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阀
清末民初時期，由於中央政府武裝衰落，助長地方武裝，形成各地方武裝割據統治的情況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清末民初時期，由於中央政府武裝衰落，助長地方武裝，形成各地方武裝割據統治的情況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民国军阀指中华民国大陆时期间，名义上效忠中国中央政府，实际上却在各地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地方武装势力，为20世纪初影响中国政治格局的主要力量；在其势力强大时，甚至成为国际承认主导中国的政府（如北洋政府），但在实质上依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割据势力。自1912年清朝灭亡，至1929年东北易帜近二十年间（亦有说到1930年中原大战为止），中国全境各地均为大大小小的军阀所割据分治，主要势力前期有北洋军阀（包含直系、奉系、皖系、粤系、旧桂系等），后期有新桂系、滇系、川系等，同时蒙古、西藏、新疆等地亦有半独立乃至完全独立的边疆民族分离主义自治政体，均不受中央政府所控制。1929年之后，虽然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南北，但是各路新旧军阀仍于国民政府大旗之下保持一定自主性，军事上与政治上的内斗虽略有式微却从未停息，导致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共内战时，中国仍未能彻底建立统一的全国军政体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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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军阀割据的远因源自前朝晚清的历史发展。太平天国民变爆发后，清廷之中央精锐八旗和绿营入关日久，生活糜烂而战斗力奇低，最终被迫依赖地方团练民兵平乱，当中以湘军淮军为佼佼者。随著清廷日益腐朽衰落，掌握团练兵权的地方势力乘势崛起，后期甚至强盛到可以影响清廷决策。资助团练的地方地主与绅商势力亦多半以自然经济为本，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土地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源、产品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使得自然经济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就能形成完备的独立政经体系；亦因此对全国性市场全无需求，并在势力范围内利用工会、商会抵制外来经济。辛亥革命后，他们担心自己的既有利益会在动荡中受到侵害，自然向当地割据军人寻求保护。对全国市场统一的淡漠、渴求安定生产环境与一定政治特权的愿望，使他们成为地方军阀有力的统治支持者与经济来源之一，此为民国军阀能够依省割据的经济因素。
其后爆发庚子拳乱，清军拳民与现代化的八国联军交锋时不堪一击，令慈禧太后深刻体认到现代化的急切必要，并因此著手发动庚子新政。改革重中之重为创建新军，其由中央政府直接拨款并指挥之核心部队，史称北洋六镇新军。
建军计划本预定拓展至全国建立36镇、约五十万正规军，并成为全国主要武装部队核心，但当时清廷筹措庚子赔款后已国库空虚，根本无法负担北洋六镇以外的军费，再加上清廷根本没有教授现代军事知识的新式军校，必须让年轻军官赴笈留学学习，人员选拔也是交由各省兴办的武备学堂考选。因此，清廷将建设六镇以外新军的主要责任下放地方，导致非六镇新军基本上都是各省政府自筹自武自招自练，这种做法虽然可以减少中央政府财政负担，但显而立见的弊端即中央政府对地方兵权根本无从置喙，注定了地方军阀崛起之必然定局。[2]
