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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法典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大清律例》，原名《大清律》（满语：ᡩᠠᡳ᠌ᠴᡳ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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ᡴᠣᠣᠯᡳ，穆麟德转写：Daicing gurun i fafun i bithe kooli），是清朝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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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草创于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以《大明律》为基础，再加以修饰。前后经历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订后才定型。及后《大清律例》一直都在清朝版图内奉行，直到清朝灭亡为止。
于香港割让予英国之后，新通行的英式普通法并无足够条例涵盖所有法律，因此基于香港通行的英国习惯法模式，成文法条所能涵盖范围以外均以《大清律例》中相应法律条文作为习惯法生效。故即使于大清灭亡后，部分大清律例条文仍继续于英属香港应用。直至1971年，香港最后一条关于婚姻习俗的大清律例条文为成文法《婚姻制度改革条例》取代之后，大清律例自此正式走入历史，历时327年。
大清律例是清朝完整的法律条文。所谓律例，是法、律、令、例之简称。法是国家的基本政策及政府的组织方式，例如历朝的祖宗大法，带有现代宪法的成分；律是一条条的法律条文，以刑事法为主。令是行政命令。例则是判例。综合法、律、令、例，即为律例。
所有涉及死刑的案件，地方官吏无权判刑，必须将死刑文件上呈供皇帝定夺，御笔勾决批准，方可执行。
地方官吏可以严刑迫供，但何种案件要用上何种刑具，也有严格规定，越严重的案件，可以使用的迫供手段就越重。而一个人假如有官职或功名在身，在大部份的案件，均享有免受严刑迫供的特权。
官府判案，需要依据法律条文和先前判例，亦要注重诉讼程序，刑责也不具追溯权。不过，这些原则并非凌驾性的，因此不一定会因为程序错误或追溯权错误而推翻证据确凿的判决。
大清律例中，并非人人平等。每个阶级在不同刑责中可以有不同程度的量刑。当中有所谓的八议，是八种特别阶级，除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行外，其它罪责通通可以获得减刑。
中国的律法，始于商朝的雏形法律和刑罚，以及后继于周朝的《九刑》及《吕刑》，但当中所写的只是大原则，内容粗糙。目前已知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是战国时期魏国宰相李悝所写的《法经》。后来法家的代表人物秦国商鞅以《法经》为基础改革秦国法制，将原则性的法，细分成著重实则行为的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整个中国采用了秦律，而中国的历朝的法律，乃以秦律为滥觞。
《大清律》源自《大明律》，比《大明律》刑罚更重，清朝对于谋反大逆处斩的范围与明代相当，但扩大了谋反罪的范围，例如奏疏不当或犯圣违逆者，加以“殊属丧心病狂”、“妄议朝政”之罪以谋反罪论。凌迟罪在大明律基础上又增加九条十三种罪，而绞、斩等传统死刑也增至七百二十三条。所以论及高压统治，清远甚于明。
根据《大清律例》开首的《世祖章皇帝御制大清律原序》所记载，在清朝入关以后，由于“中夏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颇烦”，为“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清世祖敕纂，召集司法官员在朝廷上商议，对喀纳等校订，并以《大明律》作参考，多番修订之后才得以成书付梓刊布，并命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大清律》全三十卷，十册（1函），律文458条。首冠世祖御制序，继载刚林疏，吴达海疏，对哈纳疏，《大清律总目》。总目之后是顺治二年（1645年）奏定的《大清律附》。其后，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又颁发“内院校订译发”的满文本。
