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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关系史即中国外交史，指历史上属于中国范畴的所有政权和其他国家交往的历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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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的中国以丝绸之路来和中亚、欧洲相互交流。唐朝的繁荣时期，长安成为当时世界的最重要城市之一，宽容地接受世界各地而来的文化。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是航海史上的壮举。清朝时，英国使者带礼品到中国来为乾隆皇帝祝寿时，被中国当以“朝贡”对待，并因英国从东部海路过来，而称之为“英夷”。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天朝上国”观念转变，对外关也从此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在古时，中国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皇帝是这个文明世界的领导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以中原为世界的中心，中国视周边地区为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词语带有蔑视的态度。其实，中国只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当时这种外交政策在东亚、东南亚被迫广泛接受。
汉匈战争初期，汉高祖刘邦率军白登被围，接受了娄敬建议，开始了与匈奴的和亲政策。
汉武帝时期，大败匈奴，此外，汉武帝消灭了于朝鲜半岛卫满所建的卫氏王朝，于朝鲜半岛设乐浪四郡。
东汉光武帝时，班超率军荡平西域，是为西域都护。同朝者马援，平越南“二征”叛乱。后三国鼎立、五胡乱华，万里长城尽烽烟，这种关系便被时间的狼烟所掩盖，直至第二次大一统，即隋朝建立。
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朝灭东突厥，与波斯萨珊王朝接壤。公元633年，阿拉伯帝国开始对波斯的征服，637年，攻占其首都泰西封，逐渐将战线推到了唐朝西部的边境。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萨珊王朝叶斯德苟特三世遣使向唐朝求援时，唐太宗筹征伐高句丽，故敷衍谢绝[b]。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波斯彻底亡国。龙朔元年（661年）波斯卑路斯王子向唐廷乞援。调露元年（679年），以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领兵护送卑路斯前往波斯建国。裴行俭送至安西一带即行返回。俾路斯在吐火罗一带逗留。景龙元年（707年），俾路斯的儿子泥捏师无奈返回唐朝，被授予左威卫将军。数年后，泥涅师病卒，波斯萨珊王嗣绝。
公元715年，拔汗那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东南）内部政变，阿拉伯倭马亚王朝武力干涉，拔汗那国王不支，前往唐朝安西都护府求救。安西将领张孝嵩认为：“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率唐军一万余人，西出龟兹（今新疆库车），长驱而进，推翻拔汗那国傀儡政权。唐开元三年至五年（715年-717年），葱岭以东的喀什噶尔被倭马亚王朝大将屈底波所攻陷。开元七年，粟特人的昭武九姓向唐朝求救。唐朝没有反应。
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后整整一百年，唐朝终于与阿拉伯展开了决战。公元751年，唐朝因石国“无藩臣礼”，对其宣战。安西都护府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奉命率兵西征。俘获石国国王那俱车鼻施，送至京师斩首。石国王子逃出，求助于刚刚改朝换代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高仙芝欲先发制人，统帅番汉三万兵马西进深入七百余里，至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东南江布尔城），同阿波西林所率大食联军相遇。双方交战五日，随同前来助战的葛逻禄部众倒戈，背叛唐军，致使唐军失败，战死或被俘者二万余人，所剩不过数千。高仙芝见取胜无望，遂率残兵败将撤回安西，是为“怛逻斯之战”。五年之后，唐朝爆发“安史之乱”，从此再也无暇顾及西域。
唐太宗时期，国内经济得到发展，唐太宗便心生恢复汉武帝时的大帝国风貌[来源请求]的愿望。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军突袭东突厥，活捉颉利可汗。又苏定方率军灭西突厥。后唐罗联军15万大军（唐军11万，新罗军4万）相继灭掉高句丽，百济国。
670～676年，在唐朝联合新罗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后，两国为争夺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统治权而爆发战争。唐将薛仁贵平定朝鲜。至唐玄宗时，又册封南诏国。直至唐玄宗时，唐朝进入繁荣时期，商品贸易极其繁荣。四海升平，万国来贺，唐朝首都长安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中心。其中政府各级官员皆有外国人的面庞，各国人才争相来到长安。
宋朝外敌频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针对不同的外交对象，给予不同的馆待礼遇，并使之专门化。辽与金国都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其外交事务主要由枢密院的礼院负责[c]，包括文书往来、使节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丰年间，枢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国信，南宋沿袭之。此外，宋朝专门设置主管往来国信所，作为负责与辽、金交往的具体事务机构。而西夏、高丽、交趾等国的部分，由于宋朝视他们为藩属国，所以发出的外交文书和礼物等皆称“制诏”或“赐”，对其国家的外交承认被称为“册封”。宋朝在京城设置许多外交接待馆驿，作为国家接待各国使节的地方。辽国在都亭驿，西夏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鹘、于阗在礼宾院，三佛齐、真腊、大理、大食等国家在瞻云馆或怀远驿[2]。
