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注 1]（英语：semiotics）是关于符号过程和意义形成的系统研究。符号过程是涉及符号的任何活动、行为或过程，其中符号是向接受者传达某些东西（通常称为意义）的事物。意义可以是有意表达的，例如说出的具有特定含义的词；也可能是无意的，例如症状是特定健康状况的符号。符号还可以传递感觉（一般认为不属于意义），并且可以在个体内部（通过思想本身）或通过任何感官（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或味觉）进行交流。当代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生成和各种类型知识的科学分支。[1]
符号学将符号和记号[注 2]作为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与语言学不同的是，符号学还研究非语言符号体系。符号学的研究涵盖了符号以及符号过程、指示、指定、相似、类比、托寓、转喻、隐喻、象征、意指和传播。
通常认为，符号学具有重要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维度；例如，意大利符号学家、小说家翁贝托·埃科提出，每一种文化现象都可以作为传播来研究。[2]此外，一些符号学家也关注它的逻辑维度。其研究领域也属于生命科学——例如生物体如何预测和适应它们在世界上的符号生态位。基础符号学理论以符号或符号体系为研究对象；应用符号学根据文化和文化制品通过存在符号构建意义的方式来分析它们。生物体中的信息交流则属于生物符号学（包括动物符号学和植物符号学）领域。
需要留意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学（semiotics）和索绪尔的符号学（semiology）传统并不等同，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子集。[3][4]
符号和意指的重要性在哲学和心理学的大部分历史中都得到了认可。术语“符号学”的英文“semiotics”来自古希腊语 σημειωτικός (sēmeiōtikós)，意即：“善于观察记号”[5]（词根来自 σημεῖον (sēmeîon)，意即：“征象、记号、标志”）。[6]对于希腊人而言，“记号”（σημεῖον，sēmeîon）出现在自然世界，而“符号”（σύμβολον，súmbolon）出现在文化世界。基于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探索了记号与世界之间的关系。[7]
直到希波的奥古斯丁[8]，符号的性质才在传统体系中得到考虑。奥古斯丁提出了一个建议，即在一个更宽的“符号”（signum）的概念下将两者结合起来，以弥合自然-文化的鸿沟，并将符号识别为只不过是signum的一种（或亚种）。[9]Manetti（1987）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出版了研究专著。[10][注 3]这些理论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尤其是通过经院哲学。
符号的一般研究始于奥古斯丁的拉丁文作品，以1632年John Poinsot的Tractatus de Signis达到顶峰，然后在1867年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尝试起草“新范畴表”时复兴。最近，翁贝托·埃科在他的《符号学和语言哲学》中指出，大多数，甚至可能是所有重要思想家的作品中，都可能蕴含着符号学理论。
由于符号学涵盖的范围过于广阔，一段时间内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哲学家，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当今所讲的符号学在1960年代才正式出现（李维史陀）。符号学即一门分析符号系统如何运作的科学，探索意义如何透过符码、记号，在人类的沟通过程中被生产与传递；符号学认为，沟通的基础是传播者之间对于这套符码系统背后的规则与结构有共同的理解。
现代符号学一个主要源头是上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索绪尔将符号分成能指（signifier，符征、意符）和所指（signified，符旨、意指）两个互为表里的联结，真正确立了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符号学之父。
符号学的另一主要源头是美国逻辑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发展出的逻辑形式的符号学，在当代的意义建构[11]研究中的重要性已跃居索绪尔、李维史陀、罗兰·巴特之上，是对符号学发展影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符号学中，将记号（sign，征象），即是可能发生意义的事态呈现，后经过觉知而转化为单一符号或符号系统，根据其传播模式而分类。所传播之意味以使用的编码而确定，并且将符号分成能指（signifier，符征、意符）和所指（signified，符旨、意指）两部分。广义上，这种能指可以是一段声音、一个手势、一个字符、或是一切所见所闻之事物。但是一个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只有在一个集体共同认可才可以形成，而通常来说，这不仅与语言中的词汇相关，且联系到语法。这对应关系所代表的事或物，也可能会因为社会和文化关系而带有隐意。
在《讯息与意味》（Messages and Meaning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 1994）一书中，马歇尔·达耐西（Marcel Danes）提出符号学家的职责应以研究指示关系为优先，其次才是沟通交流。
以文化为研究范围的是现代符号学的特质，当中包括民间故事分析（folklore analysis）、人类学（anthropology）、叙事学（narratology）、言说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神话符号学（semiotics of myth）、艺术符号学（semiotics of art）等领域。
符号学包括三个分支：语用学（pragmatics）、语义学（semantics）、句法学（syntactics）。
罗兰·巴特认为，记号有三个意义化的层次：这三层意义由外在到深层隐晦依序为明示义（denotation）、隐含义（connotation）以及意识形态（ideology）。
- 第一层明示义：记号具外观之具体、外显且可见的明显意义，容易转化为符号。
- 第二层包含隐含义与迷思（myth）：一个记号的意义并不是因为他与世界中的某样事物有绝对的对应关系，而是以彼此之间的关系来产生意义的，所以将第一层的符号化体系嵌进文化价值体系之内，而有使记号有其符号的意义。
- 第三层意识形态：反映出文化用来组织和解释现实的广泛规则。
More information 第一层, 明示义 ...
