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经济分析（英语：Economic analysis of climate change）叙述如何应用经济思维、工具和技术来估算气候变化造成损害的程度和分布，还为大至涵盖全球，小至只包括家庭于缓解和调适的政策和方法提供资讯。这个主题还包括替代经济方法，例如生态经济学和去增长。在气候变化影响、调适和缓解之间的权衡取舍，透过成本效益分析予以分辨。针对气候变化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使用的是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IAM），这类模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各个方面予以结合运用。气候变化对经济的整体影响不易估计，但确会随著气温升高后而增加。[1]
气候变化影响可作为一种经济成本来衡量。[2]:936-941这对市场影响而言特别适合，因其牵涉到市场活动，会直接影响到国内生产毛额（GDP） 。然而所产生的非市场影响（例如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则难以货币形式表达（货币化）。因此对气候变化作经济分析具有挑战性，主要这是种长期问题，且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存在重大的分配问题。此外，它还涉及气候变化造成的物理损害、人类应对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均有不确定性。
在大多数运算模型中显示的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将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2.5°C之内（相较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的平均气温） 的效益会超过成本。没有任何模型显示什么都不做（即"一切照旧"排放）是个好的做法。
此种经济分析概念中包含有气候变化缓解经济学等子题目。缓解气候变化的做法包括人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强化碳汇，从大气中将其补集后予以封存。[3]:2239
分析目的
气候变化经济分析是个总称，包含对气候变化影响，以及防止或减轻这类影响的措施所产生的经济成本而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有多种经济工具可供利用来达到目的。
例如在某些领域种中用作缓解气候变化的政策，会对其他永续发展目标提供积极的贡献（例如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可减少空气污染，而避免人命损失的后果）。[4][5][6]全球化石燃料直接补贴于2017年达到3,190亿美元，如果将空气污染等间接成本计入，则会增至5.2兆美元。[7]在其他领域，用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是将资源由本来预定用于社会和环境有益的投资转移而来（称为气候变化政策的机会成本）。[4][5]
气候变化产生的经济影响还包括因单独国家或国家集团采取的任何缓解措施（例如将全球平均升温限制在2°C以下）或调适措施（例如建造防洪设施），均会产生经济后果。[8][9][10]
类型
目前标准成本效益分析（CBA）[11]（也称为货币化成本效益架构）[12]已于气候变化问题上运用。[13]其中需要（1）使用支付意愿原则（WTP）或接受补偿意愿（WTA）[12][14][15][16]作为价值衡量标准来评估成本和收益，[11]和（2）设定接受或拒绝的标准：[11]
对于 (1)，在使用WTP/WTA的CBA中，气候变化影响被转换为货币价值，[12]将环境影响转换为消费等价物，[17]并将风险以风险溢酬表达，[17][18]用来将日后的价值（终值）折现，转换成现值。[19]
因为某些气候变化影响（例如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20][21]很难以货币价值表达，因此其成本和效益的评估可能会存有争议。[2]:936–938而且我们无从了解后代子孙的偏好，这会对成本和收益的评估产生影响。[22]:4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未来气候变化的风险予以量化。[23]
对于(2)，采用的标准是卡尔多改进[22]:3补偿原则。[11]根据此补偿原则，只要从某个项目中有人受益，如其所得的益处高于其他人的受损，产生剩馀，结果就是明确的福利增益。[11]如果没衡量补偿的机制，那么就有必要为特定的个人设定受益或受损的权重，而达到可衡量与比较的目的。[11]
但也有补偿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缓解可能会以牺牲当代人的利益为代价而造福子孙后代，但子孙后代不可能补偿前人的缓解成本。[22]:4另一方面，如果是子孙后代承担气候变化的大部分成本，前人也无法对他们提供补偿。[13]另一种补偿问题也存在于地区和人群之间，例如一些国家从缓解气候变化中受益，而其他国家却遭受损失，也无法保证赢家会提供补偿给输家。[13]
虽然成本效益分析存在各种不确定性或可能会受到批评，但其确实有几个优点：一是它提供内部一致的全面综合影响分析。[2]:955 此外，于敏感性分析时可将其中的关键假设做变动，而分辨出出资讯价值最高的领域，以及透过额外研究而可找出最高回报领域所在。[24]:119
