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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资本主义”标题相近或相同的条目，请见“资本主义 (消歧义)”。资本主义（英语：capitalism）是一种生产方式为私有制、其寻求利润之行为构成的经济体系[1][2][3]。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包括资本积累、竞争市场、价格体系、私有财产、财产权、自由交易和雇佣劳动。[4][5]尽管被称为市场经济的事物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但是诱发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则较为晚近，有着不同程度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处于支配性地位并在全世界扩张，经济增长乃资本主义一大特征。[6]绝大多数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将私人产权视为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特色，而对于资本主义下的雇佣关系、经济权力、阶级、以及历史发展等则有不同看法[7]。市场的自由程度、私人财产的法规，则是政治、政策上争论的主要议题。现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真正地执行资本主义，而是都被视为“混合经济”[8]，在这种体制下政府以不同程度的计画政策干预市场的自由运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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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用以称呼资本主义的名称包括： |
拉丁词语里“capital”一词来源于对动物的买卖及占有，“capitalis”则源于原始印欧语的“kaput”——意思是“头”，“头”是一种在远古年代的欧洲测量财富的方式：一个人拥有越多“头”牛，那么此人也就越富有。“chattel”（意思是商品，动物或奴隶）和“cattle”（牛）这两个字也是从“kaput”衍生而来的。到了12至13世纪，“资本”一词开始被用来形容资金、货物库存、货币数量、或者货币带来的利润[16][17]。
大卫·李嘉图则在1817年的《政治经济学和税收原理》中多次使用“资本家”一词[18]。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也在1823年时在他的作品里提到这一词[19]，1867年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也使用了“资本家”一词来称呼资本的所有人。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则在《资本论》里使用“资本家”（Kapitalist）来形容拥有资本的私人，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资本主义一词，而是使用“资本家式的生产方式”，这一词在资本论一书里出现了2600多次。但后来研究证实马克思在其手稿中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
第一个使用“capitalism”一词的是英国小说家威廉·梅克匹斯·萨克雷，他以此表示大量资本的所有权，而非一种生产制度。不过，第一个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来形容生产制度的是德国经济学家维纳·宋巴特，于1902年的著作《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里。宋巴特的密友和同僚马克斯·韦伯也在1904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使用这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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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者和批评者们都同意，作为一种社会和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特色是资本财产为私人所拥有，劳动力可以透过薪资雇佣买卖，资本收入则归投资的企业家所有，同时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被用来做为分配资源的媒介。市场的自由程度、价格的受管制与否、以及自由竞争被容许的程度等，则被用来作为分辨不同资本主义形式的主要指标[20]。
取决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通常可以被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完全自由市场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被允许进行自由的竞争，而政府的干预则被最小化。第二种则是干预主义经济和混合经济，市场仍然扮演主要的角色，然而政府以不同的程度介入市场，企图矫正市场失灵、提供社会福利、保存生态资源等等。第三种则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大量倚赖国有企业并且对市场进行广泛的干预和控制。然而，如果政府干预的程度远远高过私人的决策部分，那么这种经济通常被称为计划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
依照一些定义方式，所有的已开发国家都属于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是根基于资本主义上的混合经济制度。一些人则认为全世界已经结合为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是那些仍拒绝资本主义的国家，也都在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里运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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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必要特征是以法规制度来确立和保护私人的财产，尤其是对资本财产的私人所有权。私人财产权在早期的法律制度便已存在，例如古罗马[22]，但对于这些权利的保护则较为困难，因为当时罗马并没有警察存在，且罗马和一些早期的制度经常逼迫弱者付费给有权势的庇护人或贵族以换取保护。
私人产权的存在确保了个体可以对其掌握资源进行自由运用，以之进行各种衍生的经济活动。在私人产权的体制下，财产的价值是由市场上的消费者需求所决定的。无论财产的所有人为何，其市场价值都反映出了社会大众认为最有价值的分配方向，而财产所有人为了赚取最高的价格（利润）便必须遵从市场的喜好。这也因此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现象：亦即虽然财产是“私人”所有，然而私人进行的决策却必须根基在社会大众的偏好上[23]。
私人产权的拥护者们主张，稳固的财产和法律制度使资本主义能促成，因为只有确立明确的所有权，市场经济的活动才能自由而有效率的进行 ，并且清楚划分财产所有人因其经济活动所造成的外部性[24]。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的成熟发展也只有在产权获得明确保障后才能健康而稳定的进行，包括契约的立定、企业的创建和营运、资源的借贷、信用的评估、以及财产的代替性、标准性、和可移动性都是架构在私人产权的基础上[25]。