符号（记号）三个意义化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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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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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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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文本的权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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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是瑞士开创现代语言学先河的语言学家。他于1907年毕业后开始授课并编讲稿，本身并没有作品传世，目前有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是来自索绪尔的讲稿，由两位学生合编而成。他创立的符号学称为“semiology”，是按希腊语的“符号”衍生出来的用语。索绪尔建立的符号学是作为一种对人类社会使用符号的法则进行研究的科学，有别于传统语文学对语言的历史演变进行历时性研究，现代语言学集中处理在当下时空之中，语言内部的指涉法则，这种共时性的研究是索绪尔开创先河的提法，往后影响了法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奥地利哲学家维根斯坦、美国衍生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等。
由于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分成两部份来处理，为研究文化符号或者意识型态的学者，提供了有系统的分析方法学，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在欧美文化批评界，符号学盛极一时。到目前为止，全球学院训练的文化批评者仍有不少使用符号学方法进行文化现象的结构分析。
自19世纪末起，符号学兴起之初是研究语言的一门学科，但目前研究语言的符号学已多用语言学指称，现今符号学意义指称的是结构主义符号学（structuralist semiotics）。
索绪尔符号学的特点是：
- 二元传统：一个符号（sign）分成能指（signifier，符征、意符）和所指（signified，符旨、意指）两部分。能指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所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部份。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简称为符号。
- 符号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任意性（arbitrariness），没有必然联系。例如英文中的“tree”和中文的“树”的发声及串字组合，因约定俗成的习惯，指涉为“一种以木质枝杆为主体的叶本植物”的概念。
Thomas Sebeok[注 4]将“semiology”吸收进了更广泛的符号学“semiotics”，将索绪尔的符号学视为符号学整体的一部分，他也参与了第一个符号研究国际期刊《Semiotica》的定名。索绪尔符号学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流派影响深远。例如，雅克·德里达研究索绪尔提出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时，指出能指和所指均不是固定的，遂创造“延异”（différance）一词，表示意义的无限延迟以及“超越的所指”的缺失。
19世纪，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将他所谓的“符号学”（semiotic，他有时将其拼作“semeiotic”）定义为“准必要的或形式的符号学说”，它抽象了“必须是所有符号的特征”所使用的符号……一种能够通过经验学习的智能，”[12]并且这是在符号和符号过程方面追求的哲学逻辑。[13][14]一般认为，皮尔士的符号学是符号的哲学逻辑研究（符号未必是语言或人工的符号）、符号过程、推理模式和一般探究过程。皮尔士符号学不仅涉及外部交流机制（类似索绪尔的符号学），还涉及内部表征机器、探究符号过程、推理模式，以及一般意义的整个探究过程。
与索绪尔的二元传统（能指、所指）不同，皮尔士的符号学是三元的，包括符号、对象、解释项。 皮尔士符号学进一步将三元中的每一元细分为三个子类型：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15]
