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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灣台南地區古蹟建築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赤崁楼(台湾话:Chhiah Khàm Lâu),又作赤崁城、赤磡城、赤坎城、赤嵌城、赤嵌楼,位于台湾台南市中西区。其前身为荷治时期1625年1月辟建的“普罗民遮”市街(荷兰语:De Stadt Proventië[3]:125(附图二)),1653年于此市街赤崁行省兴建之欧式城塞,1655年完工,称“普罗民遮城”(荷兰语:Fort Provintia,字面意思是省城),在地人称为“番仔楼”(台湾话:Hoan Á Lâu),曾为全台湾岛的商业中心,至清代已倾圮,仅留部分残迹。
今日所见的赤嵌楼,大部分是汉人在荷兰城堡之上,陆续兴建的儒、道庙宇,包括海神庙、文昌阁。1960年,又由大南门城内迁来九座赑屃碑[4],终成今日样貌。因此,所称赤嵌楼,是欧式普罗民遮城残迹,以及海神庙、文昌阁的混合体。[5]今列为国定古迹。
早期的台南市西部是一片汪洋,称之台江内海,内海西缘沙洲环绕,台江东岸则是平原区,是平埔族新港社的领地。明代中叶。当时已有一些倭寇、海盗,为祸附近海域,中国东南沿海居民与台湾原住民皆深受其骚扰,明朝廷几次派兵讨伐,与原住民有了接触。1573年经明军多年追剿为祸广东沿海的海盗林道干逃往南洋海外后[注 1],林凤成为在闽广猖獗为乱的海盗头。1574年6月福建总兵胡守仁追征林凤,林凤与万人海盗集团往东逃往澎湖,几天后再逃往台湾魍港(今嘉义布袋),并前往赤崁一带的新港社抢劫米粮,新港社与海盗激战3天仍无法逐退海盗,渔夫刘以道前往联络总兵胡守仁,7月,派明军150人与300位新港社战士会合追剿,林凤抛弃由新港抢来的米粮败逃澎湖;11月,林凤欲筹备潜回广东,再来新港劫掠不成,转往北边劫掠麻豆社,遭到麻豆盟军栖林(翁佳音认为可能为二林)等社围攻,击杀海盗500馀人死伤惨重,往南逃往马尼拉,11月底逃出明军与马尼拉西班牙联军的围攻,逃往澎湖;1575年9月,三度前来赤崁抢掠渔船近一个月后,动身前往广东潮州,福建水师从北一路驱击,12月,胡守仁追击至淡水洋,击沉海盗船二十馀艘,林凤远逃南洋;1579年在海南岛出没,遭明军攻剿后逃往西番,不知去向。[6][7]:165-168
闽粤一带陆续有居民因为逃荒、渔业、商业等目的而移居到台南,在大员贸易的汉人与日本海商在一鲲鯓、北线尾沙洲一带逐渐形成聚落。赤崁一带早在荷兰人来到之前就有汉人与日本人聚集,明代张燮在《霏云居续集》记载,明朝水师军官赵秉鉴意图谋反,他当时以台湾为根据地,并约在1617年于赤崁首次筑城。
荷兰为反抗西班牙的统治所进行的八十年战争,延伸到海外的对抗,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指挥官雷尔生率领荷兰、英国联军舰队16艘舰艇与1000多人,攻击葡萄牙控制的澳门战败,于是转往澎湖,寻求与明国自由贸易与封锁西班牙于马尼拉贸易航线的据点。雷尔生招聘澎湖渔夫为向导,于7月底亲自前往台湾各海岸探查,随后议会仍决议在澎湖建立据点与堡垒,与明方展开谈判,同时私掠往来与澳门、马尼拉贸易的商船。1623年3月雷尔生特派商务官驻扎大员,10月派遣官兵于大员海湾入口南侧的沙洲兴建城砦。