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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581年3月4日－619年5月23日）是中国历史之中，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一个重要的朝代，史学家常把它和唐朝合称隋唐[3]。581年隋文帝杨坚受禅建立隋朝，至619年王世充废隋恭帝[2][b]杨侗为止，国祚仅38年[4]。杨坚属于北周的关陇集团，于北周宣帝继位后，权势渐增，甚至威胁皇权。幼年的北周静帝即位后，由身为皇帝外祖父的杨坚担任摄政大臣，让外戚势力逐渐控制北周朝廷。杨家掌权后，先后平定尉迟迥、司马消难等反杨叛军。581年，杨坚命静帝禅位，北周灭亡。杨坚即位后，定国号为“隋”[5]。依据五行相生的顺序，北周的“木”德之后为“火”德，因此隋朝以火为德运并选取与火德对应的红色为正色。[6]隋文帝于587年废除后梁，于589年隋灭陈之战攻灭陈朝，俘虏陈后主。隔年9月，控制岭南地区的冼夫人归附隋朝。至此，天下一统，隋朝结束了中国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重新建立大一统的国家[7][8]。
| 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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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年—619年 | |||||||||||||||||||
 褐色为609年隋朝疆域。 | |||||||||||||||||||
| 京城 | |||||||||||||||||||
• 581年－605年 | 大兴城（长安） | ||||||||||||||||||
• 605年－619年 | 洛阳城[a] | ||||||||||||||||||
| 国君姓氏 | 弘农杨氏 | ||||||||||||||||||
| 君主 | 5 | ||||||||||||||||||
• 581年－604年 | 文帝杨坚（开国） | ||||||||||||||||||
• 604年－618年 | 炀帝杨广 | ||||||||||||||||||
• 618年－619年 | 恭帝杨侗（亡国） | ||||||||||||||||||
| 兴衰 | |||||||||||||||||||
• 581年3月4日 | 周静帝宇文阐禅让杨坚，隋朝建立。 | ||||||||||||||||||
• 589年2月10日 | 隋灭陈之战，陈叔宝为隋将韩擒虎俘虏，陈朝灭亡，隋朝统一中国。 | ||||||||||||||||||
• 618年6月18日 | 恭帝杨侑禅让李渊，唐朝建立。 | ||||||||||||||||||
• 619年5月23日 | 王世充废恭帝杨侗，自立为帝，隋朝灭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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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属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 越南 | ||||||||||||||||||
隋文帝总结历朝兴亡的原因，维护与农民的关系，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这些措施使社会矛盾趋于缓和，经济、文化得以迅速成长并呈现繁华景象，开创出开皇之治。然而隋文帝晚年刚愎自用，提倡严苛重刑[9]，因猜忌而大杀功臣[10]，国力开始衰退。隋文帝的次子杨广争夺长子杨勇的太子位获胜。604年隋文帝去世，杨广继位，即隋炀帝。隋炀帝为了巩固隋朝发展，兴建许多大型建设，又东征西讨，隋朝发展到极盛。然而隋炀帝好大喜功，忽视民众感受，严重耗费隋朝国力，其中又以三次东征高句丽为最甚，最后引发隋末民变。616年隋炀帝离开东都，前往江都（即今江苏扬州）。617年，军阀李渊杀入都城长安，立留守长安的炀帝嫡孙代王杨侑为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隋炀帝对此并不知情，仍以皇帝自居。618年宇文化及等人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立炀帝侄秦王杨浩为帝；隋恭帝杨侑禅让李渊，李渊正式称帝，建立唐朝；守卫洛阳的大将王世充立留守洛阳的炀帝庶孙越王杨侗为帝；宇文化及废杀杨浩，自建许国。隔年，王世充迫使杨侗禅位，建立郑国，隋朝亡。620年，东突厥处罗可汗迎接炀帝另一孙杨政道北逃东突厥，封为隋国王。隋末群雄割据的局面，最终也为唐朝所终结[4]。630年唐朝灭东突厥，杨政道返回中原，东突厥的隋国也就此废除。
在政治制度方面，隋朝确立了影响后世深远的三省六部制，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制定出完整的科举制度，以选拔优秀人才，弱化世族垄断仕官的能力[3][11]。另外还建立政事堂议事制度、监察制度、考绩制度，这些都强化了政府机制，深刻影响到唐朝与后世的政治制度[3][11]。在军事上，继续推行和改革府兵制；经济上，一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减轻农民生产压力，另一方面采取大索貌阅和输籍制[12]等清差户口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政策成就了隋初的开皇之治[8]。
为了巩固隋朝发展，隋文帝与隋炀帝还兴建了隋唐大运河、隋长城、驰道以及大兴城与东都洛阳。这些都提升了位于关中的隋廷对北方地区、关东地区与江南地区的掌控力，使隋朝各地的经济、文化与人民能顺利交流，还诞生出经济重镇江都（今扬州）。外交方面，隋朝的盛世也使得当时周边国家和境内的少数民族如高昌[13]、倭国、高句丽、新罗、百济与内属的东突厥[14]等国都受隋朝文化与典章制度的影响，外交交流以日本的遣隋使最为著名[11]。
隋朝结束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奠定日后大唐盛世的基础，对中国历史的意义重大[7]。隋朝对于外族文化的接受度高，并与汉文化融合，与唐朝合为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开放的朝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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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曾被北周封为“隋国公”。杨坚袭封隋国公，后进封隋王，以隋郡等二十郡为隋国，受禅称帝后国号依旧例为“隋”。唐朝建立后，加前朝以恶名，改其国号“隋”为“随”[5]。唐中期以后，石刻中指称前朝的“随”字逐渐减少，“隋”字逐渐恢复，但作为地名的随州、随县之“随”未恢复为“隋”。唐末五代，开始出现“文帝恶之，遂去走，单书隋字”、“随文帝恶随字为走，乃去之成隋字”之类改随为隋的谣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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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武帝于577年灭北齐，北周统一华北及西南后国力兴盛，但是继位的北周宣帝宇文赟奢侈浮华，行事荒唐，喜杖责大臣[17]，还同时拥有五位皇后[c]，在位仅一年便让位给年幼的北周静帝宇文阐。580年6月8日，在位一年的北周宣帝崩，外戚杨坚以大丞相身份辅政。杨坚乘机将北周重臣外遣，朝政逐渐由他掌握。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与益州总管王谦等人不满杨坚专权，联合叛变反抗杨坚，爆发尉迟迥之乱，但被杨坚所派的韦孝宽、王谊与高颎等人平定。期间杨坚也将可能反抗他的北周宗室剪除，并交好突厥，令他钵可汗移交已经称帝的北齐皇子高绍义。581年3月4日，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杨坚登基为帝，即隋文帝，建国号隋，立国仅25年的北周亡。杨坚封周静帝为介国公奉祀北周，随即杀害包括周静帝在内的北周近支宗室，以北周远支宗室宇文洛续封。
隋文帝即位后，意图南灭陈朝，但因陈朝有长江天险，故未有在即位后立即南下。他采纳高颎的策略：干扰陈国的农业生产，破坏陈国的军事储积，使陈国损失惨重，而又疲惫不堪。隋文帝于隋与突厥之战胜利后，587年10月26日废西梁后主萧琮，西梁亡。隔年发动隋灭陈之战，隋文帝命杨广、杨俊与杨素为行军元帅；杨广为总主将、高颎为参谋、王韶为司马，兵分八路攻陈[7][18]。
杨素率水军从巴东顺长江东下，与荆州刘仁恩军联合占领延州（今长江西陵峡口、湖北枝江附近江中）等上游陈军防御。由公安东援建康之中游陈军也被杨俊军阻于汉口一带，为下游隋军创造有利条件。下游隋军主力乘陈朝欢度元会（即春节）之机分路渡江。行军总管韩擒虎、贺若弼两军钳击建康，与宇文述军包围建康。589年2月10日，联军进入建康城，俘陈后主。不久，各地陈军或受陈后主号令投降、或抵抗隋军而被消灭，只有岭南地区受冼夫人保境据守。590年9月，隋派使臣韦洸等人安抚岭南，冼夫人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为隋地[7][18]。
