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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化运动（日语：皇民化運動），即日本化运动，指1937年至1945年期间，大日本帝国对其统治下的本国少数民族以及殖民地族群，推行的一系列同化政策，以战争为目标完成战时体制，希望让这些族群认同大日本帝国的政府与皇室之统治，同化为完全的日本人。主要影响地包括琉球、台湾、朝鲜、与满洲等地。发起人主要有日军军部、右翼内阁大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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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民化运动 | |||||||||||||||
| 汉语名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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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体字 | 皇民化運動 ‧ 日本化運動 | ||||||||||||||
| 简化字 | 皇民化运动 ‧ 日本化运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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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语名称 | |||||||||||||||
| 谚文 | 황민화정책 ‧ 황민화운동 | ||||||||||||||
| 汉字 | 皇民化政策 ‧ 皇民化運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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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名称 | |||||||||||||||
| 汉字 | 皇民化政策 ‧ 皇民化運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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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传入日本之前，“皇民”特指中国传说中三皇时代的先民。例如东汉《申鉴》谓“皇民敦，秦民弊，时也”。日本文献中，“皇民”则出《续日本纪》第37卷桓武天皇延历2年（783年）的敕言：“同曰皇民，岂合如此。”[1]而大日本帝国所推行之皇民化运动，其“皇民”二字乃是取“天皇的臣民”之意。
17世纪开始琉球国遭受萨摩藩的入侵，并长期受到萨摩的干预，变相成为萨摩藩的属国。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实施“废藩置县”，琉球王国归属鹿儿岛县管辖，尽管同时琉球也自称为大清藩属；1872年日本废除琉球王国，将其改制为“琉球藩”（“第一次琉球处分”）。1871年，宫古岛岛民54人漂流到台湾八瑶湾，遭到排湾族高士佛社“生番”（原住民）杀害（出草馘首），是为八瑶湾事件。1874年，日本以搜查犯罪、保民义举为由，出兵台湾，史称牡丹社事件或台湾出兵。1879年，明治政府废除琉球藩改置冲绳县，是为“第二次琉球处分”。1871-79年间的两次“琉球处分”，大清国对于日本单方面处置琉球问题提出数次抗议与外交交涉，但1894年的甲午战争失利后，日本领有琉球全域成为定局。
亡国后的琉球人被迫改名易姓，原本王族或士族通用汉名（唐名）及琉球式姓名（汉姓+琉球名），只在对日本的文书中使用日本姓名（和名），皇民化后汉名及琉球式姓名失去正式地位，日本姓名成为正式姓名。从明治到昭和中期，日本政府强力推行标准语普及运动，在学校禁止使用琉球语，使用琉球语的学生会被挂上具备羞辱意味的方言札。
1894年清日甲午战争爆发，隔年大清帝国战败后，与大日本帝国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予日本。日本在接收过程中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抗拒，包括地主、佃农及台湾原住民族等纷纷发起对抗，要求日本当局放弃占领台湾，是为乙未战争。台湾官绅丘逢甲等人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末代台湾巡抚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但在日清两国完成台湾交接而日军尚未进入台北城之前，丘、唐等人即已逃回大清国。1895年6月17日，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于台湾布政使司衙门举行“始政式”，宣布在台始政，台湾进入日治时期。[2]
