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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中东战争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赎罪日战争（希伯来语：מִלְחֶמֶת יוֹם הַכִּפּוּרִים，罗马化：Mil°ḥȩmȩt Yŵm HaK̇iṗẇriym；阿拉伯语：حَرْب أُكْتُوبَر，罗马化：Ḥar°b ʾˈUk°tuwbar；又称第四次中东战争、斋月战争、十月战争）发生于1973年10月6日至10月26日，起源于埃及与叙利亚分别攻击六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战争的头一至两日埃叙联盟占了上风，但此后战况逆转。至第二周，叙军退出戈兰高地。在西奈方面，以军在两军之间攻击下越过原来的停火线苏伊士运河，直到联合国停火令生效为止。
| 赎罪日战争 | |||||||
|---|---|---|---|---|---|---|---|
| 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一部分 | |||||||
 最顶，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进攻戈兰高地时被摧毁的叙利亚陆军T-62主战坦克； 第2行左方，以色列陆军M60巴顿坦克穿越苏伊士运河； 第2行右方，飞越戈兰高地的以色列空军幻象3型战斗机； 第3行左方，举著时任埃及总统穆罕默德·艾尔·沙达特肖像庆祝的埃及士兵； 第3行右方，一名以色列士兵于安息日站在西奈半岛祈祷； 第4行左方，埃及军队于西奈半岛夺得以色列阵地后在前方升起埃及国旗； 第4行右方，以色列军队用CH-53直升机撤离伤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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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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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1] |
 苏联 [10]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莫夏·戴扬 大卫·埃拉扎尔 阿里埃勒·沙龙 史密尔·葛农 本亚明·佩莱德 |
 穆罕默德·安瓦·沙达 哈菲兹·阿萨德 穆安玛尔·格达费 萨阿德·沙兹利 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 穆斯塔法·特拉斯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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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000人 1,500辆坦克 3,000辆武装车辆 945门火炮 561架飞机 84架直升机 38艘军舰[11] |
埃及军： 650,000[12]－800,000人[13]（300,000人部署） 1,700辆坦克[14] 2,400辆武装车辆 1,120门火炮[15] 690架飞机 140架直升机[16] 104艘军舰 叙利亚军： 150,000人[12]（60,000部署） 1,400辆坦克 800－900辆武装车辆 600门火炮[15][17][18] 350架飞机 36架直升机 21艘军舰 伊拉克军： 60,000人 700辆坦克 500辆武装车辆 200门火炮 73架飞机[11][19]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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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1－2,800人阵亡 7,250－8,800人受伤 293人被俘虏 1,063辆坦克被摧毁或俘虏 407辆装甲车被摧毁或俘虏 102－387架飞机被击落 |
8,000[20]－18,500人[21]阵亡 18,000[20]－35,000人[22]受伤 （西方国家分析） 15,000人阵亡 35,000人受伤 （以色列分析） 2,250辆坦克损毁或被俘 432架飞机遭击落 | ||||||
这场战争对多个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相较之前埃叙约联盟在六日战争惨败，阿拉伯世界从这场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中找到信心；而以色列意识到即使在战术上取得一时的胜利，也无法确保能持续在军事上战胜阿拉伯国家。这些变化给之后的和平进程铺平道路。1978年《戴维营和约》和隔年《埃以和约》，退还西奈半岛土地，使埃以关系正常化，埃及成为首个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同时埃及持续远离苏联以至完全脱离其势力范围，转为亲美国的独立外交政策，苏伊士运河也重开了。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采取了干涉行动以帮助以色列，但同时欧美国家担心石油输出国组织会因此停止向其出售石油以及关闭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后，阿拉伯国家对欧美和以色列的仇恨进一步增强，同时阿拉伯国家在战争期间将原油价格从战争前的不到3美元一桶提升到接近12美元一桶，迫使美国寻求其他方法满足自身的能源需要（如降低限速和室内温度，以及研究水力压裂技术等）。赎罪日战争是阿拉伯国家在二战之后第一次发起同时反对欧美的联合行动。[2]:428-430
这场战争是阿以冲突的一部分。1948年以来，二者之间已经爆发了多场战争。在之前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整个西奈半岛乃至苏伊士运河，并且从叙利亚那里攻占了戈兰高地的大约一半面积的领土[23]。
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以色列在西奈和戈兰高地上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1971年，以色列花费了五亿美元在苏伊士运河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堡垒系统，这座堡垒被命名为巴列夫防线，名称来自以色列将军巴列夫（Chaim Bar-Lev）。
埃及和叙利亚都想拿回在六日战争中失去的土地，但以色列高层却不想归还这些土地。不过依据以色列前总统哈伊姆·赫尔佐格的说法，在1967年6月19日，以色列联合政府已经投票无异议通过，要把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还给埃及和叙利亚以换取和平协议。戈兰高地将非军事化，也将和埃及展开有关西奈半岛蒂朗海峡的沟通，以色列政府也决定要和约旦国王展开关于东方边界的谈判[24]。但阿拉伯国家稍后在喀土穆协议（Khartoum Arab Summit）中决定，与以色列“拒绝和平、拒绝接触、拒绝谈判”，有的阿拉伯国家至今仍在遵守此协定。
