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悦强爵士，GBE，JP（英语：Sir Yuet-keung Kan，1913年7月26日—2012年9月14日），香港政治家、银行家和执业律师，1957年至1980年历任市政局、立法局及行政局非官守议员，期间曾长年出任行政立法两局首席非官守议员，在1960年代及1970年代与关祖尧爵士及冯秉芬爵士等人同为华人代表。简悦强也是香港望族简东浦家族成员，1963年至1983年在家族有份创办的东亚银行出任主席。
简悦强早年先后受教于拔萃男书院、香港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早于二战以前已分别在英国和香港考取得执业律师资格。战后，他于1945年加入罗文锦爵士旗下的律师楼，而且积极参与本地政坛，除了在1949年与贝纳祺等人组织香港革新会，又在1957年至1958年任香港律师会主席，以及在1957年至1961年获港府委任为市政局非官守议员。
在行政立法两局供职期间，简悦强不单敢于为普罗市民发声，且多番获港府委以重任，当中包括在1974年与1979年分别获港督麦理浩爵士指派草创消费者委员会及公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并担任两个委员会的主席，以化解当时米价暴涨及公务员工潮等危机；此外，他也曾就设立廉政公署向麦理浩提供不少重要的意见。在1970年至1975年和在1979年至1983年间，他还两获港府委任为贸易发展局主席，任内配合香港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向各国推广与香港贸易。
简悦强也相当关注香港的高等教育发展，他由1963年至1983年间历任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董会主席和中文大学校董会主席，另又于1983年至1996年担任中文大学首任副监督，对中文大学的发展具重要影响。简悦强曾获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也是两所大学的终身校董。
在多年的公职生涯中，简悦强经历过不少动荡岁月。在1966年，时任交通谘询委员会主席的他批准天星小轮加价，间接成为同年九龙骚动的导火线之一；在翌年的六七暴动期间，他严辞批评左派滋事份子，并主张港府以强硬态度加以对付，表现颇获港府认同。简悦强多年来深获港府信任，屡获英廷嘉奖。他在1972年及1979年两度封爵，是历来首位获英廷赐封GBE勋衔的华人。在1975年英女皇访港时，简悦强更代表香港市民向女皇致欢迎辞，反映其地位深重。
简悦强在1979年随港督麦理浩等人出访北京，期间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举行闭门会谈，得悉邓小平坚决要从英国接收香港主权，使他对香港前景感到担忧。简悦强返回香港后旋于1980年辞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至1983年辞任贸发局主席及东亚银行主席，不久更将手上东亚股票转让予另一主要股东李冠春家族，从此淡出香港的商界与政坛。简悦强晚年甚少在公开场合露面，至2012年以99岁高龄逝世，他生前在一众在世非官守太平绅士中，资历也是最深的一位。
生平
简悦强于1913年7月26日在香港出生，祖籍为广东顺德，祖父曾于日资的横滨正金银行任职，父亲简东浦太平绅士（1888年－1963年）早年于日本受教，返港开办德信银号，后于1918年与李冠春、周寿臣及冯平山等人创立东亚银行。[1]简悦强在家中14名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长兄简悦庆为东亚银行经理、另有胞弟简悦辉、简悦宏及简悦隆，皆于银行界任职，而排行最小的胞弟简悦威则为著名医生及邵逸夫奖得主；至于简悦强的胞姊简笑娴是冯秉芬爵士之夫人，故冯秉芬是简悦强的姐夫。[2]简悦强幼年接受私人受教，七岁已懂背诵《四书》及其他经典，后于1925年之前及1925年至1929年入读拔萃男书院小学部和中学部。[1][3]中学毕业后，简悦强有志成为医生，不过因为家人的反对而打消了念头，结果在1930年入读香港大学，1934年取得文学士学位毕业。[1]简悦强在大学时入住马礼逊堂，他后来忆述马礼逊堂的生活极富团队精神。[4]
由于父亲认为懂法律有助打理银行业务，简悦强从港大毕业后旋即于1935年负笈英国留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读法律学位。毕业后他留在英国工作一段时间，并于1940年6月在伦敦获认可律师资格。[3]同年，简悦强返回香港，继而在11月获准执业为事务律师，并主要从事法律与银行业务。[3][5]据他表示，虽然身为专业人士，但当时新婚自立，而且不再依赖父亲生活，所以生活也颇为节俭，出入只乘公共交通工具，每餐花费亦仅五毫。[1]简悦强与好友胡百全两人是战前香港最后获认可为事务律师的人士，[6]不久以后，香港在1941年12月遭日军入侵，继而沦陷，开展3年零8个月的日治时期，但由于东亚银行早于战前已与日本关系良好，所以简悦强在日治时期未受牵连。
简悦强战后于1945年加入本地著名的罗文锦律师楼，后来成为高级合伙人，[5]后于1957年至1958年出任香港律师会主席，他是该会自1907年创立以来首位任主席的港大校友。[7]而除主席一职外，他亦曾任该会的纪律委员会委员。[8]另外，简悦强亦尝任东亚银行董事，1963年11月因父亲逝世而接手家族业务，接任主席，前后共20年，至1983年方才卸任。[9][10]
