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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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香港正由发展中地区蜕变为先进经济体。香港虽然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于二十后期满的阴影下，面临香港前途问题的不明朗因素，香港经济在这十年的发展也经历波折。1973年香港股灾，经济环境亦受到石油危机与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通货膨胀与失业均属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1]:17。这些均对香港的社会经济构成负面影响，不过香港经济在这十年整体仍是维持高速成长，并且跻身入“四小龙”之列，居民生活质素也较过往有较大提升，香港政府在1970年代的良政善治为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及航运中心打下基础[2]。由于麦理浩自1971年10月起接任香港总督，至1982年5月才离任，而其任内推出多项对香港政治及经济影响深远的政策[3]。1970年代、又或者一般所称“麦理浩年代”，是殖民地政府回应来自民间的社会压力与自我完善的年代，同时也是香港经济迅速发展及扩展的时期[1]:17。
| 各年份香港 | 1970年－1971年－1972年－1973年－1974年－1975年－1976年－1977年－1978年－1979年－1980年 |
1960年代香港经历社会动荡，1966年九龙骚动和1967年暴动为香港近代发展与转变之分水岭，冲击整个社会及殖民地管治系统，令港英政府更自觉需要面对种种社会矛盾，同时改变管治手段[1]:16。虽然发起六七暴动的左派组织受到香港主流社会的孤立[4]，但港英政府也自觉需要面对社会上的矛盾[5]。同时，两次骚动冲击年青学生，发展出社团及运动，很快由保钓运动及其后出现之“认中”活动所吸纳[1]:16。1960年代香港工业化下使港府的财政储备渐趋稳健，很多基建及社会保障都得以在1970年代推行[6]，港府积极加强香港各方面的民生建设，在这十年间除了开发新市镇，实施十年建屋计划大量建造房屋，开通海底隧道及香港地铁外，同时全面推行义务教育，提升香港市民的教育水平，还兴建葵涌货柜码头及发展金融业，强化香港的经济地位[3]。此外，政府为根治香港长久以来积陋成习的贪污问题，成立了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打击贪污恶习[2]。
香港居民较前丰裕，1971年57.5%香港家庭每月入息600元以上，16.6%每月不足400元，7.7%每月超过2,000元[7]:2。1961年至1971年间，香港道路之长度由500英哩增至618英哩，汽车登记由47,000辆增至164,378辆[7]:2。1969年公共小型巴士获准行驶，于1971年共有3,800辆行走，每天载客过百万人次[7]:3。外国到香港旅客1961年只有220,884人，在1971年则几达百万人[7]:3。香港工资在十年间，增加约一倍；据估计本地消费物价在十年间上涨一半，因此实际平均工资增加约50%[7]:7。电视机在1961年是罕有之物，在1971年每10个家庭即有7家拥有[7]:7。
由于在1898年制定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期限只剩下二十多年，意味著英国即将需要交还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区及235个大小岛屿予中国。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到访北京，开始跟中方领袖商议香港的前途。 英方曾经预想延长租借新界的可行性，从而解决一直以来的问题。但是，现实跟想像是两回事，经过多轮商议后，英国延长租地期限的愿望落空，取而代之是与中方合作制定一个将香港交还中国的时间表。
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大陆国内政局不稳定，以致延迟到1980年代才开始和英国谈判归还香港问题[8]:150。
香港在战后婴儿潮及中国内战大量人口涌入的带动下，人口在战后一直持续高速增长，香港人口由战后初期只有约60万，短短25年间增至1971年的400万[9]，但进入1970年代后，香港人口增长出现大幅放缓。以往香港每对夫妇都会生育多名孩子，但踏入1970年代，香港的经济及教育水平都较过往有较大的提高，政府同时资助家庭计划指导会以“两个够哂数”为宣传口号，鼓励夫妇节育及避孕，到1970年代中期，每对夫妇平均只生育两名孩子，香港的出生率自此下滑。香港的儿童福利在这时期开始受到重视，政府立法禁止雇用未满十五岁的儿童担任童工，同时开展免费教育。
香港在1970年代中期开始推广十进制，统一香港的度量衡制度。一方面，政府透过电视广告向市民宣传。例如早期的“一米等于三呎三”的广告，又或者像《欢乐今宵》节目里透过让小朋友进行十进制歌曲的歌唱比赛等，让市民大众对十进制的基本度量衡单位“米”、“升”及“千克”有更深入的认识。为了向大众市民营造“十进制是先进社会所采用的度量衡单位”的气氛，政府更使用了“千祈咪落伍”（千万不要落伍）来作为十进制推广活动的口号。