与社会主义相较，资本主义坚持私人财产的个人所有权，特别是资本财产的私人所有权。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经常强调，在生产工具不受政府控制的情况下，将能最大化经济的生产力。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主张“在历史上，生产工具的私有化程度，是和人类从动物状况进化至现代文明的发展一致的”[26]。在私人产权下财产的所有人有动机最大化其经济行为的利润，也因此在既得利益的驱使下将财产放到市场上最需要的地方，相较之下，社会主义下的财产则是由政府的官僚所控制，公共财产的运用成败对其本身利益没有直接影响，也因此使得他们没有明确的动机将财产有效的运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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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人们往往不会在市场上直接交易，而是透过公司进行工作和生产。最明显的公司是企业、合伙、以及信托。依据罗纳德·科斯的说法，当透过公司生产的成本低于自行生产时，个体便会选择透过公司生产[27]。公司综合了劳动和资本，并且可以达到比个人交易更高的规模经济（也就是说，当生产一个产品单位的成本随著生产数量的增加而降低时）。资本主义制度更独特的组织是法人，可以用作利益和非利益的用途。这种实体在法律上能如同自然人一般承担法律责任，这也替公司的股东创造了独特的优点，使股东只需承担有限责任。
特定形式的法人则由股东所有，股东在市场上买卖他们的股票。股票也将公司的所有权转化为可贸易的商品—所有权的权利被分割为股票的单位，使它们更容易被买卖。这样的股票贸易首先于17世纪的欧洲出现，并从那时开始逐渐扩张和发展。当公司的所有权由许多股东分摊时，股东们通常能依据其持有之股份投票行使公司内部的权力。尽管法人拥有自然人的独立特质，公司的所有权最终仍然是属于股东们的[28][29]。在法律的限制和公司的财务能力内，每个公司的股东能决定要如何使用生产能力。在更大的公司里，公司的权力架构通常有一套等级制度或者管理的科层制度。
重要的是，公司的股东能取得公司所产生的利润或收益，有时候是借由股份红利的制度，有时候则是借由以更高的价位来售出他们所持有的股票。他们也能将这些利润再次投资，进一步扩展公司的利润和价值。他们也可以将公司变卖，卖出所有配备、土地、和其他资产，并分摊变卖所得的资金。卖出生产能力的所有权通常都是最大化的价格或是净现值法的价格，以预估中未来公司能产生的利润为基准。因此利润的刺激将能促使公司的股东行使他们的权力以促进公司的生产能力。不同的股东也对这种刺激有不同的程度—有些人会贩卖他们所持有的比率，有些人则试著增加他们所持有的价值。无论如何，这种利润的刺激总是存在著，许多人也将其视为是资本主义经济能繁荣成长的主要因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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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在这种模式下，产品和服务的分配和价格、消费者产品与资本财产之间的生产取舍等，是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而不受到政府或垄断管制或干预[31]。自由市场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必要特色，在资本主义外的经济制度则经常阻止个人拥有生产工具（包括利润），或强迫必须共用之，同时一部分经济的决定也受到强迫的影响，这都不能被视为是自由市场。在理想的自由市场制度里，所有的经济决定都不能被强迫影响，相反地，它们是由个人之间互相贸易、谈判、合作、和竞争来决定的。在一个自由市场里，政府或许会扮演保护的角色以阻止市场的参与者使用强迫力量，但并不会主动地干涉；这种情况被称为自由放任[32]。
在自由市场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是由买卖双方的价格协议所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所指定。这个价格是购买者愿意支付购买商品的价格、和销售者愿意卖出其商品的价格，直接由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用抽象的概念来说，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弧线的平衡点所决定的，代表了购买者会愿意购买（和销售者愿意卖出）特定数量的产品的价格。在平衡点上的价格将会导致供给过多，在平衡点下的价格则会导致需求提升。当购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与销售者愿意卖出的价格一致时，贸易进行同时价格也因此决定。如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所主张的，当个人进行贸易时，他们通常更注重于评估产品的价值，而不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如果产品没有那个价值，那他们便不会进行贸易，保留他们评估认为价值更高的东西。在竞争之下，资源的持有人（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还是资本）会寻求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于是在均衡之下所有同一资源的持有人都会获得相同的报酬（排除失业等因素外）[33]。
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中市场一直存在著。在狩猎采集时期，人们通常以物易物交换他们的商品。货币的出现使得交换更容易进行，也让中世纪的商品交易会得以繁荣发展。不过，每个社会（不同时间和地点）对于产品贸易的适当性都有各自的看法，也因此有时会对生产和特定产品的交易加以限制：要不是因为以这种限制来达成其他目标—例如稳固地方贵族/武士/首长的地位，就是因为认为特定产品能够被贸易的概念是错误的。这些也都妨碍了真正的自由市场。即使在现代经济里，政府也不允许市场在许多领域自由进行；不过与中世纪授与同业公会的特权为例相比较，对于价格的限制已经相当宽松了[34]，当下大多数的经济都混合了自由市场和非市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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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对私利的追求是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成分，亚当·斯密被广泛认为是资本主义之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利己的行为比宣称替“公共利益”服务的利他主义更有效率多了：
…他管理产业的方式在于使其生产的价值能够最大化，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些常见的情况下，经过一双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他也同时促进了他原先无意达成的目标。并非出自本意并不代表就对社会有害。借由追求他个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为有效地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利益，而超出他原先的意料之外。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多少好事是由那些佯装增进公共利益而干预贸易的人所达成的。[35]