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于1970年9月去世，继承者是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而萨达特决定经由战争手段取回在六日战争中的失土。1971年，萨达特在与联合国调停大使贾林的谈话中声明：“除非以色列‘撤出在西奈半岛和加萨走廊的所有武装部队’，并且履行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中的所有条款，埃及才会‘准备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以色列的答复则是绝不会撤回1967年6月5日以前的边界[25]。
萨达特寄望于以小规模地战胜以色列便能改变现状，而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对与以色列的谈判完全不感兴趣，并认为只有用完全的军事手段才能夺回戈兰高地。从六日战争以来，阿萨德便进行庞大的扩军备战，他希望让叙利亚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的军事霸主。在埃及的援助下，阿萨德认为叙利亚军已经有绝对的胜算击败以色列并取回失土。阿萨德认为只有在用武力夺回戈兰高地后谈判才会展开，到时将能威逼以色列交出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萨走廊，且逼以色列做出其他的让步。
萨达特同样期盼战争的来临，“萨达特掌权三年以来……是历史上埃及人民士气最低落的时期……经济一直低迷不振。发动战争是孤注一掷的选择。”[26]在萨达特的传记里，作者Raphael Israeli描述萨达特面临到埃及自从六日战争以来士气低迷的问题，认为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都须先克服这种战败的羞耻感。埃及的经济已经陷入混乱，但萨达特察觉他将要推行的改革必定会在部分埃及人口里不受欢迎，而一次军事上的胜利将能让他获得人民普遍支持。一部分的埃及人，尤其是发起许多抗议活动的埃及大学学生，强烈主张进行战争以夺回西奈半岛，而萨达特掌权三年来还未发动战争让他们相当不满。
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对发动新的战争较不感兴趣，约旦的侯赛因国王担心，若是战争失败将会再次失去土地（约旦在之前的六日战争中失去了占一半人口的土地）。同时萨达特承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阿拉法特，在战胜后将会让他们管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萨走廊，而约旦国王则认为西岸地区应该属于约旦。而于1970年爆发的黑色九月事件，在巴解与约旦的内战中，叙利亚曾军事介入支援巴解，进一步造成约旦和叙利亚的不合。
伊拉克和叙利亚同样关系紧张，伊拉克也拒绝参加开头的攻势。黎巴嫩则由于军力过小和内部的不稳定而未有参加。在开战前一个月，萨达特忙于在外交上争取支援，到1973年的秋天，萨达特宣称已经得到超过100个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大多来自阿拉伯国家联盟、不结盟运动的参与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萨达特也在欧洲争取支援，并且获得了一些成功。英国和法国首度支持了阿拉伯国家，在战争爆发前，西德则成了埃及最大的军备来源国。
萨达特于1972年公开宣称埃及将会和以色列开战，并说埃及已经准备好“牺牲1百万名士兵”[27]。1972年底以来，萨达特专注于建军备战，从苏联那里取得了MiG-23战机、SA-6防空飞弹、RPG-7反坦克榴弹、T-62坦克，尤其是AT-3反坦克飞弹，并且改良了军事战术。在六日战争中造成军事失败的无能将领被有才能者取代[28]。
两个超级大国的介入也是影响两场战争结果的主要因素。苏联的外交政策造成了埃及军事上的弱点，美国与盟国支援以色列的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攻击性武器，而苏联则只在相当不情愿的情况下提供埃及防卫性的武器。前任总统纳赛尔曾经造访莫斯科，纳塞尔极力恳求莫斯科高层，并且宣称如果苏联拒绝提供武器，他将会返回埃及向埃及人民宣布苏联已经遗弃了他们，并反过来向美国求取支援，如此美国将会在此地区占上风。由于苏联无法接受美国介入埃及，最后只好答应提供埃及防空飞弹以防御边界。
事实上埃及在之前1968年所发动消耗战役的一个潜在目标便是为了逼迫苏联提供埃及更先进的武器军备，埃及感觉到唯一足以说服苏联相信埃及军备落后不足的方法，便是将这些落后的武器投入实战中，对抗由美国提供以色列的先进武器，并以这些实战的落败来说服苏联提供更先进的军武。
纳赛尔与苏联的关系在1967年的战争中产生冲突，苏联希望埃及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和以色列的冲突。苏联不计代价希望避免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以免与美国展开进一步的对抗。美苏于奥斯陆的与会更进一步朝向保持现状，而这是埃及所无法接受的。由于担心准备战争的意图被苏联察觉，埃及开始驱逐当时停留在埃及的苏联军事顾问团。1972年7月萨达特驱逐了几乎全部20,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并且在外交政策上开始向美国靠拢。
苏联认为萨达特不会有机会赢得战争，他们警告萨达特，任何跨越苏伊士运河的行动都会由于以色列严密的防御而死伤惨重。就在1973年2月21日，利比亚阿拉伯航空114号班机也是飞抵西奈半岛上空即被以色列空军击落，该次事件加深了以阿间的仇恨。苏联当时正致力于缓和政策，因此极不乐见中东出现不稳定的情势。在1973年6月与尼克松的会面中，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建议以色列应该撤回1967年的边界，勃列日涅夫称如果以色列不这样做，“苏联将很难维持目前的和平状态”，暗示了当时苏联对萨达特发动战争的意图已经无能为力[29]。
在1973年4月9日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的访问时，萨达特再次威胁向以色列发动战争。在1973年里，阿拉伯国家举行了数次大型的军事演习，每次都引起以色列军方提升到最高的警戒状态，而每次都在几天后回复平静。以色列的领导人相信，如果战争爆发，以色列空军能像以往一样很快的击溃敌人。
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972年10月24日，萨达特在一次与军方高层的会议中，透露了他发起战争的意图，即使是在苏联并不支持的情况下[30]。战争计画在极机密下拟定，即使军中的高阶指挥官也只在战争爆发前不到1个礼拜才被告知，而士兵们则在几个小时前才被告知。攻击计画代号为Operation Badr，也就是阿拉伯文里“满月”的意思。