至此，隋朝结束西晋永嘉之乱以来二百八十馀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再度完成中国的大一统。人才济济的隋朝融和关陇世族、关东世族及江南世族，有擅长谋略的高颎、总管政事的苏威，擅长军事的韦孝宽、贺若弼与韩擒虎、还有刘昉、郑译、李德林、元谐、元胄、宇文忻等重臣，形成一个有力的集团[7][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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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制度的革新措施。在中央的行政方面，废除北周的六官，正式确立三省六部制，实现了各个职能之间的分权，有利于巩固君权。在地方制度方面，去除郡级，形成州县两级制，以及在平定南朝陈后没收天下武器，削弱了地方势力，进而巩固中央集权，有力地防止了地方军事割据和叛乱的产生。为了抑制世族，下令正式废除魏晋以来由世家把持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设立科举制度以扩大选官范围至寒门庶族知识份子，并迁移关东世族与江南世族到大兴城以加强控管[20]。经济方面，减轻刑罚与徭赋，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人口调查以掌握赋税来源，统整货币与度量衡以整顿贸易环境。均田制和输籍之法使农民摆脱地主的控制，转化成国家的编户，成为隋朝农业成长的原因[21]。隋文帝提倡节俭[22][23]，对自己的皇子也不准过分挥霍[24]。这些都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使得隋前期财富迅速累积丰裕[25]。由于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作物产量提高。长安、洛阳官仓里储粮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同时手工业有新的发展，造船技术达到很高水准，能造起五层楼的宏伟战舰。洛阳的商业盛极一时，居住著数万家富商，经济呈现繁荣的局面[18][26][27][28]。
584年，为了提升关中物资运输，隋文帝命宇文恺兴建广通渠。并以此为序幕，带动一系列修建运河的工程，最终成就了隋唐大运河。这个庞大的运河系统令南北物资输送与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并且转运江南物资以巩固隋廷开支。经过这些改革，隋前期政治、经济和社会都繁荣发展，开创开皇之治。户口也由四百馀万成长至八百几十万。社会累积相当多的财富，可供五六十年使用[29][30]。开皇盛世气象恢宏磅礴，隋文帝又下令修建大兴城，大兴城不仅是古代中国城市建设规划高超水准的标志，也是隋朝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准的综合表现，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31]。其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中国都市规划与日本、新罗都市规划都有深刻的影响[18][31][32]。
不过，隋朝的开皇盛世到隋文帝后期逐渐衰退。隋文帝晚年对刑法提倡严苛重刑，趋于刚愎自用[9]，对功臣故旧心怀猜忌，大杀开国功臣与将，不肯关怀百姓，成为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远因[10]。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隋文帝本立长子杨勇为太子，由于杨勇好奢侈，文帝不满，渐渐失宠。而次子杨广与大臣杨素阴谋揭露杨勇的“阴事”，渐获杨坚信任。600年隋文帝改立杨广为太子，602年又听信杨广、杨素诬告，废黜第四子蜀王杨秀。604年8月13日，杨广发动仁寿宫变，隋文帝突然去世。604年8月21日，杨广继位，即隋炀帝[32][33][34]。其后杨广便处死杨勇父子及镇压起兵作乱的幼弟汉王杨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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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初期国力仍然兴盛，在政治制度上，隋炀帝改革官制与租调制度，并开始设进士科，这些都创新典章制度。隋炀帝经营东都、开运河、修驰道与筑长城，带动关中地区与南北各地区经济与贸易发展；并对四周国家展开征讨威服，扩张隋朝版图。然而，由于隋炀帝本身急功好利并且暴虐，使得这些作为对社会反而造成破坏[35]。由于长安位处偏西，粮食供应困难。604年隋炀帝派杨素、宇文恺于洛阳兴建东都，并在第二年迁都洛阳，以掌控关东与江南经济，在洛口（今河南巩义）、回洛（今河南洛阳）等地兴建大粮仓以备荒年时所使用。由于每月要役使民丁两百万人，隋炀帝又注重宫城完善奢华，因此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33][36]。
为了沟通江南经济地区、关中政治地区与燕、赵、辽东等军事地区的运输与经济发展，隋炀帝推动隋唐大运河的建造。大运河带来许多好处：将中国重要水系连接起来，形成运输网路；带动沿岸城市的发展，兴起许多商业城市，其中江都（今扬州）更成为隋朝的经济重心；促进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民族融合[37]。然而，由于隋炀帝急促兴建大运河，为人民带来很多负担。掘河的民伕，经久不息地劳动，受冻挨饿，加上疾病侵袭，死亡人数占全部一半以上[38]。605年隋炀帝开凿通济渠的同时，带后宫、诸王、卫队等大量人群沿运河巡视南方，沿途之上，花费许多资金，征调许多人民[39]。607年隋炀帝巡视北方时，征调北方人民经太行山开凿驰道达并州，并向附属的突厥启民可汗要求突厥民众协助开凿驰道[40]。早在隋文帝时期，在朔方、灵武等地修筑长城。608年隋炀帝出巡榆林时动员壮丁百馀万人，于榆林至紫河（今内蒙古、山西西北长城外的浑河）开筑长城以保护突厥启民可汗[41][36]。
隋炀帝耗费大量人力物资，四处征讨，过度耗费隋朝国力（以对高句丽的战争最剧），为隋朝带来了衰亡[42]。隋初，突厥汗国十分强大，时常侵扰内地，隋朝被迫修长城，重兵驻守（详见隋与突厥之战）。582年5月突厥率四十万大军，杀入长城。583年4月隋军分八路北伐突厥。隋将长孙晟用离间之计，使本来已经在北周时期分裂为东突厥与西突厥两部的突厥汗国互相攻战。599年东突厥突利可汗战败降隋，611年西突厥处罗可汗亦降隋朝。605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基本解决北方外患。除了北方外，位于陇西青海一带的吐谷浑汗国，也时常入侵隋朝。596年隋文帝派光化公主与吐谷浑和亲以安抚之，608年隋炀帝派军占领吐谷浑，史称隋与吐谷浑之战。隔年隋炀帝西巡张掖，置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西海（今青海湖西）、鄯善（今新疆若羌）与且末（今且末西南）四郡[43]。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大臣纷纷朝见隋帝，各国商人云集张掖进行贸易[44]。602年，隋文帝派交州道行军总管刘方率兵南下，刘方随后遣使劝降，后李南帝李佛子因畏惧而率军投降，被刘方缚送隋都长安，[45]与其他将领一同被斩首，[46]北越南地区遂受隋朝统治。隋炀帝时，605年，隋群臣有言林邑国多奇宝者林邑，隋帝乃授刘方驩州道行军总管，领兵击败林邑[47][36]。
东北方面，倭国（即日本，时为飞鸟时代）正值改革派的圣德太子执政，他派遣隋使以学习隋朝文化与典章制度。两国之间虽然因帝王称呼问题在外交上发生“礼仪之争”[48]，但并未严重影响双方关系。最后是强盛的高句丽。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与新罗是隋朝的藩属国，他们希望能借助隋朝的力量制服高句丽。而隋朝征讨高句丽，是因为高句丽王高元与勿吉进兵隋朝辽西，且抵触隋朝的朝贡体制，于是双方兵刃相见，史称隋与高句丽的战争。隋朝总共对高句丽发动四次征战，导致数百万人丧生，引起国内人民对隋炀帝的强烈不满。其中在第四次攻高句丽时爆发隋末民变，隋将相继叛变，隋朝趋向灭亡[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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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多次发动战争劳民耗财，最终引起严重的统治危机，早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就因为抗拒府兵制的征召而爆发了四次民变，但是被隋军迅速镇压。611年豫州道、冀州道、兖州道等发生黄河大水成灾，漂没四十馀郡，王薄率众于兖州道的长白山（山东济南市章丘区）发动民变，抵制隋炀帝东征高句丽，唱出著名的《莫向辽东浪死歌》[49]。当时民变范围大多集中在关东的豫州道、冀州道、兖州道、青州道和徐州道，不久被隋军镇压。613年刘元进据吴郡，自称天子，同年被灭。直到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举兵叛变，隋朝的达官子弟纷纷参加，带动全国各地纷纷叛乱[4][50]。
当时群雄割据，数量繁多，主要势力如下：河南地区有翟让、李密的瓦岗军。616年翟让在李密建议下，攻破要塞金堤关（河南荥阳东北），打下荥阳诸县。617年瓦岗军又攻破距东都洛阳的粮食存库兴洛仓。由于李密擅长作战，翟让让位给他。李密自封魏公，建国魏，以洛口为根据地。随后占领回洛仓，直逼洛阳城下。然而内部纠纷使得李密杀翟让等人。河北地区有窦建德的叛军，616年窦建德领导河北叛军转战河北各地，占据冀州大部分地区，两年后自封夏王，建国夏。江淮地区以杜伏威、辅公祏较强。613年两人在齐郡（治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举兵叛乱，随后南下到江淮南地区发展。617年占领高邮，切断南逃江都（今江苏扬州）的隋炀帝与北方的联系。杜伏威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4][50]。
军事重镇并州地区有李渊，617年于太原留守的李渊发动晋阳起兵，不久攻克长安，617年12月18日，拥立留守长安的嫡皇孙代王侑为隋恭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此举更引致隋军失去后援之地，进退失据，首都失守更引致隋军人心惶惶，十居其九都投降唐朝或其他的地方起义集团，间接使隋朝走上全面灭亡之路。南方最大势力为萧铣，617年萧铣与董景珍、雷世猛等举兵反隋。隔年称帝，建国梁，定都江陵。其势力东至九江，西至三峡，南至交趾，北达汉水。其他尚有616年李子通据海陵；林士弘据虔州。617年刘武周据马邑，自称太守。梁师都据朔方，自称梁帝。郭子和据榆林，自称永乐王。李轨据武威，自称河西大凉王。薛举据天水，自称秦帝。刘、梁、郭都依附突厥[4][50]。由于道路阻隔，隋炀帝可能不知道代王已被拥立，至死仍以皇帝自居并发号施令。