调适和缓解措施所产生的避免损害收益，分配方式并不相同。[25]:653调适活动主要让那些采取措施的人受益，而缓解活动也可让那些可能没参与的人受益。因此可将缓解措施视为提供普世的公共利益，而调适措施则是符合私人利益。但如果是由公共部门执行缓解措施，则会产生国家或是区域的公共利益。
在成本效益分析中，气候变化影响、调适和缓解之间的权衡取舍明确。气候变化中的分析采用的是综合评估模型（IAM），结合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的各方面。
在专为成本效益分析而设计的IAM中，由影响、调适和缓解的成本和效益均被转换为货币后进行估算。有些人认为将成本和收益予以货币化有争议性。透过比较行动产生的边际成本与避免气候变化损害而得到的边际效用，以确定缓解和适应的"最佳"水平。[25]:654但有关什么算是"最佳"水平，则由研究者本身具有的主观价值作判断。[26]
一常见的成本效益分析结果是短期内的最佳水平是进行适度的减排，而于长期则须采取较严格的减排。[27]:298[28]:20[29]这种减排方式可能会导致升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3°C以上。[30]:8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会影响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例如有关特定部门和国家的损伤函数（damage function）。<f name="toth" />:654
于制定气候变化的决策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如何进行也存在不同的态度，例如如何看待风险和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估。此时风险管理可用于评估根据一系列标准或观点制定的决策，且不限于特定类型的分析结果（例如货币化的成本效益分析）。[31]:42
一些研究报告撰写者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影响的分类分析（disaggregated analysis）。[32]:23[33]所谓"分类"指的是去评估不同指标或单位的影响，例如农业产量的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相较之下，货币化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所有影响转换为一种共同单位（货币），用于评估福利经济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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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其构件
由于全球暖化牵涉到长时间尺度和不确定性，促使分析者须制定未来环境、社会和经济变化的情景”。[35]有了这类情景，可帮助政府了解其决策执行后的可能结果。
气候变化情景中预测的气温会受到科学上不确定性的影响（例如温室气体浓度与全球平均气温之间的关系，称为气候敏感度）。根据不同排放路径对未来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预测也受到科学上不确定性的影响，例如像森林等碳汇将如何受到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
气候变化的经济面向之一是设定未来经济发展的情景。例如未来经济发展可能会影响社会对未来气候变化的脆弱性、[36]未来的气候变化影响，以及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量。[37]
在分析中，那些情景是针对对未来发展模式，采用不同假设而制定的。[35]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制定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就是一例。这些路径为未来的可能排放量提供广泛的预测。
有些分析者制定一些情景，预测当前排放政策将持续到未来。这类情景有时被称为"一切照旧"情景。[38]:176
研究情景的专家往往喜欢使用"预测（projection）"（可解释为根据理论，因此推论有可能会发生的结果），而非"预言（forecast/prediction）"（可解释为根据目前的情况/计画/意象而预期会发生的结果）。[39]这种区分是为强调机率并未分配给情景，[39]而未来的排放取决于现在和未来所做的决策。[40]:75
另一种方法是不确定性分析，[35]分析者试图估计排放量未来变化的机率。
在成本效益分析中，所谓可接受的风险表示气候政策的效益大于其成本。[23]公共和私人决策者共同采用的标准规则是如果预期净现值为正数，表示风险可接受。[23]期望值是期望结果分布的平均值。[41]:25换句话说，它是针对特定决策的平均期望结果。标准成立是基于：
关于前述第二点，有人建议可购买保险来应对气候变化产生的风险。[23]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已开始认识到气候变化对金融部门的影响，包括物理风险（财产、基础设施和土地的损害）以及政策、技术以及消费者和市场行为变化所导致的转型风险。金融机构越来越意识到须将低碳排放经济学纳入商业模式的必要性。[42]
在科学文献中，有时会关注气候敏感性的"最佳估计"（"可能"值）。[43]但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所谓"可能（likely）"范围之外的数值仍有关联性，因为虽然这些值的可能性较小，但仍有可能与更严重的气候影响有关联，[44] （风险于统计上的定义 = 影响发生的机率 × 影响的严重程度）。[45]:208