以色列军的军事情报部（俗称“阿曼”）是以色列全国的情报判断中心，军事情报部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估计方法建立在几个假设上。首先，他们假设叙利亚不会与以色列开战，除非埃及也一起参战。第二，他们拥有来自时任埃及总统沙达特心腹的参谋总长（阿什拉夫·马尔万，代号“ 天使” ）的情报，借由间谍他们得知埃及希望夺回整个西奈半岛，同时埃及在取得苏联支援的轰炸机用以瘫痪以色列空军、和飞毛腿飞弹藉以威胁以色列城市之前将不会发动战争。由于苏联还未提供轰炸机，而飞毛腿飞弹才刚于8月运达埃及，需花费4个月进行训练，因此军事情报部认定战争将不会在短期内爆发。由于这些带有偏见的错误假设，导致他们忽略了其他显示战争逼近的情报。
埃及军进一步的刻意制造这种误解，以色列和美国都以为埃及驱逐苏联军事顾问的举动已经严重损害了埃及军的战力。埃及继续制造各种假情报和讯息，像是埃及军在后勤上出了问题以及缺乏足够的专业人员操作先进武器。埃及也不断的制造缺乏备用零件的讯息。萨达特长期以来施行的边缘政策更多次故意扬言发动战争，直到其他国家开始减低对于战争爆发的危机意识。在1973年的5月和8月，埃及军两次在边界动员的演习，使以色列军方为了提升警戒状态而额外花费了1千万元。
在赎罪日的前一个礼拜，埃及军指定将在苏伊士运河进行为期1个礼拜的训练演习。以色列军事情报部侦测到埃及军在运河周遭有大规模集结行动，却判定是埃及军的另一次演习。同时叙利亚军队在边界也开始大规模集结，然而军事情报部却认为这也不构成威胁—因为依据他们的假设，叙利亚只有在埃及也加入的情况下才会参战，而埃及只有在苏联武器到达的情况下才会开战。
之所以选在犹太人的假日赎罪日这天发动战争，是因为以色列在这天处于全国放假状态。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这天包括虔诚的犹太教徒和一般现世的犹太教徒都会实行禁食，同时会避免使用武器、电子器材、引擎、通讯设施等等，道路交通也会停止。许多士兵在这天离开岗位返家过节，这天以色列处于一年中战备最脆弱的状态，尤其难以进行全国军人的紧急复员。
虽然已经拒绝参加战争，但约旦的胡笙国王在两周前曾与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会面。尽管萨达特和阿萨德皆不信任约旦而不太可能告知战争的详细计画，但他们很可能在谈话中企图试探约旦参战的可能性。[31]
9月25日的晚上，胡笙国王秘密的飞往特拉维夫以警告以色列总理梅尔夫人叙利亚即将发动战争。
| “ | “叙利亚会在没有埃及参加的情况下开启战端？”梅厄夫人问道，胡笙国王则说他不认为：“我认为他们（埃及）会一起行动。”[32] | ” |
让人吃惊的是，这样明确的警告都没有被以色列所重视。以色列的军事情报部认为约旦国王所说的都是他们已知的情报。
| “ | 以色列情报特务局（“摩萨德”）在9月里经过可靠的情报来源接获了高达11次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但莫萨德情报局的局长兹维·扎米尔依然坚持阿拉伯国家没有能力发动战争。即使是约旦国王的警告也没有被重视。[33] | ” |
最后，兹维·扎米尔亲自前往伦敦与“消息来源”会面（安插于埃及的间谍），时间是10月5日/6日的午夜，在会面中，“消息来源”告知他埃及和叙利亚即将发动战争。这次的警告获得了重视，加上其他众多显示战争逼近的情报，终于迫使以色列高层展开行动。就在攻击开始前一个小时，军方下令开始紧急动员后备军人。[34] 讽刺的是，这次动员比以往简单的多，因为大多数的军人都待在犹太教堂或是家里过节。
以色列军方所奉行的战略是，如果发现战争即将逼近，以色列将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这个战略的前提是假设以色列情报机关能于战争爆发的48小时以前，察觉危机逼近。
总理果尔达·梅厄、国防部长戴扬中将和以色列国防军中将参谋总长埃拉扎尔于赎罪节的早上8:05会面，当时距离攻击展开只剩下6小时了。戴扬依然坚持战争不一定会爆发。而埃拉札尔则极力主张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并计画在夜间攻击叙利亚的机场、在下午3:00攻击叙利亚的飞弹基地，并在下午5:00攻击叙利亚地面部队。“当会面结束时，总理仍然犹豫不决，但她决定将不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以色列非常仰赖美国的支援，并担心主动发起攻击会被视为是以色列开启战端的。她说：‘如果我们先发起攻击，我们会在国际上站不住脚，而且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支援。’[35] ”当时欧洲国家由于遭受阿拉伯国家威胁石油禁运和贸易抵制，早已停止供应以色列武器和军需品。因此以色列完全仰赖美国支援军需品，也因此非常顾忌任何会危及两国外交关系的行动。
虽然当时梅厄总理不发起先发制人攻击的决定惹起以色列社会的猛烈抨击，但从现今观点回顾起来，决定放弃先发制人的攻击是明智的选择。在战争爆发后，美国于10月13日开始进行的五分钱救援行动，为以色列补充了大量宝贵的军火武器。依据季辛吉的说法，如果是以色列先展开了攻击，“他们连一根螺丝钉的援助都不会得到[36]”，那很可能会导致以色列亡国。
埃及军在登陆了西奈半岛的浅滩后，就停留不敢深入，害怕一旦脱离后方地对空导弹的保护圈后，会遭到以色列空军攻击。在之前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空军痛击了缺乏防御的阿拉伯国家部队。埃及（以及叙利亚）在这几年里于停火线的边界大量部署地对空飞弹部队，当时以色列空军对这些地对空飞弹部队仍缺乏有效的反制方法。由于以色列将多数国防经费投资于建设空军上，致力于让以色列拥有中东地区最具威吓力空军，因此阿拉伯国家期盼这些地对空飞弹的部署能够使以色列空军毫无用武之地。
因为预料到以色列装甲部队会进行反击，埃及第一波攻势的部队装备了相当数量的反装甲武器，包括单兵携带的RPG火箭推进榴弹以及更为先进的AT-3反坦克飞弹。平均3名埃及士兵便有1人装备反装甲武器，“有史以来还未曾出现过数量和密集度如此惊人的反装甲火力” [37]。同时，位于埃及一侧的运河斜坡被埃及军填高，比以色列那边运河足足高出两倍，给了埃及军完美的视野和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使埃及军能够轻易的射击任何逼近的以色列步兵和坦克[38]。
埃及军的突袭成功的在以色列的防线制造了好几个缺口（因为赎罪节假期而缺乏人手防御），并且很快的渡过苏伊士运河，击破了几乎所有的巴列夫防线上的堡垒。埃及军继续前进了大约15公里，以2个军的兵力进入了西奈半岛的沙漠地带。以色列在运河的东方沙地有著阶梯状的沙堆堡垒据点，并一直以为这种沙堆堡垒能够抵挡空袭和火炮。然而，埃及军的工兵早已准备好对策：利用抽水马达直接抽取苏伊士运河河水，以高压水枪喷射水柱直接冲刷沙堆堡垒，在水枪的强力喷射下沙堡迅速瓦解，后方防守的以色列部队便毫无遮蔽的遭受攻击。
以色列于巴列夫防线的驻军完全寡不敌众(当时由于后备兵员都拨给了北方因此大部分巴列夫防线的据点是空的)，埃及军的数量超过了以军数倍，便快速压倒了整个巴列夫防线。整个防线只有最北边的1个堡垒据点成功防守住直至战争结束。
埃及军开始巩固他们的据点。在10月8日，3个月前刚接替退休的夏隆成为以色列南方战线指挥官的史密尔·葛农，下令Gabi Amir的装甲旅进攻于Hizayon已经巩固了阵地的埃及军队，尽管Amir的反对，进攻仍然展开了，结果遭致灾难性的结果，多数以色列坦克被埃及军的AT-3反坦克飞弹击毁。傍晚时，埃及军的攻击被夏隆率领的师所挡下（由于战争爆发，夏隆迅速复职指挥）。当天的战斗结束，双方暂时都没有能力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击。在此战中埃方的宣传产生的一大神话，就是歼灭了以军190装甲旅，这一说法至今仍然在被引用，实际以军被全歼的是190营.