1624年初明军拒绝公司停留澎湖,派出大军包围澎湖,至3月因澎湖荷军只馀300多人、兵力单薄又遭明军围困,雷尔生于是在4月底下令在大员的100多人拆毁城砦返回澎湖增援。公司派遣宋克博士与援军前来澎湖接替雷尔生的职务,搭乘热兰遮号于8月1日抵达澎湖,明军包围澎湖的兵力增加至万人大军,而荷军只馀800多人,双方持续交战、海禁、私掠对当地居民经济活动影响重大,于是在海商李旦的调停下,和明朝福建巡抚南居益达成协议,放弃其在澎湖的经营,拆毁澎湖堡垒,转而登陆台湾南部。
1624年8月底来到台湾的宋克博士,成为首任台湾长官,首先在4月底所拆毁的大员城砦原址,重建西式水岸堡垒,命名为奥兰治城(荷兰语:Fort Oranje),即为台江西岸的一鲲鯓沙洲上(1627年改称热兰遮城,今安平古堡)。稍后又在城堡东方旁边,兴筑商馆与兴建了“台湾市街”(于今安平延平街一带),与城堡所临海湾东方对岸的“赤崁市街”(今民权路)。前者因为历史久远,又曾是一条繁盛的商业街,故素有“台湾第一街”之称。至于后者,则是台湾第一条有计画兴建的欧式街道。赤崁市街是宋克长官于1625年1月20日先向西拉雅族新港社以15匹花布购买位在赤崁(荷兰语:Sakam)的土地,规划了赤崁市街,台湾评议会决议命名为“普罗民遮”(荷兰语:Provintia),为纪念尼德兰七省联省联盟(Zeven Verenigde Provinciën der Nederlanden),并修筑2座小型城砦、环绕市街的竹篱。公司开始将越来越多前来台湾贸易的日本人及汉人迁移至此。
1622年3月,公司在澎湖期间,劫掠往来与澳门、马尼拉间贸易的商船,澳门人迪亚兹(Salvador Diaz,一译为黎华铎,父闽南人、母菲律宾人)被公司虏获,拘留在澎湖2年、台湾2年,其间担任公司漳浦语通译,1626年4月16日逃回澳门,将其在台见闻报告给澳门葡萄牙当局,并转传给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依其口述〈Diaz报告〉由 Pedro de Vera 所绘制的地图《Descripcion del Puerto de los Olandeses en Ysla Hermosa》(福尔摩沙岛上荷兰人之港口描述,俗称大员港图),此地图在大员东侧对岸赤崁,有画出荷兰的小型城砦四面各有巨炮一门,其南邻标注有“赤崁汉人渔民与盗贼的聚落(西班牙语:Chacam lugar de chinos pescadores y ladrones)”,其他在大员画有四个棱堡各有四门巨炮的城堡,城堡北侧有六门巨炮对准海湾入口,入口北侧北线尾有荷兰商馆,更北边鹿耳门水道北侧,台江海湾由北到东依序画有日本人聚落(Lugar de los Japones)、萧垅(Saulan)、湾里(Guanni)、麻豆(Moatao)、饲有牛群的新港(Chenca)等村社。西班牙由马尼拉派出秘密舰队5月占领鸡笼,另两次进攻大员的远洋舰队,遇风暴而溃散。[8]
1626年夏天,赤崁遭受大火、爆发天花瘟疫大流行,市民死亡众多,赤崁几成废墟。1629年发生麻豆社事件,公司在赤崁的房舍遭摧毁。1640年代,因中国战乱、饥荒,移居来台汉人渐增,后来市容才渐渐恢复旧观。[3][9]:22-28页注脚