然而，由于当时社会仍有很多机会使用其他制式的度量衡，所以当时的小学教科书依然有教授英美制式及中国传统的度量衡，当中以重量更为甚。中学及大专的教科书若已转用十进制的，都会在封面标明。
事实上，直到现在，香港的街市仍有使用库平两作计量单位，而日常提及人的重量，亦习惯使用磅而非公斤；胸围的尺码依然以英寸为主而不是日本式的厘米。不过，在日常交通、燃油卖买及工程估算等各种工作里，十进制的使用在1980年代已经成为了主流。
尽管基本教育逐渐普及，可是于1971年仍有13万3千多年龄介乎10至16岁之儿童及青少年没有入学，而当中约四分之三有外出工作[1]:18。香港落实普及教育方面在1970年代有较大进展，政府于1971年推出小一至小六的六年免费小学教育，再于1978年扩展至中学三年级的初中教育，在十年间达成九年免费及强逼的义务教育[10]。
在落实义务教育之前，香港的小学毕业生都要参加香港小学会考，以取得公开考试的成绩，以便投身社会工作。自从六年强逼小学教育推行后，小学会考被升中试取代，作为竞逐中学学位的准则。到1978年推行九年强逼教育推行后，由于所有小学生都可升读中学，升中试被“学能测验”所取代，作为小学毕业生选派中学的参考标准，同时在中学三年级设立中三淘汰试，以筛选适合升读高中的学生。九年义务教育推行后，政府同时立法规定父母或监护人有责任将适龄儿童送到学校就学，违者可被检控，因此在1960年代及以前，儿童要外出打工帮保家计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在1970年代成功解决过往大量儿童失学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香港的公司开始因应业务发展，而要聘请更多高学历的雇员从事管理及技术职位。根据统计，在1962年到1976年间前往海外升学的学生有72%愿意毕业后返回香港发展[11]。
虽然香港在1970年代的中小学的普及教育有长足进展，但高等教育就大多停留在研究及计划阶段，也没有投放更多资源，只是通过《专上学院条例》，让当时的浸会学院、岭南学院及树仁学院，可以提供高等教育课程，但不能像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可颁授大学学位。相较之下，职业教育因为香港的工商业需求下，政府在1970年代增设三所工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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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中，台风露丝自南向北横过大屿山中部并掠过屯门龙鼓滩，为本港带来严重破坏，天文台于8月16日至8月17日需发出十号风球，悬挂近6小时。露丝袭港期间，并导致110死286伤，5,664人无家可归，此外亦有653间房屋及24幢大楼在台风中受损，其中6间屋更无法复修[12]。
1971年10月30日，即将完工的珍宝海鲜舫发生四级大火，引致34死42伤。
1972年5月11日，山道唐楼发生四级大火，造成12死16伤。1972年6月18日，连场大雨导致秀茂坪及港岛半山区发生严重山泥倾泻及泥石流事故。其中旭龢道的山泥倾泻，塌下的山泥更把一幢楼高12层的住宅大厦推至倒塌。两宗事故及连日暴雨共酿成156死117伤，超过5,000人无家可归。
1976年8月25日，热带气旋爱伦袭港期间，观塘秀茂坪发生山泥倾泻，一家米店东主的五名子女被山泥活埋致死，连同这五位遇难儿童总共有18人死亡。
1979年8月2日，荷贝以台风强度自东向西横过新界，当日下午一度悬挂十号风球近4小时，虽然登陆前的风速已减弱至时速150公里，惟仍造成12死260伤。
香港政府鼓励民政区委员会（由社会贤达和有关政府部门代表组成，在港九各区成立）负更广泛任务，促使它们激发居民对所属地区之归属感，和协助确保各政府部门之工作有适当统筹，以切合社区成员之需求和意愿[13]。1974年1月7日，《华侨日报》评论文章〈战后以来最淡弱的圣诞节市〉，写市面经济衰退、股市暴跌、再加上灯火管制[1]:23。1974年4月，消费者委员会成立，《华侨日报》于4月10日发表社论〈香港需要一个平抑物价机构〉，反映当时民间之主观愿望[1]:22-23。后来经济好景、社会大众之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各种在1970年代初为人诟病之社会问题，都在大环境里变得好像只是过渡性质——事情是有可能变好[1]:32。旧时从站在殖民地制度之边缘位置来看香港社会和寻找思想出路，很快给一种新的、香港本位之视野取代[1]:32。到1970年代中期，由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之普及带动普及文化本地化逐渐成为文化主流，过去抗拒殖民地和寻找个人身份时之迷茫，在学生运动之圈子里开始淡忘[1]:33。社会议论团体“香港观察社”于1975年成立；1976年至1980年间，有数十万内地移民涌入香港，出现有关新移民（俗称“阿灿”）之定型和讨论[1]:34。到1970年代后期，香港市民都变得十分本位取向——面对新一浪由内地来港之移民时，非常自觉要保持距离，并要求自保[1]:33。
