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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此条目的主题不是维也纳学派。奥地利学派（英语：Austrian School；德语：Österreichische Schule，或译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一种源自19世纪末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的经济学思想流派，1930年代后扩展至美国及其他地区。1970年代，奥地利学派重新引起关注，尤其是在哈耶克荣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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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条目翻译品质不佳。 (2021年1月7日) |
奥地利学派的研究方式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相似，因而其理论研究方法可视为延续了15世纪以来的经济思想传统，受到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李嘉图、巴斯夏等经济学家的影响。奥地利学派主张，经济理论应当完全来源于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这一理论框架被称为“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研究的核心，学派通过这一方法探索适用于所有人类的普遍经济规律，同时能够分析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现象。
奥地利学派早期的理论贡献包括主观价值理论、价格理论中的边际主义以及经济计算问题的提出[1]。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卡尔·门格尔、欧根·博姆-巴维克、弗里德里克·哈耶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穆瑞·罗斯巴德和汉斯-赫尔曼·霍普等人[2]。奥地利学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奥地利学派的研究方法论偏向亚里斯多德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这与当代新古典主义所采用的柏拉图主义理性主义不同，与德国经济历史学派奉行的历史主义相对立。[3][4]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往往具有较强的争议性，它与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理论截然不同，并且根本上反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及其政策。奥地利学派强调经济过程中的生产阶段，质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方法论。
由于奥地利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干预、保护私人财产并捍卫个人自由，其思想常被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及客观主义的群体所引用。然而，这些群体对于奥地利学派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例如，艾茵·兰德与米塞斯存在思想上的竞争，客观主义者对奥地利学派中的无政府资本主义理念亦持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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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专注的主要是价值的交换理论，在19世纪后期也开始专注“边缘的”成本和价值概念（参见边际主义）。卡尔·门格尔在1871年所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成为酝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作品之一。在边际主义有著极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特别集中于门格尔的思想发展的学派，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或“奥地利学派”[5]。虽然一些早期的奥地利学派成员如欧根·博姆-巴维克也担心毫无约束的自由竞争会导致“无政府的生产和消费”，但奥地利学派在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等人的著作下，开始与激进自由放任的观点相连结，并且使得自由放任的思想在1980年代重新复苏。
奥地利学派起源于维也纳，而学派的名称则起源于奥地利经济学家与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的辩论，在辩论中奥地利人主张古典经济学著重于逻辑高于观察，而德国人则嘲笑他们为“奥地利学派”以突显他们远离了德国的主流思想，并且也是嘲笑他们的思想仅属于地区省份的层次（当时普鲁士统一了除了奥地利之外德语地区，成立了德意志帝国，所以视奥地利为一个分离的地区省份。）。
门格尔的著作被欧根·博姆-巴维克等人所追随。当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们以经济计算问题针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进行批评时，他们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派，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代表了奥地利人的位置，他们主张如果没有货币价格或私人财产的存在，正确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达成的。奥地利学派成为了第一批有系统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有一部分也是源自于奥地利经济学家对于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黑格尔理论的反驳。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奥地利学派形容为“资产阶级”对于马克思理论的反动，但这种说法是极具争议性的，因为门格尔写下《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时间几乎就和马克思完成资本论一书的时间一致。奥地利学派是第一个敢于直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派，两种学派也都聚焦于货币、资本、商业周期、和经济过程等议题。欧根·博姆-巴维克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写下了大量批判马克思的著作，而几名突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1905年-1906年之间参加了巴维克主持的大学研讨班。相较之下，古典经济学家很少对于这些议题感兴趣，而且之中许多人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也不熟悉，要直到进入20世纪才开始转变。
在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奥地利学派便不再聚集于奥地利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学派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否定，主要是因为奥地利学派反对以观察的方式研究。它的名声借由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等人逐渐提升—尤其是在哈耶克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不过，奥地利学派依然属于少数派的立场。