隋廷在此局势下迅速的土崩瓦解。早在616年，隋炀帝命恭帝庶兄越王侗留守东都，自己率众前往江都。他下令筑丹阳宫，准备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跟随他的大臣卫士大多是关中人，不愿意长居江南，加上江都粮尽，人人北逃关中。618年宇文化及、司马德戡与裴虔通等人发动兵变，弑隋炀帝，杀死炀帝子孙、杨秀父子、杨谅子杨颢等宗室，拥立炀帝侄秦王杨浩为帝[51]。中原地区得知隋炀帝死讯后，于同年李渊逼迫隋恭帝杨侑禅位，称帝建立唐朝，为唐高祖，杨侑改封酅国公，不久后死去；洛阳守将元文都、王世充等拥立越王侗为帝，也称隋恭帝[b]。因畏惧宇文化及的实力，原本敌对的李密和杨侗联合，李密向杨侗称臣，受命讨伐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于黎阳（今河南浚县北）被李密击溃，为了称帝又弑隋帝杨浩，建国许。王世充杀元文都夺权，又击溃李密，李密投唐复叛而败亡，此后民变首领多向杨侗称臣。宇文化及最后被唐将李神通与夏王窦建德联合剿灭。皇泰二年四月初五日（619年5月23日），王世充废隋恭帝杨侗，隋朝亡，王世充自立为帝，建国郑，而杨侗被改封潞国公，不久后被杀[4][50][52]。隋朝立国仅仅38年，是继秦朝及西晋后统一全国但又短命的中央皇朝。
杨侑死后，唐朝以杨侑族子杨行基嗣酅国公。唐武德三年（620年），东突厥的处罗可汗派人迎接炀帝遗孀萧皇后及其孙杨政道，立杨政道为隋王，打算夺取并州以安置杨政道，但没有来得及出兵便去世。唐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出兵灭亡东突厥，杨政道和萧皇后返回中原，隋国也因而取消。酅国公的封爵至少传承到后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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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地方官制也逐步完善起来。583年，杨尚希、苏威等请废郡，隋文帝听从建议，把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改成州县二级制，并且合并一些州县，裁减冗员，消除权力层叠、机构过多的弊端[53]。隋炀帝时又改州为郡，但是仍为二级制。虽然隋朝实行的是郡（州）县二级制，但是实际天下的郡数已经远远超过了秦汉时的六十郡（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或一百零三郡（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达到了鼎盛时期的一百九十郡。隋廷无法同时兼顾近两百个郡级行政区，所以隋炀帝效仿汉武帝设置监察州监督各郡职务，监察州置刺史，辅官有长史、司马等。当时隋朝有冀州道、兖州道、青州道、徐州道、豫州道、扬州道、荆州道 、梁州道及雍州道等监察州。郡（州）级行政区置太守，辅官有郡丞、郡尉、郡正等。在各诸侯王封国置国官，有令、大农、尉、典卫、常侍等。郡（州）之下设有县级行政区，各县置县令，辅官有县丞、县尉、县正等。在首都又称京县，又依地域好坏分成望县或紧县，或是依户口多少分为上、中、中下及下四等。县以下的基础组织是四家为邻、五家为保、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乡置耆老、里设里正。里正负责查核户口，收授土地，监督农业生产。五百户以上的市镇设坊，置坊正；城敦外设村，置村正，每超过一百户增设一人[8][54]。
隋文帝改革地方官员任命铨叙制度：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员均由吏部任免，每年考核殿最[55]。州县佐吏三年必须更换，不得连任，不许用当地人，必须用外地人，从而防止了地方豪强地主垄断政权，减少了官商勾结的危机，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8]。隋朝效仿九品中正制，在行政区划上也按照各郡（州）县情况划分上上至下下九等，按照级别不同职官人数品级等都有区别，但是其具体情况记载不多。此外，雍州、京兆郡、长安县等由于政治因素比较特殊的区划，其长官名称、职官配置也有所区别。隋朝灭亡后，后继的唐朝改郡为州，并且也沿袭在州级上建立道级监察区，建立州县二级制[8][54]。
隋朝疆域方面，在东北地区，隋朝对高句丽连年战争，边界固定在辽水一带。在北疆，隋朝占领之前被突厥汗国控制的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五原、定襄等阴山以北之地，降服突厥启民可汗。西域地区，隋朝从突厥取得伊吾郡（今新疆哈密地区）。隋炀帝趁吐谷浑汗国被高车打败之机，攻灭吐谷浑，取得青海一带领地，于河西走廊设置鄯善（治所在今新疆若羌县）、且末（治所在今新疆且末县南）、西海（治所在今青海湖西古伏俟城）和河源（治所在今青海兴海县东南）四郡，深入青海湖及西域东部。西南地区方面，隋初本领有南中地区，在593年设南宁州总管府于味县（今云南曲靖市），但数年后因爨族反抗而放弃。南方方面，605年隋朝攻灭林邑国，设置比景郡、象浦郡、海阴郡等三郡，其中海阴在西汉日南郡南，不久林邑人收复故地。早在南朝梁陈之际，南岭俚族首领冼夫人受到海南岛儋耳人的归附[56]。由于冼夫人对隋朝的效忠，使隋朝顺利地管辖海南岛，设置珠崖郡与儋耳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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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废除了北周仿照《周礼》所创立的六官制度，承袭北齐的三省制，正式确立三省六部制，全面性的发展中央集权[57]。隋朝设有三师、三公虚职，品位崇尊，并不主事。隋朝皇权极大，相权被分给尚书省（尚书仆射）、门下省（纳言）与内史省（内史令）三个机关，使其互相牵制，又受制于皇帝[58]。内史省起草诏令，为决策机构，门下省职掌封驳，为审议机构，尚书省执行政令，是行政机关。另外，如果有官员有“参掌机事”称号，也是宰相之一。尚书省是行政中心，“事无不总”，下辖六部，六部的命令再交给九寺五监执行。中央监察机关是御史台，由御史大夫负责，掌管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而都水台掌管河道运输、管理隋唐大运河与沟渠灌溉[8][54][57]。
尚书省主要由吏部、度支（大业改民部）、礼部、兵部、都官（大业改刑部）与工部等六曹组成，每曹又辖四司。吏部曹是六曹之首，辖吏部、主爵、司勋、考功四司，掌管官员选受、升迁、封赏、考绩等人事业务，对国家政治起决定的作用。度支曹辖度支、户部、金部、仓部四司，掌管户口、税收、会计等财务业务，主要维持朝廷开支。礼部曹辖礼部、祠部、主客、膳部四司，掌管礼仪、祭祀、贡举等礼仪、外交业务。兵部曹辖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掌管武选、勘测、将士训练、武器生产等国防业务。都官曹辖都官、刑部、比部、司门四司，掌管命令、刑法、徒隶、按复献禁等法务业务。工部曹辖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掌管山地湖泊、农业、营建、手工业及诸司公廨纸笔墨之事等经济、后勤业务。九寺两监是中央政府的办事机关，九寺分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大鸿胪、司农与太府等；两监有国子监和将作监。寺监执行六部所下达的命令，执行完后必须“申复所司”。处理具体事务时，寺监同六部有隶属与承受的关系[8][54][57]。
隋朝实施的科举制度，对中国政治选拔人才带来极大影响。早在南朝梁时，梁武帝为了选拔有用人才已萌生出“举明经”的明经科的科举制度，但是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仍然延续。隋朝时，587年，隋文帝正式设立科举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选官不问门第。科举制度初期设诸州岁贡，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与明经科的考试；606年隋炀帝增设进士科。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有一定区别。秀才科可谓科举的开端，相较于唐代是为不完善的考试制度，对实际取士作用不大，但已改变了门第垄断官职的局面。科举制度顺应了历代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的要求，缓和了他们和朝廷的矛盾，使他们忠心拥戴中央，有利于选拔人才增强政治效率，对中央集权的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作为中国历史上创新的科举制度在隋的实行，也为唐朝提供了经验，使科举制度最终在唐朝成熟，逐步发展成中国历史后半业的重要制度[8][57][59]。
北周律法有时松，有时严，不好掌握，导致刑罚混乱。隋文帝即位后，于581年命高颎等人参考北齐北周旧律，制定法律。583年又让苏威等人加以修订，完成了《开皇律》。《开皇律》以北齐《河清律》为底本、参考北周和南朝梁的律典，简化律文，博取南北法律优点而成。史称：“刑网简要，疏而不失”[60]，规定对十恶[d] 者要严惩不贷。《开皇律》分十二卷，500条，刑罚分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五种二十等。废除了鞭刑、枭首、裂刑等酷刑，是唐朝及其以后各代法典的基础[8][61][62]。
隋朝在对外交往上，主张众国臣服的朝贡体制。各藩属国奉隋朝为宗主国，定期朝贡，各国和平相处。如果有国家不愿意臣服，必要时隋朝会采取战争的手段威服之[63]。如果有国家侵犯另一国，隋朝为了维护朝贡体制会帮助弱国击败强国。如果各国臣服隋朝，隋朝也给予优惠回馈。在这样外交理念下出现万邦来朝的恢弘局面，重建以中国天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64]。然而隋炀帝过度夸耀，浪费不少人力与物力[36][65]。