在以色列于8日灾难性的攻势后，双方都停顿了下来，开始巩固自身阵地并且期盼对方先发动攻击[39]。埃拉扎尔取代了能力不足的葛农接掌指挥，葛农没有立即被撤职，因为这在战时可能对士气造成伤害。
在几天的对峙后，萨达特想要帮助缓和叙利亚战线的压力，下令再次发起攻击。10月14日，埃及军离开阵地展开攻势，“这次攻势是自赎罪日以来最大的一波，然而却全盘失败，成为战局翻转的主要原因。除了在干河床的攻势外，其馀埃及军都是迎头攻击处于防御中的以色列阵地，埃及军在当天便失去了150至200辆坦克。”[40]
15日，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反击，在这次代号勇敢壮士行动（Operation Stouthearted Men）的攻击中，以色列大幅改变一直以来依赖坦克和飞机支援的战术，运用步兵发起攻势，迅速穿透了埃及军的地对空飞弹基地和反坦克飞弹阵地，一个由夏隆所领导的师攻击埃及在大苦湖北边Ismailiya附近的阵地，进攻预计中埃及军战线最脆弱的部分，也是北边的埃及第二军团和南边的第三军团交界处。然而由于埃及军在战前即注意到该处的脆弱，而在事前部署了两个师及完善工事，以色列军计画的奇袭变成一场坚苦的攻坚战，在两军于“中国农场”（一项在运河东方的灌溉计画，中国农场之名得自战后以军在农场发现的中文告示，但实际上那是日本农业团留下的日本汉字）周边地区经历了整场战役中最残酷的战斗后，以色列终于打穿了埃及军的战线来到苏伊士运河，将埃及军一分为二。紧接著一小批以军部队横渡运河来到对岸，迅速建立桥头堡。在24小时内，大量步兵藉著轻型充气船渡河，尽管没有装甲部队的支援，他们大量配备了美制的M72 LAW反坦克火箭以对付埃及装甲部队。这批突击部队迅速清除了运河西岸一个又一个的埃及军防空和反坦克飞弹阵地，这些阵地清除后，以色列军队便重新获得了具压倒性优势的空军和装甲部队的支援。
在战争之前，由于担心以色列会渡过运河，没有西方国家愿意提供以色列架桥的装备。然而以色列仍然从法国购买了大量二战报废的修桥模件、浮桥架设装备。以色列甚至准备了颇为复杂的自制“滚轴桥”，不过由于后勤耽误而未运用。以色列在10月16日/17日的晚上架好浮桥，Avraham "Bren" Adan师渡河迅速南下，以切断埃及第三军团向西撤回埃及的后路，同时派出突袭部队继续扫荡运河东方的埃及地对空飞弹阵地。到了10月19日，在埃及军的密集炮轰下，以色列仍然在大苦湖北边的运河上架起了4座浮桥。至战争结束时，以色列部队已经大量攻入埃及，距离首都开罗只剩下101公里了。
在戈兰高地，以色列军以2个装甲旅和11个火炮连的兵力，抵挡叙利亚5个师与188个连的进攻。在战役开始时，兵力悬殊得难以置信，大约180辆以色列坦克，面对的是1,400辆叙利亚坦克，每1辆部署在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坦克在开头的攻势中都陷入了苦战。叙利亚并以直升机空降突击队攻占了以色列位于赫尔蒙山上的最重要的看守堡垒Jabal al Shaikh。
在戈兰高地的战斗被以色列高层列为第一优先。在西奈半岛的作战由于距离以色列本土相当遥远而不会有太大威胁，但戈兰高地一旦陷落，叙利亚军便能长驱直入以色列。后备役军人被尽可能的以最快速度分派至戈兰高地，他们一到达兵站据点便直接驾驶分配的坦克开往前线，无须等待其馀训练的乘员、无须等待安装机关枪于坦克上、也无须等待觇视规正的步骤（军方规定的一种旷日费时的瞄准镜归零目测检查）。
如同在西奈战线的埃及军，叙利亚军一直小心的只在己方防空飞弹的保护范围内行动。叙利亚也使用许多苏联制的反坦克武器，但由于戈兰高地地形崎岖而没有像在平坦的西奈半岛上如此有效。
叙利亚估计以色列的后备军人至少要24小时才能到达前线，事实上，以色列的后备军人在战争爆发后15个小时便开始陆续到达前线了。
在第一天战斗结束时，在戈兰高地拥有9比1压倒性兵力的叙利亚军已经达成了一定规模的胜利。“一个叙利亚的坦克旅通过了Rafid山口，攻进了西北方一条不常使用、名为Tapline的道路，这条路斜切过戈兰高地，是戈兰高地最重要的战略道路之一。这条路将成了叙利亚军突破山口攻向Nafah的据点，而Nafah不但是以色列军事指挥部的所在地，也是戈兰高地最重要的十字路口。”[41] 就在当天晚上，刚刚到达战场而且尚未被分派部队的Zvika Greengold中尉，凭著1辆坦克和几名乘员，拼命抵挡如潮水般涌来的叙利亚坦克直到增援抵达。“在接下来20个小时里，Zvika的坦克在面临崩溃的战线上来回奔驰，抵挡每辆入侵的叙利亚坦克—有时候只有一辆、有时则是一大批，在击毁对手后迅速更换目标，单独击毁了数十辆的叙利亚坦克。他在激战中被击中受了伤，但仍然继续作战，不断的进行小规模作战，在每次战线即将崩溃的危急时刻力挽狂澜。[41]”由于杰出的作战表现，Zvika成了以色列的国家英雄。
在超过4天的激战中，北边的以色列第7装甲旅终于守住了战线，得以守住位于以色列军总部所在地Nafah旁的崎岖山丘。由于一些仍然未知的原因，叙利亚几乎就要攻占Nafah，但却在那时停止了前进，使以色列得以重整战线。最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叙利亚已经事先估计了进攻的时间，而当时战场的指挥官不愿意改变计画。
在戈兰高地南边的战场，以色列的巴拉克装甲旅（Barak）没有任何天然的屏障，开始遭受大量的伤亡。装甲旅的指挥官Shoham上校在第二天的战斗中阵亡，留下副指挥官和其他军官指挥各自的坦克激战，叙利亚部队不顾一切的向加利利海推进并涌向Nafah，这时巴拉克装甲旅已经四分五裂失去了组织功能，残存的坦克和乘员则各自为战。
戈兰高地的局势在以色列后备援军抵达后终于开始逆转，10月8日，以色列军开始反击。不同于南边广大的西奈半岛，狭小的戈兰高地很难在战争中起缓冲作用，然而此战役证明了戈兰高地不仅在地理上是个重要的战略据点，而且是阻止叙利亚入侵以色列本土的关键。到了10月10日星期三，所有入侵的叙利亚部队都被击退回开战时的边界了[42]。
接下来以色列高层必须要做一个决定: 要就此停战维持自1967年以来的边界，或是继续攻入叙利亚的领土。10月10日从白天直到晚上，以色列高层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整天的时间。因为史密尔·葛农在2天前刚在Hizayon灾难性地战败，有些人主张就此停止前进，将多馀的兵力调回西奈战线，其他人则主张继续进攻，攻向大马士革，彻底击败叙利亚，这样做也可以恢复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霸主的形象。主张停战者则反驳叙利亚本土有坚强的防御—反坦克壕沟、布雷区和要塞，并认为防守地形崎岖的戈兰高地比进攻地形平坦的叙利亚容易的多。无论如何，总理梅厄了解到整场争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把在戈兰高地的一个师调回西奈战线要花上4天时间。如果战争在这时结束了，战争的结果将是以色列在西奈半岛的领土损失、同时也没有在北部战线攻占领土，那结果将变成为以色列十足的战败。这是政治上的问题，而她则做出了决定—跨过原有的战线攻入叙利亚…攻势将在明天，也就是10月11日星期四展开。”