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米尔顿·佛利民也拥护资本主义里追求个人利益的重要性[36]。他主张公司并没有所谓的社会责任，唯一的责任就是替股东们增加利润，只要不在过程中使用诈骗的行为即可。他主张公司在追求其利润的同时，只要不使用诈骗和欺瞒的行为，就都能替这个社会带来利益。佛利民并没有主张公司不应该协助社会共同体，而是主张只要公司投入的是长期的事业那他们便会“贡献资源给社会共同体的设施……”以“提升商誉”，以此来提升其利润。
借由对利润的追求来达成自我利益是资本主义的必要特色。利润是借由贩卖产品的所得高过其生产成本而获得的。一些人认为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主张“资本主义与对利润的追求相同的，由刻意而理性的资本家们进行。”[37]不过，追求私利并非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特色，例如经济学上的公共选择学派便将个体的私利追求作为分析政府官僚决策的架构，认为尽管在市场以外的领域，私利最大化仍然扮演了利益分配活动的最主要角色[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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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会保障私人产权不受侵犯、同时也不会干预个人要选择什么工作。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下，公司可以自行决定他们要在市场上以什么样的工资吸引劳工，而供给和需求则决定了真实工资的价格，然而，许多市场经济国家仍以最低工资管制来限制劳资双方可以达成的最低工资门槛。
在有国家干预存在的市场中，政府以各种方式对经济运作进行干预和控制，例如对于货币发行的控制、主导公共建设、提供公家教育和健保等[39]。许多国家企图以竞争法来防止垄断和卡特尔的出现，支持这种管制的人认为有些大型的企业占有过多的市场力量，使得他们可以单边的设定市场上的价格。包含垄断在内的“市场失灵”便涵盖许多不同问题，许多这些问题可能与经济学既有的假设互相冲突[40]。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曾经对一些关键产业例如航空业和传播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和干预，尽管在1980年代以来民营化已经在许多西方国家减少了国有企业的规模。
有经济学家的研究则提出质疑市场失灵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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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润为出发点的经济贸易至少在公元前两千年便已经存在[43]，不过，现代形式的资本主义通常被认为可以追溯至16-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
早在公元前两千年亚述商人便已经开始经营长距离的贸易路线以求获利[43]，最早的重商主义形式则可以追溯至罗马帝国和古中国。随著罗马帝国的扩张，重商主义的经济也开始扩张到全欧洲。而在罗马帝国衰败后，大多数欧洲的经济都被地区的封建势力所控制，而重商主义也因此瓦解。不过重商主义会在阿拉伯、丝路等地继续存在，同时也会随著东亚如中国的朝代兴衰而有所起伏。与阿拉伯邻近的区域如埃及、波斯、和拜占庭也都有贸易路线的存在。随著伊斯兰教在第七世纪开始散播，重商主义也开始在西班牙、葡萄牙、北非、亚洲等地扩张。随著中世纪的结束，重商主义终于开始在欧洲广泛发展[44]。16至18世纪的欧洲通常被归类为重商主义的时期[45]，在这个时代，地理大发现使得许多之前未知的贸易路线被欧洲的商人所开发，主要的地区在于英格兰、低地国家、美洲殖民地等地之间。重商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思想便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现，尽管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产品都还是由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所产出[46]。
约瑟夫·熊彼特将重商主义的主要信条分为三点：交易的控制、出口的垄断、以及贸易的均衡[47]。重商主义的衍生理论之一是所谓的重金主义（Bullionism），强调应该努力累积越来越多的贵金属。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出口比进口更多的货物，如此一来才能累积贵金属。重商主义者主张主有本国无法产出的原料才应该从国外引进，同时他们也鼓吹政府补贴出口货物，并用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阻挡来自国外进口的竞争，认为如此一来才能鼓励国内的生产制造。在这个时期，许多欧洲的商人在国家的保护下，透过补贴和垄断来获取大部分买卖贸易所得到的利润。弗兰西斯·培根对此主张重商主义的用途是在“拓展并维持贸易的平衡、保护生产者、制止经济停滞、以奢侈法来取缔浪费和过剩、节省土壤、管制价格…”[48]
在中世纪的时候，类似的经济垄断便已经开始流行，由同业公会组成的地方产业在贵族的保护下建立了广泛的垄断，如同卡特尔一般，同业公会透过对于营业执照和许可的垄断来排挤竞争者，并且以此设立超过市场均衡的价格[49]。不过在重商主义之下，绝对君主制开始崛起，国家取代了同业公会在管制经济上的角色。从18世纪开始，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崛起则象征了资本主义的商业阶段的开始[50][51]，这些公司的特色是他们从国家那里获得的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权力[50]。到了这个时期，之前在重商主义时期累积了财富的商人开始将资本投注到东印度公司和殖民地上，希望获得投资报酬。
虽然一些学者认为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早阶段，其他人则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要到后来才会形成。比如匈牙利的历史学家卡尔·博兰尼认为重商主义尽管重视对海外的贸易，却没有挑战政治体制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最重要局限——劳动和土地，也因此重商主义对于政府经济管制的态度仍然和之前封建主义者的态度一样，仅是在管制的方法上有所不同。博兰尼主张资本主义的最大特征是在于建立一个可以买卖诸如土地、劳动、和货币等“虚构商品”的通用市场，然而直到1834年前英格兰都没有出现一个有竞争存在的劳动力市场，也因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在这个年代前是不存在的[52]。
从18世纪中期开始，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为首的新一群经济学家开始对重商主义的概念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他们认为重商主义所抱持的“世界上的财富是固定的”概念是错误的，而且一国要增加财富的方式并不是只能透过减少他国财富来达成。在工业革命中，产业家们取代了贸易商成为了资本主义下的主要角色，并且连带造成了传统手工艺工匠、同业公会等产业的淘汰。在这个时期，农业商业化所带来的多馀生产则促长了农业的机械化。工业资本主义引进了工厂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并且以生产过程中各种复杂的分工来切分各种琐碎的生产步骤，最后使得工业资本主义开始支配全球的经济体制[45]。
英国同时也开始抛弃重商主义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在19世纪出现的“曼彻斯特学派”开启了一场主张降低关税的运动[53]。到了1840年代英国已经抛弃了许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撤消了谷物法以及航海法案[45][54]。由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领导的自由贸易运动，英国也减低了关税和进口限额。一般认为航海法案在1849年被撤销，是重商主义衰败、工业革命开始的起点[53][55][54]。