1648年公司的福尔摩沙议会决议,把当地固有地名赤崁改成荷兰式地名荷恩(Hoorn),并在口头上与书面上都要使用荷恩取代赤崁。5月10日被巴达维亚总督回信驳回,认为此地在故首任长官宋克任内已取名普罗民遮,毋需另创新名,赤崁更名为荷恩只几个月即被总督撤销。[7]:338-339页,注274
荷兰人在台湾岛上的统治,由于委托承包商代为收税,对从中国大陆引进汉人农工的百般苛征、限制,中国沿海连年郑、清交战,海疆封锁、台湾进出口贸易停滞、经济衰退,终于招致汉人不满,引爆1652年的郭怀一事件。该起义事件虽然最后被弭平,但荷兰人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遂在1653年于赤崁市街北方建造了赤崁省的省城城塞——普罗民遮城[10],最终于1655年完工,[9]台湾人则称该城为赤崁楼或红毛楼。现代台湾史学者翁佳音、许雪姬等人提倡,旧译赤崁省的首府为普罗民遮是不洽当的,因普罗民遮即行省之意,其正式名称应改译为赤崁省或赤崁城。荷兰文献记载“普罗民遮”之名是为了纪念尼德兰七省联盟[3]:117。
1661年4月,郑成功在任职荷兰通事之何斌的引导下,通过鹿耳门港道,越渡台江内海,首先攻下普罗民遮城。5月底郑军围攻台湾城(热兰遮城)大败,死伤惨重,郑氏将赤崁定为东都明京,于普罗民遮城设承天府衙门,并颁布谕告:“东都明京,开国立家,可为万世不拔基业”,设一府二县,并以故乡安平为名,“改台湾(大员)为安平镇”。[11]:五月初二,十八经过9个月的围困后,郑成功再攻下热兰遮城,结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38年的经营。
随后,郑成功将已改名安平城的热兰遮城,做为延平王府邸,人称“延平王城”或“王城”;已改名承天府衙门的原普罗民遮城,则做为全岛公家最高行政机构,俗谓赤崁楼(赤嵌楼)。然而不到半年,郑成功即病逝。其世子郑经自厦门起兵返台,打败了其叔父郑世袭而即位,在1664年废东都,改称东宁。承天府裁废后,赤崁楼便成为储藏火药的场所,并将二县升格为二州。
1721年,朱一贵起义反清,赤嵌楼的铁铸门额被拆去镕铸武器。以后再加上人为的残损,台风飘蚀、地震颠摇,到后来,赤嵌楼只馀下四周的颓兀城墙,呈现一片凄清荒凉的景象。
1750年(乾隆15年)台湾县知县卢鼎梅将县署移建于赤嵌楼右侧,加以修护管理,并定时开放供人参观,而有府城八景之一“赤嵌夕照”的美名[12]。
同治初年,供奉观音佛祖的信徒在赤嵌楼境内建造大士殿[12]。1886年知县沈受谦在赤嵌楼的原址上建造了海神庙、文昌阁、五子祠三座楼阁[13],并为振兴文教而兴建蓬壶书院[12],而因中法战争遭拆毁的大士殿亦重建,并立下“大士殿捐题修理建醮芳名碑”,此碑后来成为台湾罕见的双面碑[14]。大士殿、蓬壶书院、海神庙、文昌阁、五子祠,这五座建筑物,巍峨高耸,为破落的赤嵌楼址平添了壮伟气派。
日治时期,日本人以海神庙、文昌阁和五子祠当做陆军卫戍病院和台南师范学校学寮,同时将海神庙及文昌阁上层改为日式装修[15][13][16]。1911年,五子祠因台风而倒塌[16]。1918年,赤嵌楼被作为日语学校分校,并由许全负责修建文昌阁及海神庙[13],并在1921年再次修筑赤嵌楼[14]。
1935年12月5日,依照〈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赤嵌楼以普罗民遮城(プロビンシャ城址)之名被台湾总督府指定为第一类史迹[17][14],并编列古井浚渫费700圆,挖掘文昌阁及海神庙间的“赤嵌楼井”(亦名荷兰井),府城文献学专家卢嘉兴亲自乘坐竹笼下降到井底勘查,证实为荷兰人所筑[18]。