《大清律》的特点是“集解附例”，律文之后附相关条例四百三十余，希望透过各种判例作参考，使官吏能够作为量刑的依归。
顺治律颁行后，惟于律外增修条例，而于律文未尝更易。康熙九年（1670年），刑部尚书对哈纳等以旧律内参差遗漏，请详酌校正，奉旨依议，遂有康熙九年校订刻本传世。
至康熙十八年，由于发现后立之新法与原有之旧法有所冲突，所以康熙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又再作修订，但直到康熙驾崩时，修订还未完成。于是继任的世宗下令官员继续完成修订，“务期求造律之意，轻重有权，尽谳狱之情，宽严得体”。从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开始，到三年（1725年）八月完成，并于九月初九刊行。此为雍正五年刻本。
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五月，律例再作大幅修订，这些订正增删改并，合计有1456条之多。
此次改例源自清末新政中的法律改革。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修订，宣统二年（1910年）颁行，定名《大清现行刑律》。大清现行刑律共有389条，并连同附例1327条。至晚清，大清律例中明定的死刑，仍有斩监候、斩立决、绞监候、绞立决四种。
之后清廷于宣统二年12月25日（1911年1月25日）颁布由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参考日本刑法编而成的《钦定大清刑律》（俗称：大清新刑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效法欧美启蒙精神、保障诸多刑事被告人权的刑法典。不过因为当时仅三读通过总则编，尚待分则编三读后才要施行，但在此事完成之前，清朝即灭亡，所以本律颁布后从未施行。
清朝于1912年灭亡，取而代之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删除一些与民国共和体制不合的条文后――主要是关于保护皇权和传统伦理的部分――，大体沿用宣统二年底颁布的钦定大清刑律。于法院体制方面，中华民国政府也沿用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设立的大理院。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结束后，进行法制改革。大理院改称最高法院，并将法律条文改为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六法，编集成《六法全书》。
《六法全书》也大量参考了《大清新刑律》而制。由于《大清新刑律》由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以日本法律改编，而日本法律由德国法律改编，因此《六法全书》所采用的乃是欧洲的欧陆法系，而非英国、美国的英美法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实行苏联的社会主义法系法律（仍基于欧陆法系）。1978年中国大陆施行改革开放后，正逐渐回到欧洲的欧陆法系法律。而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则继续实行原有的欧陆法系法律。
清朝虽于1912年灭亡，但大清律例的部分原则，被认为在香港法律中依然存在。自从香港1841年起由英国统治之后，英国一直奉行习惯法。查理·义律于1841年登陆香港岛后宣布华人仍依当地习惯治理。所以，在当时的香港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同样的谋杀罪，若罪犯为欧洲人，则按照当时的英格兰法律会被判处绞刑，但若罪犯是华人的话，就会被斩首。即使在清朝覆亡后60年间，原来香港通行的《大清律例》在华人社会当中依然通行。
1970年代香港政府开始著手将所有参照《大清律例》的案例重新编写成为成文法，与此同时亦利用合适的法例来取代过时的旧法。最后一条《大清律例》的条文已于1971年颁布的《婚姻制度改革条例》被取代，正式确立一夫一妻制，结束香港男性纳妾及休妻的权利。但在1971年10月7日前依《大清律例》订立的妾侍若仍然在世，她们、她们的子女与后代仍然有继承权（但继承权分摊比例少于妻子[来源请求]）。在此以前香港仍有部分社会名流按照《大清律例》合法纳妾，如何鸿燊、霍英东、林百欣等。