北方方面，突厥汗国在土门可汗灭柔然后成为漠南漠北的强国，北朝各国莫不进贡突厥。然而在佗钵可汗死后突厥大乱，同时共出现5个可汗，沙钵略可汗为大可汗、时庵逻为第二可汗、大逻便为阿波可汗、玷厥为达头可汗等。583年，由于隋朝不再进贡突厥，在加上北周千金公主的请求，沙钵略可汗决定发兵南侵，史称隋与突厥之战。经过多次战役，隋文帝打败突厥，并用长孙晟计谋使突厥汗国正式分裂成东突厥与西突厥。599年东突厥启民可汗战败降隋，611年西突厥泥厥处罗可汗亦战败降隋朝，突厥的威胁暂时解除。605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与高句丽交易，率军入其境。韦云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击败契丹军。606年东突厥启民可汗入朝时，隋炀帝招集全国乐人招待他。隔年隋炀帝到榆林，令宇文恺作大帐，邀请启民可汗及契丹、奚、霫族族长参加大宴并看散乐，隋炀帝还赠送大量丝织品[66]。隋炀帝又命宇文恺临时造出大殿，称“观风行殿”。当地外族以为是神功，每望见御营，十里外就跪伏叩头，走路不敢骑马[67]。然而隋末民变时，各地群豪如薛举、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等人纷纷向东突厥称臣求援。突厥协助他们叛乱以弱化隋朝[36][68][69][70]。
当时西域丝路以敦煌为出发点，分三路向西，从伊吾（今新疆哈密）起为北路，从高昌起为中路，从鄯善起为南路，自东至西将近二万里。除了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旧有国家之外，在中亚地区还有吐火罗、昭武九姓诸国与强盛的波斯帝国萨珊王朝以及在欧洲和波斯争雄中东的东罗马帝国（隋唐时称为拂菻国），隋朝亦有和这两个帝国贸易。吐谷浑汗国是在青海、河西一带的强国。始祖是辽西鲜卑慕容涉归的庶长子慕容吐谷浑，吐谷浑与慕容廆不和，率众西迁，最后在青海一带定居。吐谷浑于329年建汗国，典章制度类同晋制，风俗与柔然、突厥相似。608年隋臣裴矩指使高车袭击吐谷浑，吐谷浑向隋朝清求援军。隋炀帝乘机出兵，于隔年灭吐谷浑，步萨钵可汗逃亡（详见隋与吐谷浑之战）。隋廷设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以稳固河西走廊。615年隋朝陷入崩溃，步萨钵可汗成功复国，最后于663年亡于吐蕃。隋炀帝花费许多物资金钱以夸耀隋朝声威，令丝路各郡县招待西域人，直到隋亡为止。当时西域商人云集张掖，隋炀帝令裴矩驻张掖掌管通商事务，裴矩根据各国风俗民情，撰写《西域图记》。609年隋炀帝灭吐谷浑后率众到张掖招见西域诸国君。高昌王麹伯雅与伊吾吐屯设等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大臣纷纷前来开宴会，呈现隋朝文物，奏乐九部音乐，十分盛大[43][44]。为了展现隋朝的富饶，610年元宵节时，隋炀帝于东都为西域人演奏百戏，夜间灯火照耀同白昼，月底而终[71]。并且让西域人于醉饱后不取费用，但这使西域人认为过度铺张奢华[36][72][73][74]。
南方方面，南中地区由隋廷派兵驻守南宁州（即南朝时期的宁州），但实际上由当地豪族爨氏管辖，爨氏也发展成民族。不久爨族反隋，597年隋文帝遣史万岁率兵征讨，至西洱河、滇池一带击败。爨族主要人物爨震、爨翫入朝，被隋文帝所杀。到隋末时爨族分裂成东、西两爨，东爨称“乌蛮”、西爨称“白蛮”。西爨由六个部落组成，又称六诏。六诏中蒙舍诏就是南诏和大理的前身。综观隋代在南中的经略，据学者方国瑜指出，是“多凭武力而少政治设施”[75]。南海以南则有林邑、赤土、真腊与婆利国。隋炀帝派常骏、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一带）。608年常骏等带著丝织物五千段送给赤土国国王瞿昙利富多塞。他从南海郡（广东广州市）出航到赤土国。国王也遣儿子那邪迦随常骏等来中国，隋炀帝赐那邪迦官位和物品[76]。602年，隋文帝派交州道行军总管刘方率兵南下，前李朝南帝李佛子率军投降，北越南地区遂受隋朝统治[36][45][69][77][78]。
东北亚有高句丽、新罗、百济、倭国与流求。高句丽是东北亚的强国，国都长安城（今平壤）。隋灭南朝陈后，高句丽平原王即备战防御隋军来犯。598年高句丽婴阳王率众万馀人攻辽西。隋文帝借此发动大军三十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然而路徒险恶，死伤惨重，隋文帝只好退兵。随后婴阳王遣使请和，双方和平。后来隋炀帝继续走隋文帝受挫的旧路，607年由于高句丽与突厥联盟，隋炀帝于612年、613年与614年对高句丽发动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第一次东征高句丽遭受惨败，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加重人民负担，导致日后隋末民变的发生。百济于隋文帝开皇初年遣使入隋，封为馀昌为“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79]。隋灭南朝陈时，有战船漂入海中，百济供给丰厚物资送回，并派使祝贺隋朝统一。隋炀帝攻高句丽时，百济亦曾在境内调动军，声言会协助隋军，实际上却是对高句丽保持友好，有意在两国之间图利[80][81]。新罗于594年遣使入隋，隋封其王真平为“高祖拜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82]。炀帝大业年间亦常遣使入隋[83]。倭国（即日本，时为飞鸟时代）曾多次派使臣来华通好，600年就带沙门（即僧侣）数十人来隋朝学佛法。607年大和推古天皇派遣隋使小野妹子向隋炀帝递交国书，然而其中“日没天子”一语过于傲慢，引得隋炀帝勃然大怒[48]。次年小野妹子再次使隋，国书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以缓和双方关系。隋炀帝在608年也派裴世清回访日。流求[e]为东海岛国，隋炀帝于607年和608年两度派朱宽前往流求慰抚该国，但流求不从。610年派陈棱、张镇州率兵万人攻打流求，击杀其主欢斯渴刺兜，俘男女数千人而去。在隋军征战期间，流求人曾到隋军当中，进行贸易活动[36][77][86][87][88]。
军事制度方面，隋朝分置诸卫，统率军府宿卫的制度源自西魏北周时的十二大将军制，设置司卫、司武官，统率府兵宿卫宫禁；又有武侯府统率府兵巡警京城，各置上大夫。隋初沿北周之制，隋文帝设置中央管理机关为十二卫，此即十六卫的前身。十二卫分为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候卫和左右御卫。十二卫负责戍卫与征战，戍卫分为内卫与外卫。有战事时，皇帝诏命行军元帅或行军总管为战时指挥官，组成作战组织。例如隋灭陈之战因为战区较大，行军元帅有杨广、杨俊及杨素，由杨广统一调度。隋与突厥之战时，任命李晃为行军总管[89]。隋与吐谷浑之战时，任梁远为行军总管。作战结束后，结束总管职务，交还军队给各地总管。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将十二卫扩充成卫统府的制度，这是为了扩张军事力量、加强中央侍卫力量以及分散诸将权力[90]。卫统府有十二卫四府，合称十六卫或十六府。新成立的四府为：左右备身府和左右监门府。十二卫负责统领府兵与宿卫京城；四府不统府兵，左右备身府负责侍卫皇帝；左右监门府分掌宫殿门禁。十二卫率领外军，属于左右翊卫的骁骑卫军、左右骁卫的豹骑军、左右武卫的熊渠军、左右屯卫的羽林军、左右御卫的射声军和属左右候卫的佽飞军。左右翊卫兼领内军。内军指左右翊卫的亲、勋、翊三卫统辖的五军府和另属东宫的三卫三府之兵，均由达官子弟担任[91]。
隋文帝又将全国各地划分为若干军事区域，设总管负责该地区军事，平时备边防患，战时奉命出征。总管设有总管府，分上中下三等。另外尚有四大总管：晋王杨广镇并州、秦王杨俊镇扬州、蜀王杨秀镇益州、韦世康镇荆州。隋朝共设有三十至五十多个总管，以长安为中心分为东西南北四大军区，驻守天下诸州以抵御外患。并且以北部边疆地区为重点，镇守要害。军区共有：北及西北八府，主要防御突厥汗国；东北七府，防御突厥汗国和契丹；中西部八府，拱卫畿辅，扼守江源；东南九府，守南方形胜险固之地；另有防御吐谷浑的叠州，镇爨族之南宁；之后又增加遂、泸二府以防备当时的西南各部落。后来唐朝也继承这种作法，并且发展成“道”的军区或监察区。[92]。
隋文帝对府兵制也有所改革。将北周官职品级制度和文臣武将都纳入同一个等级系统内。590年颁布关于将军户编入民户的命令，军人除了自己本身军籍，还可以同家属列入当地户籍，按均田制授田，免除租庸调，并按规定轮番到京城宿卫，或执行其它任务。这个命令减轻中央朝廷经济负担，并且使军人能够和家属同住，也扩大朝廷兵源，堪称兵农合一[93]。
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陆续入塞的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由互相冲突演化成文化的整合或涵化，到隋朝时形成汉胡的融合文化，当时的汉族文化融合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群[94]。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相连，实际户口锐减；人民因战争与课税繁重而隐藏户数；世族需要大量人力生产农业，包庇逃避朝廷课役的人民。导致“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现象，使得朝廷统计的户口数，比实际户口数少。到隋朝时期，户口数开始快速成长，主要是因为课税轻，摇役少，加上世族政治与庄园制度的式微，人民愿意脱离世族的荫庇自立门户。为了确切统计户口数以保证赋税来源，高颎令州县官每年检查户口，从此地方无法藏匿人口[95]。585年，隋文帝下令州县官检查户口，自堂兄弟以下亲属必须分立户籍，并且每年统计一次，北方因此多出了164万馀口。609年，隋炀帝已经拥有南方，他又一次大检查，得了24万馀，新附口64万馀。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经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开发，已经拥有约等于黄河流域三分之一的人力，经济地位与实力均有上升[96]。