除了各省自筹之新军以外，核心部队北洋军的忠诚度对清廷亦成另一极大隐忧。北洋军军官泰半出身于其袁世凯亲手在小站培训的定武军，建军过程亦由其一手包办；袁极善笼络人心，不像旧式将领般依赖幕僚处理军务，反而事必躬亲，重视官兵福利，亲自监督发饷，避免贪污舞弊，重视部队军备、后勤、军纪，士兵对其均非常爱戴感念。袁虽然治军有方，但同时亦喜好个人崇拜，特别强调“事事以本督办为心”，更滥用洗脑手段将军队去国家化及私兵化，导致北洋军对袁的个人忠诚远大于清廷。据说其麾下军官每日操课前后都有“三问”，一问：“我们吃谁家的饭？”士兵齐答：“袁宫保的饭！”；二问：“我们穿谁家的衣？”齐答：“袁宫保的衣！”；三问：“那我们为谁家死，为谁家出力？”齐答：“为袁宫保死，为袁宫保出力！”众北洋官兵皆将袁视为衣食父母，敬若神明，竟达到了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国，甚至于营内为袁供奉长生牌位的程度[3]。一般历史学家认为袁世凯是“军阀之父”：㈠袁世凯统领北洋军，北洋军是军阀部队前身；㈡袁世凯当总统时故意将北洋军人势力扩展至中国中南部；㈢袁世凯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形成“政治军事化（militarization of politics）”；袁世凯在1914年把各省都督改为将军，只管军事，另设巡按使掌民政，牵制地方军人力量；袁世凯死后出现军阀割据，两者关系重大，但绝非他个人希望[4]:21-22。此点清廷并非毫不知情，因此宣统在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旋即撤换袁世凯，试图削弱其对新军之影响力，但袁多年治军的个人威望已深入军心；以至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北洋六镇虽接获清廷军令讨伐革命党，但是实际上却阳奉阴违，一直按兵不动隔岸观火，令清廷逼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才得以成功调动北洋军，而这些原来效忠清廷的北洋军官们，就成了后来的北洋军阀。
因晚清各大改革最终均成效不彰，故以军队武力推动政治目标之风气日盛；晚清革命党大部分的革命均是借助省立新军的武力发动，而推倒满清的两件大事：同盟会的辛亥革命及北洋军的北洋兵变更是完全以新军武力为基础。满清倒台后，中国顿时陷入权力真空，清帝已然退位，但无一势力足够强大能获得能遍及全国的绝对权威；各势力大者养兵以图逐鹿中原争夺中央权力、小者囤兵仅求割据一方自保于乱世动荡之中，自然加剧了拥兵自重的需求。基于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故此各省独立后多以当地新军将领出任都督，一人独揽全省一切政经大权并进行军政一体化治理，方便以经养战，自然成为了养成军阀的温床。袁世凯算是当时相对而言最大的势力，本来的确有机会统一全国，但其仍有喜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政治军事化倾向（如故意将北洋军势力扩展至华中华南），此专横的行事风格却容易招来各方势力争议，引致二次革命、护国战争等反抗，“以军逼政”俨然已蔚然成风。袁世凯曾于1914年把各省都督改为将军，只管军事，另设巡按使掌民政，意图牵制地方军人力量，但未曾有显著成效；随著其称帝失败后黯然病逝，其生前努力亦尽数付诸东流，中国全境内再无一势力拥有多大优势，各派系大致势均力敌，无论是推动政治目标、抑或单纯自保，都必须依赖军事武力来执行，导致“枪杆子出政权”的信念更为根深柢固，政治军事化的现象更难以逆转。
另一因素在于共和制度本身。共和概念本身由西方引进，对于中国乃崭新尝试，数千年历史以来闻所未闻，自然不同派系会对当中共和、立宪、民主、议会、法律等概念有不同理解和诠译，更加深不同派系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及甲子兵变等便是最佳例证。
“军阀”是指拥有私人军队，企图或实际控制地盘、一心为己利益之将领[4]:22。护国战争之后，各地军阀正式成型。军阀割据与晚清地方势力抬头有相同：代表离心力量，使权力分散甚至地方分离；也有不同：㈠军阀出身复杂，有军校、农兵、土匪等，晚清地方领袖出身儒家科举，㈡军阀税收自留、官吏自行任命，晚清地方领袖效忠中央，㈢军阀互相争斗，晩清地方领袖听命中央[4]:22-23。
