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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利安的卫奕信男爵，KT，GCMG，FRSE（英语：David Clive Wilson, Baron Wilson of Tillyorn，1935年2月14日—），早年以魏德巍为中文译名，英国外交官，爱丁堡皇家学会会长，熟知中国事务，于1980年代负责与中方起草《中英联合声明》，后来又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担任首任英方首席代表。1986年12月，时任香港总督尤德爵士突然逝世，英国政府决定以卫奕信接任。
| The Right Honourable 卫奕信男爵 David Wilson, Baron Wilson of Tillyorn KT GCMG FR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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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属香港第27任总督 | |||||||||||||||||||||
| 任期 1987年4月9日—1992年7月3日 | |||||||||||||||||||||
| 君主 | 伊利沙伯二世 | ||||||||||||||||||||
| 布政司 | 霍德爵士 | ||||||||||||||||||||
| 前任 | 尤德爵士 | ||||||||||||||||||||
| 继任 | 彭定康 | ||||||||||||||||||||
| 驻苏格兰教会总会高级专员 | |||||||||||||||||||||
| 任期 2010年4月11日—2011年7月20日 | |||||||||||||||||||||
| 前任 | 乔治·里德 | ||||||||||||||||||||
| 继任 | 詹姆斯·道格拉斯·汉密尔顿 | ||||||||||||||||||||
| 爱丁堡皇家学会主席 | |||||||||||||||||||||
| 任期 2008年9月3日—2011年7月4日 | |||||||||||||||||||||
| 前任 | 麦可·阿蒂亚 | ||||||||||||||||||||
| 继任 | 约翰·阿毕诺 | ||||||||||||||||||||
| 英国上议院议员 俗职议员 | |||||||||||||||||||||
| 任期 1992年7月15日—2021年2月12日 终身贵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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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935年2月14日 英国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阿洛厄 | ||||||||||||||||||||
| 配偶 | 黎丹霞（Natasha Alexander） | ||||||||||||||||||||
| 母校 | 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 伦敦大学 香港大学 | ||||||||||||||||||||
卫奕信出任第27任香港总督期间，香港主权尚有10年时间就要移交中国。在这个过渡期内，中国大陆于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北京当局以坦克进占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运动。六四事件引起香港人的恐慌，对香港前途的信心更加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有见及此，卫奕信推出多项政策试图挽回民心。当中，他在六四事件发生后提出“玫瑰园计划”，决定兴建规模庞大的新机场。然而，新机场的兴建，最终成为他被撤换的一大伏笔。
他在任港督期间，曾经被指过度在香港问题上偏袒中方，相较于末代港督彭定康接任后显露的强硬姿态，两者形成明显的对比。卫奕信于1992年7月卸任港督，在离任前不久他获英廷册封为终身贵族，成为英国上议院的中立议员，至2021年2月退休。[1]虽已卸任多年，但他仍不时来港，仍旧关注香港事务。
卫奕信在1935年2月14日出生于苏格兰中部克拉克曼南郡的阿洛厄（Alloa），父亲名威廉·史坚纳（William Skinner Wilson），任职牧师，而母亲则名伊尼德（Enid Wilson）。卫奕信早年入读位于格兰诺蒙特（Glenalmond）的三一学院，毕业后在1953年加入黑卫士兵团，期间曾被派到英属圭亚那服役。卫奕信在1955年退役，并凭著奖学金入读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主修历史，期间曾游历索马利兰，后于1958年取得文学硕士资格毕业。