隋代人口快速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和国家粮仓的丰实，也带动农业发展。根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各郡分计数之和为全国有9,073,926户，大体上恢复了四个世纪以前东汉时期的户口数，到613年也依然有人口4450万人。在26-27年间，户数增加了428万户，人口增加了1700多万[96]。随著劳动力的大量增加，社会经济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朝廷正常的收入也增多。592年储备的粮食和绢花等物堆积如山，史籍叙述府库都藏满，只好堆积在廊庑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隋朝农业的兴盛[97]。592年隋廷的府库已经藏不下各地征调的绢帛，不得不增辟左藏院储存，隋文帝并令人口稠密的冀州道、豫州道、兖州道和青州道地区，今年田租减三分之一，调全免。隋亡后，根据《旧唐书》记载，618年唐代隋初际有180万户；623年有219万户，639年304万户。唐朝贞观之治只是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时人口的三分之一，唐朝要等到734年开元时期（8,018,710户，46,285,161口）才恢复并超过隋朝极盛时的人口（8,907,546户，46,019,956口）[96]。
| 年代 | 户数 | 口数 | 备注 |
|---|---|---|---|
| 陈宣帝太建九年（577年） | 600,000户 | 2,400,000人 | |
| 北周静帝大定年间（581年） | 4,622,528户 | 29,016,484人 | 杨坚受禅，隋朝成立，即隋文帝。 |
|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 | 7,000,000户 | 约40,000,000人 | 隋文帝发动隋灭陈之战，南朝陈亡。 |
|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 | 8,700,000户 | 44,500,000人 | |
|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 | 8,907,546户 | 46,019,956人 | 此为隋朝户口最多时期，大体上恢复了四个世纪以前东汉时期的户口数。 |
| 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年） | 8,613,345户（估计） | 约44,500,000人 | 612年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失败，据说30多万隋军仅有2700人返回。610年出现了抗拒府兵制征召去作战的四次民变但被迅速镇压，611年也有王薄的起义，到613年就发生隋末民变。 |
| 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 | 1,800,000户 | 约9,259,200人（估计） | 李渊废隋恭帝，唐朝成立，即唐高祖。而隋朝大业五年到唐朝成立，人口下降率约为80%。 |
| 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 | 2,190,000户 | 约11,199,660人 | 只是隋朝极盛时的四分之一。 |
| 注：本表数据源自《文献通考·户口考一》与《旧唐书》[96]。 | |||
隋文帝为了稳定经济，提出许多政策，使农业、手工业及商业都有成长[98]。隋朝的经济制度基本继承了北周旧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以租庸调制为主体的服役制度。为了保证关中地区粮食稳定，隋廷建筑了许多大粮仓，到隋文帝末年时，天下积储还可供五、六十年。手工业以丝织业、陶瓷业和造船业为代表。其中在河南安阳、陕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的白瓷天鹅壶，质地坚硬，造型美观，是中国最早发现的白瓷器之一[99]。大一统使隋朝商业比魏晋南北朝发达许多。当时规模宏大、商业繁华的都市依序有长安、洛阳、江都、成都和广州，在当时的世界是罕见的[100]。
隋文帝采取减轻赋税、徭役、刑罚和检验户口的措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98]。隋朝的均田制上至亲王官员，下至平民百姓，均有一定受田数量[f]，其中永业田永不用归还，露田则需于死后归还官府。隋朝时期尚且掌握一定数量的荒地，得以延续北朝的均田制，然而已出现部分地区土地分配不均。苏威建议减少功臣的配额以补足百姓所需，遭到王谊的反对作罢[102]。当时南方遗留庄园制度未退，均田制只于北方见若干成效。另外，隋朝也在边疆地区推行屯田制以维持军队开支[103]。隋朝的租庸调制继承北周制度，将租调力役和庸绢纳入赋税制度。隋炀帝更免妇人、部曲、妇婢之课，租调徭役按丁征收。有鉴于隋统一前，有相当量的人口依附豪族而成为“浮户”，为了重新登录户口数字，并确保赋役征收，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推行“大索貌阅”[g] 和输籍制[12]，将依附民从豪族势力转到国家手中而成编户之民，增加赋役收入[105] 。隋朝把力役变成庸绢，是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变化[98][106]。
由于隋朝人口持续增长，为农业提供大量劳动力，使垦田面积也不断增加。589年耕地面积19,404,167顷[h]，至隋炀帝时期增加到55,854,040顷[107]。隋文帝在位期间还大力的修复，兴建和改造了许多水利工程。如在寿州（安徽寿县）修复的芍陂，灌溉农田达五千馀顷。在粮食充足情况下，为了储存粮食以防治荒灾，隋文帝在全国各州设置官仓与义仓，义仓防小灾，官仓防大灾。为了保证关中地区粮食稳定，在长安、洛阳、洛口（今河南巩义）、华州（今陕西华县）和陕州（今河南陕县）等地建筑了许多大粮仓，在长安、并州（今太原）储藏大量布料[108]。义仓又称社仓，是民间使用的粮仓。585年隋文帝采纳度支尚书长孙平的建议，初置义仓。596年令诸州于收获时，支出部分粮食存于义仓。遇有灾害，就在当地赈给。义仓设在乡间，西北地方设在县城，开仓较为方便。到隋文帝末年时，天下积储还可供五、六十年[i][98][106]。
然而隋廷过度将天下物资集中管理，逐渐加重人民负担[110]。隋文帝晚年提倡严刑峻法，官吏们因为畏惧而不敢发粮赈济百姓。以至于粮仓在天灾人祸中未能及时发挥功能[111]。因此，即使各仓的仓储充实，却与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成反比，日后更成为了反隋起事者的攻击目标。[112]。至隋炀帝时，由于骄奢挥霍和穷兵黩武，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富，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隋炀帝攻打高句丽惨败，死者数十万，“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613年山东河南发生水灾，耕稼失时，田畴多荒[113]。天灾人祸交加，官吏勾结商人哄抬物价，地主富豪也乘机高利盘剥，爆发了隋末民变[98][106]。
隋朝手工业的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准，在不少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其中具代表的是丝织业、陶瓷业和造船业。河北、河南、四川和江南都是丝织品的重要产地。相州（今河南安阳）的绫纹布非常精美，“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四川蜀锦也十分有名[114]。江南地区的宣城、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馀杭一带的妇女勤于纺织，以鸡鸣布最出名[115]。陶瓷业方面，在瓷土选炼和施釉技术都有提升。其中在河南安阳、陕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的白瓷天鹅壶，质地坚硬，造型美观，是中国最早发现的白瓷器之一。隋朝青瓷器是以高火候烧成，硬度远远超过晋朝青瓷[99]。生产地区在河北、河南、陕西、安徽及江南各地。隋朝造船业很发达。隋朝准备伐南朝陈时，杨素督造五牙大战船，船上有五层楼，高百馀尺，前后安置了六个长五十尺的拍竿，用以撞击敌船。隋炀帝巡游江都时建造几千只船，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资，也显现出隋代高超的造船技术。这些船有皇帝坐的龙舟、皇后坐的翔螭、宫妃坐的浮景，还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等种类。其中供隋炀帝乘坐的龙舟规模最大且精美[j][99]。
为朝廷服务的手工业，组织庞大，人数众多，在手工业中占主导地位。隋廷把全国各地大批优秀工匠迁居长安、洛阳，并经常征发各地工匠轮番到京城服役。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高机构是尚书省的工部；具体管理官府所需各项产品的机关是太府寺（隋炀帝时分置少府监）；负责长安、洛阳皇宫及官廨土木工程的是将作寺（后改为将作监）。太府寺（或称少府监）下设有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掌治、铠甲、弓弩等署[116]。在一些地方州县和矿产地区，也设有管理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机构。在这些官营手工业作坊中劳动的主要是官奴婢、刑徒和长期服役的工匠及短期轮番服役的地方工匠。这些受朝廷驱使的能工巧匠们，为隋朝皇室、官吏、军队生产各种生活用品和军需器械，建造像长安大兴城、洛阳东都等伟大都城[99]。