社会秩序是最基本之问题；贪污是渗透社会每一个角落之问题，其中以警队贪污最为严重，在街头目睹“派片”、收黑钱、包庇外围赌档，是很多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经验一部分；暴力罪行和街头犯罪是第二大问题，当年公共屋邨（特别是所谓徙置区）常有箍颈党、道友埋伏，间中又有黑帮械斗，治安欠佳，而街头帮会冒起，更令市民不安；由政府带头推行扑灭暴力罪行、清洁香港等以社区为动员基础之运动，说明问题之严重性[1]:18-19。贪污问题长期困扰香港，到1960及1970年代的贪污猖獗时代，警员在侦查罪案前，或者消防员在救人灭火前，常常以茶钱为名来榨取金钱，都严重打击香港政府在大众市民的形象和信心。不少探长透过与黑社会及公司的贪污交易获取巨额财富。他们的名字至今仍深印在老一辈的记忆中；而他们的故事亦成为流行电影的题材（如1991年的《跛豪》）。不少英籍警员亦牵涉在这些交易中。
1974年，港督麦理浩爵士了解到贪污问题严重，成立了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但正如吴昊所指出，关于廉政公署，“初时市民对它没有好感”[1]:22。对大量警务人员的调查及拘捕行动令警方十分不满，他们抗议廉署的行动，并曾试图在一次抗议示威中冲击廉署总部。廉政公署曾以“静默革命”作为宣传口号之一，亦以此来描述其工作[1]:22。后来“革命”成功，是因为廉政公署静默打击有组织之贪污，并且改变香港之组织文化和市民对贪污行贿之态度[1]:23。
1977年10月，发生警廉冲突，政府颁布特赦，从此彻底改变警队贪污问题[1]:35。港督恐防警队会因此发动罢工甚至暴乱，发出特赦，令限期前犯下贪污罪行之警员免被拘捕，然而较高级之探长则未在特赦之列。这批因巨富而闻名的华探长潜逃到与香港没有引渡协议的台湾。廉署的努力及时扭转了整个社会的习惯，也令香港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城市之一。
1975年越战接近尾声，越南开始有大量人民外逃，当中有很多选择先到较接近的香港，引发香港越南船民问题。1978年12月，载有2700名越南难民的“汇丰号”货轮驶入香港，1979年2月又有载有2600名难民的“天运号”抵港，随后接续有越南船民抵港。香港政府于1979年7月以人道理由宣布香港为“第一收容港”，越南船民的抵港人数越来越多，但西方国家又大多不肯接收，大部分船民只能留在香港，于是香港需要设立多个收容中心。
1970年代香港治安仍然较为不靖，同期发生多宗惊人罪案。例如1972年10月石梨贝水塘有一对母子被劫杀，曝尸多天后才为发现。1974年5月旺角宝生银行被持枪劫匪行劫并挟持11人，同年12月，跑马地安美雪糕公司一名店员欧阳炳强涉嫌谋杀16岁少女卞玉英，在翌年被判死刑及后改为终身监禁（欧阳炳强于2002年获释）。1977年1月9日在大榄郊野公园，一群为数超过400人的行山客被持刀人士行劫，部分人更被捆绑[14]。同年10月20日，香港殡仪馆更发生香港第二宗殡仪馆内发生的劫案。
在1970年代初，香港政府开始鼓励本港市民直接参与邻里及地区事务[13]。学生运动给殖民地政府带来政治压力与挑战；之后出现社区居民之行动，公务员、文凭教师之工业行动；而大型运动如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保卫钓鱼台运动，更冲突年青学生和知识份子；民间抗争与动员，源于对殖民地不信任和抗拒；在1970年代看香港，很难想像到后来各方市民，包括左派人士，都希望挽留麦理浩继续担任港督[1]:21。社会气氛出现突转，一是因为殖民地政府在面对来自民间压力下，进行各种改革（关于政府部门改组之麦坚时顾问报告、成立廉政公署、推行“十年建屋计划”、实行九年免费教育等）；特别是石油危机以后，经济发展稳步向上，年青一代有更多个人事业发展机会之情况下，香港市民逐渐觉得这是一个有行政效率、能推动经济发展、有能力解决贪污等社会问题之殖民地政府[1]:30。二是因为市民通过参与社会抗争而开始重新理解自己与殖民地政府之关系；自1970年代初陆续出现各种社会抗争行动，多少都带着对殖民地管治不同程度之怀疑、保留，甚至是不信任；各种民间团体所组织之行动原先多为保护或争取权益、挑战殖民地政府权威之抗争行动，到后来却产生一种非意图之效果——在争取权益之过程中，往往有意或无意之间动员群众以香港公民之位置和身份向殖民政府施压，希望争取到政府政策之修订或改变[1]:30-31。在抗争过程中，参与行动之市民和团体不但不再与殖民政府“互为不存在”，反而逐渐以肯定自己应有某些公民之权利，而重新界定市民与政府之关系；殖民地政府意识到1960年代中期两次骚动冲击其管治之认受性，开始主动自我改革和更新；市民未必接受所谓“谘询式民主”之类官方论述，而对于殖民地政府之利益考虑及其管治之封闭性更是心中有数；但政策及管治手法之转变又令市民开始相信他们之声音和行动，并不一定都是徒劳无功[1]:31。本来是批判殖民地管治和提出反对意见之利益团体和压力团体，却成为鼓动群众向殖民地政府提出要求，肯定介入和参与社会；此来自民间之自发力量，可能远较由殖民地政府发动之由上而下之大型运动，更能培养市民参与社会和敢于提出要求之意识[1]:31-32。市民开始对殖民地政府有所期望，觉得自己有权提出一些要求，而殖民地政府也不再甘于被动，开始主动组织运动、开动其舆论机器，要教育市民：由不要乱抛垃圾到家庭计划、进行节育，遵守交通规则到邻舍互助[1]:32。