1942年,台南市役所将大士殿、五子祠完全拆除,蓬壶书院仅留门厅[15]。台南市长羽鸟又男有感于赤嵌楼腐朽不堪,在战时物资缺乏的情形下,说服军方协助调配,争取海神庙及文昌阁的修复[14]。修复工程始自1943年3月1日,完工于1944年12月20日,耗资6万5000日圆[19],由卢嘉兴负责设计及修复,并挖掘遗址[13],发现了普罗民遮城的旧堡门,以及东北角五子祠原址下的普罗民遮城残迹[14],另原本计画重建五子祠,但因预算不足以致不能付诸实施[20]。修复工程找了台南市寺庙建筑名匠,木匠林篱、张钝、泥水匠洪华、叶鬃师徒二人、以及王海碇兄弟等人[21],台南市役所另聘三位赤嵌楼修复工程顾问,分别是总督府营缮课长大仓三郎技师指导、经其派而常驻台南领导本工程的千千岩助太郎,以及台湾史迹保存委员会之史迹研究专家,总督府图书馆长山中樵。此外油漆色彩有台湾美术专家,台南工业专门学校讲师颜水龙之指导[20]。
1944年12月20日葺修工作竣工,翌年元旦前往参观者的市民据说达八百馀人之多。而原本预定1月3日在修复后之两楼阁举行献纳画展,庆祝其落成。但遇盟军空袭警报而中止[20]。1945年1月,由于二战使台南市历史馆停止营运,有部分史料移到赤嵌楼境内的蓬壶书院[15][22]。
原先赤嵌楼紧临民宅,出入口设于今赤崁街侧。二次大战时期,总督府以防空为由,拆除民宅,辟建台町地内1888坪的防空空地(疏开空地)[23]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由于台南市历史馆在台南大空袭中遭炸毁,为维护历史馆剩馀史料,职员石旸睢搬进蓬壶书院内一间陋房,号之为“思无邪斋”。同年10月25日台南市政府成立后,石旸睢成为“台南市立历史馆”管理员,而由于原历史馆馆舍已毁,遂在隔年以赤崁楼为历史馆馆舍,在5月1日时开放展览[22]。 战后,原本防空地一度成为摊贩聚集地,随后由市政府整顿环境后,将出入口改至防空空地侧,即今民族路的售票处与广场。而赤崁楼著名的地标:9块赑屃碑,是在1960年由大南门迁来。之后赤崁楼庭院中又陆续聚集了二十多块古碑,规模略逊南门公园碑林,故有“小碑林”之称。
1965年,赤嵌楼大规模整修,由成功大学教授贺陈词主持,将海神庙及文昌阁的主要木架构以钢筋混凝土重建,并辟建庭园[13][12][1]。1975年,为台南市观光年,由梁瑞庭建筑师主持整修[13]。1982年12月28日,中华民国内政部公告第一批15座一级古迹名单,赤崁楼名列其中。随后于1992年由成功大学教授孙全文主持研究及修复计画[13]。最终于1997年5月《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法后,不再区分为一至三级古迹,而采用国定、直辖市定、县市定三级。赤崁楼改为国定古迹。
2000年,台南市政府将原有台南府城十字大街至西门旧城与成功路之范围划设为“赤崁文化园区”,赤崁楼则作为主要基地区域。后在2016年推出赤崁文化园区再造历史现场计画,但随著工程大量遗构出土,工程也因此延宕停摆,后依文史工作者建议变更计画,决议不盖博物馆、并将遗构回填覆盖等情况。[24][25][26]