分析者也研究气候敏感性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经济估计。[46]成本效益分析 (CBA) 的政策指导可能会因所采用不同的假设而有相当不同的结果。[47]研究人员Hassler等人（Hassler et al.）使用综合评估模型来检查一系列估计值，以及遭遇极端情况时会发生的结果。[48]
在存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思考气候变化决策问题的两种相关方法：迭代风险管理（iterative risk management）[49][45]和顺序决策（sequential decision making）。[50]:612–614 依据风险作考量的方法中会列入的因素包括例如低机率的最坏情况影响可能性。[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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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暖化不确定性的方法之一是采取顺序决策的策略。[53]所谓顺序决策是指决策者在做出最终决策之前对过程进行持续观察的过程。[54]这种策略体认到有关全球暖化的决策须根据不完整的资讯情况下做出，而在短期内所做的决策将会产生可能的长期影响。政府可将风险管理作为应对全球暖化政策的一部分。[55][45]:203
依照顺序决策的模式体认到随著时间演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决策可依靠改进的资讯而进行改善。[53]由于气候变化是个长期性问题，这种做法尤其重要。关注减少未来气候影响进行的近期避险策略可能有利于执行严格的近期减排措施。[50]如前所述，由于二氧化碳会在大气中随时间累积，为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稳定住，就须从目前开始大幅减少排放。[56]严格的近期减排可为未来的低浓度目标（例如设定为450百万分比（ppm））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换个说法，严格的短期减排可被视为具有长期较低浓度的期权价值（option value）。如果近期减排不够严格的话，这个期权价值将会丧失。[57]
另一方面，有人会认为资讯会随著时间的演进而改改善，带来更多好处，而建议采取较为温和的近期减排量方法。[58]另一种看待这个问的方式是考虑到未来气候变化影响（例如对生态系统的损害）具有潜在不可逆转性，因此必须进行不可逆转的减排投资行动。[53]
研究人员格兰杰·摩根等人（Granger Morgan et al.，2009年）[52]提出在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时，有两种特别具有吸引力的相关决策管理策略。第一个是韧性策略，目的是找出一系列可能的未来情况，然后选择在所有状况中都能发挥良好作用的方法。第二个是调适性策略。此想法是选择可随著未来进程之内学习到更多，而作改进的策略。格兰杰·摩根等人将这两种方法与成本效益方法进行对比，以找出最佳策略。[52]
根据风险而拟定策略的其中一例是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显示对不确定性的合理反应是创造广泛的可能反应组合。就气候变化而言，缓解措施可被视为减少气候变化影响发生机会的工作。[41]:24而调适措施可作为防止不利影响发生时的保险作法。[59]与这些影响相关的风险也可透过此措施而被分散。气候变化相关研究是政策组合中的一部分，可为未来决策提供帮助。技术研究有可助于降低未来成本的潜力。
透过决策分析以取得的最佳结果取决于如何定义"最佳"。[60]决策分析需要设定选择标准。在采用货币化成本效益分析的决策分析中，最佳政策是从经济角度进行评估。 于成本效益分析货币化的最佳结果是将净收益最大化。另一类型的决策分析是成本效果分析分析。此处所提的成本效果分析的目的是在最大限度内将净成本降低。
货币化成本效益分析可用于设定政策目标，例如应允许排放量随时间有多少增长。在此评估中也将减排的好处纳入。
而成本效果分析与货币化成本效益分析不同，成本效果分析并未提出最佳的气候政策。例如成本效果分析可用于找出如何以最低成本来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但稳定目标的选择（例如是450ppm，或是550ppm二氧化碳当量）并非由此分析本身来"决定"。
决策分析中于采用选择标准时具有主观的性质。[60]这种标准选择是在分析之外进行的（外源性变数，参见外源性与内生性变数）。会影响作此选择的因素之一是看待风险的态度。风险回避描述的是某人愿意或不愿意承担风险的程度。有证据显示大多数（但非全部）个人更喜欢某些由不确定性产生的结果。有回避风险倾向的个人喜欢减少最坏可能结果的决策标准，而寻求风险的人则喜欢将最佳可能结果极大化的决策标准。就投资报酬率而言，如果整个社会是倾向回避风险的，可能会愿意接受一些预期回报为负的投资，例如缓解措施。[61]此类投资可能有助于减少未来气候损害的可能性，或是降低调适成本。
一些早期研究显示统一的碳税将是种公平有效的减排方式。[62]:103–104碳税是一种皮古税，根据燃料的碳含量来征收。[63]:92另一种皮古税的形式是根据财产权来征收。一个实际的例子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 个人或公司拥有排放权（碳信用），可于公开市场上交易。[64]
本节摘自碳税英文版。