毕业后，卫奕信曾一度苦恼于加入殖民地部，还是外交部，经过一番考虑后，他选择了后者。在1958年，卫奕信加入外交部东南亚司，最初原本被派到中东，学习阿拉伯语。可是中途因故，于1959年被改派到老挝永珍的英国使馆担任三等秘书。到1960年，外交部打算安排卫奕信到中东重学阿拉伯语，可是在老挝的经历，使卫奕信对中国文化感到深厚的兴趣，因此极力要求到香港的香港大学学习中文。外交部最初打算让他到新加坡南洋大学学中文，但得到艾惕思爵士之帮助，卫奕信终于如愿以偿，于1960年到香港学中文。
自1960年至1962年，卫奕信一直都在香港的香港大学学习北京话，同时还兼任时任香港总督柏立基爵士之政治顾问。期间，他曾寄居于湾仔的一个华人家庭，后来则改与一位来自印度的同学同住一单位。卫奕信在学习中文方面显露出突出的天份和才华，当时一般外籍人士需要学习三年中文才可考试，但卫奕信学了两年中文就获准考试，并且及格通过。学成后，卫奕信在1963年获派到英国驻北京的代办处担任二等秘书，未几即获擢升为一等秘书。
在1965年，卫奕信获调回到英国的外交部，最初专责处理对尼泊尔和韩国的外交事务，后来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改为主理对中国的外交事务。期间见证香港的六七暴动，以及北京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调回外交部工作期间，卫奕信发现自己渐渐成为“中国通”，内阁对中国事务有任何问题，往往十分依赖卫奕信的意见。可是，卫奕信却对此感到惭愧，他曾说自己只不过学了2年中文，以及在北京做过2年事，自觉不能胜任中国事务的专家，于是在1968年向外交部提出三年进修申请。但外交部只答应他离职一年，卫奕信于是在同年3月辞职，离开外交部。
辞职后，适逢《中国季刊》的主编马若德有意辞职，于是卫奕信与他和其妻子联络，接任刊物主编至1974年为止。在担任主编的同时，卫奕信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修博士学位，期间还向《季刊》请假一年，专心撰写论文，经过5年时间，他最终在1973年成功取得现代历史博士衔。卫奕信之博士论文题目是《英国与国民党，1924年—1928年》（Britain and the Kuomintang,1924-28: 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of Official Policies and Perceptions in Britain and China），他之所以选择此一论文题目，乃是因他认为自己对这个时期的历史最为陌生。卫奕信还曾于1972年在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人。
在柯利达爵士的帮助下，卫奕信于1977年重返英国政府供职。他这种辞职数年，后在职级不降的情况下重回政府，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卫奕信最初在柯利达爵士出任主管的内阁办公室评估部门任职，专责评估远东和东南亚地区的政局。到1977年的时候，他又应时任港督麦理浩爵士之请，调到香港担任总督政治顾问。在任职政治顾问期间，卫奕信著手于处理香港与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外交事务。当中，在1979年3月的时候，他曾陪同港督麦理浩爵士，以及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简悦强爵士等人出访北京，和时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会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港督第一次与中共领导人所举行的会谈，在会谈中，由于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必于1997年收回香港，从而揭开香港前途谈判的序幕。
在1981年，卫奕信获调任为外交部南欧洲司总管，主理英国对南欧一带，包括土耳其、马尔他、希腊与西班牙等地的外交事宜，当中不乏处理有关直布罗陀的领土问题。据卫奕信本人忆述，他之所以获调到一个自己完全感到陌生的部门，是得到时任外交部首席书记官尤德爵士之引荐。尤德爵士为了让卫奕信增加见识，以及扩阔视野，所以作出这个决定。至于尤德爵士本人则在1982年至1986年出任港督之职。