工业革命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主要转捩点，几乎所有工业国家里人民生活中的大小事务都因为工业革命的到来而产生根本的改变。最显著的是在工业革命下平均收入和人口开始了前所未见的快速成长，如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所说的：“这在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是，一般大众的生活水准开始出现持续的成长…没有任何古典经济学家预见到类似这样的经济现象，即使在理论上都没出现过。”[56]
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许多改变，由于社会主义的崛起和共产国家的出现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尽管到20世纪结束时，苏联彻底解体，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已浮现成为最主要的经济模式。
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后，国家开始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更大程度的干预，最突出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崛起。在二战之后，许多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被发展来解释战后的社会和经济走向，包括了后工业社会和福利国家的概念[45]。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的一段时期主导了经济学界对于管制资本主义的看法，1950年代和1960年代这段期间也被称为战后的经济扩张时期，直到停滞性通货膨胀于1970年代出现为止[57]。
在1970年代同时出现的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经济成长缓慢之下，凯恩斯主义开始受到广泛质疑。米尔顿·傅利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经济学家也在这段时间开始对西方国家政策产生主要的影响，他们主张重回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并且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傅利曼等人的著作影响了许多英美保守派的政治人物，例如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对众多国有企业展开了市场化（民营化）、以及对经济解除管制。傅利曼所属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发展出的货币主义也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对于整体经济学的垄断，并且成功推行如浮动汇率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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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际贸易远在资本主义出现前便已经存在，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扩张所引发的全球化在20世纪后半期使得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且使得人口和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成为现代世界的经济常态。由于布雷顿森林协定在1971年被抛弃和浮动汇率的出现，各国货币之间流通大幅增加了资本的流动速率。许多国家也持续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WTO等自由贸易组织的出现则以国际公约的角色来促长各国间的自由贸易。
而众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创新，例如海运货柜化的出现，则使得进出口的运输成本被大幅降低，并且使台湾、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可以透过低成本的制造业出口将产品贩售到先进国家，迅速迈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58]。而同时增长的不只是出口，台湾的出口量在1970年为14亿美元，仅仅三年之后的1973年便跃升到43亿美元，而进口量也同时翻升了两倍[58]。进入了全球化浪潮的国家也在生活水平上获得空前成长，例如南韩在1960年时与非洲的尚比亚有相同的财富水准，然而到了2000年代其国民生活水平已经超越尚比亚20多倍[59]。
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是许多跨国公司的出现，而资本在各国间的快速流动，加上人口、文化、产品等的自由交流，也对传统的国家控制权力产生挑战。投资人往往为了寻求更低成本的工资，将生产过程中的劳力密集阶段外包到工资便宜的国家，这些发展都让一些人认为国家主权因为全球化而受到“侵蚀”[60]。在今天，许多人以此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世界体制的地步[45]，然而其他人则认为即使是以目前资本主义发展的规模来看，仍然没有比之前时代的资本主义贸易要多出许多[61]。
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在18世纪末于英国出现，其主要的经济学家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让-巴蒂斯特·赛伊、以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们发表了许多关于市场经济下产品生产、分配、交易的理论，这些理论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根基。
在法国，重农主义者如弗朗索瓦·魁奈认为财富是由土地而来，另一位重农主义者劳恩男爵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则反对关税并且支持自由贸易。理查德·坎蒂隆则将长期的经济均衡视为是收支之间的平衡，并且主张以土地为根基的供给与需求机制决定了市场上短期的价格。
而斯密则对重商主义提出了另一种批判，在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开端，同时也立下了日后许多被与资本主义相连结的经济主张。斯密认为个体追求私利的过程中会因为“看不见的手”而造福社会整体的利益，在当时由重商主义支配的政治环境下斯密提出了各种论点替自由市场辩护[62]。现代的经济学教科书常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作为解释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63]。斯密同时讨论了分工可以带来的经济好处，包括了劳动产能的上升以及贸易利得，无论是乡村或是都市、或是不同国家之间都可以借此获利[64]。他的理论认为分工的程度是由市场的需求所决定，这也成为了后代经济学家对于公司和产业组织的主要理论来源[65]。他还提出了被广泛认为是经济学里最重要的命题：亦即在竞争之下，资源的持有人（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还是资本）会寻求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于是在均衡之下所有同一资源的持有人都会获得相同的报酬（排除失业等因素外）[66]。