皮尔士学派的学者和编辑Max H. Fisch（1978）[注 5]称，符号学的“semeiotic”一词是皮尔士个人偏好的对洛克所说的σημιωτική的翻译。[16]查尔斯·W·莫里斯跟随皮尔士使用了“符号学”这一叫法，并将这门学科从人类交流扩展到动物学习和信号的使用。
索绪尔的符号学是二元的（符号-句法、信号-语义），而皮尔士的符号学是三元的（符号、对象、解释项），皮尔士是根据符号研究的哲学逻辑构思的，其中符号并不一定是语言或人为的。
皮尔士的目标是将他的新的范畴表直接建立在由符号作用构成的经验之上，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表不同，后者旨在透过人类理解，于经验内部阐释存在的维度，而存在的维度不依赖于经验，并且本身是可知的。
一般认为，皮尔士的符号学是符号的哲学逻辑研究（符号未必是语言或人工的符号）、符号过程、推理模式和一般探究过程。皮尔士符号学不仅涉及外部交流机制（类似索绪尔的符号学），还涉及内部表征机器、探究符号过程、推理模式，以及一般意义的整个探究过程。
动物能够解释其感知到的环境，并形成对象的“有意义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或用Jakob von Uexküll的术语说，是“客观世界”，德语：Umwelt）[17]中仅有三种对象，即对于动物而言好（+）、不好（–）或“可安全地忽略”（0）的对象。
与动物不同，人类的理解在动物的“客观世界”基础上增加了一种对象内部的自我同一性关系，这种关系将所经验的对象转化为事物以及+、-、0对象。[18][注 6]由此，一般动物的客观世界就变成为了人类独有的客观世界，即“生活世界”（Lebenswelt），其中语言交流（源于生物学上未确定的人类“内在世界”（Innenwelt））开启了文化组织这一新的维度，而其他动物虽然也有社会组织，但其观察能力只能处理可直接感知的客观性实例。
人类文化之所以依赖于语言，并非首要是为了理解为交流，而是作为人类动物“内在世界”（Innenwelt）的生物学的未确定方面或特征，这一观点最初由Thomas A. Sebeok明确指出。[19][20]Sebeok在将皮尔士的研究带到二十世纪符号学舞台的中心上也发挥了核心作用[注 7]，首先，他将人类符号活动（anthroposemiosis）扩展，囊括一般的动物符号活动（zoösemiosis），[注 8]然后再进一步扩展，使符号学囊括了植物符号活动（phytosemiosis）。这一创新最初是基于Martin Krampen的研究[21]，但也利用了皮尔士的观点，即解释项作为符号关系中的第三项，“不必是精神的”。[22][23][24]
皮尔士区分了解释项和解释者。解释项是介于对象及其符号之间的内部心理表征，而解释者是创造解释项的人。[25]皮尔士的“解释项”概念开辟了理解动物生命领域以外的符号行为的方法（对"phytosemiosis植物符号活动" + "zoösemiosis 动物符号活动" + "anthroposemiosis 人类符号活动" 的研究 = biosemiotics 生物符号学），这是他超越拉丁时代符号学的第一个进步。[注 9]
符号学领域的其他早期理论家还包括查尔斯·莫里斯。[26]Jozef Maria Bochenski在1951年研究该领域时写道：“与数理逻辑密切相关的是所谓的符号学（Charles Morris），现已被数理逻辑学家普遍采用。符号学是符号的理论，分为三个部分：（1）逻辑句法学，符号相互关系的理论，（2）逻辑语义学，符号与符号所代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以及（3）逻辑语用学，符号、符号含义和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27]Max Black认为伯特兰·罗素的工作在该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28]
-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他的全集中有大量著作涉及所有意义发生过程的深入讨论。经过Thomas Sebeok以及Tartu学派的宣扬，已经在二十世纪末至今取得Semiotics龙头的地位。
- 迈克尔·希尔弗斯坦
符号学作为艺术作品研究的一门学科分支，包括研究符号的定义和该定义的成因源头。很多时候符号学者会研究其他不同的生物作参考估计自然世界中的符号的形成。符号学学者相信以艺术作品中不起眼的个别符号作为参考对象，可以看出作者所希望传递的讯息。符号在艺术上的象征性，是用来解释画面的一种视觉语言。较常见的如电影符号学，探讨导演透过诸如场景摆设和入场音乐所反映的心态。在畅销小说《达文西密码》中，主角透过符号学分析达文西的画作，揭露了耶稣拥有世俗血脉的议论性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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