台湾总督府统治台湾后，将台湾住民依据族群关系大致分为三种：内地人（在台日本人）、本岛人（台湾汉人）及蕃民（原住民），社会地位及权利以内地人最优越。总督府首先著手推动日本语教育，但同时尊重台湾旧有的风俗习惯，容许台湾语（闽南语）、广东语（客语）、台湾文化与日本文化并存的政策。
自1936年8月日本确定南进政策，开始将台湾视为“南进政策”的基地，提升台湾的工业水准、发展军需工业。此后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的1945年为止，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迈向了另一个阶段，本时期可以称为“皇民化时期”，是文官总督时代“内地延长主义”的强化版，以应对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后全国逐渐进入战时体制的需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及日中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华民国向国际联盟提起诉讼，隔年，国际联盟同意各别加盟国对日实施经济制裁，日本经济转趋困难。因应战争需求必须动员台湾人，以总督府为首带领地方政府及民间团体开始皇民化运动，除了取消原来允许的社会运动外，也积极从精神上同化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匡励”汉民族及原住民原有的生活型态与文化，大倡全面日本化，并全面动员征召台人参与战时工作。皇民化运动分成二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重点在于“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通过各种思想宣传与精神动员，致力于消弥台湾人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第二阶段是1941年到1945年的“皇民奉公运动时期”，主旨在彻底落实日本皇民思想，强调挺身实践，驱使台湾人为日本帝国尽忠。日本人为强化组织功能，成立各种奉公会团体，台湾人民被迫参加，将运动推向社会的最基层。[3][4]
皇民化相关事项年表
- 1936年（昭和11年）地方政府开始主导“正厅改善”运动。
- 1937年（昭和12年）4月，“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遭废止。[5]。12月1日，台湾神职会发表“正厅改善实施要项”，规划统一主导“正厅改善”运动，台湾家庭要安置神棚和供奉神宫大麻。台北州首先开始实施“国语家庭”制度。
- 1939年（昭和14年）5月19日，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公布“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原则。
- 1940年（昭和15年）2月11日，日本举行“皇纪二六〇〇年记念式典”。同日，总督府修改户口规则，许可台湾人更改姓名。
- 1941年（昭和16年）4月19日，“皇民奉公会”成立。
- 1945年12月，“台湾省人民回复原籍有姓名办法”公布，计画“祖国化”在皇民化运动下变更为日式姓名者。[6]
“正厅改善”运动
“正厅改善”为改变台湾传统式厅堂配置及祭祀祖先习俗的运动。[7]1936年（昭和11年）台南州东石郡鹿草庄的两个村落进行“位牌烧却仪式”（“位牌焼却の儀式”），之后焚烧祖先牌位的运动开始扩散，此时总督府采取旁观者的立场。[7] 这项运动越演越烈，除了牌位之外，神像、佛像及挂轴等也成为被焚烧的对象。[7] 为避免过度刺激台湾民众，台湾神职会发表“正厅改善实施要项”，此要项采取较为稳健的方法，在台湾传统的厅堂中心配置“神棚”（かみだな），使台湾民众奉祀“注连绳”，并以皇民祭祀祖先的“祖灵舍”替换原本的祖先牌位。[7]
“国语家庭”
“国语家庭”为各级地方政府为奖励台湾人学习并使用日语所设立的制度。[8]家族全员若是能够说日语，可向各级地方自治体所设立的国语家庭审议会提出申请，审查通过成为“国语家庭”后，就能收到证书、奖章、“国语家庭”的门牌。[8] 国语家庭除了可被视为荣誉外，也能得到许多优惠措施，如：“国语家庭”的儿童能够进入程度较高的“小学校”及优先进入中等学校就读；公家机关会优先采用“国语家庭”的成员；“国语家庭”较容易申请到各种营业许可。[8]1942年（昭和17年）4月，全台湾有9,604户“国语家庭”，总人数为77,679人，约占当时台湾总人口1.3%。[8]
台湾总督府为推动皇民化运动，开始强烈要求台湾人说国语（日语），限制对原本语言的使用，推动对“国语家庭”（國語の家）的特惠政策；“寺庙整理”，裁并台湾传统寺庙，放弃台湾民间信仰，鼓励台湾人改信日本神道并参拜神社，同时也要每日向日本天皇的居所膜拜[9]；发布基于教育敕语的国家教育；要求一般人民对日之丸国旗的敬爱及齐唱《君之代》国歌。不过，台湾皇民化政策的强制性远低于日本在朝鲜执行的皇民化政策。
