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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进化论（英语：Sociocultural evolution），由赫伯特·斯宾塞建立，认为人类社会由固定的方式从“原始”发展到“进步”，并且世界各地的不同人种和社会分别发展到不同的阶段，欧洲人最进步，游猎采集部落最原始。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进一步将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结合，认为科技、家庭结构、资产、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知识进展都是彼此相连的。
在二十世记初，人类学家法兰兹·鲍亚士透过详尽的跨文化比较，用实证资料推翻了此学说。然而其中社会文明朝单一方向进步的观点、对科技的强调、以及将文明发展区分成不同阶段的作法，仍影响了后来的许多思想，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纳粹优生学、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工业党、现代化理论等等。现代观点认为社会文化进化论是用科学包装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
二十世记后叶发展出的文化演化时常被与之搞混，两套理论的名称也未完全区别，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
在欧洲，社会进化的观点其来已久，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即认为文化会从最初的不成熟形态发展到最终的成熟形态[1]，文艺复兴时期的蒙田也提及社会随时间的演变。一直到近代以前，西方思想家大多认为文化的演变是单向的，随时间进步；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发展都遵循同一条路径，并且可以进步的程度的区分出阶段。这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称为单线学说（unilinear theory）[2][3][4][5]，在史学史中则称为阶段论（stadial history），属于一种推测历史（conjectural history）。
单线学说在启蒙时代相当流行，许多思想家试图找出人类历史发展的通则，霍布斯认为原住民文化没有技艺、文字和社会，面对生命是孤独、穷苦、肮脏、野蛮的。当代的学者认为所有的好东西都是从这种低下的状态逐渐发展出来的[2]。在 18 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产生了对单线学说很重要的思想。许多苏格兰思想家试图理解当地的发展和1707年联合法令促成的对英贸易之间的关系。他们将观察到的现象理解为苏格兰自农业社会转变为商业社会，其中亚当·福格森、约翰·米拉John Millar、和亚当·史密斯主张所有的社会都经历四个阶断：游猎采集、畜牧和游牧、农业、以及最终的商业。其他地方也在这个时期发展了关于社会进步的哲学思想，例如黑格尔视社会发展为必然的过程，从原始的自然状态一路发展成类似工业化欧洲的社会。这些思想影响了法国的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圣西门、孔多塞、孔德等人。孔多塞将社会的进展区分出十个阶段，每一阶段有不同的人权，每一步都让人类更接近完美。孔德首先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观点来看待社会进展，建立了社会学。他提出三阶段定律：人类最初是神学阶段，用超自然力量解释自然，之后会进入形上学阶段，用抽象观念来解释自然，最后进入实证阶段，一切都是以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解释，孔德认为最终这个重视科学的社会是最高级的社会[6]。
单线学说的发展也和当时的欧洲政治经济环境有关。帝国主义让欧洲的学者知道到世界上有许多社会和西方文明不同，而对社会的本质提出许多疑问。除此之外，殖民母国为了管理殖民地也必须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欧洲人便用单线学说这套系统来消化这些新知识，并从中找到理由支持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的优势：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是社会从野蛮的状态一步步向前进步所得到的结果，被殖民者因为发展得比较慢而处在落后状态。这种想法在启蒙时代非常流行，包括伏尔泰也支持这种观点。另一个影响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让生产方式不断改革并大幅改变了欧洲社会。单线学说反映的是认为这些变革都是进步的观点。这些改变，包括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宪法等政治变革中产生的民主制度，也促使欧洲哲学家去思考社会的本质。