到1984年的时候，卫奕信再度获得擢升，接替唐纳德爵士，出任外交部亚太区助理次官。在同年4月，时任外相贺维爵士访华，期间，他在香港前途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表示英国在1997年后不会再拥有香港的主权，这使中英谈判取得很大的突破。未几，卫奕信在1984年的夏天被派到北京，授权与中方一同起草《中英联合声明》，由于中方坚持要在同年10月1日前完成《联合声明》的草稿，否则中方就会单方面公布声明。结果，卫奕信与中方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联合声明》的草案。
《中英联合声明》草案由中方代表周南以及英方代表伊文思爵士，在1984年9月26日于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后在同年12月19日，中国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至此，香港的前途确定下来。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及其附件二，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在1985年5月27日正式成立，小组成员由中、英双方代表组成。这个小组负责讨论《联合声明》的落实情况，以及香港在过渡期内的细节安排，而卫奕信就兼任这个小组的首任英方首席代表。
然而，到1986年12月5日，时任香港总督尤德爵士在访问北京期间突然逝世。由于事出突然，英方一时难以决定继任人选。经过一番考虑，英方最终认为在中、港事务方面有多年经验的卫奕信是最佳人选，并决定以他接替尤德。尽管卫奕信认为自己太年轻，以及资历尚浅，不过最后他还是接受邀请。在1987年4月9日，卫奕信在皇后码头登岸，正式出任第27任香港总督。为了配合总督的身份，卫奕信在上任前不久获加封为爵士；此外，他也是香港历史上最后一位穿著传统官服上任的港督。
受到19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发展过热，过度投机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香港在卫奕信上任没多久，即遇上八七股灾。在1987年10月1日，本港股市仍然是一片交投畅旺的景象，当日恒生指数上试3949.73点，其后更创下3950点的历史高位。可是好景不常，受到纽约股市下跌所拖累，香港股市在1987年10月19日开市后就一直急泻，恒生指数单日一共下跌420点。港股在这个“黑色星期一”的暴跌，更造成骨牌效应，使全球股市也受波及，造成世界性的股灾。
“黑色星期一”发生后，时任港交所主席李福兆得到财政司翟克诚爵士的同意，破天荒地宣布港交所休市四日。李福兆的决定原意是希望稳住股市，让市场消化消息；不过，港交所开市当日，股票更无以复加地出现恐慌性抛售，恒指单日大幅下跌1120.70点，折合下降百份之33之多。
李福兆与港府在事后遭到各界猛烈批评，不少国际投资者对港交所的儿嬉造法相当不满，而且更对港股失去信心。经历八七股灾后，李福兆不久就遭到撤换，而卫奕信亦引入相关的法例进一步监管股市的运作。其中的建议是于89年5月成立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尽管八七股灾对香港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毕竟破坏是短暂的。在股灾不久以后，受惠于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经济又出现高速增长。在1988年的时候，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为5,850亿港元，在20年间有达20倍的增长。至于人均出口量更加是日本的6倍，以及美国的10倍。[2]另一方面，自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政府积极鼓励港商到内地投资，这使香港工业出现大幅度北移的现象。在1988年年底，香港已有超过百份之90的工厂北移内地，港商在内地的投资多达140亿港元，而每日流通文锦渡，穿梭中、港两地的货车更多达12,000架次。这些在内地设厂的港商把货物运到香港，再经香港的港口运送到世界各地，使香港继续保持出口港的地位。至于港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使香港逐渐过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在卫奕信就任港督以前，香港立法局根据《代议政制绿皮书》的建议，在1985年首次引入间接选举，以配合过渡期内的民主发展。这一次的间选，触发港人对立法局引入直选的诉求，其中，有逾91个民间团体在1986年12月组成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齐声敦促港府及早在1988年落实直选。港府后来在1987年5月27日发表《1987年代议政制发展检讨绿皮书》，就香港代议政制的发展作出检讨，并开始向市民收集民意。