碳税是对生产商品和服务所产生的碳排放而征收的税。碳税的目的是让"隐藏"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变得可见，否则这些成本只会透过更严重的天气事件等间接方式让世人感受到。碳税是透过提高会排放温室气体化石燃料的价格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此法不仅可降低对会产生高排放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可激励将排放强度降低。[65]最简单的碳税形式是仅涵盖二氧化碳排放，但也可涵盖其他温室气体（例如甲烷或一氧化二氮），根据其全球暖化潜力转换成二氧化碳当量来征税。[66]当碳氢化合物燃料（例如煤、石油或天然气）燃烧时，其内含的大部分或全部碳都会转化为二氧化碳（一种温室气体）而导致气候变化，继而损害环境及人体健康。可透过在产品周期的任何时刻依碳含量征税来减少其负外部性。[67][68][69][70]据此，碳税是比古税中的一种。[71]研究显示实施碳税可有效减少排放。[72]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征收碳税是应对气候变化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方式。[73][74][75][76][77]已有77个国家和100多个城市承诺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78][72]截至2019年，已有25个国家实施或计划实施碳税，[79]而有46个国家透过碳税或是碳排放交易计划对碳实行某种形式的定价。[80]
本节摘自碳的社会成本。
所谓碳的社会成本（SCC）是在任何时间点排放碳所造成影响的边际成本。[81]对排放每吨的碳（二氧化碳）定价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评估遏制气候变化的调整是否合理。碳的社会成本是一种专注于对有证据的"自然状态"市场失灵而采取纠正措施的评估。IPCC建议碳定价为10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a]，预计此举到2030年，可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9年水准至少减少一半。[82]
由于经济反馈与全球GDP成长率下降，几项著名的碳社会成本节约模型于2021年计算出的损失为超过3,00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a]，而政策建议碳定价的范围约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为50美元至200美元。[83]:22
联合国做过许多导致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统计，并以公吨/二氧化碳当量[a]和公吨/碳为单位表达全球排放量。
有人说经济成长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驱动因素。[86]:707[87][88]但后来（2022年末）有其他人表示经济成长无需更高的排放量。[89]经济扩张对能源和能源密集商品的需求会随之增加，继而推高二氧化碳排放量。而另一方面，经济成长将可推动技术变革并提高能源效率。经济成长可能与某些经济部门的专业化有关。如果专业化集中在能源密集产业，特别是碳能源，那么经济成长和排放增长之间就会存在紧密的联系。如果专业化是在能源密集度较低的行业，例如服务业，那么经济成长和排放成长之间可能存在较弱的关联。
许多文献都著重于"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此假说假设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人均污染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朝同一方向移动，当超过一定收入水准后，人均排放量将随著人均GDP的增加而减少，而在人均GDP与污染之间形成倒U型关系。但计量经济学文献既不支持库兹涅茨曲线假设的乐观解释（即排放成长问题将可自行解决），也不支持悲观解释（即经济成长不可逆转地与排放成长联系在一起）。[86]而是有人认为经济成长和排放成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弹性。[90]
于2019年所做的一项模型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会将全球经济不平等加剧。寒冷地区的富裕国家或是感受不到气候变化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或可能从中受益，而炎热地区贫穷国家的经济成长很可能会比假设全球并无暖化时更低。[91]这项观察结果部分源于一个事实：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高收入国家，而低收入国家则受到负面影响。[92]因此是高收入国家产生大量排放，但其影响对不同低收入国家产生的威胁有差异，这些低收入国家无法获得资源从影响中复原。这现象更进一步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扩大，而阻碍永续发展进行。气候变化的影响甚至可能进一步会导致数百万人陷入贫困。[93]
缓解措施的成本估算
估算缓解所需的成本取决于基线（在这种情况下，是与替代情景进行比较的参考情景）、成本建模方式以及对未来政府政策的假设。[94]:622特定地区的缓解成本估算取决于该地区未来“允许”的排放量，以及采取干预的时机。[95]:90