大一统使隋朝商业比魏晋南北朝发达许多，当时规模宏大、商业繁华的都市是长安、洛阳二京，在当时的世界是罕见的。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外国商贾很多[117]。洛阳在隋唐大运河开凿以后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其中通远市临通济渠，周围六里，二十门分路入市，商旅云集，停泊在渠内的舟船，数以万计。江都是江南货物集散地，借由运河之便“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而宣城、毗陵（今江苏常州）、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馀杭（今浙江杭州）、东阳（今浙江金华）等等商业城市都是江南繁华之地。成都是巴蜀地区的商业中心，而广州是海外贸易的重心。当时隋朝的贸易路线分为西域丝路和海上贸易。西域丝路主要经河西走廊、西域到波斯萨珊王朝、欧洲东部的东罗马帝国。海上贸易，通南洋诸国和日本，对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100]。
南北朝时期货币不一致，南朝梁和南陈有五铢钱，岭南（粤地）盛行盐米布，北齐有常平五铢、北周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钱三类，河西诸郡用西域金银钱。隋初，各地仍然多使用各地钱币。581年隋文帝制定新五铢钱，每一千钱重四斤二两，禁止古钱和私钱流通。并且陆续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立五炉，在江夏（今湖北武汉）立十炉，在成都（今四川成都）立五炉，依照规定铸造五铢钱。隋炀帝末期，政治腐败，私铸盛行。每一千五铢钱只重一斤，甚至翦铁片、裁皮革、糊纸钱混入铜钱中使用。隋末钱贱物贵，币制崩败，一直乱到亡国。自魏晋以至隋唐，谷物和绢帛等实物经常被用为交换的媒介[100]。
隋朝时期，隋文帝与隋炀帝建设许多设施，以提升隋朝政治、军事、经济与贸易的影响力与流动力[98]。当时建设有长安大兴城、洛阳东都、大粮仓、隋唐大运河、驰道与隋长城[35]。为了方便管治潼关以东地区与维持关中粮食供应，建设洛阳东都以即在洛口仓、回洛仓等地兴建大粮仓。并在全国各地广设官仓与义仓，既备国家军政之需，又可积谷防灾。为了巩固北方国防力量，建立通往并州的驰道，扩建隋长城以保护归附的北方民族[41]。这些建设带动关中地区与南北各地区经济与贸易发展，最后又以隋唐大运河、大兴城与东都城最有名[32]。
隋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位于关中和华北地区，经济中心则是有大量粮食和纺织品的江南。如何维系这些地区来便捷的运输资源与军力，就仰赖了数条运河。隋廷所开的运河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或是疏濬前代业已干涸的旧沟，只有部分是以人力新开凿。数条运河的连结成为全国性的运输网路[32][118]。
584年 隋文帝为了将关东资源便利的运至关中，任用宇文恺引渭水自长安开凿到潼关的广通渠，但砥柱仍阻碍关东漕运。587年为了兴兵伐南朝陈，循前486年吴王夫差的开凿的邗沟兴建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淮安）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入大江边的江都（今江苏扬州）。隋炀帝时大规模发展运河：605年开通通济渠（又称汴渠），并且在两岸筑御道，种植柳树护岸。西段自今洛阳西郊引谷水、洛水入黄河。东段自荥阳汜水镇东北开始，循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黄河经汴水、泗水达淮河，经过汴州（今河南开封）、宋州（今河南商丘）、宿州（今安徽宿州）、泗州（今安徽泗县）等城市。同年又发淮南民十馀万人再度修筑山阳渎，整治取直，中间不再绕道射阳湖以直达长江。为了将隋代江南的税粮食和纺织品运到中都城，610年开筑江南运河，自京口（江苏镇江）引大江经吴州（江苏苏州）至馀杭（今浙江杭州）的钱塘江。长八百馀里，广十馀丈。至此完成运河南段，隋炀帝还准备渡浙江游会稽山。由于东征高句丽需要运输庞大物资，大业四年（608年）发河北诸郡民男女百馀万人开开通永济渠，引黄河支流沁水南至黄河，北接卫河直达涿州（今河北保定），完成运河北段。涿州便成为东征高句丽的人员与物资的集中地。隋炀帝不恤民力，大造运河，又藉运河行奢华之事。611年隋炀帝乘龙舟自江都（今江苏扬州）直达涿州。隋炀帝带著百官和两岸步行的候选士人数千人，泊了五十多天才到涿州，平均一天只走五十多里。普通民船如果一昼夜走一百里，自江都到涿州不过一个月[32][119]。
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组成隋唐大运河。洛阳位居运河中心，西接首都长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为天下货物集散地；江都形成江南货物集散地，成为隋唐经济重心；运河沿岸在唐朝中后期发展出数座“草市”的商业城市，促使运河沿线的经济发展[98][120]；还连通海上丝路，如扬州就有日本、新罗或渤海等外国商人驻足。虽然运河也带来一些副作用，提升沿岸土壤的盐碱化与洪涝旱灾的增加，但是隋唐大运河促使地域社会间人才，物资、思想的广泛交流，整合中国各地资源，提升凝聚力[32]。
原汉长安城久经战争，残破不堪。而且宫室形制狭小，不能适应新建的隋帝国都城的需要。加之几百年来城市污水沉淀，壅底难泄，饮水供应也成问题[121]。因此，隋文帝放弃龙首原以北的汉长安城，于龙首原以南汉长安城东南选择新址建新长安城[122][123]。582年一月隋文帝命宇文恺负责设计建造新城，因为隋文帝曾被封为大兴公，因此取名大兴城，隔年三月竣工[32][124]。
大兴城参考北魏洛阳城和北齐邺都南城，城池平面布局整齐划一，形制为长方形。全城由宫城、皇城、里坊三部分组成，完全采用东西对称布局。里坊面积约占全城总面积的88.8％，居民住宅区的大幅度扩大是大兴城建筑总体设计的一大特点。城址落于龙首原上，北临渭河，南依灞水与浐水，地形南高北低，城南岗原起伏[125]。龙首原以南的“六坡”视为干之六爻，依次称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126]。根据《易经》，初九高坡代表“潜龙勿用”。九二高坡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大人”代表德位兼备的人，所以建设宫城作为帝王之居。九三高坡代表“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随时警惕居高位而不骄，处下位而不忧，所以兴建皇城让文武百官健强不息、忠君勤政的理念。九五高坡代表“九五至尊”，属“飞龙”之位，不欲常人居之。所以在这条高岗的中轴东西向，对称地建筑东面的大兴善寺（佛教）与西面的玄都观（道教），希望能借用神明镇压九五高坡的帝王之气。由于代表皇宫的紫微宫居于北天中央，所以皇宫只能布置在较低处的北边，然而北边有渭河相倚，也比较适合防御[32][127]。“六坡”成为大兴城的骨架，皇宫、朝廷和寺庙与一般居民区形成鲜明对照。冈原之间的低地，开渠引水，挖掘湖泊，增大城市的水道。这样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增大立体空间，显得更加雄伟壮观[32]。
大兴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巨大的城市之一，是东亚世界的典范[31]。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就是效仿了长安的规划。倭国（即日本，时为飞鸟时代）的平城京（今奈良市）及平安京（今京都市）不仅形制和布局模仿长安，就连宫殿、城门、街道的名字也取为朱雀门及朱雀大道[32][128]。
仁寿四年八月，在隋炀帝即位后不久，并州总管汉王杨谅谋反。此事让隋炀帝深感山东民心尚未尽附，定都关中则兵难赴急，亟需在中原之地另建陪都以便掌控北齐南陈旧地[129]。加之关中历年为都，土地肥力下降而难以供养庞大的中央府兵与官吏团体，而洛伊盘地水陆交通便利，便于收集和转运贡赋[130]，故于同年十一月下诏于洛伊间营建新都东京城。翌年大业元年三月，以宰相杨素领衔，将作大匠宇文恺董建，正式开始营建工程，隔年正月竣工，历时仅十月。大业五年，易“东京”曰“东都”，此后“东都洛阳城”的名号一直沿用至五代首都自长安迁自开封。而此后，直到靖康之变东都城毁于金军之前，东都城则作为“西京洛阳城”[131]。
东都城作为宇文恺继大兴城之后的又一个杰出城市规划作品，沿袭了大兴城的设计思路，城池平面布局整齐划一，形制几近正方形，全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里坊三部分组成，宫城“紫微城”在北，其南由皇城“太微城”环绕。但是与大兴城以及北魏洛阳城和北齐邺都南城所不同，宫城与皇城偏于全城西北隅，并不采用东西对称布局，这是由邙山与洛水的走势决定的：当时周公营造的洛邑双城，即以周王城为基础的汉河南县城与以成周城为基础的汉魏洛阳城俱因历年战乱而残破不堪，难以沿用[132]，故新都基址只能在双城之间选取。而此间地势，洛水自西南而向东北流走，邙山则自西北略往东南延伸，导致只有周王城东邻的洛北高地稍显地势高亢开阔，适合布置宫城与皇城。如是定下全城礼仪轴线后，轴线以西，周王城以南的地域为涧洛交汇之处，池沼横生，不适宜布置里坊，故全城里坊只能集中布置在宫城东南的洛水南岸，造成皇宫在西北里坊在东南的不对称布局[133]。
针对上述布局未能则中立国不合礼制的缺陷，宇文恺给出了许多别出心裁的弥补：城市的子午走向略作调整，使宫城的中轴线与邙山主峰翠华峰与伊阙龙门的连线完全重合，号称仿汉长安城遥以子午谷为天阙而遥指伊阙为对景；周王城范围内法象紫微垣之西的少微垣星区，建设五座亲王府邸（五诸侯）、十六所离宫别院（轩辕）与海池“凝碧池”（咸池），与法象天市垣的外郭城城市坊区大致对称，使城市建筑群整体布局不会过于失衡；西郊夕月坛置于皇城西南隅丽景门西南十五里处，与外郭城东垣南门建春门百步外的东郊朝日坛因皇宫中轴-建国门大街轴线对称，使得宫城中轴线虽不是城市的中轴，但却是礼制布局的中轴。同时，东都城的规划手法相较大兴城更为纯熟，东都里坊基本都为方一里的规整正方形，而不似大兴城里坊长宽不一，各里坊面积差距悬殊；皇宫处于高亢干爽之地，避免了大兴宫常患雨涝的缺陷；城坊利用率也远较大兴城为高，虽然城池面积仅约比大兴城面积一半稍多，但城内人口并不比大兴城逊色，故而没有出现大兴城西南诸坊俱为田野的荒凉景象；洛阳三市摆脱对称布局的掣肘，可沿城中漕渠安置于里坊区的辐射中心，促进了城内商业的繁荣。但是，效仿南朝建康引洛水贯都的布局仍然成为城市设计的最大败笔：此举虽使得城中水陆交通异常便利，也造就了洛都“法象天汉”的宏大布局，但也造成了外郭城出现东西两大缺口，无法构成有效的防御体系；继而引起皇宫两城不得不多置隔城加强防御，而使得皇城狭小，不得不在宫城东侧另建东城安置官司；洛水流量不稳定，含沙量高，虽在洛水入城处建凝碧池及三陂以控制水量，同时修城中五渠以进行分流，入唐以后仍无法阻止洛水在城中多次泛滥[134]。