奥地利学派可以被分为两种走向，一种是以哈耶克为主，在怀疑许多新古典主义概念的同时，却也会接受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公式。另一种则是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为主，试图寻找不同的经济公式。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主要差异是在于消费需求低落的可能性上，新古典主义认为这是可能发生的，而米塞斯则认为这“在实践上不可能观察到”，米塞斯和其学生主张功利的作用是序数的—而非基数，换句话说，一个人只有可能对他的需求进行先后的顺序排列，而不可能测量这些需求的数字大小。最后，米塞斯的理论和其他奥地利学派在风险评估的方式上也有些许不同。
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部分是奥地利学派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影响。当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邀请哈耶克和其他“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前去授课时，他们的英国学生都“逃走了”，拒绝加入奥地利学派的行列。但他们的许多概念，尤其是在资本的价值和其重要性上，最后影响了许多凯恩斯经济学家如约翰·希克斯等人的著作。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前任局长阿伦·格林斯潘在2000年谈及奥地利学派时如此说道：“奥地利学派的影响相当深远，他们的大多数理论都被实践了且产生深切的影响，而在我看来，他们或许对于这个国家（美国）的主流经济思想有著不可逆转的影响。”格林斯潘也称他曾经参加过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主持的研讨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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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学派反对以观察的方式来研究经济学，主张观察法只能在一些可控制实验要素（如隔离的实验室）的自然科学领域才能适用，这是无法适用于复杂万分的人类行为的。相反的应该以隔离人类行动的逻辑过程的方式来研究—也称作人类行为学。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便常被误以为是创造“人类行为学”一词的人。
奥地利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发展经济的主导力量，主张私人财产是为了有效运用资源所不可或缺的，并主张政府对于市场过程的干预将会导致不良后果。
如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否定有关生产成本的理论—亦即被称为劳动价值的理论。相反的他们认为价值是由个人的主观偏好所决定的，这项由门格尔在1世纪前提出的心理学观点也象征了奥地利学派的成立。奥地利学派认为供给和需求是取决于个人的各种决定，亦即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原则，强调经济的决定是由个人而非集体所达成的，同时也包括边际主义的理论，以此来比较成本和利润的增长改变[7] 。
当代的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则更彻底的采纳了经济上的主观论，并反对许多新古典主义的公式。举例而言，新古典主义将经济公式化为一个平衡的系统，亦即供给和需求是互相平衡的，而奥地利学派则强调经济的活动性质、和其不断违反平衡的本质。
奥地利学派的核心理论可以总结为边际主义经济的主观论方式，并专注于与观察法完全相反的理论。奥地利学派完全专注于产品的机会成本上，反对平衡成本的不利或无用之处。奥地利学派宣称每个人在互相自愿的交换贸易下能达成更好的结果。
对于机会成本的重视与他们对于金钱的时间价值的解释之间有著密切的关系：由于产品会因为短缺而在未来和现今受到限制，在投资和时间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必然存在。替明年生产产品的价值就和明年产品的价值相等。这表示了商业周期是由经济体系里的错误协调所主导的，并非是因为商业刺激的情报错误所造成，而是因为在一个经济体系里的人们由于货币的误导而作了错误的时机决定。这表示了，要避免经济不平衡的正确方式应该是让人们购买正确的产品，而不是控制人们购买产品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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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贡献包括：
- 有关产品分配的理论，主张价格是由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排序”所决定的，而消费者排序最高的产品便会被加以生产。
- 强调研究“选择”的重要性，认为研究“时间”是不可靠的。
- 欧根·博姆-巴维克根据马克思的转形问题（Transformation problem）理论反过来质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站不住脚。奥地利学派也认为资本家并不会剥削劳工，相反的，他们认为资本家给予劳工的薪资是高于劳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价值的。
- 欧根·博姆-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主张资本密集度是和生产过程中的迂回效果（Roundaboutness）相等的。
- 强调价值上的机会成本和保留需求，拒绝将供给视为是影响价值的独立因素之一。
- 哈耶克的跨期决策平衡（Intertemporal equilibrium）概念（约翰·希克斯将这个理论用在他所著的Value and Capital一书中，这本书大幅影响了二战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展）
- 冯·米塞斯和哈耶克将价格视为是达成市场上的分散性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的媒介。
- 强调在进行经济决策上的不确定性，而非依赖于某个宣称掌握了所有可能情况的“经济人”或理性的决策者。事实上，完美的知识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意味著所有的经济行动都存在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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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里·罗宾认为，奥地利学派的著名人物，其价值观很可能来自尼采[10]。此外，雷蒙·阿隆认为奥地利学派过于偏激，他称奥地利经济学派为“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11]
很多学者质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拒绝使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数学与统计学的方法论[12]。 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时常误解了现代经济学，以致过度地强调了他们与主流经济学的差别。例如，很多奥派经济学家认为主流经济学家轻率地使用了基数效用（cardinal utility），而只有使用序数效用（ordinal utility）才能正确理解经济学；然而微观经济学理论家，如阿罗、德布鲁，发展了效用函数理论，认为某一效用函数是被某一单调变换所唯一定义的，也因此也可视“效用函数”方法是建立在完全的序数效用之上[13]。
拥护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在〈我为甚么不是奥地利派人士〉一文中抨击了奥地利派所持有的不少观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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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与奥地利学派相连结的经济学家经常被直接称为“奥地利的”（英语：Austrian），但事实上他们并非都是来自奥地利，而来自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也不一定就是属于奥地利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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