从10月11日至10月14日，以色列部队攻进了叙利亚本土，在叙利亚的巴珊（Bashan）攻克了20平方哩的土地，从那里以色列得以用重型火炮开始炮轰大马士革的市郊，距离只有40公里。
“由于阿拉伯国家的战况迅速恶化，约旦的海珊国王不得不派兵支援。为了避免直接和以色列开战会遭到以色列空军攻击，他派出了一支远征部队前往叙利亚。他借由美国传话让以色列了解他的意图，他不希望约旦也遭到攻击…以军指挥官莫夏·戴扬拒绝为此作出任何保证，但以色列却也不想另起战端。”[43]
伊拉克也派出了远征部队前往戈兰高地，由30,000人、500辆坦克、700辆装甲车辆组成[44]。伊拉克部队的出现让以色列相当吃惊，以色列原本预期伊拉克部队至少要24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前线。伊拉克部队突袭了以色列装甲部队攻势的突出部的南方侧翼，迫使以色列部队向后退却数公里，以避免遭到包围。
叙利亚加上约旦和伊拉克的部队发动反击以阻止以色列进一步的攻势，然而，他们也无法击退位于巴珊的突出部的以色列部队。
在10月22日，以色列戈兰尼旅（Golani Brigade）突击队和总参谋部直属侦察营（Sayeret Matkal）特种部队重新占领了赫尔蒙山上的据点。由于山上防卫的叙利亚狙击手的攻击，两周前的进攻已经造成25人阵亡67人受伤，而这次的进攻又造成55人阵亡79人受伤[45]，最后终于夺取了据点。1辆以色列的D9推土机和以色列步兵一同破坏了前往山顶的道路，以免日后又被叙利亚占领。同时一个以色列伞兵旅也占领了山上的其他据点。
以色列和叙利亚在10月7日发生的拉塔基亚海战（Battle of Latakia）， 是一场具技术性革命的海战。以色列的胜利证明了，体积小而速度快、并且配备了电子反制设备的飞弹快艇的潜力。战斗发生在叙利亚的港口拉塔基亚外，在战斗中，以色列飞弹快艇引诱叙利亚快艇在最远的射程时就发射飞弹，接著以金属箔片和雷达干扰技术使这些飞弹全部落空，等叙利亚快艇射光了飞弹后，以色列快艇便追上去在适当的距离内发射飞弹，结果击沉了好几艘叙利亚快艇。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飞弹快艇间的战斗。这场战役使以色列海军扬眉吐气，一扫长期以来海军被其他军种视为害群之马的形象，证明了自身的强大战力和潜力。
在这场海战和其他几场小型海战后，叙利亚和埃及海军就一直停留在他们位于地中海的港口内直到战争结束，使以色列得以掌握地中海的海运航道，这使得以色列得以取得大量由美国船只运载来的军火补给（其实以色列有96%的补给[来源请求]是经由这样的船运所取得的，而非经由空运）。
不过，以色列海军并没有成功突破埃及海军在红海的势力，使以色列无法经由伊拉特港取得石油补给（这也是在战争后期以色列之所以冒险强渡运河的原因之一），这是由于在红海部署的飞弹快艇不足造成的，事后以色列对此相当懊悔。
在战争中，以色列海军还对埃及港口发动了几次小型的袭击，以摧毁那些可能用于运载埃及突击队至以色列战线后方的埃及船只，不过这些行动对整场战争的影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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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是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海军和苏联海军之间最大规模的海上对抗。当美国和苏联支持各自的盟友时，其在地中海的舰队变得越来越敌对。战争开始时，苏联地中海分舰队出动了52艘舰艇，11艘潜艇中一些携带核弹头巡航飞弹。美国第六舰队出动48艘舰艇，包括两艘航空母舰（独立号、罗斯福号）、一艘两栖突击舰（瓜达康纳尔号）和两栖舰艇，载有2,000名海军陆战队员。10月31日时苏联地中海分舰队的兵力达到顶峰，为96艘，当时美国第六舰队的兵力增为60艘（增加了甘迺迪号航母及硫磺岛号两栖突击舰等）。[46][47][48]
除了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以外，其他阿拉伯国家也牵扯上这场战争，提供各种军火和筹措资金，这些支援的总数仍然无法确定。
沙乌地阿拉伯和科威特提供了金融上的支援并也派出了象征性的少量部队参战。摩洛哥派出了1个旅的部队前往前线支援，巴勒斯坦人也派出部队支援[49]。且巴基斯坦也派了16名飞行员助战。
从1971年到1973年，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派了些幻象3型战斗机前往埃及并且提供了约10亿元的援助。阿尔及利亚派遣了1个中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1个坦克旅、几十辆坦克支援埃及。突尼西亚派遣超过1,000名士兵前往埃及，苏丹也派遣了3,500名士兵。
乌干达的电台宣称伊迪·阿明也派遣了乌干达士兵前往作战。古巴也派遣了大约1,500名士兵和坦克及直升机部队前往支援，据报导还曾和以色列空军交战过。[50]
朝鲜派遣了一个飞行中队，总计20名飞行员、8名地勤人员、5名译员、3名行政人员、1名政治顾问、1名军医、1名炊事员，支援叙利亚-伊拉克联军。
阿拉伯联军与以色列在两个战线的激烈作战与损失，让双方的装备与储备弹药都下降至危险的程度。作为各方的主要支援国家，美国与苏联分别展开大规模的运补行动。
苏联在埃及与叙利亚的要求下分别对两国展开军援的行动。苏联除了以运输机将装备与物资输送到这两个国家以外，也自部分东欧国家调动装备支援阿拉伯联军的作战。
最早被以色列与美国注意到的苏联运输机群是在10月4日与5日分别前往大马士革与开罗，显示苏联可能在运送最后一批增援物资。根据战后的公开资料，这些飞机其实是在两国政府的通知下，将苏联在当地的技术人员以及家属送回国内。
实质上苏联对两国的运补开始于10月9日，大多数的物资运往叙利亚，以补充他们在战场上蒙受的重大损失。
虽然苏联比美国早大约5天进行运输作业，运输机需要涵盖的距离也远短于美国空军跨越的部分，但无论是在总运输量和装备的可用程度上都远不及美国对以色列提供的效果。主要的原因包括：