大卫·李嘉图也提出了与斯密类似的看法，并且成为了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第二人，也是对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67]。在《政治经济学和税收原理》一书中，李嘉图发展出了比较优势的理论，依据此理论，无论一国是否在生产上每个层面都比他国优越或落后，边际的生产成本差异使得他们都可以从国际贸易过程中获利[68]。比较利益到今天一直被经济学家认为是解释贸易利得的最基本框架[69]。
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观与古典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将政府最小化的观点有密切连结，他们通常将经济与其他领域的社会活动例如国家的行为做明确的切分[70]。不过，斯密等人并不是完全反对政府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物品[71][72]。斯密认为国家应该提供诸如道路、运河、学校、桥梁等私人企业无法有效提供的基础设施。然而，斯密也认为这些公共物品应该遵从使用者付费的原则，例如实行收费道路等政策。同时斯密也支持用自由贸易区或报复性关税的对策来达成自由贸易的推广，并且支持版权和商标来鼓励创新[72]。
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其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十九世纪被广泛地用作教科书。
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代表的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模式”，亦即在资本主义下，生产资料由私人控制、而个体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由他们与生产模式的关系而决定的[45]。
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的发展或称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阶段，代表了到当时人类经济史上发展到最先进的社会架构，然而他也认为劳动阶级会在之后推动社会主义以转变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的阶段。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历史是由三个阶段构成的：贵族阶段、资本家阶段、最后则是劳动阶级统治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古典经济学里衍生而出的，卡尔·马克思提出了其理论的基本模型。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一书，以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主张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必然会产生剩馀价值，也就是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73]。依据劳动价值理论，一个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所决定的，而剩馀价值理论则主张劳工的工资只构成了产品价格里的“劳动价值”的一部分，从此认为有剥削存在。
马克思认为这种价值的差异成为剩馀价值，资本家从中抽取利润并且累积。马克思并且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剩馀价值的存在，而是在于其攫取剩馀价值的方式。依马克思说法，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对劳工的剥削是透过暴力维持的，而在资本主义下这种剥削则要透过更为微妙的方式进行，因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透过自愿的产品互相买卖来达成剥削的体制[74]。他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由于劳工没有拥有生产工具，他们必然需要替资本家工作以换取生活所需。劳工可以自由选择要替哪个资本家工作，在这个层面上雇佣关系是自愿的，然而由于劳工若是不工作便会挨饿，也因此剥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下劳工的雇佣自由只是假象[75][76][77]。
异化是人与他们自然本质产生隔阂时的现象，而异化又是资本主义下必然的产物。在资本主义下，劳工生产的成果被雇主侵占，也因此在劳工和其生产产品之间形成异化[78]。马克思认为异化代表了劳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处境，至于劳工是否自觉到自己的困境并不会改变现实。
从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还做出了预言，主张对于劳动阶级的剥削会导致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出现[79]。对马克思而言，持有资本的资产阶级对劳动阶级进行的剩馀价值榨取会成为阶级斗争的根源。俄国革命家列宁则将古典马克思主义进行更改，并且主张资本主义必然会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以此开拓新的市场来剥削劳动力和资源，这也代表了资本主义最高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80]。
从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是以其沿著市场衍生的生产组织为主要特色。经济历史学派认为历史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主要知识来源，并且排斥以经济学上先验的定理来研究经济。如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经济历史上必然的一个章节，经济历史学派也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但不同的是他们以观察历史文化、背景、宗教等方面的研究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成，而非透过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81]。
经济历史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提出了许多大为影响后世对于资本主义特质认知的理论，韦伯认为市场上的交易、自愿的劳动买卖、企业之间分工的达成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色。与先前的经济模式相较，资本主义企业是以对生产的理性化为目标，注重于最大化经济效率和生产率，这在韦伯来看也是反映出社会学上不断发展的理性化过程，并认为无论是公家的官僚还是私人企业都会朝著这个方向发展[82]。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前的时代，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介于如同业公会的师傅和学徒之间，又或是介于贵族和农民之间[83]。