然而，中方人士却对香港落实“八八直选”抱有怀疑态度，并质疑为何港府不一早推行直选，偏偏要在主权移交前的敏感时刻推行。卫奕信认为，由于中、港两地经贸交往日益频繁，所以要保障香港的未来，就必须与大陆政府建立起紧密的互信关系，相反，对抗并不能造就成果。因此，他相信殖民地所有重大的转变都应先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卫奕信的看法使他对中方采取一种妥协的态度，结果，面对中方人士对“八八直选”的猜忌，再加上商界的反对，卫奕信最终以民意不足为理由搁置直选。
“八八直选”的流产，使香港不少民主派人士感到非常愤怒，时任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李柱铭猛烈批评，指英国出卖了香港人，而其后英国下议院亦曾就“八八直选”展开辩论。不过，虽然“八八直选”被否决，但由于后来内地发生六四事件，卫奕信与中方商讨后，终在1991年的立法局选举首次引入18个直选议席，以求稳定人心。在那次的选举中，民主派在直选议席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反映出香港市民对直选的支持。
自香港在1979年起成为第一收容港以来，港府就一直以人道立场，收容因越战等因素而前来香港的越南船民。然而，大量滞港的船民却使香港在经济、治安和社会各方面造成沉重负担。有见及此，港府在1988年6月16日开始实施甄别政策，把政治难民分为“难民”，经济移民等非难民则分为“船民”，凡是因经济问题而进入香港的越南船民，他们会被视作非法入境，不能被转送到第三国，并将被遣返越南[3]。
在1991年10月，卫奕信推行有秩序遣返计划，开始遣返越南船民。此计划最初为自愿性质，但是因为效果不彰而转为分批实施强逼遣返[4]。基于不满遣返等问题，船民日后曾在难民营爆发多次暴动 [5]。
在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他的逝世触发不少民众自发前往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未几，民众的悼念活动却发展成为一场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而到5月底的时候，在广场参加学运的人数更多达上百万人，是中共立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规模学运。正当国际密切注视这场学运的时候，“有传”中共当局却在1989年6月4日清晨时份“清场”，以坦克进占天安门广场，驱散在场内手无寸铁的民众，并造成不少无辜伤亡。
至于在香港方面，中国的学生运动对港人造成很大的冲击，不少港人亦对学运表示支持和认同。在5月27日，有多达30万名市民参与“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为内地学运筹款，而到5月28日，更加破天荒地有大约150万名市民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然而，在六四事件发生后，港人对香港的前途以及对中国政府的信任程度，同样跌至《联合声明》在1984年签署以来的最低点，而且再次触发上百万名市民游行，抗议中国政府镇压学运。
六四事件以后，香港陷入严峻的信心危机，而卫奕信在1989年6月21日的香港立法局会议就试图安抚到：
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最近发生的悲剧事件，动摇了市民对香港的信心。这是自然不过的发展。但这些事件亦使本港社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团结意识……1997年将会是香港前途的转捩点，这是历史使然的。我们的前途与中国息息相关。《联合声明》始终是香港前途的最适当、而且是唯一实际的基石——香港将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这部分却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它可以继续拥有本身的种种自由、本身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最近发生的事件，震撼全港。不过，本港形势的发展，也有令人感到安慰的地方。尽管本港社会备受冲击，但我们所有的制度和机构，仍稳如磐石。虽然股市受到很大的打击，部分银行受到挤提的影响，但整个金融体系，包括股票市场、期货市场、银行系统和汇率，依然稳固。我们见到成千上万的市民上街游行，表达本身的感受。他们怀著至诚，而且十分自重，没有任何不愉快事件发生……
但是，不少立法局的议员就仍然对香港前途感到十分担忧，而且对六四事件对香港造成的破坏亦不敢乐观。当中，谭惠珠议员在7月5日的立法局会议致辞，就概括地描述了六四事件之后的香港境况：