东都城在隋唐时是东亚仅次于大兴城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与宏大都市，其重视漕运河渠、规划模数严整方正的规划手法同样影响到东亚诸国首都。倭国的平城京及平安京形制和布局虽模仿长安，但自号“洛阳”，其里坊宫室的规划手法更与东都城如出一辙。
隋朝建立初年，为应对来自边界以北的游牧民族突厥的威胁，隋文帝遂下令在前朝工程的基础上增修长城。而在隋炀帝即位后，一方面隋朝需要继续戒备来自突厥的袭扰;另一方面隋朝还要着力对付来自西北方面吐谷浑的侵袭，边防压力加大。为此，自隋文帝开皇元年至隋炀帝大业四年的28年中，隋朝两代统治者先后7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前后共调发近200万劳力，[135]于隋朝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增建城垒，在前代北魏和北周、北齐修筑长城的基础上，建成了东起紫河，中经朔方、灵武，西至榆谷以东的长城、筑垒等防御工事，稳固了隋朝的北方边境。但与此同时，也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136]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大部分隋长城均已荡然无存。
隋文帝前期主张调和儒佛道思想，并且主张朴实文学，反对南朝艳丽的文学思想[137]。他提倡儒学，把儒家学说提升到治国不可或缺的地位，鼓励劝学行礼[138]。各地纷纷广建学校，关东地区学者众多，儒学一时兴盛[139]。南北朝儒学流派不同，说经各有义例，到隋朝时没有统一的经典，使得科举制度在明经考试方面仍然困难。到隋文帝晚年，他崇尚刑法，公开助佛反儒。601年，隋文帝认为学校多而不精，下令废除所有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名额限七十人。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同时下令营造寺塔五千馀所。隋炀帝时虽然恢复各地学校，然而儒生的地位仍未改善。此时最著名的儒生有刘焯、刘炫，二刘学识丰富，受当时儒生景仰。然而刘炫乘隋文帝购求书籍的机会，伪造书百馀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骗取赏物。刘焯也因计较束脩，声名不佳。隋文帝晚年助佛反儒的举动，使得不少儒生后来都参加隋末民变[140]。
王通是隋末大儒与隋朝著名的思想家，谥为“文中子”。他主张执政者应该先德后刑才能让人心服[141]；提倡儒道佛三教应该共同相处，而不是互相抵制[142]。又主张天人之事与天地人三才不相离等思想[143]。他著有《太平十二策》、《续六经》（又名《王氏六经》）与《文中子中说》。他的孙子王勃是初唐四杰之一，而他的弟子魏徵亦是唐朝初年的名臣。他的学说，对后来宋代的理学影响深远[144]。
佛学思想大多为唯心主义，其中最兴盛的天台宗主张止观说，而禅宗主张顿悟说。止观又称为寂照、明静，主张止息一切外境与妄念，专注于特定对象，并产生对于该对象的正智慧。顿悟为“明心见性”法门，即是主张顿悟。主张凡事通过正确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领悟要领，从而指导正确的实践而获得成就[145]。
隋朝时间较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大。虽然有提出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但是后继中断，古文运动需要到中唐时期才成功的发展起来。当时有专门研究音律学的著作，也有不错的散文与诗歌。在南北朝时，南朝文学讲究声律和彩色，北朝文学讲究质朴切实用。然而南朝艳丽的文学的艳丽较为强势，受隋炀帝喜好，成为宫廷诗歌。隋朝南北著名文士，总数也不过十馀人[146]。584年隋文帝下令要求朴实文学[147]。北朝文学中，杨素的〈出塞诗〉反映征战的体验，卢思道的〈从军行〉和薛道衡的〈豫章行〉表现征人、思妇的真实感受。隋炀帝提倡华丽的南朝文学，他醉心于南朝的豪华，“三幸江都”，“好为吴语”。“贵于清绮”、“宜于咏歌”的南朝文学，正合他的口味。隋炀帝是一个文学家，最有名的是《江都宫乐歌》。每作诗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评议后才发表出来，可见他是南朝文学有力的提倡者[146]。杜正藏所著的《文章体式》，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学，号为“文轨”。甚至连高句丽、百济也学习杜书，称为《杜家新书》。这使得南朝文学流行到外国，影响甚大[148]。
史学方面，隋朝之前的史书，或由官方撰写，或由民间人士自行撰写。其思想比较自由，品质也佳，只是不容易取得官方史官纪载的内容。593年隋文帝宣布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149]。此后国史的撰写成了皇权的专利，限制隋朝史学的发展，并对后世史学带来重大影响：确立由国史馆专修国史制度，并成为由当朝政府官修前朝纪传体国史的先声[150]；并且迫使民间修史转向更开拓的史学领域，从而创立新的史著体裁。隋朝的类书（类似现今的百科全书）主要有虞绰的《长洲玉镜》、虞世南的《北堂书钞》、诸葛颖的《玄门宝海》等[151]。《长洲玉镜》编撰精当，采事弘富却无重复之弊[152]。
因南北文化融和，音韵学与目录学的成就尤为卓越。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长孙纳言等八人和陆法言讨论音韵学，皆认为各地区声调分歧很大，南北用韵不同。以前诸家韵书，定韵缺乏标准，都有错误。陆法言记录了诸人议论的要旨，于601年写成《切韵》五卷。这部书统一书面的声韵，反映了当时汉语的语音，是中国最早的音韵书。这一语音系统完整的保存在后世的《广韵》及《集韵》等书中[153]。目录学方面，隋代有名的有佛教的《大隋众经目录》，道家的《道经目录》，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与释彦琮所撰的《隋仁寿年内典录》。隋廷收集南、北两朝所有书籍共37万卷，并编有《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唐朝魏徵就是依此编写出《隋书·经籍志》，成为隋以前著述的总录，在目录学上的地位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相同[154]。
自南北朝以来，佛道儒统称三教，占据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隋文帝主张调和宗教与儒学，采用三教并重的策略[155]，并容儒教、佛教与道教以相辅治国[156]。由于国家开放，流行于西亚的祆教也在中国广为流传[157]。
隋朝时期佛教进入兴盛阶段，这是因为皇帝与佛教的渊源密切。北周武帝灭佛时，智仙神尼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158]，所以积极提倡佛法，晚年甚至排斥儒学，佛教成为隋朝国教。581年，隋文帝招请隐居僧侣出山，号召佛徒“为国行道”，并且听任人民出家。隋炀帝时，朝庭对佛教也是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隋炀帝还向天台宗开创人之一智者大师智𫖮受戒，成为佛家弟子[159]。然而皇帝也对佛教严加控制，例如把江南佛教有影响的名士集中在扬州，以便支配，并下令“沙门致敬王者”[160]。
当时主流的佛教派系有天台宗、三论宗和三阶教。天台宗讲究将“教”、“观”两者发挥到极致并圆融一体，认为法界无相，万物一体。止观是主要修行方式。三论宗因研究《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而著称。主张世间、出世间的万有诸法，是从众多因缘和合而生，是众多因素和条件结合而成的产物。隋朝共修建寺塔5000馀所，塑造佛像数万，并且翻译数万佛经，使佛经流布多于儒经数百十倍。隋文帝狂热重崇佛，仅头两次在各州兴建舍利佛塔就有83所之多，其中以大兴善寺最有名。又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替京师和大都邑的佛寺，写经四十六藏，凡十三万卷，修治旧经四百部。隋炀帝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馀部，成立翻经馆及翻经学士，下令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共译经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161][162]。
道教在南北朝时，分成南北天师道二系，到隋朝时方相互交流。茅山宗成为道教的主要派系，传道范围也从南方延伸到了北方，元始天尊在此时被奉为最高神灵。隋文帝对道教极为尊重，下绍保护道教，下令重修楼观宫宇，度道士一百二十人并亲幸道场。开皇年号即采自道教经典中所谓的天地开劫。隋廷设立道举制度，规定士人须兼通道德经，置崇玄学和玄学博士，定期宣讲道书，派人整顿道书。由于隋文帝崇信佛教，隋代的道教始终不如佛教兴盛[161][163]。此时的道士擅长以符命参与改朝换代，道士张宾就曾协助隋朝建国。所以隋文帝对道教颇为尊重[164]，大擢张宾、焦子顺、董子华等道士[165]。
隋炀帝对道士也优礼有加，在即位前曾以手书召道士王远知谓“夫道得众妙，法体自然，包涵二仪，混成万物，人能弘道，道不虚行”。隋炀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金丹术为隋炀帝所推崇，许多道士以擅长炼制长生不死之药而获得宠信。嵩山道士潘诞为他合炼金丹，六年不成，潘诞解释要有童男女胆汁骨髓各三斛六斗才可以炼成，隋炀帝发怒而杀潘诞[166]。然而，炼制金丹的技术也推动隋唐医药化学之发展[146]。道教修炼当中非常重要的“内丹”一词也形成于此时，青霞子苏元朗提出“归神丹于心炼”，提倡“性命双修”，进一步推动了内丹术理论的发展。他强调心身的全面修炼，以此为内丹修炼的核心。而葛洪的金丹术，以后遂称外丹。当时道士尚流行辟谷术以修炼成仙。辟谷术主张不吃五谷，只喝水和吃寒食。隋炀帝曾诏请擅长辟谷术的徐则入宫，并尊敬擅长辟谷术的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与丹阳王远知等道士[165][167]。