宋朝奉行朝贡体制，然而将重心放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也就是“来则不拒，去则不追”[d]。宋代朝贡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表现在有较固定的管理机构，明确规定贡期，严格贡使的证明，回赐的制度化等。南宋时，还将海外贸易作为朝廷的财政收入预算之一，对于朝贡物并非照单全收，而是只接受其中的一小部分，其馀的按市舶贸易的规则进行抽买。免税贡物的减少，意味著税收的增加，这样既有利于外交往来，又给朝廷带来实惠，使外交和经济获得双赢[3]。
宋朝有名的外交家有富弼、沈括与洪皓。富弼在外交上面对大军压境的辽国时屡立奇功。他以理挫败自傲的辽使，迫使辽使行参拜之礼，后又两次出使辽国，挫败辽国割地要求。富弼分析宋、辽、西夏三国的关系，认为辽与西夏强盛的原因是获得中国的资源与人力[e]，并且协助宋朝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沈括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分，出使辽国交涉划界事宜，获成而还。他在出使途中绘记辽国山川险阻及风俗人情，完成《使虏图抄》，上于朝廷。《宋史》称：沈括“使契丹。凡六会，敌人环而听者千辈，无以驳其议。”洪皓在南宋危难之时出使金国，被拘15年，但仍不愿投降金国。洪皓曾屡次派人向被囚禁在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的宋徽宗、宋钦宗及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宋高宗秘密传递消息。归国后，宋高宗称他“虽苏武不能过”[3]。
契丹族原臣服唐朝，被唐朝设立为松漠都督府。于晚唐五代时建立契丹国独立，并且屡次入侵河北地区。五代后唐末年，辽太宗接受石敬瑭的请求，协助他建立后晋取代后唐，以获得燕云十六州与后晋的臣服。不久又南征中原，灭后晋以建立辽朝。至此辽朝与中原的外交关系首度转为辽朝居上，中原臣服的状态[4]:46。之后辽朝衰退，后周与北宋为了燕云十六州又相继北伐，双方恢复对峙的局面。辽朝采取防御策略，并且扶持北汉对抗中原的北伐，屡次抵御中原的进攻。直到辽圣宗时，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度发动南征，率辽军直逼北宋的澶州。最后双方订立澶渊之盟，辽朝与北宋建立大致上平等的外交关系，长达120年，双方并且加强经济和贸易往来[5]。1042年辽兴宗乘宋夏战争后北宋内外交困之际，率重兵陈列辽宋边界，并派萧特末（汉名萧英）和刘六符去宋朝索要瓦桥关南十县地。宋朝派富弼与辽方使节谈判，双方于九月达成协议，此即重熙增币。最后增加增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了结这次索地之争。辽兴宗还派耶律仁先和刘六符再次使宋争得一个“纳”字，即岁币是宋方纳给辽方的，不是赠送的。宋臣富弼建议宋仁宗答应要求，并且要求辽朝约束西夏作为条件以破坏辽与西夏的关系，最后使辽兴宗两次亲征西夏，劳民伤灾[4]:36。辽朝晚期因受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入侵，加上朝廷内部分裂与内斗，使辽朝有意与北宋和谈。但是北宋已经与金朝建立海上之盟而共同伐辽，所以拒绝和谈，最后辽朝亡于金朝[6]:12。
辽朝于926年灭渤海国后与高丽接触。942年送给高丽50匹骆驼，但遭高丽太祖拒绝。辽使被放逐到孤岛，所送骆驼也都被饿死（万夫桥事件）。至此辽朝多次袭扰高丽边界，993年，辽圣宗率大军越过鸭绿江入侵高丽。最后双方和谈，在高丽同意断绝与宋的联盟后，辽圣宗率军北返，双方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1009年高丽发生军变。辽圣宗趁机入侵高丽，最后在攻下开城后北返。1018年，辽朝率大军再度东征高丽。但不敌高丽军队。双方之后谈和，以后辽朝再也没有入侵高丽[7]。
辽朝与西北诸国保持著较为友好和睦的往来。辽朝西境的主要邻国西夏，长期以来，一直与辽朝保有朝贡和联姻关系。一度为辽藩属，被称为甥舅之邦。辽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也源远流长。早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就曾经率军西征，使西域诸国相继臣服[8]。统和年间，王太妃出师西域，1003年建可敦城[f]，作为西北的边防重镇，经过多年的经营，使辽朝的势力范围涵盖漠南、漠北与西域之地。辽朝政府对这些降附的部落属国，均采取“因迁种落，内置三部”的羁縻政策[9]，使得这些国家互相监督，皆不愿背叛辽朝[10]。这些都使葱岭以东的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与葱岭以西的喀喇汗国，基本上都是亲附辽朝，其与北宋的关系较疏。此外，西亚的波斯与大食在辽初也相继遣使来通好。天赞二年，波斯使来，第二年大食使来。大食国王遣使为王子请婚，未允。次年，复遣使请婚，辽圣宗以宗室之女嫁之[11]。
因此，在唐朝灭亡之后，西域、西亚与东欧地区皆将辽朝（契丹）作为中国的代表称谓。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兵书中，还将中国传过去的火药与火器称为“契丹花”、“契丹火箭”等。直到今日，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当中，也依旧以契丹作为中国的称呼[12]:1。
中国古代一直没有专职外交部。明代在因袭唐宋旧制的基础上，形成礼部主管、其他官衙协办的管理格局。其中，礼部“主客司”负责全面外事活动，“行人司”负责奉旨出使，“鸿胪寺”负责外事礼仪，“会同馆”负责外事接待，“四夷馆”负责外事翻译。
朝贡体系到了清朝达到最成熟的地步。朝鲜、越南和琉球国是朝贡国的典型。
1665年，俄罗斯冒险家来到外满洲，通过拉丁语（中国人从耶稣会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这门语言），清朝皇帝与俄国沙皇在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之间的疆界，其中部分沿用至今。