在孔德等人的影响下，史宾赛试图用科学化的方法研究社会（而不是推测历史），史宾赛主张人类文化是从未分化的部落（hordes）进步到有阶级的文明，人类本身也随之发展得更为复杂；这过程是根基于知识和文明的持续累积，让现代科学区分出不同的学门并建立文化规范[2][4]。史宾赛也认为社会进化的方向是朝向更高的个人自由，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7]，并依据社会的内部管理区分两个发展阶段：他称为“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前者比较原始、目标是征服和防卫、特征有中央化、经济自主、集体主义、使用强迫的手段、并且鼓励服从，后者比较进步、目标是生产和贸易、特征有去中央化、和其他社会有经济互动、人们自愿合作、重视个人的独立性、鼓励积极主动和创新的行为[6][8]。这派理论在十九世记成为人类学和社会评论的主流思想，特别是影响了美国镀金时代的学者，如爱德华·伯内特·泰勒、伦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莱斯特·法兰克·沃德、和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等人。
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原始》，1871年出版《人类的由来》，用生物演化的角度来探究人类的社会文化。他主张风俗和“遗传的习惯”都是源自人类天生具备的学习语言的能力，并对人类的演化有贡献[9][10][11]。同时期哈泼杂志中就用演化论来理解语言的演变，说：“基于达尔文的天择原理，短的词比长的词有优势、直接的表达方式比间接的有优势、有精准意义的词比模糊的有优势、地区性的俗语在各处都处劣势。”[12][10]
达尔文的理论进一步影响史宾赛，他将社会看作一个个生物体，会成长、随时间增加复杂度、产生秩序性、专精化，并从演化生物中引进变异、天择、遗传等概念来解释社会的进步[13]。“适者生存”这句话就是史宾赛所提出，后来被达尔文用在第五版的《物种原始》作为天择的同义词（原文是“最适者生存”，英语：survival of the fittest，但中文已固定翻译为“适者生存”）[13]。史宾赛的理论也比达尔文更早发表，两人的理论都认为社会的进步源自个体之间的竞争，这导致达尔文的理论一发表就造成许多人支持社会文化进化论。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依据科技的进展将人类社会的进展区分为七个阶段：低、中、高级的蛮荒（Savagery）、低、中、高级的野蛮（Barbarism）、以及文明[14][15]。摩尔根将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连结起来，认为社会进步都是源自科技进步，这种想法后来影响了恩格斯和马克斯[14]。摩尔根并拿世界各地的文化作为各个阶段的例子，不过他没有给出低级蛮荒的例子，因为他认为当时已经少有文化还停留在低级蛮荒的阶段。在当时摩尔根的学说受到高度推崇，许多人类学研究都是从这套学说延伸出来[2][4][5][14]。
新演化主义是1930~1960年间社会文化进化论在美国人类学界的持续发展。新演化主义抛弃决定论的立场，而是采用机率，主张偶发事件和自由意志会大幅影响社会演化。新演化主义也使用架空历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假想社会发展的各种不同的可能路线，以此论证不同社会可能走上不同的路径，有时甚至跳过某些其他社会有经历过的阶段。然而新演化主义仍认为演化是有目的的单向发展，与达尔文演化论的随机突变和适应并不相同。
莱斯利·怀特、朱利安·史都华、马歇尔·萨林斯、以及埃尔曼·塞维奇（Elman R. Service）等美国人类学家继续推行单线或是单向进化的想法[2]，但他们开始大量采用考古学、古生物学以及史学的证据，并排除任何价值判断，不管是源自伦理学还是特定文化背景，只做客观的描述[16]。戈登·柴尔德提出了史前文化由非洲和亚洲传入欧洲的全面证据，他挖掘出亚洲和非洲的本土遗迹，并证明这些器物背后的科技曾传入欧洲。柴尔德猜想各个文化在不同的环境下会用不同的方法来面对各自的需求，通常只有当两个文化接触时，才会因文化交流而发展出类似的适应方式。这反驳史宾赛认为各个文化是独立依相同路径演化的观点，也反驳了西欧文明比较进步的观点。
莱斯利·怀特认为不同的文化能使用的能量多寡有所不同，而一个社会可以应用的能量越高，就能产生越复杂的分化；可以应用的能量多寡则主要受限于科技，所以社会系统是由科技决定。他将能量使用区分为五个阶段：肌肉、兽力、植物（农业）、化石燃料、以及核能。这和后来苏联天文学家发展出来的卡尔达肖夫指数类似。类似于单线学说，怀特试图以此建立一套可以描述所有文化的发展史。[16]
朱利安·史都华首先发展出多线演化，认为社会会适应各自的环境，于是比较各个社会使用哪些自然资源、用什么科技来开发这些资源、以及人力的组织。他进一步主张因为不同的环境和科技会引发不同的适应，加上政治、意识型态和宗教的影响，文化也会因此有所不同；换句话说，文化的改变不是因为某种内在的特质，而是因为外在的环境。他质疑单线学说用一套过程描述全人类的演进，但也不认为人类学只能建立在文化颗粒主义一次只描述一个文化。他认为可以建立理论来描述某些时代或某类地区的文化。格哈特·蓝思其进一步发展怀特的理论。他同样认为科技是推动社会演变的最重要的因子，但是他看重的不是科技如何使用能量，而是科技可以处理多少资讯。一个社会有越多资讯（别特是关于如何改变环境的资讯），这个社会越发展程度越高。他因此将人类的发展分出四个阶断：用基因来传播资讯、能够用后天的经验来学习、用迹象来推论、以及用语言和文字来传播讯息。因此他认为是通讯科技的发展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和各个层面的进展。[17]