到1970年代中后期，本地政治已经摆脱旧有在香港延续国共之争之框框，左右派之意识形态分歧已逐渐与现实社会中之矛盾与裂缝脱节，新政治诉求都建基于具体生活上之利益与冲突，而新兴之利益团体和压力团体将其转化为集体行动[1]:33。抗争行动之对象是殖民地政府，而市民开始相信自己声音和行动，是有可能争取到其他人之同情和支持，并发动舆论攻势向政府施加压力[1]:33-34。在某程度上，香港仍然未完全摆脱“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之束缚，但愈来愈多香港人认为香港可以有一条相对自主之发展路径，可以通过市民与政府之互动而推动香港社会走上自我完善之道路；后来中英双方开始讨论香港前途问题，香港人才发现想像为相对自主之发展路径，基本上还是受制于更大之政治环境[1]:34。当时殖民地政府在建立统治霸权时，并未有彻底令被殖民者完完全全归顺，在政治及文化控制上存在一些裂缝，给后者可以跟建制保持一定距离，没有真正融入殖民制度里面[1]:46-47。那种模棱两可之态度是在殖民霸权之裂缝中衍生出来，面对著殖民政府时，表现为阳奉阴违；在日常生活里则表现为与建制之低度接触[1]:47。
在没有一个以推翻殖民地政府为目标之政治工程之情况下，抗拒殖民地之情绪便主要表现为跟殖民地核心保持距离[1]:51-52。亲中共及亲国民党两大阵营，虽未至于完全与殖民地制度无涉，但它们确实可以让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保持着相当程度之自主性，投入于自选之生活世界之中[1]:52。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一般市民大众所指为“本地的”，很大程度上是指有别于国共两大阵营之“第三类选择”[1]:54。香港人并非拥抱殖民地制度，但开始觉得由它来支配之社会主流，可以接受，甚至认为自己及家人能够从中找到机会；民情转向，由国共两大阵营各自建构之自给自足生活世界，逐渐被边缘化[1]:54。殖民体制渐渐成为社会主流，而民众那种疏离感觉随之而慢慢变化[1]:54-55。一种自由、没有拘束、经常出现相反意见之社会文化环境形成，无意中促成一个香港特色之民间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给市民提供一个生活框架——一套不一定公平和合理之游戏规则，但却是有稳定之规则可依，并且在没有需要被卷入政治斗争之情况下，能够从中找到改善生活之方法；市民在社会环境里找到支配自己命运之可能，并开始视香港为安身之地[1]:55。大多数香港人与殖民制度保持一种距离，将精神与时间都放在私人之生活与活动空间之上，为自己寻找出路；制度没有令人遇上很多不必要阻碍[1]:56。
殖民统治之权力中心之操作，是可以完全脱离殖民地一般市民之日常生活经验[1]:145。1970年4月23日，港督戴麟趾在离任之前，也曾在《Governo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Micheal Stewart, C.H., M.P., Secretary of the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向伦敦反映：“香港市民对那相当有利的经济气候，以其一贯高度进取和努力的方式来回应，而他们大多能够享受到应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避免地出现期望的提高，以及（尽管还未普遍的）日趋对那些基于不同原因未能享受成果的、较贫困的人士的关注。在政府方面，它正努力在社会服务的范畴推动一系列计划，以及在一般环境里落实具体的改善措施。……香港在社会、政治及经济方面，都显然是一个需要维系信心的社群。……坚持市民的利益不会受到任何侵犯。”[1]:156-1571971年2月17日，戴麟趾在《J. R. A. Bottomley to Sir L. Monson》称：“以香港的状况而论，一个重要的元素是民众能对香港政府有信心，认为它愿意并且有能力保护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如果那种信心受到严重侵蚀，则不得不更多用警力或其他力量，否则无可能维持殖民地管治。”[1]:157港督麦理浩一方面准备面对中国，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另一方面，殖民政府亦需要规划提供社会服务；因此殖民政府需要加强工作，争取市民信心，有助于累积民众支持，为日后面对中国时，增加谈判本钱[1]:151。麦理浩是从戴麟趾手里接过已经启动之社会政策与服务，在整体施政中之功能略作调整，把建立市民信心之工作扣连到更宏观之外交政治问题之上[1]:158。1971年10月18日，麦理浩《Guidelines for Governor Designate of Hong Kong》：“一直以来香港政府相信，前瞻的规划所带来的保安风险远超于它的好处。我个人的意见是现在衡量过正反考虑之后，应高度机密地进行一次彻底的对将来的审视。虽然我相信关键时刻不会在七十年代后期之前就开始，但规划的过程现在就要启动。”[1]:150-151