埃及和叙利亚在初期的攻势使以色列军遭受大量战损，以色列急需补给军火武器，否则战局将面临崩溃。除开装备的受损以及需要补充的零件以外，以色列弹药储备量也下降到非常危险的层次。以色列历经多次战争，对于需要的弹药储存量有很好的经验，可是这一次的战斗的消耗量远远高于过去的任何一场战斗，而且以色列使用的多种火炮弹药尚未具备生产能力，导致弹药的供应会面临断炊的危机。在美国运输展开前，以色列的105毫米弹药储存量一度下降到只能够维持48小时。除此之外，开战当时的状况，超过预期的消耗量所衍生的心理压力和恐慌，也是促使以色列积极要求美国协助的原因之一。
在10月9日，梅厄总理向国际呼吁恳求援助，欧洲国家全都拒绝，只有美国总统理察·尼克森答应支援以色列—尤其是苏联也开始支援阿拉伯国家军火的情况下。美国向许多商务航空公司接触，希望帮忙运载军火至以色列，但航空公司都害怕战后遭阿拉伯国家抵制，因此全都拒绝了。只有以色列的国家航空公司—以色列航空公司愿意协助，并从10月10日开始运载，然而以航的那些客机根本没有足够的运载能量将所需的大量军火及时运达。此外，这些民航机无法运送大型装备，譬如火炮或者是坦克。在装卸的效率上也远不如军用运输机，尽管如此，这些运输还是勉强的为以色列的作战多争取的一点时间。
美国政府本身没有立即展开运输作业的主要原因在于高层的政治冲突。尼克森总统当时为了水门案而无法分身，因此将协调的作业全部交给国务卿季辛吉负责。季辛吉除了穿梭各国展开外交折冲之外，为了争取日后的政治筹码，在运输作业上该由谁负责等政治责任与功劳方面与国防部长斯勒辛格发生拉锯战。双方的立场都相当坚定，毫不相让，即使以色列已经发出多次紧急请求下，僵持的局面也无法打开。连日应付各方政治与舆论压力的尼克森总统也未能适时介入，解开这些冲突。
美国空军面临最大的技术问题是所有现役的运输机都没有空中加油设备，这表示除非找到中途降落加油与更换组员的机场，美国空军将无法担任空中运补的工作，而经由海上运输的提议是无法让以色列接受的。由于政治上害怕阿拉伯国家抵制的问题还未解决，欧洲的盟国都拒绝让这些运输飞机中途降落加油，甚至拒绝让这些飞机飞过他们的领空。最后只有葡萄牙愿意协助，因此葡萄牙的拉日什机场成了整个运输行动的基地。由于其他欧洲国家的要求，原本就停留在这些国家的运输机也得飞回拉日什，很快的每天便有超过30架飞机通过拉日什，为了容纳这些飞机行动，机场迅速扩建到能容纳1,300人住宿，甚至连在二战时建立的兵营也派上用场。
最早的规划是由美国空军的运输机将物资送到拉日什机场，然后由以色列自己将物资送回去，以避免美国介入或者是其他的政治问题。这个规划在运输行动尚未开始前就被认为行不通而放弃，因此所有的运输机会在拉日什停留之后，遵循非常严格规划的航线飞往以色列。
到了10月14日，尼克森决定援助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下令美国空军“把所有能飞的玩意都飞往以色列！”。这项名为五分钱救援行动（Operation Nickel Grass）的任务于是展开，接下来9个小时里，大量C-141和C-5运输机已经开始飞往以色列。
在葡萄牙至以色列的航线上，运输机沿著极度精确的航线飞行穿过地中海，航线的南边有敌方的阿拉伯国家、北边则是拒绝开放领空的欧洲国家，任何偏离的飞机，尤其是进入埃及领空，都无法保证会不会被击落，因此护航是必要的，美军第六舰队与以色列的战斗机共同担任护航的工作，直到运输机平安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为止。虽然与阿拉伯国家战斗机的接触报告很多，不过直到战争结束前，没有任何一架运输机受到骚扰。
到达以色列的军火很快被卸载并直接送往前线，有些弹药在发射出去的时候，甚至还是冰冷的。美国方面很担心任何运输机在地面的时候或者是军火在机场范围内受到任何攻击而引发无法估计的损失，不过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并没有预期中的攻击发生，也没有运输机受到攻击而损失。
并非所有军火都是以运输机送到以色列的。在开战的头几天里，以色列空军损失了大量战机，被阿拉伯国家所部署的各种地对空飞弹击落或击伤。因此以色列向美国买下36架F-4幽灵战斗机，这些战斗机本来隶属美军，在涂掉美军标志换上以色列空军的标志后，由美军飞行员直接飞往以色列，并马上投入战场。
除了补充以色列消耗的装备与弹药以外，美国还提供以色列一些新装备：小牛飞弹、百舌鸟飞弹与拖式飞弹，其中百舌鸟飞弹的使用被埃及指责有美国空军的飞行员直接介入战争。
直到10月24日战争结束为止，这项行动让以色列在战争的紧要关头，能够迅速补充初期损失的装备，因此这项行动有时也被称为“救了以色列一命的行动”。
也因为美国的这项行动，严重激怒了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联合对美国实行彻底的石油禁运，造成美国油价暴涨，导致1973年石油危机。
从10月9日苏联开始空中运补到10月24日之间，美国与苏联所提供的援助分别是：
此外，以色列的航空公司共飞行250架次，运送5500吨物资与装备。
阿拉伯国家配备的绝大多数是苏联制的武器，而以色列则大多是西方国家制的武器。要注意的是，阿拉伯国家的T-62坦克装备了夜间作战的配备，而以色列装甲部队则缺乏这方面的配备，因此在夜间给了阿拉伯国家更多优势。
开战前以色列空军拥有127架F-4E战斗机与RF-4E侦察机，162架各式A-4攻击机，35架幻影IIIC战斗机，40架Nesher战斗机和15架超级神秘战斗轰炸机。以色列空军在当时比起其他国家空军拥有更充裕的各类空载电子干扰系统，包括ALT-27远距离干扰荚舱，ALQ-71噪音干扰荚舱与ALQ-87噪音干扰荚舱，同时许多战机上面装有雷达预警接收器与干扰丝和热焰弹释放器。但是许多以色列空军飞行员并不信任这些电子设备，加上埃及与叙利亚部署的防空飞弹密度超过以往，许多干扰设备无法有效的降低这些地面飞弹系统的效果。
此外，以色列空军还部署10个营的鹰式飞弹与超过400门40与20毫米防空炮。
埃及空军在开战前有210架各式米格21战斗机，100架米格-17战斗机，80架苏-7战斗轰炸机，5架Il-28轰炸机与25架Tu-16轰炸机。埃及空军在消耗战结束之后积极扩充空军的规模与提升飞行员的素质。飞行员需要通过两年半的学科与基础飞行训练，然后是80小时的中级课程与170小时高级训练课程。毕业之后还要花费一年的时间在作战训练单位针对未来使用的机种进行最终的飞行训练。不过埃及在开打前始终无法解决飞行员数量短缺的问题。
埃及的防空指挥系统独立于陆军之外，麾下共有75,000人，是埃及空军的3倍规模。当消耗战结束之后，埃及持续扩充SA-2与SA-3防空飞弹部署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阵地数量，这些阵地也利用水泥与砂石加强防御能力。1970年的一份报导指称埃及在该地区共有45个营的防空飞弹阵地。