胡林翼说：“《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胥吏都谙熟例案，常可执例以压制长官。清代制度规定，生员读书期间不准过问政治，即使是新科状元对于《大清律例》也是不甚了解。实际政务其实已经发展成了一项专门知识，官员极为生疏，如“丢失东城门钥匙比照丢失印信处理”这样的“例”文，有一千八百九十馀条之多。清朝的胥吏、幕宾却可以在卷宗档案中迅速查找出“有关的律条”，又称“找签”，官员只好“奉吏为师”。嘉庆帝曾在一次谕旨中说到：“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诺成风，而听命于书吏，举一例则牢不可破，出一言则惟命是从，一任书吏颠倒是非，变幻例案，堂官受其愚弄，冥然不知所争之情节。”书吏权力既大，便可大肆索贿纳贿，《文明小史》说，书办“在里头最好不过是吏部、户部，当了一辈子，至少也有几十万银子的出息，刑部虽差些，也还过得去”。户部书吏因而有“阔书办者必首户部”、“户部书吏之富，可埒王侯”的说法。
《清稗类钞》记录晚清官僚郭嵩焘的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胡林翼就曾感叹：“六部之胥，无疑宰相之柄。”
《大清律例》对越南阮朝的律法影响很深。1809年，阮朝大臣武桢以如清正使的身份出使大清国，祝贺嘉庆皇帝五十大寿，在华期间留心律法，回国后建议阮世祖仿照《大清律例》制定新律。1815年，由阮文诚、武桢等编修的《皇越律例》（嘉隆法典）正式颁行。嘉隆帝为其所作的序中写道[3]：
披阅历代刑书，我越李、陈、黎之兴，一代有一代之制，而备于洪德；北朝汉、唐、宋、明之兴，律令之书代有修改，而备于大清。爰命廷臣准历朝令典，参以洪德、清朝条例，取舍秤停，务止于当，汇集成编。朕亲自裁正，颁行天下。
虽然《皇越律例》宣称是参酌《洪德律例》和《大清律例》而编成的，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内容是照搬《大清律例》，正如越南学者陈仲金所指出的那样：“这部律书虽说根据洪德律，然其实是照抄大清律，只多少作了些修改而已”。[4]越南学者阮玉辉（Nguyễn Ngọc Huy）统计，《皇越律例》398个条文中397条来自大清律，只有1条来自洪德法典[5]。所以越南对《大清律例》的运用虽然不像朝鲜用大明律那样直截了当，但也可以说是全盘照搬了。
根据《中山世谱》记载，琉球原先没有一部成文法，而是按照各地成规的“内法”进行审判，因此判决往往有失公平，经常出现“事同刑异，轻重不均，难以剖决”的现象。有鉴于此，在1775年，三司官马国器（与那原亲方良矩）、马宣哲（宫平亲方良廷）、向邦鼎（涌川亲方朝乔），以及摄政尚和（读谷山王子朝恒）四人，联名请求编纂一部成文法，获得尚穆王的批准。向天廸（伊江亲方朝庆）、马克义（幸地亲方良笃）被任命为编纂法律的奉行。1786年，编成第一部法律《琉球科律》，颁行于全国。
《琉球科律》共18卷103条，参照清朝的《大清律》、日本的刑法以及琉球的习惯法而编成。1831年，为补充其不足，还制定了《新集科律》。
1810年英国人士丹顿译有《大清律例》[6]，关于律文的436条全部翻译成英文，但关于例文却只有节译。此书甫出版即大受好评，后来《大清律例》的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版本皆依英文版转译出版，如英译本出版隔年，法人 M.Renouard de Sainte-Croix 即据英文版翻译成法文。1876年有霍道生译本[7]，1924年法国人布莱斯又推出法译本[8]。
大清律例许多规定，在今日看来相当严苛。例如从事革命者的子孙，不分有无参与，“无论已未成丁，堩解交内务府阉割”，剥夺其生殖能力。另一方面，亦有人认为大清律例部分条文能照顾弱势者利益，例如在乾隆51年（1786年）已经规定谋杀未满10岁幼童的犯罪人首犯须斩立决，从犯拟绞立决，反映清廷已经懂得因应受害人的弱势性质而加重判罚[9][10][需要较佳来源]。又如从淡新档案等县级的实例档案来看，很少案件会完全依律处理。英国的士丹顿在1810年翻译《大清律例》的导言中指出，律例实际运作与其理论上的辉煌相去甚远，但盛赞律例是人类智慧的杰作。《大清律例》虽然与现代法律仍有距离，没有体现人人平等的精神，但其完备程度，乃是中国历朝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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