此外，总督府也在1940年公布更改姓名法，推动废汉姓改日本姓名的运动，如：李登辉改名为“岩里政男”、邱创焕家改姓“冈田”[10]。根据资料显示，1941年底，全台人口中改姓名的约有1%左右，直到1943年底，虽然太平洋战争日趋白热化，全台共有17,526户改姓名，人数为126,211人，仍仅占当时人口约2%[11]。然而相较日本殖民朝鲜时期采强制性皇民化政策，台湾则是采申请许可制由个人加以选择[12]。在日本放送协会（NHK）制作的“JAPAN Debut”第一回 “亚洲的‘一等国’”里面，受访曾改名的台湾人说，当时改名有一定规范，比如他姓林，虽然日本人也有“林”的姓氏，但是林姓人士一定要改为“大林”或“小林”等，不能维持原本汉姓。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保留过去汉姓痕迹，台湾人改姓氏这方面也下了很多功夫。除了利用郡望或堂号直接创造姓氏者（如赵姓改为“天水”，林姓改为“西河”，王姓改为“太原”，陈姓改为“颖川”等），透过田野调查，还有如下的改法：
- 拆字法：“林”改为“二木”（ふたぎ）或“双木”（なみぎ）；“黄”改为“共田”（きょうだ）或“广内”（ひろうち）；“洪”改为“共川”（きょうかわ）或“三井”（みつい）；“李”改为“木子”（きし）或“尾季”（びき）；“白”改为“上泉”（かみいずみ）；“石”改为“岩下”（いわした）；“吕”改为“宫下”（みやした）；“尹”改为“伊东”（いとう）；“洛”改为“落下”（おちした）；“丁”改为“河东”（かとう）；“崔”改为“佳山”（かやま）；“简”改为“竹间（ちくま）”；“宋”改为“十穴”（じゅうあな）；“周”改为“田口”（たぐち）；“沈”改为“欠川” （かけかわ）；“颜”改为“须户”（すど）；“吴”改为“矢口”（やぐち）；“许”改为“巳午”（みうま）等。
- 同音法（日文同音）：“黄”改为“岸”（きし）或“木子”（きし）；“蔡”改为“佐井”（さい）；“谢”改为“四谷”（しや，非よつや）；“戴”改为“田井”（たい）、“张”改为“和利”（わり）等。
- 明示法：“谢”改为“与谢野”（よさの）；“张”改为“张本”（はりもと）；“丁”改为“丁山”（ちょうさん/Chōsan）；“曾”改为“曾根”（そね）；“苏”改为“苏我”（そが）；“叶”改为“叶山”（はやま）；“江”改为“生江”（なまえ）；“胡”改为“大胡”（おおご）；“纪”改为“纪本”（きもと）；“庄”改为“本庄”（ほんじょう）；“高”改为“高家”（こうや/Kōya）或“高川”（たかかわ）；“武”改为“武田”（たけだ）等。
- 暗示法：“高”改为“上端”（あがつま或かみはし）；“钱”改为“穴方”（あなかた）；“薛”改为“丁山”（ちょうさん）；“郭”改为“外城”（そとしろ）；“陈”改为“东城”（とうじょう或ひがししろ）；“杨”改为“小柳”（こやなぎ）；“蓝”改为“青本”（あおもと）；“刘”改为“邦本”（くにもと）；“庄”改为“周本”（しゅうもと）；“鲁”改为“孔井”（あない）；“汤”改为“伊佐”（いさ）；“秦”改为“宗政”（むねまさ）；“余”改为“长宗我部”（ちょうそかべ）等。
“皇民奉公会”
日中战争爆发之际，台湾总督府担心台湾“臣民”心向中国大陆导致抗日意识高涨，因此加速推动以“国语”政策为主轴的“皇民化”政策。这个政策为第18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于1941年（昭和16年）所发起的“皇民奉公会”。“皇民奉公会”为积极推动皇民奉公运动的中心机关。“战时下发挥国家总力，为增强战力不留遗憾，国民积极协力与肩负时局的热情”不可或缺，“包括内地人、本岛人、高砂族之全岛民......高扬战斗意志、实践决战生活、强化勤劳态势、完备民防卫、推进健民运动”为目的的官方实践运动。[13]即是大政翼赞政治体制的强化，推进台湾人同化的皇民化有两个目的：训练台湾青年男女及展开产业奉公，以负起巩固后方的任务。总裁为长谷川总督，总督府总务长官担任中央本部长，其下设置总务、宣传、训练、文化、生活、经济等各部会；地方组织以既有之州、厅、市、郡、街、庄等行政机关为窗口，设置奉公会支部、分会、区分会、集落会、奉公班，各级组织之主管以各级行政机关主管兼任。奉公会设置以下外部组织：奉公团、商会奉公会、产业奉公会、青年团、少年团等，全部台湾人因而成为奉公会的会员。[14]这样的官方运动在国家总动员体制下，一方面受到来自日本大正翼赞运动影响的同时，台湾也对战时日本军支配下的南洋各地产生影响，如：“爪哇奉公会”并没有冠上“皇民”之名，而是以“全岛民亲和的内在实践推进军政施策，挺身完成做为大东亚共荣圈一环爪哇住民的圣战使命”为目的，与“皇民奉公会”有许多共同点。[13]
小结
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所需兵员越来越多，日本当局也在1942年开始在台湾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1943年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并于1945年全面实施征兵制。上战场替军队劳动的军伕，其家宅可贴上“荣誉之家”的字样。荣誉之家的子弟，升学也会受到特别眷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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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化政策是日本为使朝鲜人成为“皇国的臣民”，忠诚于天皇而推进之政策，其目的在于对朝鲜人实施战争总动员，以参与日本发动之侵略战争。[16]:140朝鲜总督南次郎说：“内鲜一体正是统治的最高指导目标。形态上、心灵上、血液上、肉体上都必须成为一体。”[16]:140日本虽然已经扩大对华侵略规模，正式推进战时体制，但单凭日本人之力量来应对战争却是很吃力；因此有必要动员朝鲜人参加战争，为尽可能使朝鲜人自发加入战争，因而一再强调“内鲜一体”，即日本之“内”与朝鲜之“鲜”成为整体[16]:140。
