏联控制的领土，将被德国人殖民。[117]
从1935年到1939年，德国和意大利不断升级其领土要求和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的要求。意大利于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导致其受到国际联盟的谴责和广泛的外交孤立。1936 年，德国将莱茵兰再军事化，该地区已根据《凡尔赛条约》下令非军事化。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意大利协助德国解决德国与英国和法国之间因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主权要求而发生的外交危机，安排了赋予德国苏台德地区的《慕尼黑协定》并在当时被认为避免了一场欧洲战争。当捷克斯洛伐克因德国附庸国斯洛伐克的宣布而解散时，这些希望破灭了，随后第二天占领了剩馀的捷克土地，并宣布德国保护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与此同时，从1938年到1939年，意大利要求法国和英国做出领土和殖民让步。[118]1939年，德国准备与波兰开战，但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从波兰获得领土让步。[119]波兰政府不相信希特勒的承诺，拒绝接受德国的要求。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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