1973年1月1日，麦理浩在《Governor to the Rt. Hon. Sir Alec Douglas-Home, K.T., M.P.》称：“它〔即香港〕的四百万居民及他们的政府依然一方面依赖出口工业的增长来解决生计和带来收入，而另一方面则它的存在要视乎中国政府的政策。……虽然我本人所采取的观点较其他人有更多忧虑，时常牵挂如何令市民的信心不会受到动摇，更经常在想如何可以争取时间及提高凝聚力，以应付有可能因有意制造或不幸地出现的压力，但我认为这不是目前在香港普遍存在的看法。一般人更关心他们自己及子女的生活状况，及未来改善生活的前景。这令香港政府的社会政策及其他改善生活条件的措施对殖民地的未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再者，我发觉在最近十年里，市民对在港的生活环境已变得没有像以往般持着宿命的态度，而是对政府有更高的要求。……如果政府的表现未如预期，则这一份自觉与要求会对政府带来潜在的危险。但这亦给予政府一个机会，看看它是否准备好面对诉求，和令市民相信它正准备这样做。若能满足那正在形成的要求，则有可能在市民中形成一种市民的自豪感。那是于十年或二十年前在一群宿命的、冷感的及挣扎求存的难民之中无法做得到的。……跟其他政府相似，本政府必须得到市民的赞同而施政，而同时它是没有得到一个选举制度的协助而进行管治的。假如我们要维持市民这种认同与支持，则不单要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还要令他们觉得诉求之所以得到满足，及政府也真心的以此为目标。这种需要并非只因为我们希望行政措施能有实际的成果，而是我们也需要争取市民的一种有力的信任。……这只可能是通过集体的力量而达至的，而这对传统上只会跟从政府指示……尽量避免受到公众事务所滋扰的市民而言，是一个新鲜的概念。我想从现在开始，政府政策必须令精英及大众都感觉得到，正如他们在1967年所感受到的，香港是他们身心所归属的实体，也是一处他们希望在那里生活的地方。”[1]:158-1611973年1月4日，麦理浩在《Murray MacLehose to A.C. Stuart》称：“但我觉得目前它〔指港英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便是将内务管理得妥妥当当；这就是说，尽量发展得繁荣、团结、〔民众〕满足，以至不会成为批评的话柄。”[1]:152
政府与民众之关系及自然演进而来之各种机构及组织，以确保纵使政府并非民选亦应对舆论有所反应，而香港市民虽未具选举权，亦应参与公共事务[15]:1。政府与民众经已建立一种独特之谘询制度，以克服因政治及地理环境关系所引起之显而易见之难题，此种环境不宜成立一个全面民选之行政机构；虽然谘询制度之优点或未能即时目睹，但已证明就适应民众之需求及愿望方面而言，比其他地区采取传统式及理论上更为民主方法者，其反应更为敏锐[15]:1。政府机构由各顾问局及谘询委员会辅导，约有120个，以代表政府以外之意见；其范围甚广，每一委员会专责处理施政之某一方面并代表所牵涉之民众利益；大部份主要政策之决定，皆由此等团体提出建议，或先征询其意见然后决定[15]:1。谘询制度成为多功能之征集民意之组织，同时使政府能预知近来民意对香港行政措施之趋势，有时更可对此予以鼓励[15]:1。市民有此社会意识出现，成为消除对政府冷漠之一种力量[15]:1。
由于抱着寄居心态处身于移民社会观念，市民对政务不感兴趣；泰半中国居民对政治组织嫌恶，处身人口多而竞争性社会中，彼等集中全力于基本目标，即生计问题[15]:2。然而香港地方过于狭小，人口又过于稠密，市民不可能永远采超然态度，亦极难对政府措施不闻不问[15]:2。香港电台之中文台自推出“电话说心声”节目使政府与民众可直接交换意见后，市民对香港事务之兴趣业已大增[15]:3。报章之读者来函实是洞察舆论之一个有效途迳；每月约有360封评论政府施政工作之函件，刊登在报章上；甚多政府部门均设有专人处理此等评论或投诉信件，但为免沧海遗珠，政府新闻处公共关系科亦设专人负责每日审阅各报之读者栏，分析所有批评政府部门之信件，知会有关部门参阅，如须要回答时，转交有关政府官员注意[15]:3-4。政府于1973年在布政司署内成立民政及新闻科，负责政府之一切公共关系事宜，统筹民政署、政府新闻处、香港电台及政府印务局之新闻宣传工作[15]:4。若干重要之政府政策问题首先印成绿皮书，使更多公众人士能提供意见，俾公众详加讨论，然后由政府作出决定[15]:4。
1974年5月27日，麦理浩在《Hong Kong Objectives》称：“大致上本殖民地之未来，将取决于一代接一代的中国领导人，视乎不同因素的比重和他们如何计算利益上的取舍。因此我们应该小心留意这平衡〔即中方从目前的现状中取得的好处大于政治上的损失〕状态。”[1]:1531975年1月12日，麦理浩在《Meeting on Possible Constitutional Changes: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称：“香港并无空间容纳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次一层政府。香港地方太小，不宜分散。市政局选民资格可以扩阔，而非其功能。如果扩阔它的选民基础而导致有要求扩充其权力，这是要反对的。乡委会及互委会代表着一百万市民，它们其实较只有约十万选民的市政局，更能真确表达民意。”[1]:1801976年2月13日，麦理浩在《Despatch on the Future of Hong Kong》称：“香港政府在这个问题（香港前途问题）上的角色是相当清楚的。一方面，它绝不可做出影响中国的经济及削弱其国家安全的事情。我们必须跟中国驻港的官员发展出实在的工作关系，及接受中国利用香港及在此进行活动的事实——殖民政府这样做的同时，必须维持它作为该地方的主人。另一方面，它一定要继续提出措施以改善生活水平及提高满意度，同时亦令殖民地的经济继续发展。”[1]:1751976年3月6日，麦理浩在《Hong Kong－Domestic Policies up to '80s》称：“这个制度能吸引一批能干的、开放的、把握资讯的和对公众意见有敏感度的男女，他们准备好付出不少时间去处理公共事务。他们之所以被委任，是因为被视为个人真诚投入、准备为市民（不是某一阶级或群体，而是整体的公共利益）发言的‘代表’。在考虑改变时，必须小心，以免将一种受本地人接受、行之有效的安排，由一种无法做到这些效果的所替代。”[1]:176