减排成本将依据据减排方式和时间的不同而有变化：但及早、周密计划的行动会让成本最小化。[96]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C以下，其获益会超过花费的成本。 [97]
许多经济学家估计缓解气候变化所需的成本会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1%到2%。 [98]在2018年所做的一项估计显示，每年花费1.7兆美元可将温度升高限制在1.5°C。[99][100]这是一笔巨款，但仍远低于各国政府为化石燃料行业提供的补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这种成本每年超过4.7兆美元。 [101][102]但到2022年底，许多人认为将温度限制在1.5°C是个在政治上不可能的任务。[103]
缓解措施产生的经济影响会因地区和家庭而异，取决于政策设计和国际合作水平。全球合作有所延迟会增加各地区的政策执行成本，特别是在目前碳密集度较高的地区。具有统一碳值的路径显示在碳密集度更高的地区、化石燃料出口地区和较贫困地区，减缓成本会更高。以GDP或货币形式表示的总量数字，会低估对较贫穷国家中家庭的经济影响，对当地福利和福祉的实际影响会相对较大。[104]
成本效益分析可能不适合对气候变化缓解的整体做分析，但对于1.5°C目标和2°C目标之间的差异做分析仍有用处。[98]估算减排成本的一种方法是考虑潜在技术和产出变化的可能成本。政策制定者可比较不同方法的边际减排成本，以评估随时间演化中可能减排的成本和数量。各种措施的边际减排成本将因国家、部门和时间而异。[96]挑战与争论
使用综合评估模型来衡量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有许多好处。[2]:954它可直接比较不同地区和时间之间所受到的影响。由此造成的影响可与其他环境问题所造成的作比较，也可将避免这些影响所产生的成本间作比较。采综合评估模型会碰到的的一个问题是此法经常将不同的影响简化为少量指标。导致有人会辩称这种分析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适用，例如将死亡率和物种多样性丧失货币化。而另一方面，如果避免影响确实存在货币成本，则可能无法避免对这些影响采货币化的评估。[105]:364
对于该由谁去承担调适和减缓的成本，尚未有共识出现。[41]:29关于如何分摊透过排放交易体系取得的税收或系统的成本和收益，也存在多种不同的争论。
一种处理法是从谁透过公共财中受益最多的角度来考虑。这种方法对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存在不同偏好的情况也很敏感。公共财被视为与私有财具有相同的性质，使用者必须为其付费。有些人会比其他人从公共财中受益更多，而在没缴纳福利税赋的情况下会造成不平等。虽然已对全球暖化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配进行过一些估计，但有关公共财的一个困难点是如何确定何人的确从其中受益。此外，这种分析法也没提供如何将气候政策剩馀收益分享的指引。
有第二种方法被提出 - 根据经济学和社会福利函数。要计算社会福利函数，需要总结气候变化政策和气候变化本身对所有受到冲击个人的影响。这种计算涉及许多复杂和有争议的公平问题。[14]:460例如把对人类健康的某些影响货币化。关于把对一个人产生的利益用以抵消对另一个人的负面影响，这问题也存在争议。[2] :958这些与公平和总结有关的问题无法完全透过经济学来解决。[62]:87
在福利经济学传统上所使用的功利主义基础上，有个论点，让富裕国家承担大部分的缓解负担。.[106]但当采用不同的模型，可能会产生另一种不同影响的结果。如果采取一种对较贫困人口的利益赋予较低权重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是督促富裕国家采取缓解行动的论点就会弱得多。评估较贫穷国家受到的气候变化影响低于富裕国家所受到的（无论是在政策或是气候变化的影响）会与观察到由富裕国家提供的对外援助的支出中表现一致。[107][108]:229
第三种方法是从谁对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角度来看待。由于工业化国家排放人类造成的温室气体进入大气中数量占三分之二以上，这种方法表明工业化国家应该承担成本的最大部分。这种排放存量被描述为"环境债务"。[109]:167但从效率角度而言，此种观点并未获得支持，原因为效率需要前瞻性的激励，而非回顾性的。[41]:29历史责任问题是个伦理学的问题。有人建议已开发国家可透过向开发中国家支付补偿费来解决问题。[109]:167
传统保险的运作原理是将风险转移给更有能力或更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同时也透过风险分担的方式发挥作用。[41]:25由于气候变化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关的，而会把风险分担的有效性降低。但有理由相信不同地区会受到不同气候变化的影响。这表明分摊可能有效。由于开发中国家似乎最有可能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风险，已开发国家可以针对这些风险提供保险覆盖。[110]
多项研究（包括非营利组织碳揭露专案的和大型保险组织瑞士再保险）显示除非世界在短期内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到2050年，疾病、海平面上升、农作物减产以及气候变化造成的其他危害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瑞士再保险的评估显示除非充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否则世界经济的产出将每年减少23兆美元，因此研究结论是气候变化将影响保险业对各种风险的定价方式。[111][112][113]