（在4月的时候，）当时本港恒生指数正由3200点攀升至3300点，半山区的豪华住宅售价每平方呎2,400元……（但是在六四事件后，）恒生指数下挫了1000点，而半山区物业也割价五成求售。一项刚完成的调查显示，港人现时对政治经济前景的信心，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来的最低点。我认为原因不言而喻。我们一直期望中国会继续开放，有一天会富强起来，人民得享自由。但最近数以万计，有时甚至超过50万的香港市民上街游行，充份表达了他们的失望、愤懑及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愿望，并且显示我们的立场是团结一致的。
面对暗淡前景，当时立法局通过动议，鼓励市民讨论《联合声明》，而不少议员更敦促英国政府应当负上宗主国的道义责任，让香港人拥有居英权。在种种复杂的背景下，卫奕信在1989年10月11日宣读《施政报告》，推出不少措施，设法挽回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例如督促大老山隧道提早于1991年下半年完成）。当中备受关注的，有居英权计划、《香港人权法案》，以及玫瑰园计划三项。
其实《中英联合声明》在1984年签署以后，已经代表香港人将不会获得英国的居留权。但是，为了安抚人心，英国当局在1987年起向港人签发《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让港人即使在主权移交后，仍然与前宗主国保持某种的关系。不过，由于《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并不赋予居英权，使不少港人感到失望，遂使香港开始出现移民潮。在六四事件以后，香港的移民潮更步入高峰；在1989年，估计全年有多于42,000人次移民外地，到1990年，人数更上升至大约62,000人次，而且还有不断上升的迹象。在这批移民人士中，又以高学历与高收入人士为主，反映出人才流失的现象。
面对移民潮的问题，时任行政局议员邓莲如女爵士就曾在六四事件之后公开恳求英国，不要把英国子民转让予“一个毫不犹疑地以坦克和武力镇压人民的政权”[6]。另外，她又曾经与另一位行政局议员李鹏飞一同前往伦敦，代表两局议员，以道义理由就居英权问题向英国当局多番游说。然而，由于英国政府担心港人会涌到英国定居，所以一直也不愿意向全港市民给予居英权。不过，英方最终还是批准一个折衷方案，而这就是卫奕信在1990年所公布的居英权计划。根据计划，港府会提供50,000个名额，让政府要员以及对殖民地有贡献的人士取得《英国护照》，好使他们在香港主权移交后有权定居英国。
不过，中方当时却宣布不会承认这类人士的英国护照，这类人士将仍旧被视作中国公民，但同时，由于这类人士拥有外国的居留权，所以中方不会让他们在主权移交后出任政府要职。由于中方规定在主权移交后的特区政府，出掌要职的人士均须为没有外国居留权的中国公民，而立法会内的中国公民亦不可少于全体议员的百份之八十，结果居英权计划的踊跃程度比想像中低。
在1989年10月的施政报告中，卫奕信强调根据《中英联合声明》，所有适用于香港的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将在1997年以后继续生效，以期继续保障香港人的基本社会自由和政治自由。此外，卫奕信又应社会舆论的要求，计划引入《人权法案》，明确界定香港人所享的自由和权利，以增加港人对前途的信心。
经过一轮立法程序，《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最终在1991年6月6日制定，并在6月8日起开始生效。《香港人权法案》主要参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中胪列出市民所享有的生存权利、法律权利，以及思想、信念及宗教自由等等的基本人权，而《人权法案》“只约束政府及各公共主管当局，以及任何代表政府及公共主管当局行事的人”，以防止政府违反人权。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制定，使原本只在国际公约中胪列的人权写进香港的法律内，从而更进一步地让人权得到法律的保障。不过，话虽如此，由于《人权法案》内的条文并不详细（如反歧视的部份），所以往往亦难以执行。此外，《人权法案》原是一部具有凌驾性的法律条例，所以港府为避免出现抵触的问题，更同时修订香港的宪制性文件——《英皇制诰》。可是，中方一直却反对《人权法案》的制订，对于它具有凌驾其他法律的地位更深表不满。中方认为，只有《基本法》才有凌驾性，因此在主权移交后，随著《基本法》的落实，《人权法案》内的凌驾性条文和与《基本法》相抵触的部份亦不再适用。然而，对于《人权法案》是否具凌驾性的问题，社会始终存有分歧。