“后暴动”时期殖民地政府尝试重建政府与社会关系；针对社会矛盾，殖民地政府开始制定保障工人之法例，同时又推行民政主任计划，希望加强与地方市民之联系；为加强市民对香港之归属感，推出“香港节”，有花车巡游等节目，最被两年尚能吸引市民欣赏，后来民间反应变淡，无疾而终；面对抗议行动、社会运动，殖民地政府并没有开放参与决策之门路，依然封闭、官僚，而对待异见，会有选择打压[1]:21。香港政府展开清洁香港和扑灭罪行运动，以应付该等迫切的社会问题；又成立互助委员会和业主立案法团，致力改善多层大厦之管理和治安[13]。
1970年美国政府将琉球群岛及钓鱼列岛的主权交予日本，此举激起世界各地华人社区的保钓运动。其中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于1971年7月7日，在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发起抗议行动。警方恐防六七暴动重演，以武力制止示威并拘捕学生。传媒批评此举违背民主，而事发后有关的英籍警员则被送返英国而毋须受处分。事件过后，保卫钓鱼列岛主权的示威活动持续数月之久。
在1974至1975年间，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周年大会宣言中关于学运总方向之理解（即“放眼世界、认识祖国、改革社会、争取同学权益”），由“改革社会”改为“关心社会”；民族主义与“反资反殖”社会改革两种路线之争，要到后来中国政局有变，“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后出及推行经济改革，才以前者逐渐淡化，后者结合本土社动及压力团体政治之发展[1]:24-25。
1961年，劳动人口总计1,191,099人，其中专业、技术有关工作60,907人，行政及经理级工作36,629人，文员有关工作69,644人，销售162,984人，服务业工作179,739人，农民及渔民87,581人[1]:19。承接1960年代的发展，香港在1970年代的经济仍是处于高速增长期，居民收入普遍较高的增长，消费能力较过往年代增强，零售业、餐饮业及地产业都在居民有较强消费意欲下迅速发展。香港股市之暴涨暴跌，石油危机引发之世界经济衰退，使得1972－1975年之香港商情严重衰退，成为战后继禁运引起之商业萧条之后，又一次商业萧条之时期[16]:250-252。1971年，劳动人口总计1,546,924人，其中专业、技术有关工作79,978人，行政及经理级工作37,588人，文员有关工作128,624人，销售163,617人，服务业工作229,516人，农民及渔民59,442人[1]:19。市场不景气使市民就业情况自1973年起开始逆转，影响整个消费，也严重打击中小工商业；1975年上半年，香港失业情况最为严重，估计全失业20万人（工业占12万人，商业8万人），半失业也有此数[16]:250-252。1976年，劳动人口总计1,867,480人，其中专业、技术有关工作101,930人，行政及经理级工作39,930人，文员有关工作179,880人，销售214,420人，服务业工作276,250人，农民及渔民49,940人[1]:19。不过香港在1970年代并非一帆风顺，1973年的股市泡沫爆破及第一次石油危机，曾令香港的经济增长率由1973年的12.5%，大幅下挫到1975年的2.8%，经济及后慢慢恢复，由于内部消费增强，虽然在1979年再发生第二次石油危机，但未有阻碍香港的经济增长[17]。1970年代之香港经济正处于上升之轨道，“石油危机”和股灾引发之波动很快成为过去；1978年中国内地开始经济开放改革，又使香港提高经济增长[1]:32。1981年，劳动人口总计2,404,067人，其中专业、技术有关工作143,700人，行政及经理级工作64,106人，文员有关工作293,905人，销售247,924人，服务业工作374,093人，农民及渔民50,676人[1]:19。
1972年，香港游客逾一百万人次，以日本游客为主，其次为美国；旅游业总收入约为2千亿元，约为国民收入6-7%[18]:3。社会生活水准提高，社会日趋复杂[18]:3。人民对政府期望更大，是时候发展房屋、教育和社会福利[18]:3-4。十年建屋计划，新房屋建设目标为150万人兴建房屋[18]:4。教育方面，主要促进中等及技术教育，及为高等教育添置器材[18]:4。
1975年，尽管世界经济不稳定，政府仍然决心推行计划改善今后10年香港一般生活水准，需费数十亿港元计，包括为香港1/3人口提供新住屋、扩展中等教育及兴建新医院和诊疗所[19]:1。