10月22日，在美苏间的谈判结束后，联合国通过了停火决议。下令以色列与埃及间的战斗立刻停止（但法律上来说不包括以色列和叙利亚间的战斗），停火命令于12个小时后的以色列时间下午6:52生效，但战斗直到夜晚才慢慢停止。事实上仅利用人造卫星的图片是不可能判断双方的前线位置的。
在下令停火时，以色列部队距离他们的目标只有几百公尺—最后一条连接开罗和苏伊士运河的道路。当天晚上，埃及军在许多地区违反了停火令，击毁了9辆以色列坦克。为了报复，大卫·埃拉扎尔向高层请求继续向南方攻击，莫夏·戴扬同意了，以色列部队继续向南进攻，占领了最后一条道路，彻底包围了苏伊士运河东方的埃及第三军团。
隔天早晨，引发了一阵外交上的慌乱。苏联的侦查飞机证实了以色列部队正在朝向南方推进，于是苏联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令。在电话中，基辛格质问梅厄夫人“我们怎么知道在沙漠中停火线到底在哪里？”梅厄回答道：“我们终究会知道的”稍后基辛格才知道埃及的第三军团已经被包围了。
因此美国不断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不希望以色列摧毁埃及第三军团，甚至威胁将支持联合国要求以色列退回10月22日战线的决议，于是以色列只好答应提供受困的埃及第三军团非军用的补给物资（食物及清水）。在与以色列大使Simcha Dinitz的电话中，基辛格告诉以色列大使，想彻底摧毁第三军团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选择”。
同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10月23/24日的午夜传递了一封信给尼克松，勃列日涅夫建议美苏双方都应派遣代表团，以保证停火令的信用。他同时威胁道“我很直接的警告你，如果我们无法在这件事情上达成共识，我将会很快采取必要的单方面行动。我们不能容忍以色列如此任意行动”[51]。简单的说，苏联威胁将要站在埃及这边参战。
讯息到达时，尼克松已经上床睡觉了。基辛格立刻与其他几名高阶部长会面，包括国防部长詹姆斯·史勒辛吉、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柯比和白宫幕僚长亚历山大·海格，当时美国国内水门事件正一发不可收拾，尼克松处于非常激动和不安的状态，因此他们决定不和尼克松商量便自行处理这件事。
在一番讨论后，他们以尼克松的名义发了一封回复安抚勃列日涅夫，同时决定提升国家防卫状态（DEFCON），从第4级提升至第3级，也就是和平时期最高的警戒状态了。接著他们发了一封信给萨达特（同样以尼克松的名义），要求他别再请求苏联支援，并威胁如果苏联介入，美国也会介入[52]。
美国情报单位也察觉，苏联已经有七个空降师进入警戒状态，相应的军事空运部队也准备将这些空降部队送到中东地区。在苏联东南部，苏联军方已经开设了一个空降前进指挥部，同时，数个苏联空军部队也进入警戒。“情报亦显示，至少有一个空降师与一个空军运输机中队已经机动前进至南斯拉夫。”同时，苏联亦部属了七艘两栖作战登陆舰载运了约四万名海军步兵进入地中海区域。
苏联很快便察觉美国提升了防卫状态，并对美国的回复感到吃惊和困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可莱·波德戈尔内说：“谁想的到美国竟然那么胆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说：“只因为埃及与叙利亚而跟美国开战并没有道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则说：“我们不该因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53]。最后，苏联接受了阿拉伯国家战败的事实。在开会时美国内阁的回复传来，勃列日涅夫觉得美国太神经质了，并决定此时最佳的做法是等待美国再次回复。隔天早上，埃及也同意了美国的要求，不再要求苏联支援，这场危机于是得以结束。
在北部戈兰高地的战线，叙利亚军已经准备好发起另一次大型的反击，预计在10月23日进行。除了叙利亚的5个师外，还有伊拉克的2个师，以及其他小规模的包括约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部队。苏联的支援也补充了之前在戈兰高地的损失。
然而，在攻势展开的前一天，联合国发布了停火令（只及于埃及和以色列），埃及于星期一(10月22日)接受了停火令，使阿萨德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停火令并没有及于叙利亚，但连带的效力却不能被忽视。一些叙利亚将军主张维持攻击计画，并认为这样埃及将会感激叙利亚并也会继续战斗…其他人则认为继续战争将会让以色列有借口彻底摧毁埃及第三军团，到时埃及无法继续作战，以色列就能将军队主力北调全力对付叙利亚，甚至进攻大马士革。
最后，阿萨德决定取消攻势，并在10月23日宣布叙利亚接受停火令，而伊拉克政府也下令伊拉克部队返国。
有组织的战斗到10月26日全都结束了。不过战线上仍偶尔会发生冲突，同时仍然维持军事紧绷的局面。受困的埃及第三军团被切断了所有补给，因此成了以色列的人质筹码。
埃及的国家安全顾问Hafez Ismail传递消息给基辛格—只要以色列同意让第三军团获得非军用的补给物资（食物及清水）并彻底停火，埃及愿意直接和以色列进行对话。
谈判在10月28日展开。最后，基辛格拿了一份谈判出的提议给萨达特，萨达特几乎没有任何争论便签署了。以色列的检查哨将被联合国接管，允许非军用的补给物资通过，并且会开始交换战俘。接著在日内瓦展开了会议，最后各方都签署了休战协议。在1月18日，以色列签署协议将部队撤回运河以东，直到1974年3月5日撤回了所有的以色列部队[54]。
基辛格的穿梭外交终于在1974年5月31日达成了脱离战争状态的协议，双方互相交换战俘，并且由联合国在边界设立缓冲地带，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UN Disengagement and Observer Force）创立并驻扎在戈兰高地以维护停火协定。
在战争结束时签署的和平协议是自1948年的战争以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首次公开进行对话。
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尤其是埃及），从六日战争以来一直承受的战败感得以克服，并让他们能平等的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然而，战争中埃及只在西奈战线获得一小部分土地，以色列却在戈兰高地以及运河西岸获得更多的土地，这场战争使阿拉伯国家了解到他们无法在军事上击败以色列，也因此使以阿间的和平得以展开。