香港以往唯一的民用启德机场早在1970年代已开始不敷应用，惟后来由于出现前途问题，所以新机场的问题一直没有上马。但是，六四事件的发生，却促使卫奕信在1989年10月11日的施政报告中决定兴建新机场，以望振兴香港人的信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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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卫奕信在施政报告中所制订的香港机场核心计划，香港将在大屿山以北的赤鱲角进行大幅填海，兴建一个国际级的大型新机场，这个新机场有两条跑道，可24小时运作，每年更可容纳8000万名旅客，是启德机场容量极限的3倍。另一方面，为了作出配套，卫奕信又决定兴建连接机场与市区的公路、大桥、西区海底隧道以及机场铁路；在兴建机场铁路的同时，港府又将顺带于九龙半岛的西面和青衣填海造地，兴建八号及九号货柜码头，进一步扩大港口的吞吐量达5倍之多。而为了方便向新机场提供服务，卫奕信还决定在赤鱲角附近的东涌开辟新市镇，计划至少容纳15万人。总而言之，这项工程计划在香港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这项香港机场核心计划被统称为“玫瑰园计划”，寓意计划的前景将如玫瑰园一样美好。卫奕信当时估计整项计划将动用上1270亿港元，并在1997年年初启用第一条跑道。可是，事与愿违，整项计划最后用了1553亿港元，而新机场最终要到香港主权移交后的1998年才与大榄隧道一同正式启用。由于卫奕信在推出计划时全为稳定民心，因此没有与中方谘询，结果酿成轩然大波[7]。
在玫瑰园计划推出后不久，问题便开始浮现。由于计划将动用库房上千亿元的储备，中方未几就指这是一项企图要花光香港外汇储备的阴谋，并指这是英方秘密撤走资金的手段[8]。此外，中方又扬言不会承担任何横跨1997年的合约债务，表明不会“祝福”港府的玫瑰园计划。
面对中方的不合作态度，使港府在新机场的融资出现问题，结果港府唯有一边承担财务责任，一面继续向中方游说。不久以后，前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秘密访京，极力向中方官员游说，并就计划“解话”。柯利达爵士在英国外交部一向是主张对华友好的，而他此行亦使北京方面让步。然而，中方坚持英国首相马卓安亲自抵华签署谅解备忘，事件才可以圆满解决[8]。
在被迫的情况下，马卓安答应中方的要求，并在1991年9月3日于北京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当中，英方承诺留予未来特区政府的储备将不少于250亿港元；换取中国政府支持新机场建设，以及对香港主权移交后所剩下的举债问题采取积极的态度。
虽然马卓安在表面上十分乐意到北京签署谅解备忘，但背后他却对此十分恼怒，因为自六四之后，国际仍在杯葛中国，但自己却被迫到那里签约，成为六四事件以后第一位到访中国的西方国家政府首脑。经此事以后，保守党政府认为对中国的妥协政策已不再适用，而英方更认为对北京处处退让的卫奕信需要负上责任。
正常而言，港督经过第一段任期以后，通常会得到英国政府续任，作为肯定港督政绩的表示。不过，历经新机场风波后，卫奕信却在1992年的元旦授勋名单中，获封为终身贵族；未几，英国政府就在未公布继任人选的情况下宣布卫奕信将不获得续任。结果，卫奕信与夫人于不情愿的情况下，在1992年7月3日离开香港。临行前，卫奕信表示“对说再见感到伤感”。[9]
卫奕信被撤换后，马卓安改以他的朋友，政治家出身的彭定康担任末任香港总督。彭定康上任后放弃卫奕信的妥协政策，改为对中方采取强硬态度；而直到香港主权移交为止，中英关系也没有多大的改善。
在卸任以后，卫奕信在英国出任多项公职。在1993年，他加入苏格兰水力发电公共有限公司（Scottish Hydro-Electric plc），担任主席；至1998年的时候该公司与另一电力公司合并，改组成苏格兰与南方电力公共有限公司（Scottish and Southern Energy plc），并继续由他任主席至2000年。另外，卫奕信亦曾自1993年至2003年出任马田柯里太平洋基金公共有限公司（Martin Currie Pacfic Trust plc）之总监；以及自1993年至2002年担任英国文化协会理事会成员，当中又自1993年至2002年出任协会之苏格兰委员会主席。
另一方面，卫奕信自1998年至2000年担任苏格兰贵族协会副主席，2000年至2002年又任该会主席。此外，他于1999年至2002年担任苏格兰教堂计划之受托人；自1993年至2000年出任英国工业联合会苏格兰议会成员；自1992年至1997年担任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校务委员会委员；以及自1994年至2005年担任格兰诺蒙特学院之议会成员，当中更在2000年至2005年任议会主席。
除了上述公职，卫奕信还在1993年起出任英国不丹学会主席；1996年起出任苏格兰皇家地理学会副会长，到1997年起又出任鸭巴甸大学校监。鸭巴甸大学校监是一项荣誉职位，一般而言，卫奕信将会终身出任此职。另外，自1999年起，他出任全国苏格兰博物馆的受托人，到2002年起兼任主席。而在2000年起，卫奕信又被任命为首相商业任命顾问委员会委员，同时还出任苏格兰大学卡奈基基金之受托人；自2001年起，他担任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登记官；以及自2002年至2008年出任剑桥大学彼得学院院长。在2008年10月，他获委为爱丁堡皇家学会主席，在此以前，他曾于2000年起当选该会院士，并于2002年当选该会国际委员会召集人。