依据韦伯的说法，为了要达成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上必须先发展出一种“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一种追求个体经济私利为目标的思想和习惯。而这些思想如果要在一个社会上开始流传，则必然会“从某处开始成长”[84]。他在1904-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将资本主义的发展追溯到宗教的精神，认为新教的思想与传统的经济活动融合，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韦伯主张新教的伦理观念使得人们得以对日常生活开始进行一种极度的理性化，在宗教道德观的驱使下透过勤劳工作累积资本，并且重新投资累积下来的资本。韦伯认为这种过程创造出了马克思所谓的“自我调节资本”。
韦伯认为就有如圣经里箴言22:29里所描述的：“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新教徒从这种宗教来源里得出了“事业”的概念，将一个人的经济成功视为是救赎的象征，而挣钱的行为在现代的经济秩序下则代表了一个人服从其使命的呼唤[85]。
在韦伯来看，随著资本主义发展，它也会从原先赖以成长的社会风俗中独立出来，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成为了一种“依赖当代机械化生产下的技术和经济条件发展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强大力量同时也决定了个体在其下的生活，无论他们是否有直接参与经济的营利皆然。”[86]韦伯认为这种现象就仿佛是“专家失去了灵魂、享乐主义者没有了心肝”，同时原先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清教徒精神也随著其独立发展而淡去。
受到德国经济历史学派影响而产生的，还有美国的制度经济学[87]。在20世纪初发展出的制度经济学曾经是美国经济学界的主要流派，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能与其衍生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所分离，并且聚焦于资本主义所倚赖的司法框架、以及其他各种随著资本主义发展而改变的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
制度经济学的最主要人物是托斯丹·范伯伦，他在1899年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分析在资本主义下有钱人透过炫耀性消费来展示他们的成功，炫耀性消费的概念也与新古典主义学派以效用为根基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方式完全相反。尽管如此，炫耀性消费的概念由于无法透过经济学的方式加以实证，一般被视为属于社会学而非经济学的概念[88]。
范伯伦相当倾向于对于产业的国有控制，然而他对于劳工和劳工运动却嗤之以鼻，他的论点也因此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有相当的差距[89]。作为进步时代的主要知识分子，范伯伦对于私人企业追求利润的行为大为批判，他提出浪费性消费的理论也对那些从非马克思主义角度批评资本主义的人有极大影响。之后的制度经济学家例如约翰·加尔布雷斯则延续范伯伦的理论，他认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阶段后，社会因为过于“富有”而开始需要以广告等方式人工制造需求，并主张政府应该以税赋等方式对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分配。然而加尔布雷斯的理论虽然在政治界和媒体间被广泛流传，却被经济学界所排斥，认为他的作品完全忽略了经济上的重要问题[90]。
在19世纪末期，奥地利的一些经济学家无法接受经济历史学派的传统，在卡尔·门格尔的率领下发展出了奥地利经济学派[91]。后代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并且扩散到欧洲和美国，在20世纪初期曾经被视为西方经济学界主流的经济学派之一。在今天，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往往极具争议性，而且也与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不同，他们强调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解释个体经济行为，并且坚定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奥地利经济学家，偶而也被与奥地利学派做连结的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92]，认为在资本主义下市场经济的变动代表了对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熊彼特与其他奥地利学派学者认为，一个经济体若是要成长，便须要不断地将资源从没有发挥良好效率的产业、公司、和个体上转移到更有效率的使用者，他们同时指出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阻挠或减缓了这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因而导致经济成长的缓慢。
奥地利学派成为第一批有系统挑战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两学派也都聚焦于货币、资本、景气循环、生产过程等议题。相较之下，古典经济学家很少对于这些议题感兴趣，要直到进入20世纪才开始转变。数个世代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不断的解构和批判，而且不只包含经济学，还包含其衍生的科学方法论、社会理论、以及政治理论[93][94]。卡尔·门格尔以主观的价值理论挑战马克思主义之劳动价值理论，门格尔后的奥地利学派成员如欧根·博姆-巴维克并进一步批判劳动价值理论，指出马克思对于价值和劳动的定义是自相矛盾的。博姆-巴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影响之大，即使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仍无法对他的批评提出主要的辩护[95]。
奥地利学派最主要的经济学家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都成为市场经济最突出的辩护者，他们在20世纪初期与崛起中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许多的论战。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只有市场经济下的价格机制才能够有效分配管理一个经济体所需要的各种市场资讯，而社会主义计画经济下必然会出现某个特定的个人或团体“计画者”，掌握了经济体里资源分配的权力，然而这些“计画者”是永远无法获得足够资讯来正确分配资源的，这种问题又被称为“经济计算问题”[96]。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例如穆瑞·罗斯巴德则批评马克思和其他许多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忽略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之间的天壤之别[97][98]，他们认为许多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都忽略了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下对个人产权的保护、竞争的自由、政府干预的最小化，并且主张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重商主义的干预主义政策，都不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奥地利经济学派对于现代自由意志主义的发展有著重大的影响，尽管不属于新古典主义的主流，当代奥地利学派的许多研究框架和学者仍与主流经济学有高度重叠[99]。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展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他主张资本主义在高度的失业下可能会因为市场缺乏有效需求而无法自行调整，并且主张为了增加总需求，政府应该透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克服这种情况。在当时大萧条的环境下，凯恩斯的此一理论对经济学界产生重大影响[100]。