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很快学会了欧洲外交的游戏规则。虽然这期间中国外交的长期目标是重树中国的强国地位，当时的近期目标则是保住现有领土并推广洋务运动，在19世纪末面对瓜分中国危机时甚至一度涉及到生存的问题。仅拥有一支相对弱小军队的中国，必须依靠国际法与强国之间的矛盾来维持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朝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如《南京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在李鸿章的主导下采取亲俄政策，以制衡日本。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内战不断，经常出现多个政府，声称代表中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来全力发展外交关系。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并没有得到国际承认，直到清帝退位、袁世凯掌控北洋政府后，中华民国才被国际承认。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不能捍卫本国利益，引发了“五四运动”，最终使中国代表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此外，北伐期间还出现三个自称代表中央政府的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但随着宁汉合流和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获得英美支持，形式上统一全国，确立了其中央政府的地位。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才开始显着提高。开罗会议中国是三大国之一。对日抗战后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废除了自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大部分条约，并陆续与世界各国签订平等新约（“修订新约运动”）。政府还积极与英国交涉，欲收回香港，但被当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所拒绝。
中华民国也是联合国的五个创始会员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失败后，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北。虽然已失去中国大陆治权，但中华民国政府在国际上仍持续代表中国参与世界交流位置，直至1971年退出联合国，中国的联合国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占有。随着与美国等国陆续断交，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个中国”的压力下，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受到限制。目前中华民国有15个邦交国[g]，部份邦交国的外交关系维持建立在金援而非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与非邦交国则以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名称保持接触。另外，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以中华台北[h]、中国台北或台澎金马特别关税领域[i]等名义参与国际组织[j]。为了突破“一中”框架，陈水扁政府主张“一边一国”，并发动邦交国连署及公民投票，要求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k]和其下属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但以失败告终。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政府在外交方面的竞争有所缓和。但2016年民进党重新上台后，两岸政府关系重新变得紧张。
随著国共内战失利，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但仍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维持外交关系。而在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初期，实行“一边倒”策略，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冷战中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完全独立发展的道路，并积极与第三世界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19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取代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当局代表而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相继与日本、美国等国建交。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影响日渐增强的情况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中国奉行强调斗争精神的“战狼外交”，外交政策转为强硬路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13]。由于习近平对西方世界充满敌意[14]，提出“东升西降”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5]，习近平又实行个人独裁统治，以及中国出现反西方情绪，被认为是导致激进外交路线出现的因素，中国官方承认这是“战狼外交”[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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