香港制造业在1970年代仍占香港经济很大比重，但发展开始放缓，取而代之是服务业逐渐兴起。当时大部分工厂位于九龙区，观塘、新蒲岗、深水埗等工厂大厦林立，虽然新市镇和工业邨等已开始初步发展，但其效用在1980年代方见显著。在1970年代后期，香港的土地价格开始上涨，房屋地产成为了新兴的商业活动。原本预留作兴建工厂的土地都被改为兴建住屋及大型商场之用。此外，随著中国大陆在1978年实行经济改革并开放对全球的贸易，在香港的工厂亦因为中国大陆更低廉的工资而逐渐北移。
与此同时，新加坡、南韩及台湾亦经历了与香港相类似的发展，同样以较西方国家低的生产成本，大量向欧美国家出口工业制品，令西方国家感到基层工人的工作机会受到威胁，于是对香港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地区生产的工业制品实施配额限制，以贸易保护主义保障该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这些贸易保护措施对香港产品的出口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
住屋问题尚未解决，就算是已经“上楼”（即入住公共屋邨），他们居住环境仍然挤迫，设施简陋[1]:18。由于香港的房屋长期供不应求，大量市民只能住在木屋区或租住板间房，令香港社会容易累积民怨，更助长1960年代的六六暴动及六七暴动的发生。1970年1月，香港楼宇租金暴涨，港府通过临时法案冻结租金[20]。香港政府为舒解房屋长期不足产生的民怨，于1972年宣布实施十年建屋计划，以改善公众居住质素，纾缓挤迫的居住环境。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在10年之内，为180万人提供具一定质素的居所。香港房屋委员会由此成立，以主导计划的进行[21][22]。政府又在1976年引入了居者有其屋计划，透过建造住所并以低于市价的价钱出售，帮助市民自置居所。1978年“居者有其屋”计划首期俊民苑正式动工[1]:35。私人大型屋邨美孚新邨，1966年开始兴建，1975年各期全部完成；太古城则于1975年动工[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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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出现购物商场，并非本土都市社区经济转型之结果，反而是由观光旅游及相关服务行业所推动之转变，很大程度上是“旅游业所支配的都市发展”；后来到1970年代，购物商场文化在香港落地生根，则因为本地人口消费力随着经济发展而提升，而香港人亦开始习惯到购物商场去消费[1]:99。
由于1970年代的香港市民普遍较过往的年代富裕，在市民的消费能力增强下，香港的零售业及餐饮业在这十年间有较快的发展。香港首间超级市场——惠康，于1970年的中环开设首间分店，当时的香港人对这个由西方带来的事物感到新奇，并将之称为“鬼佬市场”，但他们都渐渐地接受了。在大约1975年，大家可以在香港找到多于200间大大小小的超级市场。新兴的超级市场淘汰了大多数传统米铺、办馆以及士多。惠康及百佳超级市场两大连锁市场，透过报章头版及全页广告的帮助，迅速大受欢迎。除超级市场外，有越来越多新式商店和百货公司在铜锣湾、尖沙咀、油麻地及旺角一带开店。
香港首条穿越维多利亚港的红磡海底隧道于1972年8月通车，此后市民无需依赖乘坐渡海小轮便可往返香港岛及九龙。而过往用作渡海的小电船自此亦逐渐式微。
随著沙田及大埔新市镇的发展，为配合加密班次的需要，来往红磡和罗湖的九广铁路英段于1978年开始电气化工程。
于1975年11月动工兴建的香港地铁于1979年10月1日正式通车，首条路线来往于九龙的石硖尾及观塘，同年12月，地铁服务延伸至尖沙咀。地铁路线于1980年初跨越维多利亚港，到达香港岛的中环站。
为配合新界西北部发展，屯门公路于1974年动工，来往荃湾和屯门的第一期工程于1978年5月完工启用，取代弯多狭窄的青山公路成为新界南来往新界西北的要道。
踏入1970年代市民逐渐富裕，开始找寻投资增值的机会。1964年银行业条例的通过开始收紧对银行的管制。要合法开办银行必须持有不少于港币500万元的资本以及不低于25%的流动资产比率，条例亦限制了银行的借贷及投资活动[25]。人们开始更信任银行，储蓄存款的累积也增加了人们的投资意欲。
香港于1970年出现股市热，在股市节节上升带动下，几乎天天都有新发行的股票，经纪行如雨后春笋地开设，有人甚至患上了“股市病”，辞去自己的工作成为全职投资者，据说当时投资者的数目多达50万，但香港当时缺乏对公司上市的规管，大量没有实质业务的空壳公司都可上市向公众投资者发行股票，但当时公众普遍对股票投资缺乏认识，大量空壳公司的股票都有大量股民争相抢购。1972年，香港股票市场开始处于亢奋状态，投机活动令大量上市公司的股票都炒上至大幅偏离实际价值，有市民表面身家暴涨，于是市面出现鱼翅捞饭、龙虾做早餐及用钞票点烟等疯狂现象，股市到1973年初仍保持上升，由于股票价值继续暴涨，令更多市民加入炒股行列，但1973年年中股价开始上升乏力，下半年股市终于大跌爆发股灾，不少人因此而破产，甚至有传言专门接收精神病住院病人的青山医院亦因为股灾而告爆满。香港的经济要经过数年的时间才得以慢慢恢复。
1976年，“接受存款公司条例”获得通过，以强制非持牌银行向政府登记。条例亦规定该等公司必须持有最少港币250万元的资本[25]。这条条例是参照了美国存款信托及清算公司的概念而设立的。