有关赤崁楼的汉文名称,明代16世纪后期郑舜功《日本一鉴》、《顺风相送》等海道航线针路手册有多处“赤坎山”、“赤坎屿”的记载,福建经小琉球往大琉球国,针路中途记有“赤坎屿”,此屿与17世纪的赤崁楼应无关。郑氏时1664年的地图《永历十八年台湾军备图》标示为“赤磡城”。[29]:页10(图2)江树生译注的《梅氏日记》后附篇〈普罗岷西亚城大事记〉中,认为郑氏时的文献多记为“赤崁城”,如杨英的《从征实录》。[11]到了清治时的文献,推定1691–1704年调制的《台湾地里图》在府城与凤山间标示“赤崁山”[30];推定1697–1722年调制的《艾浑、罗刹、台湾、蒙古军备图》,在台湾的图幅记为“赤坎城”[31];《台湾府志》蒋志改写为“赤嵌城”[32];至1750年鲁鼎梅任知县之后改写为“赤嵌楼”,[9]:79如1787年爆发林爽文事件,清廷派兵镇压平定后,乾隆自夸为十全武功之一,撰写《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即记为赤嵌楼[33];1807年《续修台湾县志》记述为赤墈,台语墈为水涯高处,讹作嵌,而台湾砖瓦皆赤色,朝曦夕照,故称赤嵌,[34]伊能嘉矩认为此说为附会,其为荷兰人所拼写西拉雅语“Sakam”的音译。[35]:379-3801879年《台湾舆图并说》在鹿堵社、简仔务社附近,以及埔里西北方等处有“赤崁”的标示。[36][37]日治时至战后1970年代记为“赤崁楼”[注 2]。
是“赤嵌”还是“赤崁”各有拥护者,文史界也存在两种声音,一直是文史界争论的话题。
1965年,台湾省政府主席黄杰题字“赤嵌楼”时,有人提出异议应为“赤崁楼”。有学者认为,明清史书均作赤“嵌”楼,是由平埔语的地名(Saccam)音译而定,“崁”字并非典雅正字,“嵌”字才是正写,康熙字典亦只收录“嵌”。[40]而后官方采纳学者意见,官方文书及民间刊物自此均用赤“嵌”楼[41]:115。然而经查台南市议会议事录,在1983年、1999年仍有使用赤“崁”楼的例子。[42][43]
有谓“2003年时,本土文史人士以“‘崁’字较有本土意涵”建议台南市政府将赤嵌楼、赤嵌街、赤嵌里改用“崁”字,正值市府推行本土化政策,而后台南市官方文书改用“赤崁楼””,并称“引发文史界反弹”的资料。[41]:116-117。而台南市文献委员会郑道聪委员意见:政权随时在轮替,今日强以“赤崁”为主流;不出几年,还是有名义改为“赤嵌”。曾任台南市政府文献委员会顾问谢碧连为此费时、费心考据,主张应用崁而非嵌。台南市长许添财于市政会议裁示:旧有的里名仍保留“赤嵌”,新的交通路标、公文书写则一律改为“赤崁”。[44]
台南市文献委员会于2003年3月12日以10票比4票表决,议决市府公文一律将“赤嵌楼”写法改成为“赤崁楼”。
据教育部《异体字字典》,“嵌”字发音如“千”、“欠”,只有特用在“赤嵌”之孤义词中才发音为“坎”,亦做“赤崁”;[45]“崁”字普遍在各地的台语地名中使用。[46][注 3]而“崁”和“嵌”两字的本意山崖、洞穴、深谷、填入空隙等,均与在海边的赤崁无关。 2012年12月12日教育部公布《国语一字多音审订表》审订成果初稿,规范“嵌”字读为“ㄑㄧㄢ”,“ㄑㄧㄢˋ”并读为“ㄑㄧㄢ”,而特用在“赤嵌楼”一词时方读为“ㄎㄢˇ”(限读)。此表只有规范读音,并未规范“赤嵌楼”可以或不可以写做“崁”。