军阀割据可说是军人参与、干涉、把持政治之过程：㈠清末新政——新式武备学堂与新式军人出现，部份军人对政治感兴趣，使军人政治化，如新军参与革命活动；㈡清朝覆灭，共和成立——皇权崩溃，法统危机出现，革命打倒皇权“天命”，却未能树立新权威，“皇帝”根深蒂固，人们仍未完全接受“总统”；㈢共和理想幻灭——革命退却，军人渗透中国，“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孙中山再次逃亡日本，北洋军人席卷中国；㈣袁氏独裁——议会制度崩溃，一切依赖武力解决，即政治军事化；㈤讨袁之役——以武力反复辟，加剧政治军事化，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蔡锷建立护国军以武力解决问题，各省响应；㈥南北战争——“护法运动”出现，加剧法统危机，袁世凯死后，孙中山从日本回来领导“护法运动”，以1912年《临时约法》为正统，而北洋政府则以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为正统，人们对法统争持不休，无法达成共识；㈦势均力敌局面出现——军阀割据现象持续，出现许多军阀大小不一，无一能消灭其他军阀，因此需要联盟[4]:23-24。
辛亥革命爆发后，华北一带的北洋军并未有即时响应，各省宣布独立之初更曾一度兵戎相向，于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协议后后者才发动北洋兵谏推翻满清；宣布独立的华南省立新军未曾攻下北京或甚至任何华北腹地，华北主要仍由袁麾下的北洋军控制。袁称帝失败病逝后，麾下军官无一人能有与其同等、足以统一号召整支北洋军的威望地位；再加上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是国际社会唯一承认的合法中华民国政府，可获得大量关税收入和外国贷款，一众军官为争夺政府领导权旋即分裂成一众北洋军阀派系，当中势力最大之三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及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
在整个军阀割据时期，北洋政府的控制权经历了从皖系到直系再到奉系的更迭[5]。1916-20年为皖系控制北洋政府的时期。第一次府院之争中，时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段祺瑞与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矛盾重重。张勋复辟后，黎元洪在段祺瑞的压力下被迫下台，冯国璋续任总统。第二次府院之争中，段祺瑞与冯国璋在对护法运动和西南军阀的意见上不合，段祺瑞和冯国璋两人于1918年10月共同下野，由段祺瑞控制的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选出徐世昌接任总统，段祺瑞则通过安福国会在背后操纵政权。
1919年12月，冯国璋去世，直系军阀开始由曹锟领导。由于曹锟落选副总统、吴佩孚反对安福国会，直皖矛盾激化。1920年4月，曹锟与奉系等八省军阀结成反皖同盟，同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和奉系获胜。战后，安福国会被解散，其主要成员的徐树铮、王揖唐、段芝贵等10人被通缉，皖系势力被击溃并自此失势。
然而，直系与奉系战后旋即因分赃不匀发生摩擦，第一次直奉战争继而于1922年爆发，张作霖被击败，退出关外，直系取得北京政权。1923年6月，曹锟通过贿选当选总统。1924年，为了反对直系的领导地位，奉系联合皖系残部和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共同讨伐直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受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五十万大洋贿赂，遂叛离直系自立为国民军，并倒戈发动甲子兵变囚禁曹锟，最终导致直系溃败。然而，冯玉祥与奉系的合作并未长久。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未如张作霖要求撤离北京，反而长久进驻，更意图邀段祺瑞和孙中山出山进京执政，自此与奉系决裂。