凯恩斯抛弃了萨伊定律，并且主张人们有著一种“流动性偏好”，亦即他们会希望持有货币，而不是用来购买产品或服务，而这种偏好，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了总需求的贫乏，进而形成景气循环。凯恩斯学派认为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稳定的自行运作，并且认为政府应该透过货币扩张或是赤字支出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以避免经济衰退，他们主张透过中央银行来人工的制造通货膨胀，进而减低实际工资、并且阻止人们因为存款而避免消费[101]。
凯恩斯试著解决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在“改进资本主义”的口号下鼓吹政府对于自由市场的干预和控制，他主张政府管制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是有用的，同时认为政府可以透过扩张性的政策来避免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衰退和危机。对凯恩斯而言，这些改变可以对稳定景气循环、减少对于劳工的剥削，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他们的政策使得资本主义可以脱离经济大恐慌[102]。
尽管如此，在20世纪的后半期，供给面学派和其他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的许多论点提出广泛质疑。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货膨胀会使得物价提高，由此带动产业雇用更多劳工以增大产能，而更高的雇用度则会带动需求面。然而，在1970至1980年代同时出现了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这使得原先支配总体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抛弃。
在今天，大多数英语国家的经济学界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都是属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路线，新古典主义强调广泛的以市场来调节经济体，并且将政府在经济体上的角色限制为提供财产权保护，他们主张对劳动市场解除大部分管制、让企业在少数管制下自由竞争、并且以民间主导、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来进行资本的重新分配和使用。大幅影响了现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流形成的，则是于1970年代开始形成的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
芝加哥经济学派和其衍生的货币主义挑战凯恩斯主义的大政府主张。依据米尔顿·佛利民等人的说法，市场经济在货币供给持平（亦即，没有过多的通货膨胀或紧缩）的条件下，可以自行调整供需。依据这种理论，政府的角色是透过中央银行，调控在经济体中流通的货币数量，除此之外，不需要干预自由市场的活动。米尔顿·佛利民基本上采纳了许多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个体经济学概念并且将之现代化，比如他在1970年曾主张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是要“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下，努力利用既有资源进行可以最大化利润的商业活动”[103]，这一说法与亚当·斯密认为市场通过私利可以最好达成社会总利益的看法一致。
傅利曼并且主张大萧条是因为联邦储备系统的错误政策造成的，而非如凯恩斯所主张的是因为缺乏投资和内需。同属芝加哥学派的小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市场的萧条是因为科技变化、而市场本身带有不完全资讯所造成的。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本·伯南克便是支持傅利曼解释景气循环说法的经济学家之一[104]。
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相同的是，今天大多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采取了边际主义衍生的主观的价值理论，认为经济价值是会因人而异，也因此产品或服务不会有固有的价值存在，而是由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决定一个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这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所倚赖的劳动价值理论。对当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来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为了投资而放弃当前的消费，并且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承担起经济风险，这于是成为他们之所以会获得产品利润的原因，也是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经济特色。
以贸易和财产作为核心的社会制度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为了促进总生产能量以及连带的生活水平提升，又称为经济成长[106]。尽管对经济成长的测量方式有所不同，测量成长的标准方法是称为GDP的国内生产总值、产能使用率、生活水平等。亚当·斯密主张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借由自由市场的生产、价格调整、和资源分配来达成最有效的生产布置，最终保持并改良他们所储藏的资本能力。在亚当·斯密来看，经济上的增长使得社会大众可以进行更多更有价值的消费，这在他心目中才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目的”[107]。
一般认为在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经济出现前，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额都相当低落，成长也较为缓慢。在那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成长则非常迅速[108][109]。一般也认为较高的GDP人均所得能提升生活的水准，包括满足或改进食物、住宅、衣著、医疗、减少工作时数并使老年人得以免于劳动，这些都无法在GDP过低时达成[110][111]。而在同时资本主义提供了个人更多的机会去从事新的行业或进行商业冒险，使个人有机会更快的致富。相较这种不稳定的经济架构，封建制度和部落社会有著较稳定的财富关系。而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则将更多财富分配给社会利益用途，也因此减少了收入的流动性，尤其是对那些拥有资本并想以此贸易的人而言。