有别于单线学说，多线学说认为文化发展的阶段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有许多不同的长度和形式，没有现代和原始的区分，也没有所谓的“社会进步”；相较于文化颗粒主义，虽然多线学说同意个别文化的演变过程不尽相同，然而，多线学说仍认为文化有特定的发展方向[2][18]。
马歇尔·萨林斯和埃尔曼·塞维奇将社会分为“通用”（general）和“专精”（specific）的，整体来说文化和社会系统是从通用朝向专精来发展，但是因为文化之间的互动，许多文化特征（包括科技）会以不同的排列组合传播到别的文化中，造成不同的发展史。[17]
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AGIL模式（AGIL paradigm）将文化演化细分出四个步骤：首先系统会先分工出许多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会适应各别的工作目标，然后各个系统之间的差异会需要统整，于是为了达成这个统整的需求而建立模式维持的机制。借由这个框架帕森斯指出文化统整会社会中有某些文化价值，而产生追求这些价值的内在需求，有别于适应环境的外在需求。帕森斯强调这些内在需求的影响力可能大过外在需求。
受到社会文化进化论的影响，许多早期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都有单线进化或阶段论的想法。
莱斯特·法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虽然反对史宾赛自由放任的右派观点，但也认为演化可以分成四个阶段：首先宇宙诞生并演化，然后生物出现并演化，然后“人”因为生物以及意识层面的演化而出现，最后有了社会，并学会用演化的力量来推动进展，达成人类的快乐和自我实现[19]。沃德虽然支持进步和原始的区分，但反对白人至上的观点，而支持出非洲说，认为所有的人种和社会阶级都有一样的能力。他也认为社会学是最复杂的学门，有许多主题仍待研究，因此他不支持诸如优生学或马克斯主义试图改变社会结构的想法[20]。沃德认为社会不是只能进步，也可能退化[21]。沃德也强调人类的情感会自行建立目标并图达成目标（最有效的是透过现代科学），这和没有目标的生物演化不同：动植物只能适应自然，人类则会改变自然[19]。有别于史宾赛认为竞争对社会的进步有利，沃德认为竞争会造成破坏，而人类的组织、传统和法律正是用来控制竞争和其他对人有害的力量[22]。不过沃德和史宾赛对威权政府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会压抑个人的才华，而现代民主社会则降低宗教的力量并推展科学，故能让每个人完全发挥各自的潜力追求快乐。沃德的观点后来影响了美国的社会自由主义。
韦伯通常不被视为社会文化进化论的一员，但是他的“三种统治分类”也带有社会进化的特征。他将统治方式分为魅力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并主张法理型权威是最先进的，社会会朝此方向演进。
马克斯也认为社会沿单线发展，并且受摩尔根的影响，提出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唯物史观。他是否有阶段进化的想法仍有争论，然而苏联解读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明确建立了五阶段论，认为人类历史可以区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最后达到的共产主义社会[23]。此论述曾在中国大陆作为历史教材的基本架构。
19 世纪最终发展出三大社会学学派：
三者都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沿著某条固定的路径发展，过去的事件会“造成”现在及未来的事件，所以透过研究事件的前后因果关系，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定律。[24]
现代化理论发展于去殖民化盛行的 1950 至 60 年代，由社会文化进化论发展出来，结合许多实证研究和经验，和依赖理论以及发展理论有关。此理论认为发展的方向是从“传统社会”进步到“已开发社会”；西方国家发展程度最高，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比较落后，但最终会达到相同的发展程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可以经由社会工学（Social engineering）来引导的。对于如何达成现代化，有许多不同的见解。例如罗斯托专注在经济上，大卫·阿普特尔（David Apter）专注在政治体系上，认为民主以及政府的有效治理非常重要，大卫·麦克利兰从心理学的角度切入，认为社会必须重视创新和企业自由。[25]