报告撰写者指出商业保险市场无法充分承保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的几个原因。[114]:72根据一份刊载于Eurofi Magazine的报导，欧洲目前仅有四分之一因为极端天气，或是与气候事件导致的经济损失可获得保险的覆盖，而存在巨大的保险缺口，这类风险的可承保性与定价的相关风险成为保险业与政策制定者关切的问题，不予妥善应对与处理，缺口会将会更为扩大。[115]
利用保险来应对气候变化有几种选择。[114]:72一种做法是在国家之间缔结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遭受气候相关损失高于平均水准的国家将得到低于平均损失的国家的援助。这将是一种相互保险合约。
由经济学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于2006年为英国政府撰写的斯特恩报告也预测，由于气候相关成本，世界GDP将减少几个百分点。但报告可能忽略难以透过经济方式作量化的生态影响（例如人类死亡或生物多样性丧失）或经济后果将以缓慢步伐显现的事件。[116]因此，报告中提供的成本数字可能会受到低估。
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
全球许多部门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畜牧业、林业和渔业。其他对气候变化敏感的产业包括能源、保险、旅游和休闲活动产业。但气候变化对大多数部门的确切影响仍不确定。[118]:790
对气候变化于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发现其产生的成本于总数中占有中甚大的比例。[119]:415
国际劳工组织于2019年发表标题为《在更温暖的星球上工作：热压力对劳动生产力和合宜工作的影响》的报告，称即使将气温上升限制在1.5°C，到2030年的气候变化每年造成的生产力损失将达到所有工作时数的2.2%。这相当于8,000万个全职工作岗位，即2.4兆美元。预计受影响最严重的部门是农业，预计将占所有损失的60%。建筑业预计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占损失的19%。其他面临最大风险的部门是环境产品和服务、废弃物收集、医疗急救、维修、交通运输、旅游、体育和某些形式的工业工作。[120][121]估计全球每年有350万人因燃烧化石燃料所造成的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122]达成气候目标，取得的健康效益远超过采取行动而产生的成本。[123]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对健康的好处以金钱衡量（由经济学家根据每个国家的生命价值估算）远高于达成《巴黎协定》中设定升温不超过2°C目标所需的成本。[124]
- 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农业领域中有很大的地区差异现象，[2]:938由于农业和水资源在较贫穷的国家经济中有重要作用，它们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126]
- 一项与于2007年所做关于供水方面的文献审查，预测成本很可能会超过收益。预测成本包括为防止洪水和干旱而建设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127]:191
- 根据一项于2007年所做的估计，除可能发生的气候突变之外，发生大型国家或大型区域范围的极端天气事件的经济成本不太可能超过当年经济总量的几个百分点。[128]:377在较小的地区，特别是开发中国家，根据估计（高置信度），在极端事件发生的年份所造成的短期损失可能会达到GDP的25%以上。
- 道路、机场跑道、铁路线和管道（包括石油管道、下水道、供水干管等）可能需要增加维护和更新，因为它们会受到更大的温度变化，并暴露在不符合其最初设计规格的天气条件下。[129]
所谓整体影响是气候变化跨部门和/或地区的影响的总和（IPCC，2007a：76）。[130]在估算整体影响时，存在许多困难，例如预测社会调适的能力，以及估计未来经济和社会将如何进展（研究人员Smith等研究报告，2001年：941）。[2]研究人员也需要对不同经济部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发生的影响的重要性做出主观的价值判断。
自1970年代以来，极端天气事件导致的全球损失呈现成本迅速上升的趋势。[131]社会经济因素（例如人口增长和财富增加）是导致观察到的全球损失趋势之一。[132]但要将社会经济因素和气候变化对观察到的相对影响量化，有其困难。[133]但此一趋势确实显示社会系统的气候变化脆弱性越来越大。[133]
研究人员施耐德等人（Schneider et al.，2007:790）所做的研究预测，如果气温升高1-3°C（相对于1990-2000年期间的平均气温），世界生产总值可能会增加，这主要是源自农业部门的整体效益增加。[118]在施耐德等人看来，这些估计的置信度不高。 研究人员Stern（2007年）利用风险溢酬基本经济学概念（由研究人员Yohe等提出，2007年：821）以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134]Stern发现如果气候变化无法缓解，可能会导致福利减少，相当于全球人均消费持续平均下降至少5%。 Stern的研究同时受到其他经济学家的批评和支持（参见斯特恩报告）。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第一工作组（WG I）报告的结论是："对成本的总体估计将不同部门、地区和人口之间影响的显著差异掩盖住，并且非常可能（very likely）将损害成本低估，原因是无法将许多不能量化的影响列入。"[130]