在任主席期间，东亚银行稳定发展，且是香港规模最大的华资银行之一，在1975年，东亚银行率先与美国银行联手推出名为“东美信用卡”的首张港币信用卡，在1979年，东亚又成为首间在中国提供外币信用卡结算服务的香港银行。[11]在1980年，简悦强主持德辅道中的东亚银行旧总行重建工程，重建工程历时三年，新总行在他卸任东亚主席同年落成启用。[11]除上述公司外，简悦强亦曾任置地控股有限公司，香港浙江第一商业银行、中华百货有限公司及海港企业有限公司等等的董事。[8]
简悦强曾言少时目睹执法人员粗暴对待路边小贩，加上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法律时，受该校的激进思潮影响，这促使他更关心社会民生，以及热心参与公共事务。[1]早于战后初期，简悦强已和贝纳祺等人讨论时政，及后更于1949年参与创立香港革新会，是香港当时最具规模的压力团体，[1]同年，他又获港府委为非官守太平绅士。在1957年至1961年，简悦强曾任市政局非官守议员，期间同时兼任公务员叙用委员会委员，另曾于1959年英女皇寿辰时获授OBE勋衔。[5]
在1961年至1968年，简悦强改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后于1968年至1972年任该局首席非官守议员，[12]同时自1966年至1974年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1974年升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至1980年3月方才从行政局退休。[12]简悦强于市政局及两局供职，前后共23年之久，期间他出任大量公职，当中包括民安队副处长、[13]学生保健服务委员会主席、立法局财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屋宇建设委员会委员、华人庙宇管理委员会委员、社会福利顾问委员会委员及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委员等等。[8][14]
简悦强是立法局内发言较多的华人非官守议员，亦不时在局内抨击港府政策。在1967年3月，立法局辩论《财政预算案》时，简悦强在会上反对港府应伦敦方面要求，增加每年防务开支4,000万港元至8,000万港元，他指出，方案一旦获得通过，香港每年的防务开支将比社会福利开支高出四倍，是失衡的现象，做法亦“不符合英国或香港的利益”。[15]简悦强又批评，英军在远东地区的布防重心侧重于马来西亚和星加坡，可是星马两地却无需负担军费，做法不公。此外，他还批评港府不应以高价赎回驻港英军用地，认为这些土地从来都属于香港，而非英军。[16]简悦强成为当年唯一一位对《财政预算案》投下反对票的议员。[17]
在立法局供职期间，简悦强亦在1961年至1967年兼任港府交通谘询委员会（交谘会）主席，任内经常亲身走访各地，乘搭各种交通工具，以视察交通挤塞的地区。[1]他在任交谘会期间的主要建议包括鼓励民间营办学童校车服务，[18]以及大幅增发的士牌，以解决公共交通不足的情况等等。[19]在1965年10月，天星小轮向交通谘询委员会要求调高头等收费，尽管当时草根阶层主要乘搭三等（小轮只有头等及三等，没有二等），但有关加费建议仍然引起很大反向。经交谘会于1966年初审定后，天星小轮头等收费最后只获准由原本的两毫上调五仙至两毫半，不过加幅仍然引来舆论批评。天星小轮方面也对交谘会的决定深表不满，而天星小轮主席郝礼士（M. A. R. Herries）更认为交谘会“先发制人”，并扬言“加价后，无能力搭头等船的可改搭三等”。[20]郝礼士的言论引起舆论哗然外，更成为同年九龙骚动的导火线之一。
其实在九龙骚动爆发时，香港已渐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影响，局势愈益不稳，期间简悦强于1966年起获委任加入行政局议政。不久，香港因工潮引发大规模的六七暴动。在暴动期间，左派暴徒在香港多处地方放置土制炸弹，伤及不少无辜市民。[21]1967年8月20日北角发生清华街爆炸案，一对年幼小姊弟被放置在路边的土制炸弹炸死，该宗惨案引发公愤，简悦强在立法局内陈情，主张港府以强硬态度对付左派滋事份子，包括修改法例，令施放炸弹伤人的暴徒可被处以死刑，其立场获得署理辅政司何礼文认同。同年，简悦强获英廷授CBE勋衔，以表扬他在公共事务方面的贡献。
在1972年，简悦强退任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但继续出任行政局议员，至1974年更出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之职。当时适值米价暴涨，使得物价腾飞，港府于是以简悦强出任消费者委员会首任主席，对市场展开格价，协助港府平抑物价，防止商人囤积居奇；[1][22]后在1978年至1979年的时候，港府因薪酬和待遇问题爆发大规模公务员工潮，简悦强遂获派与公务员进行谈判，并在1979年至1980年出任首位公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主席，最终成功化解工潮。[1][23]
简悦强在两局供职期间深得港府信任，并获两度封爵，首先在1972年，他获英廷封为下级勋位爵士，同年7月在白金汉宫由英女皇亲自主持授勋。[24]后来在1979年，简悦强爵士再获授GBE勋衔，GBE勋衔是英帝国勋章中最高等第的一款，除他以外，众香港华人之中就只有锺士元爵士于1989年获同一殊荣。另外，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于1975年访港时，简悦强亦以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的身份于大会堂向女皇致辞欢迎，反映其地位深重。