有研究认为文化演化的过程类似生物演化的间断平衡模型，也就是说文化在大多数时间都保持稳定，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但在特定的转型时期会一次发生大幅度的改变，进入另一个稳定状态，其中的各个稳定时期就类似于阶断论的各种分类，人类社会可以因此区分为动物社会、部落社会、农奴社会、以及现在正在转入的工业社会[26][27]。推动各个转变的重要因子是食物产量，稳定社会的食物产量变化有限，但在转型时期产量会增加[28]。
在学术领域之外，社会文化进化论也影响了纳粹、优生学、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政治主张。
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都自认为是最进步的文化。苏联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认为他们的社会主义文化源自阶级斗争，最终会达成共产主义；美国的社会学家（例如塔尔科特·帕森斯）则主张美国的自由和繁荣证明他们在社会文化演化的过程中到达了比较高的阶段。同时间，自殖民母国独立的新兴国家则追求往工业化的方向进步，是为一种社会文化演化的史观。
同时间也有一套源自卢梭和韦伯的欧洲传统与上述单线进步的观点相抗，认为在进步的同时，人们也失去自由和尊严。在冷战的高潮，这套传统和生态学结合，促成了 1960 年代的社会运动。许多强调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和谐的政治哲学就是源自这些社会运动。
有些政治运动或信仰试图用文化演化来建立可以和自然生态和谐共存的社会。新部落主义刻意模仿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但结合现代科学。生态区主义（bioregionalism）认为生态区决定了生活方式和文化，而试图将各个社会的边界重新划分在的边界，让社会在各自的生态环境中适应不同的资源限制，用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会限制过度开发，用类似天择的机制达成永续发展。盖亚主义（Gaianism）认为地球上的每个群体，包括人类社会，都依某个既定的方向演化，来达成它们在生态圈中该有特定功能，若没达成这个目标最终就会灭绝。反对这类作法的人指出许多原住民也曾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例如复活节岛的森林破坏和北美洲的长毛象灭绝），并认为这些想法源自欧洲人对原住民的高贵野蛮人刻板印象。
超人类主义者认为社会文化进化的下一步是和科技结合。在人类演化的历史上，有6~9个重要演化阶段（major transitions in evolution）改变了资讯储存的方式，包括自我复制的RNA、有性生殖、多细胞生物、社会性、语言。资讯科技或许是整个演化过程的下一步，把原本存在DNA和语言中的资讯转移成数位格式。换句话说，碳基生物圈制造出人类，人类有能力制造电脑来改变资讯储存和运行的方式。[30][31][29]
社会文化演化理论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遭到广泛的批评，单线学说假设美国和西欧文化才算是文明，西方文化比其他文化更进步，许多人认为这是种族主义，是用西欧文明以及物质文明的观点在评断其他文化[2]。批判理论主张所谓社会进化的观点只是当权者的借口。在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上百万人的死亡、种族屠杀、以及各种建设破坏，也让欧洲人怀疑起所谓的进步。德国人类学家法兰兹·鲍亚士推动文化特殊主义（Cultural particularism）。在文化特殊主义认为不同文化是完全独立的整体，只能被单独研究，不能互相比较。鲍亚士和他的门生，包括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露丝·潘乃德、以及玛格丽特·米德将人类学的研究重心放在收集个别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的方式和证据，而不是试图寻找通则。[2]
经过详细的民族志及实证调查，他们指出史宾赛、泰勒和摩尔根等人的观点大多只是臆测，尤其是阶段论。他们指出所谓的原始社会和其他当代社会都有一样长的历史，一样的进步程度，否定原始和进步的区分。除此之外，单线学说假设每个文化都是单独发展的，但事实上许多文化特征会在不同社会间传播，而且这些传播是推动文化改变的动要因素。
因为上述影响，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科学界排斥使用生物学的概念或类比。光是说出“进化”一词就可能严重影响学术声望。同时期的生物学界再次发现了孟德尔的研究，造成天择演化的学术地位暂时被突变论取代，进一步让学术界认为进化论不科学。虽然在生物学界，天择演化的地位很快地就在1936~1947年间由休厄尔·赖特等人透过现代演化综论复兴，但文化演化的概念则至1960年代之后才由莱斯利·怀特、朱利安·史都华、唐纳德·T·坎贝尔等人重建。这套新的理论和原先的社会文化进化论的共通点只有名称类似，以及同样受达尔文影响，其馀概念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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