敏感度分析的做法是在总体分析中将假设变动，以了解其对结果会产生何种影响（研究人员Smith等（Smith et al.）, 2001年:943）：[2]
- 损害函数图形的形状：这将与影响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变化作连结。关于这类函数图形的正确形状（例如线性或三次方性）的资讯很少。与线性函数相比，三次函数在温度小幅上升时显示出比线性函数相对较小的破坏，但在较高温度下则显示出急剧增加的破坏。
- 气候变化率：这被认为是造成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是因为它影响到调适需要花费的时间。
- 折现率和时间范围：综合分析中采用的模型显示气候变化最严重的影响会在未来发生。因此估计的影响对时间范围（特定的研究中未来影响发生的时间）和折现率（用于将未来发生的影响折现为现在的价值）会很敏感。
- 福利标准设定：综合分析中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发生的影响的权重（即相对重要性）特别敏感。 研究人员Fankhauser等人（Fankhauser et al.，1997年) 和Azar （1999年）的研究发现，对影响分布的更多关注导致对整体影响的预测更加严格。
- 不确定性：通常会透过敏感度分析进行评估，但也可作为避险行为来看待。 欧洲气候与能源建模论坛（European Climate and Energy Modelling Forum，简称EMF（1997年））发现，避险的方式取决于社会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风险回避程度，以及为这些风险投保的可能成本。
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于2017年造成至少1,000亿美元的损失。[135]时间越拉长，越可看到影响程度，"估计在过去20年里已有50万人因极端天气事件而死亡，损失达到3.5 兆美元"。[8]气温升高后将导致经济损失加速。[136]:16于2017年针对独立经济学家所做的气候变化影响的调查发现，未来损失预计"占全球每年GDP的2%到10%，甚至更多"。[137]
美国政府于2018年11月提出的报告提指出由于气候变暖，源自地理、人口和技术的巨大变动，该国的GDP可能会下降10%。[138]
于2018年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各国遵守《巴黎协定》中设定的限制升温2°C目标，与非常高的排放情景比较，全球到2100年可产生一年接近1.7兆美元的经济利益。[139]
于2019年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遭到低估，且可能是严重低估，有出现灾难性黑天鹅事件的可能。[140][141]预计碳密集型产业和投资者的搁浅资产将会大幅增加，[142]并可能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逐渐扩大的涟漪效应。[143][144]
于2020年所做的的一项研究估计到2100年，依据各国自订贡献与将升温控制在1.5°C内或远低于2°C的行动相比，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额外增加12.7至61.6兆美元。而到2100年，如各国未能履行自订贡献，将导致经济损失达到15.0-79.2兆美元。在研究中叙述的减缓行动是透过各国优化本国经济来实现。[145]
世界经济论坛于2020年将气候变化列为全球经济和社会面临的最大风险。[146]
管理谘询公司麦肯锡于2020年发布一份关于气候变化对当前和未来经济影响的报告。称数千亿美元和数亿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而气候变化应会对企业和政府领导人的决策产生强烈的影响。[147]例如报告提出到2050年，社会经济影响可能会比现在的水平增加2-20倍。[148]
全球气温升高后，气候变化对经济的整体影响随之增加。[1]例如将全球升温限制在1.5°C内，与升温3.66°C（代表一种不采缓解行动的暖化水平）相比，预计总损害会减少90%。[149]于2018年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将升温限制在3°C（不将达到气候临界点的潜在影响列入考虑），全球于本世纪末的GDP将下降3.5%。另一项研究指出当不考虑临界点时，全球经济受到的影响被低估二到八倍。[149]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所发表的一项高排放情景研究中，在气温于2050年上升2°C的情景下，全球GDP会减少2.5-7.5%。而到2100年，气温将会上升4°C，在最坏情况时，全球的GDP可能会减少30%。[150]
瑞士再保险于202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估计，全球气候变化（与没变化的情况相比）可能会让全球经济于2050年的产出减少11-14%，即每年减少2.3兆美元。根据这项研究，美国等富裕国家的经济可能会萎缩约7%，而一些开发中国家将遭受重创，损失约20%，在某些情况下的损失甚至会达到40% [151]
参见
注记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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