1925年，直系败将吴佩孚发动反奉战争，成功败部复活并驱逐苏皖等地的奉系势力。1926年，张作霖联合日本势力挥师南下入关，冯玉祥退出北京至昌平南口防守，奉系占领京城。此时，张作霖与吴佩孚实现了直奉联合，组成“讨赤联军”，将冯玉祥的势力赶至绥远。然而事后，张作霖并未给予吴佩孚好处，北洋政府自此均受奉系所控制，直到北伐结束。
1926年7月，蒋介石开始北伐战争，吴佩孚、孙传芳等被击败，冯玉祥、阎锡山等加入国民革命军。1928年6月4日，张作霖撤离北京，退往关外，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6月8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效忠南京国民政府，国府终门面上实现统一并得到国际承认、合法代表全中国，北洋军阀势力自此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实际上，由于蒋介石北伐之胜利仰赖冯玉祥西北军、阎锡山晋军和李宗仁桂军等势力合作倒戈对付北洋军，故北伐成功后该等势力同时坐大并与蒋系中央发生摩擦。北伐结束后，各军阀势力陆续发动蒋冯战争、蒋桂战争等反蒋行动，最终以1930年中原大战众军阀被击败作结。直至30年代开始出现共产党及日本两个敌人需要联手应付时，各军阀拥兵自重互相混战的现象才大致开始平息，故有史家以中原大战作为军阀时代的结束点。
统一后的国民革命军，除黄埔军校出身的中央嫡系部队以外，成分大多为军阀部队于北伐前后归顺或被收编而来，将领亦多为旧军阀出身，归顺国军的将领更有纯粹易帜但部队维持原指挥编制之举，故蒋介石即使在统一后，亦无法在国军内部削除太多将领的自主性，导致国军内部一直有欠团结，为日后的剿共、抗战及内战埋下隐忧。
辛亥革命时，华南各省（川、黔、滇、湘、桂、粤）自建的新军于控制省政府后各自宣布独立，而北洋军要等到袁世凯决定变节后才发乞共和电，再加上华南新军全为省政府自筹自建，创建时即独立于北洋六镇体系以外，诸省军力并非北洋军阀所能节制。桂系、滇系、粤系和亲孙中山势力围绕著两广地区和广州政府的控制权争斗。湘系（湖南）、川系（四川）则长时间维持自主性，主要围绕在省内的斗争，并未参与正统权之争。唯一例外为福建省，其为北洋皖系势力范围，定义上并非华南军阀。[6]
在广西，清朝广西提督陆荣廷借由支持辛亥革命及“桂人治桂”的政策成为广西都督，之后更通过参与护国战争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地位，史称旧桂系。护国战争胜利后，黎元洪大总统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但原广东督军龙济光不愿退职。陆荣廷遂派桂军进攻，击败龙济光，广东成为旧桂系的势力范围。由于不满黎元洪被架空和段祺瑞控制下的北洋政府，陆荣廷宣布两广自主。
同时，滇系统帅蔡锷于1916年护国战争胜利不久后去世，唐继尧继位掌权，坐镇云南和贵州并与川系军阀时有摩擦。1921年，滇系将领顾品珍叛变，滇系分裂为顾部和唐部。
有别于北京政府，南方军阀最初缺少正统政府的名义，因此在北京政府府院互斗后，南方军阀开始找寻可以拥戴的正统象征。陆荣廷与唐继尧藉著1917年7月护法运动的机会，招揽孙中山与部分国会议员到广州另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则任元帅，意图北伐对抗北京政府。然而，护法军内部各主要军阀势力主要盘算，是将广东收归自己的统治，而非实际推翻北京政府，因此三人渐生嫌隙。1918年4月，滇系和桂系开始排挤孙中山，改大元帅首领制为七总裁合议制，邀西南各省军阀为总裁。由于职权遭到架空，孙中山在1918年5月4日辞职，离开广东到上海。护法军政府在此之后开始内战，桂系试图清除在广东的滇系战力，因此逮捕滇系将领张开儒、枪杀崔文藻，将滇系军队逐出广东，陆荣廷的桂系势力达到巅峰。
1920年，直皖战争在北方爆发，与此同时，桂系发动第一次粤桂战争，派兵攻打亲孙中山的粤系陈炯明和许崇智所辖军队，却被击败，退回广西。孙中山遂从上海返回广州，于1921年4月改组军政府为正式政府，召开非常国会，就任非常大总统。6月，桂系为夺回对广东的控制权，发动第二次粤桂战争，却再次败于粤军。二度战败导致桂系实力弱化，进而分裂。以保定军校毕业的青壮派军官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部队，在随后的广西内战中逐步崛起，并击败清朝时代的旧军头陆荣廷、沈鸿英再次统一广西，成为广西军阀的新领袖，被称为新桂系。