由于中国大陆受到文革风潮影响，香港的食水供应一度中断，政府遂于1975年在屯门青山建成乐安排海水化淡厂，以备必要时可维持香港的供水。由1969年起兴建的万宜水库于1978年完工，超越船湾淡水湖成为香港最大的储水基建[26]。
香港的石油依赖进口，1973年发生的石油危机，除严重打击香港经济外，由于石油短缺，全港需要节约能源，12月11日起实施灯火管制，广告用的霓虹灯及非必要照明只准于晚上六时至十时半亮起，同年12月31日，更罕有地在处于冬季的12月实施香港夏令时间，全香港的钟表向前拨快一小时，希望可利用冬至过后日照时间逐渐增长节省照明能源[27]。
1973年，由顾嘉煇兼任作曲及郑少秋主唱的《烟雨濛濛》，成为了香港无线电视首次以粤语演唱主题曲。同年无线电视举行第一届香港小姐选美比赛。
1974年，“无线电视”之“翡翠剧场”播《啼笑姻缘》，改编自张恨水之作品，并非新剧种，可以理解为旧剧种及旧模式（比较贴近话剧）之高潮，代表本地制作（还有《欢乐今宵》）逐渐能替代外国配音电视片集，成为观众主要之选择[1]:26-27。而《啼笑因缘》之主题曲亦如黄霑在〈流行曲与香港文化〉中称：“新中有旧。……这首词，依旧沿用‘文白夹杂’的一贯写法，口语之中，仍有文言的语言习惯，还没有抛开粤剧的味道。……连演绎者仙杜拉的唱法，也还是有粤曲运腔咬牙的影子。”[1]:27但无论如何，这首歌开风气之先，带动当代电视剧主题曲、香港粤语流行曲之新发展[1]:27。电视新闻现场报道宝生银行劫匪挟持人质一案，当时电视台以连续17小时现场直接转播，报道案件之发展，全港观众能即时知道现场之情况；5月26日，《华侨日报》刊出5月24至5月25日11人质“生死关头情势危急团结力量发挥神勇全港市民齐喝采”[1]:27。
1976年，由全新概念之《狂潮》以及以武侠小说为蓝本之《书剑恩仇录》、《陆小凤》接力[1]:27。
1975年9月7日，佳艺电视启播，本地电视媒体发展至新高峰[1]:34。成为了继丽的电视及无线电视之后香港的第三家电视台，为香港的电视广播事业带来竞争。由于未能在市场中站稳阵脚，佳视在三年后的1978年8月22日因为周转不灵而倒闭。
1978年本地电视台之间出现挖角潮[1]:35。
电视作为家庭娱乐及资讯媒介，于1960年代末迅速普及，由1968年只有27%之住户装有电视机，到1970年已跃升为60%；1974年装有电视机之住户再升至86.2%，到1976年更达90%，电视成为最具影响力之传播媒体[1]:20。1970年代是香港的广播事业踏入每日新闻广播的第一个十年，由于香港市民消费能力较过往年代增强，本来属于奢侈品的彩色电视已为一般市民所能负担，电视逐渐成为家家户户的必需品。在这第一个十年，新闻节目一直都占据十大收视的排名榜内。至于收视榜内的另一个比重较大的节目时段是长篇电视剧。在当时，一般的电视剧都有约80至120集，在当时的黄金时间，即晚上七时播映，每晚都能吸引约66%的电视观众定时收看，总计约200-300万人。每当这些长篇电视剧播放大结局时，不论是街上或酒楼都不会有人逗留，为求赶返家中收看电视剧的大结局。这亦间接促使香港的食肆后来在1980年代开始安装电视，以挽回晚间的食客[28]，而当时的电视剧主题曲亦帮助粤语流行曲的重生。
香港处于地理及文化的十字路口．香港乐坛吸引了很多西方歌手如猫王和披头四出现．日本来的玩具透过不同的船运来到香港。然而，第一批在成功打入市场的日本玩具产品要数超级机器人系列玩具。铁甲万能侠及三一万能侠是当时其中一些容易买到的机器人玩具。
1975年，日本的幪面超人特摄片于香港首播。小童都为此著迷。他们模仿一些角色在天上飞的姿态，但因而受伤。1975年7月26日，两名分别三岁半及四岁半的小童自九龙城七层大厦上飞跃而下。事件中弟弟当场死亡，而兄长则奇迹生还，同年上半年，长沙湾一幢公屋发生同类事件。该套特摄片系列曾因此事一度被香港政府下令丽的电视（亚洲电视前身）停播。
武侠电影先由1971年上画，一代武打巨星李小龙所主演的《唐山大兄》及《精武门》带起，于过后的数年更大受欢迎。1970年代，除了外语电影和华语电影外，港产电影也开始兴起。1974年10月，《鬼马双星》开画，当年港产片票房榜上排第一，收620多万元[1]:25。当中以1976年上画，由许冠文执导的《半斤八两》，更是香港电影票房之冠。70年代香港不少电影从业员由海外留学返归，这些电影从业员包括徐克、余允抗及方育平，他们拍摄一些以社会题材为主的电影，是为香港新浪潮电影，为香港电影史写下重要的一页。1978年，严浩拍电影《茄喱啡》，电影刊物《大特写》以“香港电影新浪潮”名之[1]:35。
1976年年底香港赛马会推出“六合彩”后不久，字花赌博差不多全面于市面消失[1]:34-35。由于赛马活动越来越受欢迎，鉴于跑马地马场缺乏扩建空间，香港赛马会遂于沙田火炭兴建新赛马场，沙田马场于1978年落成，符合举办国际赛事的标准，而九铁马场站于同年配合沙田马场启用。
随著香港市民收入增加，对于新奇刺激的娱乐产生兴趣，加上旅游业需要新景点，政府决定在黄竹坑兴建主题公园。香港政府拨地及香港赛马会资助兴建的香港海洋公园于1977年1月开幕，除引入过山车等机动游戏外，也设有海豚及海狮表演的剧场，园内的香港海洋公园缆车也于开幕当日启用。
本地足球运动开始形成一种本土认同；1970年代是香港足球运动之兴盛期[1]:27。
“九龙皇帝”曾灶财，于1970年代开始从事书法涂鸦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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