在西元1000-1820年之间，世界的经济成长了6倍，与成长之人口换算，则是每人提升了50%。而在资本主义开始广泛扩张后，于1820-1998年短短两个世纪间世界经济成长了50倍，换算成长之人口，便是每人提升9倍[112]。而在这段期间，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欧洲、美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他们经济体的成长换算人口的增加每个人提升了19倍，尽管这些国家都已经有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高的起始点。而在日本，若是从明治维新前的1820年开始计算，到1998年间每人则成长了31倍[112]。
不过，经济的成长并没有被普遍认为是正面的，这种成长的负面影响被经济学家称为“成本的外部化”（参见外部性），除了别的以外，这些影响包括污染、对于传统生活形态和文化的摧毁、疾病的散布、为了资源或市场接触而引发战争。并产生了下层阶级。在替资本主义辩护时，自由主义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主张这些负面问题都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必然产生的后果[113]。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主张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他主张只有市场机制才能够在没有政治权力干涉的情况下，由个体之间自由地进行贸易和达成有效的资源分配。米尔顿·佛利民也在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重申哈耶克的论点，认为个体在市场经济下进行的交易是自愿的行为，而这些自愿行为的普及和广泛则确保了公民社会的多元化和表达权利，于是成为抵挡政府滥权和压迫的最基础保障。事实上，即便支持政府干预的约翰·梅纳德·凯因斯也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个人自由存在和发扬所不可或缺的一环[114][115]。
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指出这样的经济系统能够自行组织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而无需外部的指引或计画机制。这种现象称为“自我组织”，由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提出，他将之称为“自愿性秩序”，并且创造了“交易经济”（catallaxy）一词，意思是一个出于“自发秩序”市场，没有中央控制（政府）的机构可以阻挠个人追求其目标的决定[116]。哈耶克主张，一个市场里的价格代表了人们对于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程度，而这种价格信号使得人们可以依据对他们自己私利的追求，在进行理性经济活动的同时也使得自己因此获利。这种制度使得企业家有动机去利用他们的知识将经济体里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运用，并且服务消费者的需求。在这样的秩序下，即便没有政府官僚的控制和计画，市场仍然能够满足数百上千万人民的消费需求，并且以利润奖励有效率的生产者和经济行为。
对资本主义最早的批评之一是主张私人的竞争和缺乏管制的自由市场会导致效率过度和浪费、不稳定、或环境破坏。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便主张资本主义使得之前重视重复使用和节俭的旧式生活方式被资本主义下大量生产、用完即丢的消费者经济取代[117]，于是形成浪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在资本主义下，资本累积的过程会导致不理性的结果以及对于资源的分配错误，因为主导市场经济行为的是个体对于私利的寻求，而非针对公共利益考量所出发的[118]。
当今主流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某种程度的市场经济是任何经济体所必须具备的，而广泛的观察研究和历史证据都一面倒的指向同一结论－亦即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无论在生产效率、资源分配效能、经济成长上都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经济[119]。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自由市场经济下的成长速度之快是任何其他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经济体制都无法比较的[120]，对于主流经济学界而言，辩论的问题已经不在于是否需要资本主义，而是如何解决资本主义庞大的产能所带来的附带问题或负面影响。
对资本主义最常见的批评要属于财富分配上的质疑，这种批评通常主张资本主义所生产出的大量财富被不平均的分配到某些人手中。密尔便提出市场分配收入的问题，他认为市场扮演了两个主要的角色：资源的分配以及收入的分配，而市场在分配资源上可能是最有效的，但不一定可以最好的分配收入，于是产生社会介入的需要[121]。而马克思主义则提出了最广为人知的剥削理论，主张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资产阶级藉著对于资本财产的垄断而剥削劳动阶级，使得雇佣者只获得生产利润的一小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进一步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必然会随时间腐化为国家资本主义或其他垄断形式的经济体制，他们认为“经济自由”并不仅是对于私人财产的保护和自愿雇佣的自由，也必须包括那些可以使人们具有相当“经济决策自主权”的必要条件[122]，换句话说，劳工替他人工作换取谋生所需的行为是迫于生理需求，因而属于强迫的制度。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里，对劳动雇佣的研究将劳力的买卖视为是一种自愿的经济行为，就有如面包店贩卖面包一般，认为供给和需求仍然是决定这种买卖行为的基准。在主流经济学家来看，劳工的劳动边际产量（MPL）才是决定其真实工资（W/P）的最主要因素，也因此否定了从社会关系来检视雇佣行为的方式[123]。而马克思主义依据劳动价值理论所提出的剥削理论，则被抱持主观价值理论的主流经济学家所抛弃，并且遭受了广泛的批评。
众多已开发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存在，对于失业或贫穷人口提供基础的生活保障，同时也有大量对于童工、最低工资、每周工时的限制。尽管支持完全自由市场的人反对其存在，光是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并存的这一事实，便证明了对于财产的重新分配，不需要以推翻或减少资本主义为前提[124]。自由意志主义者如罗伯特·诺齐克则主张人与人之间的自愿交流（亦即资本主义下的自由市场）才是最有效的重新分配财富的方式，并且认为应该透过民间的慈善和社群行动来救济失业者和贫穷人士，而非透过强迫性的政治力量[125]。
许多宗教对于资本主义的某些成分都抱持反对态度，传统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认为借钱时向他人索取利息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126]。许多宗教例如天主教徒批评资本主义里追求物质主义的特质[127]，并且批评资本主义无法照顾到所有人的福利，例如在2013年，教宗方济各批评资本主义是一种完全以产品消费来定义人类地位的“暴政”，并且宣称世界的金融体制和“对于金钱的崇拜”让人民的生活困苦[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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