另一方面，1922年，孙中山在第二次粤桂战争胜利后，要求陈炯明北伐，陈不从被免职。北方在直奉战争后，黎元洪再次就任大总统，护法运动目的达成，各方要求孙中山卸下其非常大总统一职。陈炯明部下叶举为迫使孙中山下野，出兵围攻广州总统府，孙因此出逃上海，史称六一六事变。
1923年1月，孙中山联合滇系杨希闵部（顾品珍派）、桂系刘震寰部及倒戈的粤军，共同讨伐陈炯明。2月陈炯明被击败，退守东江。孙中山也于2月回到广州，再任大元帅，但是广州仍然被杨希闵与刘震寰给主掌，孙中山的立场并未比1918年更为稳固。孙中山鉴于缺少忠于自己的武力，选择与苏联结盟，并在1924年开办黄埔军校组成国民革命军，成为华南军阀的其中一支势力。
1925年起，蒋中正指挥国民革命军开始扫除广东内反孙势力，二度东征陈炯明并顺带歼灭试图反叛的杨希闵与刘震寰。陈炯明最终遭国民革命军许崇智部粤军及国民革命军歼灭，失势下野出逃香港并隐居馀生。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革命军于广东持续内战期间，唐继尧部滇军决定支持陈炯明，欲联手新桂系向广东发兵歼灭广州国民政府，被李宗仁回绝后，唐继尧组成川黔滇（四川、贵州、云南）联军，发动滇桂战争、企图歼灭新桂系，却反遭击溃，滇系自此失势没落。
国民革命军北伐前与新桂系结盟，形式上完成统一，桂军继而改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随后，以唐生智为首的部分少壮派湘系军阀在省内内战失势后转投广州政府，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北伐后，国民革命军陆续将击败旧有的湘系与闽系军阀，黔系王天培、彭汉章在1926年7月接受国民革命军改编。川系刘湘在1926年12月与接受名义上归顺国民政府。1927年4月，贵州督办周西成归顺国民政府，任贵州省政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滇系龙云在二六政变中推翻唐继尧，并打败对手胡若愚后，也名义上归顺蒋介石，任云南省主席。
在龙云归顺后，西南军阀割据时期结束。广西、贵州、四川、云南是以名义上归顺改编，因此，在国民政府成立后，其省务仍维持半独立的地位。福建、湖南则是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遭到清除，由效忠国府的军阀主政。广东则是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由地方实力派军人陈济棠结合以胡汉民为首的反蒋中正派国民党元老，重新取得了半独立地位。
1926年至1928年间，1,300个大、小军阀打过140场大、小战争，主要是争夺地盘：大军阀争夺中央政权，以合法举借外债，发行公债，把持中央财政；小军阀争夺地盘征税和招募兵马，使政局动荡不稳，政权频频易手，影响行政效率[4]:25。
军阀混战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政权分裂无法落实区域性经济发展计划，阻碍中国现代化；军阀往往把控制范围内资源、物力花于战争和其他军事用途[4]:25。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得到发展：外因是第一次大战期间，国际市场对中国民用工业制成品及中国农矿初级产品原料需求大增；内因是北洋政府大部精力争夺地盘，放松控制现代经济，有助民族工商业兴起；同时留学生出国学习盛极一时，使中国培育第一批企业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师、经理和技术人员，形成新社会力量，有助工商业发展[4]:25-26。
由于战争和天灾，到处出现饥荒，军阀割据使传统全国性官方救济机构停顿，大量农民离开村庄，人口大迁移，社会动荡；因为饥荒由人为战争造成，美国红十字会拒绝救济；中央政权崩溃后出现思想革命，社会文化出现自春秋战国后另一次百家争鸣[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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