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流行于波斯和西域各国，早在北魏时随粟特人传入中国，隋朝设萨保官职以管理祅教。其教义认为宇宙是由光明神阿胡拉·马兹达和黑暗神安哥拉.曼纽互相斗争，火代表善神，故拜火。主神在中国被称为“胡天”、“天神”，主要经典是《阿维斯陀》[157]。
隋朝的时候，由于政教的关系，因此绘画受到重视。隋朝绘画仍以人物或神仙故事为主，敦煌莫高窟之绘画艺术跟皇室倡佛有密切关系。展子虔与董伯仁齐名，与东晋顾恺之、南朝齐陆探微及南朝梁张僧繇并称前唐四大画家。展子虔历经北齐、北周与隋朝，曾在隋朝任朝散大夫，后任帐内都督。画过佛教画《法华经变》，风俗画《长安车马人物图》，但均没有传世。元朝《画鉴》认为展子虔是唐画的始祖[168]。旧传为他所作的山水画《游春图》[169]，用勾勒刷法，著大青绿。空间透视安排合理，注意远近关系和山树人物的比例，能够于咫尺之中，具备千里之趣[170]，可能解决“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空间处理问题[171][k]。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善画西域人物，时人称“大尉迟”[173]。他擅长阴影晕染，即“凹凸法”。对后世绘画很有影响[174]。隋朝书法巧整兼力，不离规矩。初唐大家的风范规模，在此已经初步形成。著名的书法家有丁道护、史陵与智永。墨迹则有千字文与写经。隋代的书法以碑刻为大宗，《龙藏寺碑》、《启法寺碑》、《董美人志》等碑刻显示书法风格。隋末唐初尚有书法家虞世南，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唐初四大家”[175]。
隋朝音乐受北朝胡汉民族的音乐与南朝宋、齐、梁的音乐的影响，宫廷乐歌杂有“胡声”。隋灭南朝陈后设置清商署来管理。隋炀帝时，设置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乐[176]。当时乐器有曲项琵琶、竖头箜篌、答腊鼓和羯鼓等，都是从西北异域流传过来的，在当时已经知道音阶有七音而非五音而已[177]。万宝常与何妥是隋朝有名的音乐家。何妥是何国（即 Kushanika，位于今乌兹别克）人，他还擅长哲学。592年以国子博士受命制定正乐，当时诸重臣议论纷纷，万宝常也参与讨论，然而一时没有结果[178]。最后何妥用计让隋文帝采用黄钟宫而解决纠纷[179]。何妥又为隋炀帝作御车“何妥车”[180]。著有《乐要》、《周易讲疏》等书籍。万宝常著有《乐谱》。当时隋文帝受胡音与南朝“亡国之音”困扰，为了制定正乐召集牛弘、辛彦之与何妥等人整顿音乐，产生符合隋朝一统天下的国乐。当时重臣郑译、苏威与何妥等人讨论许久而没有定论[178]。万宝常虽然表达意见，然而身分低下，其建议不被采用。不过他取得隋文帝的同意，以他所提的“水尺律”来调制乐器。万宝常虽有抱负，却因受一些权贵们的嫉恨，郁郁不得志而去世。他的音乐在当时被说成是“西域之乐，乃四夷之乐，非中士所宜行也。”《隋书·音乐志》也把八十四调误认为是郑译的理论，实际上这是万宝常的研究成果[181]。
隋朝继承北朝与南朝的科学知识，其科技成就表现在天文历法、数学、博物学、建筑学与医学上[182]。隋朝数学发达，当时士人皆须学习简易九数，在国子监（大学）设有算学（数学系）[183]，专门数学人才的培养也在隋代才正式成立。隋朝历法比前朝更加精密。600年刘焯借由北朝张子信的数据，测定岁差为76年差一度，已接近准确值。604年刘焯制定出《皇极历》，推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多少及所在所起，都比以前诸历精密，而且提出“等间距二次内插法”的公式。《皇极历》比过去的历法准确，虽然被排斥不得施行，但对后世历学提供了新标准。定朔法、定气法也是刘焯的创见[154]。
隋文帝平定南朝陈后将南朝的浑仪、浑天象及天文图籍都集中于长安，并且命庾季才与南朝周坟参照各家星官，绘成星图。周坟与袁充等人还在太史局教授星象知识[184]。隋朝丹元子，按照东晋陈卓所定的星宫，把天上星星的步位，编成一篇七字长歌，叫做《步天歌》，文句浅显，便于传诵[185]。隋末唐初，李播写成《天文大象赋》，用诗赋描述全天星官。隋朝的星官体系十分发达，然而还有两个弱点：当时过分强调三家星的区分，使星空划分成为二元体系；在拱极区与黄道间，还有一些区域比较空白，命名的星星仍不够多[154]。隋廷提倡博物学，在当时出现大量地方志（或称图志、图经）。隋廷明令全国各地推行方志编写[186]，最后著有《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与《诸州图经集》。隋炀帝又诏天下诸郡上风俗物产地图，据以编成《物产土俗记》及《区宇图志》。朗蔚之采各地所上图经而纂成《隋诸州图经集》二百卷[187]。裴矩于大业时期在张掖掌管互市，从书传及西域商人的言论中，搜集西域山川、姓氏、风土、服章、物产等资料而写成《西域图记》。这本书还记载自敦煌通中亚诸国直至地中海的三条丝路[154]。
建筑学方面，有名的有李春、宇文恺与何稠。610年李春于现今河北省赵县洨河建造安济桥，安济桥是目前世界最古老的现存完好的大跨度单孔敞肩坦弧石拱桥[188]。桥拱使用跨度大、扁平率低的单孔1/4圆拱桥梁结构，水上船只来往通过非常方便，是中国建筑史的重大成就之一[189]。宇文恺曾为隋炀帝造观风行殿，殿下置轮轴，离合便利，可以分开行动，也可以合成一个容纳数百人的大殿。何稠为隋炀帝造六合城。在攻城时，一夜间可以合成一座周围八里、高十仞的大城，城上能列甲士，立旗仗。另外何稠能用绿瓷制玻璃，与真玻璃无异[190]。
隋朝医学相当发达，设有大医署。临床医学出现分科的趋势，大医署分为医学、药学两部分教受学生；而医学又分为医、针、按摩、咒禁四科；其中医科又分成体疗（内科）、少小（小儿科）、疮肿（外科）、耳目口齿与角法（拔罐）等五个专业[191]。由于南朝医学进步，隋朝时南北医师交往，医书流通，有利于医学的描进。《隋书·经籍志·子部·医方类》中不少是南朝人的著作。南方名医许智藏有为隋炀帝治病过。隋朝也译出十馀种天竺和西域的医方书，知识十分丰富。[154]。隋朝医学家以巢元方最为著名，他撰有《诸病源候论》[192]。这是中国第一部详细论述疾病分类和病因、病理的著作。书中记有用肠吻合手术治疗外伤断肠，是中国外科手术史上的重大成就。但《诸病源候论》也有不少错误，例如在〈九虫候〉中称：“蛲虫在人肠内，变化多端，发动亦能为癣，而癣内实有虫也。”事实上蛲虫跟癣没有关系。隋炀帝于大业时期敕编《四海类聚方》，全书共2600卷，专述理论，与《诸病源候论》相辅相成[191]。
生前合法在位的隋朝皇帝（共5位）
| 肖像 | 庙号 | 谥号 | 名讳 | 在世时间 | 在位时间 | 年号 | 使用时间 | 陵寝 |
|---|---|---|---|---|---|---|---|---|
| － | 太祖[193] | 武元皇帝[193] | 杨忠 | 507年－568年8月17日 | － | － | － | － |
|
|
高祖[194] | 文皇帝[194] | 杨坚 | 541年7月21日－604年8月13日 | 581年3月4日－604年7月13日 | 开皇 | 581年－600年 | 泰陵 |
| 仁寿 | 601年－605年 | |||||||
|
|
－ | 炀皇帝 （恭帝杨侑谥）[195] |
杨广 | 569年－618年4月11日 | 604年7月21日－618年4月11日 | 大业 | 605年－618年 | 隋炀帝墓 |
| 世祖[196] | 明皇帝 （恭帝杨侗谥）[196] | |||||||
| － | 闵皇帝 （窦建德谥）[197] | |||||||
| － | 世宗[196] | 孝成皇帝[196] | 杨昭 | 584年2月21日－606年8月30日 | － | － | － | 庄陵 |
| － | － | 恭皇帝[198] | 杨侑[l] | 605年－619年9月14日 | 617年12月18日－618年6月18日 | 义宁 | 617年－618年 | 庄陵 |
| － | － | － | 杨浩[m] | ？－618年10月23日 | 618年4月11日－618年10月23日 | 大业 | 618年 | － |
| － | － | 恭皇帝[b][203] | 杨侗[n] | ？－619年7月19日 | 618年6月22日－619年5月23日 | 皇泰 | 618年－619年 | － |
| 各地势力 | 统治区域 | 统治时间 | 各地势力 | 统治区域 | 统治时间 |
| 山西、陕西、甘肃、河套等地区 | |||||
| 唐国李渊 | 奠定于山西，后入主关中，最后统一天下。 太原（山西太原）、长安（陕西西安） |
617年—626年，统一天下 | 汉国刘武周 | 山西北部。 马邑（山西朔州） |
617年—620年 |
| 永乐王郭子和 | 陕西北部。 榆林（陕西榆阳） |
617年—618年 | 秦国薛举 | 甘肃。 金城（甘肃兰州） |
617年—618年 |
| 梁国梁师都 | 陕西北部。 朔方（陕西延安） |
618年—628年 | |||
| 河北、山东地区 | |||||
| 王薄 | 山东。 长白山（山东章丘） |
611年—619年 | 许国宇文化及 | 河北山东之间。 魏县（河北大名西南） |
618年—619年 |
| 夏国窦建德 | 河北。 马邑（山西朔州） |
618年—621年 | 汉东王刘黑闼 | 河北。 洺州（河北永年） |
623年—624年 |
| 燕国高开道 | 河北北部。 渔阳（天津蓟州）、怀戎（河北涿鹿） |
619年—624年 | |||
| 河南地区 | |||||
| 瓦岗军翟让 | 河南。 洛口（河南巩义） |
611年—617年 | 魏国李密 | 河南。 洛口（河南巩义） |
617年—618年 |
| 郑国王世充 | 河南。 洛阳（河南洛阳） |
619年—621年 | 楚国朱粲 | 河南南部。 冠军（河南邓州西北） |
615年—619年 |
| 淮南、江南、岭南、两湖地区 | |||||
| 杜伏威 | 淮南。 历阳（安徽和县） |
617年—621年 | 梁国沈法兴 | 江苏南部。 毗陵（江苏常州） |
618年—621年 |
| 吴国李子通 | 江苏南部。 江都（江苏扬州） |
619年—621年 | 宋国辅公祏 | 江苏南部。 丹阳（江苏南京） |
623年—624年 |
| 梁国萧铣 | 湖南、湖北、江西。 江陵（湖北江陵） |
617年—621年 | 楚国林士弘 | 江西、广东。 虔州（江西赣州） |
616年—62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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