除两局公作外，简悦强还被港府委以贸经方面的公职。早在1965年及1966年，简悦强两度以团长身份先后率领香港代表团到访纽西兰及印度新德里，出席联合国第21届和第22届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25]其中在第22届会议中，随简悦强出行的团员还包括辅政司署经济科高级政务官陆端、以及身为渔农处政务官的代表团秘书陈方安生。[26]
在1970年至1975年，简悦强复获委任为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任内曾在法兰克福、维也纳、东京和阿姆斯特丹等地拓展办事处，期间更在1973年带领香港首次参与纽约的国际玩具展览会。[27]在1979年，他第二度出任发展局主席，任内继续出访各地，推广香港贸易优惠。当中，他曾在1979年增设位于日本大阪的办事处，并与日方成立经济合作委员会；在1980年的时候，他首度率团访问中国广东，最后在1983年离任。[27]简悦强致力开拓香港的对外贸易，使他屡获日本与欧洲各国授予荣誉，并先后获日本皇室颁授勋三等及勋二等瑞宝章。
简悦强也参与过打击贪污的工作，鉴于警队内的贪污投诉部门效率欠佳，港府早在1963年已委任简悦强为一个特别反贪委员会的主席，研究各政府部门的贪污问题。[1]在任主席期间，他还特地设置一个邮箱，专门收集有关贪污的投诉，并亲自作出跟进。该委员会后来向政府提交一份报告，为日后廉政公署的成立造就有利条件。[1]后在1974年，简悦强与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到苏格兰爱丁堡出席大学交流活动时，适逢港督麦理浩爵士也正在苏格兰休假，简悦强与李卓敏两人遂获邀到麦理浩家中作客，期间私底下被问及香港的贪污情况，在他们的支持下，麦理浩返港后终决定成立廉政公署。[1]廉署成立后，简悦强先后担任廉署社区关系居民谘询委员会主席和贪污问题谘询委员会主席等职。[28]
在高等教育事务方面，简悦强曾自1963年至1967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董，1964年至1968年任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董会主席，嗣后于1971年至1983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主席。[29]另一方面，作为香港大学校友，他亦曾任港大校董，并于1972年2月1日获委为港大终身校董。
在1979年3月，简悦强随港督麦理浩爵士首度到访北京，并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会面，简悦强从中得知中共坚持接收香港主权，有感意兴阑珊，他于1980年距离完成任期尚有五个月辞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淡出政坛。[30][31]简悦强在1983年退任东亚银行主席后，其时中、英步入香港前途谈判，他进一步担忧香港前景，于是将手上所持股份悉数售予李冠春后人，自此简氏家族退出了东亚银行的业务管理。[9]此外，简悦强于1983年退任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主席后，在同年获聘任为中文大学终身校董，同时改任香港中文大学首任副监督，继续投身参与中文大学发展，在职13年，至1996年2月退休。[29]他退休以后，大学副监督一职一直悬空。
简悦强退出政坛后留居香港，过著十分低调的生活，且甚少出席公开场合，仅偶尔出席前行政局议员聚餐。他在2012年9月14日于香港逝世，终年99岁，他不单止是香港历史上最长寿的两局首席非官守议员（其纪录后被锺士元打破），离世前也是最资深的非官守太平绅士。[32]简悦强的家人在2012年9月18日于香港殡仪馆四楼偏厅为他设灵，虽然他生前在政商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其丧礼却十分低调，其家属除了不让外界吊唁外，也未有向开公布其逝世的消息。[33]
家庭
简悦强在1940年娶伍宪平（Ida, Lady Kan，1912年－1999年12月7日）为妻，两人育有两子一女，[12]其子简崇知为香港执业律师[34]，媳妇是冯趣先（冯瑞璋家族后人）。
简悦强的兴趣包括游泳、高尔夫球和网球。[12]在公职场合以外，简悦强夫妇以低调节俭著称，有说以往外出也只驾驶轻巧廉宜的日本房车；[1]另外，简悦强爵士夫人曾主持1989年怡和子夜鸣炮仪式。
| 主要公职 | |
|---|---|
|
荣誉
- 简悦强 （1913年－1949年）
- 简悦强，JP （1949年－1957年）
- 简悦强议员，JP （1957年－1959年）
- 简悦强议员，OBE，JP （1959年－1967年）
- 简悦强议员，CBE，JP （1967年－1972年）
- 行政局议员简悦强爵士，CBE，JP （1972年－1979年）
- 行政局议员简悦强爵士，GBE，JP （1979年－1980年）
- 简悦强爵士，GBE，JP （1980年－）
相关条目
注释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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