每天正午，朝鲜人都必须面向日本天皇所在之东京方向深深低头行礼；所有学校学生每天都要在运动场上集合，向日本皇居所在之东方朝拜，还要背诵《皇国臣民誓词》，即“宫城遥拜”[16]:141。
为彻底达到“内鲜一体”之目的，日本殖民当局教育要求所有朝鲜人都能使用日语；学校里不再教授韩语；1942年正式开展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16]:141。
相较于台湾，日本对琉球的同化政策更为彻底，皇民化运动后，至今仅剩少数琉球人能流畅使用琉球语。
基于一连串同化政策之成功，因此目前琉球人／冲绳人大多认同日本[17][18][19]，尽管有独立运动的存在，但未受到主流社会的支持。在被日本吞并134年后，如今谈及或主张琉球独立，实际上已非易事。甚至，中国对琉球独立运动的评论和支持，有可能引来冲绳民众的反感。[20]依据冲绳当地学者所做民调，有89%的冲绳人“对中国没有好印象”。[21]
皇民化运动弱化台湾闽南人对闽南语台湾话文的识读，加上战后中华民国政府长期实行的国语运动，致使许多台湾闽南人以闽南语台湾话朗读汉字书面文产生困难。[22]
战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因曾与日本交战之历史因素，对皇民化运动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并推行了一系列包括国语运动在内的去日本化运动，希望去除日本文化影响，使台湾人重新中国化。至今“皇民”仍是中国民族主义或统派人士对亲日人士的侮辱性词汇[23][24]。此外，中华民国政府同样借镜日本皇民化运动的一些措施，例如：强迫台湾原住民族将其姓名全部改为汉姓汉名[25]，以宰制公务机关用人的压力迫使公务人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党员，同样较有升迁机会[26][27][28]等。
然而解严后，随著社会的多元化和台湾本土意识的兴起，关于皇民化运动，台湾史学者提出与中国国民党政府不同的观点，并重新检视和评价。比如，学者林呈蓉认为“部份皇奉运动下的社会价值观，即使在战后仍以不同的语言、型态继续被传承下去，并逐渐内化成台湾精神内涵之一环。例如灭私奉公的社会‘道义’、守望相助的‘邻保’精神、台湾社会‘贤妻良母’之妇女的形象改造、公益优先的‘义勇报国队’之组成、拉近国民与国家距离之‘征兵制’的施行等，一些近代社会中所具有普世价值之言动，的确也给台湾社会民度的提升，带来了正面效益。”[29]至今史学界对此时期带给台湾的正负面影响之争论仍持续著，在讨论上一定程度的敏感性，并依谈论者立场不同而评价两极。
部分台湾史研究学者指出，由于该运动之目标在将台湾本岛人同化于日本，又因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华民国已具有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加上战后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台湾进行高压统治，二二八事件、戒严时期及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政府捕杀异议份子的残酷手段不输日本，及台籍“本省人”与自中国大陆来台的“外省人”之间国家认同和价值观的落差，导致许多“本省人”在二次大战后对日治时期产生相当程度的怀念。此心态不仅保留于许多老一辈台湾人心中，也相当程度地影响了战后台湾对国家民族认同、台湾主体性、族群意识观念乃至台湾独立运动的兴起，[30]也被当成没必要与中国统一的原因。[31]复加上中华民国政府在国共内战中败退，台湾地位归属又受到冷战影响而未能妥善处理，成为日后台湾内部国家认同及统独问题对立冲突的远因之一。[32][33][34]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表示，日本于1937年侵略中国，为了防止台湾人的汉人意识的苏醒而导致“里应外合”，高唱“内台如一”，即台湾人亦属天皇臣民与日本内地人一样平等，于是在大战时高唱皇民化运动，希望台湾人改日本姓、说日本语、信神道、不得祭拜中国神明等，但实际只有很少的士绅改姓。因此，皇民化运动除了使用日语的政策较为成功外，其馀的成果相当有限，台湾人选择被皇民化为日本人的士绅阶级只有百分之一[35][36][37]。
由于大部份朝鲜人对日治时期反感，日治时期结束后，日本推行的政策绝大部份被废除，但仍有一些影响，例如自日治时期当地的日本总督府依照明治维新后的做法把端午节（同时为日本的儿童节）改为新历5月5日。大韩民国建立后虽然恢复依照农历过端午节，但依然把新历的5月5日定为儿童节。而一些朝鲜原有的事物亦受到日本文化影响而在名称和性质上有所改变，如妓生的教坊本称妓房，日治时期起改称料亭，“料亭”一名来自日本，是日本有艺妓陪侍的高级传统料理餐厅，至今韩国这类有妓生陪侍的高级传统料理餐厅仍然称为料亭。[来源请求]
（依照作者姓氏英文拼音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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