现今的赤崁楼主体,是由海神庙、文昌阁、蓬壶书院、普罗民遮城残迹(入口遗构、台基、棱堡遗构)等历史遗迹所构成。其中海神庙位于南面,文昌阁位于北面,二者为中式阁楼,屋顶均为重檐歇山式。上下屋檐间夹有一层回廊与屋身。屋尾端设有“鲤鱼翻跃”的藻饰,两栋主体建物间设有半月形古井,为荷兰时期就已开辟筑,广场外部设有“郑成功议和图”雕塑。
海神庙为光绪五年(1879年)所建造,过去曾作为供奉四海龙王与妈祖使用[48],建筑前设有御路凸显其建筑地位,海神庙现已无祭拜用处并作为文物陈列馆使用,内部陈列赤崁楼相关文史资料,二楼则陈列潘丽水所绘制的四海龙王图像、古代船只模型、台江沧海图、及沈葆桢《安平海神请加封号折》,建筑左侧步道则留存数十块石器,其中 技勇石过去曾是考选武生的举重器具。
海神庙旁约展示约九座赑屃龟趺御碑,是1786年乾隆晚年平定林爽文事件,清朝政府把福康安将军平定过程刻成十块长方形石碑,取“石全石美”之意,四面碑文以汉文撰写、四面以满文撰写,两面汉满并用。
最初,九座龟趺御碑立于今南门路附近的福康安生祠,1935年日方移往大南门瓮城,1960年后移到海神庙下安置,近年因长年放置户外,恐有风化损坏之虞,文化局开始评估真品移地保留,移置室内展示的可行性。[49][50]
第十座赑屃“清高宗敕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碑记”底座过去在运抵台湾府城时不慎掉入港内,后以砂岩仿造的底座,并将该御碑分赠给诸罗(嘉义),即福康安纪功碑[51],真正的赑屃像直到1911年才被发现,后以白莲圣母的名义供奉在南厂保安宫内。[52]
文昌阁为光绪五年(1879年)所建造,因台湾知县沈受谦为振兴文教而建,目前仍悬有沈受谦所题“文昌阁”匾,过去曾作为贡奉文昌帝君、孚佑帝君、文衡圣帝、朱衣神君、魁星爷等主管文运的“五文昌”神灵。目前作为文物陈列馆使用,一楼为文物陈列室,二楼仍供奉魁星塑像。此外由许文龙寄付于2002年羽鸟又男铜像也保存于文昌阁内[53]
文昌祠户外部分,则保存建于康熙年间的壮北石狮,战后由奎楼书院移存至赤崁楼广场,现置于赤崁楼大门两旁[54],以及原为清治时期军事人物郑其仁墓前的其中一尊石马,该石马于昭和八年(1933年)11月出土于新丰郡永康庄洲仔尾,曾置于安平史料馆[55][56],最终被石旸睢移置到赤嵌楼内[57]。另一匹石马现存于盐行天后宫后方。
此外西壁尚有被称为“赤崁碑林”之古碑群,多数古碑早期该曾因故迁移至南门公园碑林内,后移至赤崁楼,迄今合计约34件石碑[58],其中包括下列石碑:
安平县知县沈受谦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于今赤崁楼西侧购地设置蓬壶书院,此书院其前身为檨仔林街的“引心书院”,后在日治时期曾被当作卫戍医院使用,战后因建筑失修,最终建筑群仅保留闽南型式的门厅,上头挂有沈知县所题“蓬壶书院”匾,两边红砖墙则各有绿釉花窗,现还可见不少窗上垛匾。
赤崁楼现保存一部分普罗民遮城残迹,昭和10年(1935年),日人赤崁楼修复时意外于五子祠发现东北棱堡遗构,以及大士殿旧址发现原普罗民遮城原始入口遗构,目前依稀可分辨砌成砖墙的材质和砖壁厚度,棱堡残迹由红砖堆砌成厚实墙垣,并以蚵灰、糖汁、糯米搅拌的三合土作为建筑基础。[66]原始入口现仅存门洞部分,其馀地方则被红砖封锁。
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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