这场战争震惊了整个以色列，之前六日战争的大胜让以色列军过度自信，一直以为以色列在中东拥有优势军事实力。而战争初期的挫败，打破以色列国防军保持二十五年的“不可战胜”的神话，造成以色列国内心理上的恐慌[55]，然而在那时以色列人也认知到“在两面战线大量敌军的突袭下，以色列还未开始动员，在紧急情况下，以色列仍然迅速在一天内站稳了脚步，并在两周内便进行了反攻直接威胁了两个国家的首都”，“如此短的时间便达到这样的成就，历史上也只有以色列能办到”[56]。不过，以色列也承受了比例极高的人员伤亡，以人口比例而言，以色列在三周内便承受了美国十年越战的伤亡比例。
为了报复美国支援以色列，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里的阿拉伯国家，由沙乌地阿拉伯领导，在10月17日决定每个月减低石油产量5%，并威胁彻底禁运。然而尼克松还是在10月18日向美国国会请求提供了以色列$22亿元的军火。利比亚立即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10月20日，沙乌地阿拉伯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其他阿拉伯产油国紧接著加入，并且扩大到对荷兰以及其他一些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禁运，造成了1973年石油危机。虽然禁运是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现在则有证据显示萨达特早在8月已秘密前往沙乌地阿拉伯以组织这次禁运。[57]
至于埃及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之一便是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但仍因为缺乏食物而在开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暴动，抗议者的口号甚至是“横渡运河的英雄，我们的早餐在哪里？”（يا بطل ﺍﻟﻌﺒﻮﺭ، فين الفطور؟）。
尽管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极力在中东地区扩张，扩大了苏联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但当苏联支持的埃及和叙利亚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再次败给以色列之后，借助战后美国方面亨利·基辛格在以、阿之间的穿梭外交谈判，哈菲兹·阿萨德主政的叙利亚开始谋求在美国与苏联之间进行平衡外交，不再专一依赖苏联，而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主政的埃及亦与苏联决裂。
对以色列政府的抗议活动在战后4个月展开。抗议由Moti Ashkenazi所领导，他是“布达佩斯堡垒”的指挥官—也就是那个唯一死守到最后未被埃及军攻克的巴列夫防线上最北边的堡垒[58]，愤怒的群众非常不满以色列政府在战争中的表现（尤其是针对莫夏·戴扬）。以色列最高法院为此展开了调查，调查为何战争爆发前未能及时备战，和战争开头几天内的挫败[59]。
特别委员会在1974年4月2日发布了初步的调查报告，六个人必须为战争前期的挫败负责：
与公众的不满不同的是，这份报告“因为受到压力，报告调查的是主要是执行者的责任，而不是政府高层的责任，然而那已经超出他们能力所及”。然而梅厄总理和莫夏·戴扬显然必须负起责任，公众要求他们辞职（尤其是戴扬）的声浪越来越大[60]。
最后，在1974年4月11日，梅厄总理辞职了。她的内阁也一起总辞职，包括已经请辞两次而被梅厄挽留的戴扬在内。原本担任埃拉扎尔的顾问的伊扎克·拉宾，在6月继位成了新政府的总理。
拉宾的执政由于发生两件丑闻而被迫于1977年下台。右翼的以色列联合党赢得了选举，由梅纳赫姆·贝京出任总理，这是以色列建国以来，首次由非以色列工党所组成的政府。
原本希望借由战争夺回西奈半岛的萨达特就此对和平的进展缓慢而感到泄气；在1977年11月，他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前往以色列访问，成为了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这同时也等于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
萨达特的访问加速了和平运动的进展，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邀请萨达特和贝京前往大卫营（美国总统的行宫）与会，会议从1978年9月5日—17日，最后谈判成功，以色列与埃及在1979年签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出所有军队和殖民者，以交换与埃及的正常关系与长久的和平。
许多阿拉伯国家对此非常不满，将埃及逐出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事实上直到当时为止，埃及还一直被当成“阿拉伯国家里的领导者”。(Karsh, 86)
战争后，每年的10月6日被定为埃及的国定假日，称为军队节（Armed Forces Day）
为了纪念这场战争，埃及的许多地方被重新命名，被称为10月6日或是斋月10日。
巧合的是，就在这场战争的第8周年纪念游行上，萨达特被刺杀了，刺杀他的是一群不满他与以色列讲和的军人。
世界知名的军事小说作家汤姆克兰西将此次战争的过程改写成了《恐惧的总和》，不过只有在开头的序章和中间的部分有提到此战争。此部小说亦被拍摄成同名电影，颇受好评。
到1973年，有人认为以色列创建了13个核武器或核装置。[2]:437
此战争爆发后整整五十年，即2023年10月7日。中东地区再度爆发战争，是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以哈战争，此场战争目前依然持续当中，并在全球引发广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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