在2000年，卫奕信获英女皇伊莉莎伯二世亲授蓟花勋章，以答谢他对英国多年的贡献。蓟花勋章地位尊崇，是苏格兰人所能获授的最高骑士荣誉。此外，卫奕信亦曾于2004年担任鸭巴甸市市议会议员。
虽然在卸任港督后离开香港，但卫奕信仍十分关注香港的事务。自1994年起，卫奕信一直是英国的香港工商协会荣誉主席；此外，他亦不时出席香港特区政府在英国举办的活动，当中，香港特首曾荫权曾在2005年11月访问伦敦，期间出席贸易发展局的周年晚宴。当时卫奕信也有出席晚宴，并赞扬曾荫权是一个杰出的特首 [3]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另一方面，卫奕信曾在2005年1月访问香港科技大学；以及在2006年于香港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于2011年出席香港大学百周年校庆典礼并致辞 [4]。
2014年，香港市民发起雨伞革命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行政长官普选方案所设置之限制，期间警察的清场行动被各界指责。同年10月16日，卫奕信在英国上议院有关香港问题的辩论中表示，难以不被香港数以千计年轻人的热情以及承担自己政治未来的和平示威所感动，尤其在示威初期的时候。同时，他亦难以想像香港作为一个大城市能在出现甚少严重事件的情况下，长时间举行如斯规模的示威活动。然而，卫奕信指出他们亦不得不留意到示威者的目的（即三年后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之候选人需由公众提出，而非由提名委员会提名，或受限于提名委员会提出之二、三人）终究难以实现。[10]
2021年2月，卫奕信告知英国国会秘书，指他将根据《2014年上议院改革法案》 从上议院中退休，结束29年的上议院议员生涯。[1]
卫奕信虽然是一位“中国通”，但亦由于他对中国的认识，使他对中方处处忍让，被舆论认为他向中方“叩头”讨好，窒碍民主，出卖港人利益 [11]。另一方面，由于主权移交前很多事情需要中、英双方同意后才可以实行，这大大削弱了政府的管治威信，卫奕信一任政府经常被传媒取笑为“跛脚鸭政府”，而不少政治漫画都把他画成一只断了一只脚、撑著一支拐扙、加上一个人头的鸭 [12][13]。卫奕信向中方让步的作风，也使英方一些强硬派深感不满，而不少在港英商，如怡和等等也认为卫奕信出卖了香港利益。种种的不满，最终使到要求撤换卫奕信的呼声愈来愈高 [14]。
英国政界及商界对卫奕信的表现不满，香港市民也认为他未能舒解对主权移交的焦虑与不安[15]，中国政府也一直对卫奕信颇有微言，这主要是在六四事件后，他没有与中方商讨下，便推出种种单方面行动，如居英权计划、香港人权法、宣布玫瑰园计划建新机场，企图挽回港人对前景的信心，中方则反对英方采取扩大民意代表及推动保障人权的措施，甚至认为英方利用香港民意对其作出牵制，结果使中方认为中英两国无法如《联合声明》所言的紧密合作，而彭定康接任港督后更采取强硬态度，也使双方关系进一步陷入低谷 [16]。
面对种种的批评，促使卫奕信在1992年先获封终身贵族，然后再行卸任港督。一般认为，这是在卫奕信被撤换的同时，让他有一个体面的下台阶，挽回尊严。无论如何，卫奕信在2000年获英女皇所授的蓟花勋章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此勋章的人选是由女皇亲自选定，而不是由政府提名，这反映女皇肯定卫奕信的功绩[原创研究？]。
在香港大学学习中文期间，卫奕信曾取中文名字叫作魏德巍。此名字是出自他的老师所赠的一副对联：“德者当以道为本，巍峻应有稳定基”。至于任英国驻北京代办处二等和一等秘书时，他的中文名字曾一度改为魏德维。“魏德巍”之名一直为卫奕信所采用，直至他上任港督之前，香港传媒却认为这个名字是“双鬼拍门”（“魏”和“巍”中有两个鬼字），而且谐音“危”、“伪”，并不吉利，再者“巍”字由“山”下“千八女鬼”组成，全名谐音“危得危”，因此他就改译名成卫奕信。取名“卫奕信”，是有捍卫“信念”与“诚信”之意。
卫奕信在1967年与黎丹霞（Natasha Helen Mary，旧译“颜丽珊”）结婚。两人育有两子，分别名卫波德（Peter Wilson）及卫安德（Andrew Wilson），其中卫波德也任职于英国外交部，曾被派到北京工作，后任外交部亚太司司长，2013年6月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获CMG勋衔。[17]
卫奕信在剑桥、爱丁堡，以及西鸭巴甸郡的蒂利安皆置有物业。此外，他的兴趣包括除了看戏和阅读外，还有登高远足。在1981年，他就曾随英国公格尔山探险团，登上中国的昆仑山脉；此外，卫奕信径之所以以他命名，正是因为他爱远足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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