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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1889年—1947年9月30日），字魁元，又字科元，乳名金贵，河南永城人。因曾盗掘了慈禧和乾隆帝陵墓的珍宝，而被称为“东陵大盗”。民国初年军阀，初为直系，历降镇嵩军、国民军、奉军、国民革命军、日军、汪精卫政府，二次大战日本投降后，又归顺蒋介石，成为国民革命军中将，国共战争中被解放军所俘；1947年9月末，孙殿英在河北省武安县解放军战俘营中死亡。
孙殿英自称为明末名臣孙承宗后裔。幼年在私塾学习。因为和同学吵架，被教师批评，7岁乃放火烧私塾校舍，被退学。以后，青年孙殿英成为赌徒，并染上鸦片烟瘾。
他先参加民间秘密组织“庙道会”，成为会首；1922年（民国十一年），他拉着会众投入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先当副官，后升任机枪连连长[1]:196。到1924年（民国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他趁前线打仗扩大队伍到数千人[1]:196。直系孙殿英趁直军败北，在陕西省及河南省掠夺以维持军队。不久，加入刘镇华的镇嵩军憨玉琨部。
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憨玉琨被国民军胡景翼部击败，孙殿英投降国民军，升任师长。不久，脱离国民军。东进沿途掠夺，最终成为奉系山东省张宗昌的部下，任褚玉璞手下的第五师师长。南口大战中，孙殿英勇战国民军。因此受到张宗昌、褚玉璞赏识，被任命为直鲁联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此后抵抗国民党北伐。[来源请求]
1928年（民国十七年），张宗昌最终败北。5月，孙殿英赶紧向蒋介石投诚，被收编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他率部退守蓟县和遵化一带，即清东陵所在地[1]:196，孙殿英为筹措军饷，以军事演习为名，盗掘乾隆皇帝与慈禧太后的陵墓，收罗大批珍宝，一时间舆论大哗，但孙殿英不惜血本给民国上下人等行贿，压下这桩民国最大盗墓案，不了了之[1]:196-197。该事件史称“东陵事件”，国民政府不追究孙殿英的责任，导致溥仪和国民政府完全决裂[2]。
1930年（民国十九年）春，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反蒋，声势极大，孙殿英赶紧依附于冯玉祥、阎锡山名下，被委任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1]:197。同年9月，张学良南下支援蒋介石，阎败退。张学良武装入关调停，孙殿英投入张学良，当上第四十师（东北军暂编陆军第二师）师长[1]:197。1931年（民国二十年）11月，孙殿英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1]:197。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2月，日军三万馀人进攻热河，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率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向赤峰前进；东北军汤玉麟部和万福麟部与敌一触即溃[1]:197。孙殿英进抵赤峰，即展开阻击战，相持达七昼夜，后退往猴头沟门，继续与敌作战十馀日，最终战败而后撤察哈尔；孙殿英趁机吞并汤玉麟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以及其他各路义勇军[1]:197。孙殿英同日军交战，最终败北，但其勇敢作战赢得了舆论称赞。同年5月，蒋介石委任孙殿英为“青海屯垦督办”；那时青海是军阀马步青、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宾兄长）等“四马”之天下[1]:197。在蒋介石支持下，1934年1月，孙殿英部自绥远省西部欲进入宁夏省，参与青海、甘肃、宁夏方面统治。“四马”联合起来，武力抗拒孙殿英；“四马”联军约4万馀人，孙殿英兵力约7万人[1]:197。双方作战三个月，孙殿英战败。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3月，孙殿英军队回退时不意又受山西省阎锡山手下的傅作义晋绥军攻击而缴械投降，军权被剥夺。阎锡山出兵斩断孙殿英回山西之路，蒋介石明令撤销其本兼各职，孙殿英被阎锡山收编[1]:197。自此孙殿英隐退山西晋祠及太原。[来源请求]
1934年5月，何应钦任命孙殿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高等顾问。[来源请求]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6月，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任命孙殿英为察北保安司令。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宋哲元任命孙殿英为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发展队伍到一万多人[1]:198。不久日军攻陷冀北，孙殿英率部退到保定，被蒋介石任命为冀察游击司令，收集旧部、散兵及投军的青年学生共2万余人。抵达山西晋城时时序列如下：
1938年春，日军香月师团向晋东南发动大规模进攻，晋城很快失守，孙殿英部向西转进至阳城、沁水。在阳城凤台古镇，孙部杨明卿、杨克猷支队与敌军遭遇，几经激战，击退了进犯之敌，保住了阳城、沁水一带阵地。[来源请求]战后孙部被调往冀南武安、涉县一带。为了争取孙殿英这类非嫡系部队不倒向八路军，1938年夏蒋介石委任孙殿英为新编第五军军长[1]:198。
1939年1月，孙部由冀南撤至豫北，分别与敌人战于河北的沙河、河南的济源及东西轵城，战况激烈，双方互有伤亡，最后孙部挫败进犯之敌，保住了黄河南北交通要道。1939年，孙部调往河南林县驻防，部队不久被改编为新编第五军，隶属第1战区，序列如下：
全军辖十个团，但由于只能领六个团的军饷，孙殿英只得宣布每人只能领八成薪饷。
1939年10月15日，彭德怀和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到新五军驻地会见了孙殿英。几天后抗大一分校的学员、山西第五专署路东办事处等地方机关工作人员与新五军官兵一起参加“国共抗战誓师大会”，彭德怀、孙殿英在会上分别讲话。此后，穿插居住在这里的国共双方友好来往，相安无事。在后来突发的“十二月事变”、国共关系紧张时，孙殿英都保持了中立。彭德怀曾评价，孙殿英是在抗战期间与八路军关系最好的国军。[3]
1940年，新五军与范汉杰第二十七军、庞炳勋第四十军合编为第24集团军。此时新5军序列如下：[来源请求]
1941年底，蒋介石怀疑孙殿英等驻太行敌后的国军有的私通八路，有的私通日军，派军统少将文强到太行部署军统分子监督各部国军。[3]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4月，日军出动20万人进攻太行山区。4月23日，日军包围孙殿英防地（林县），孙殿英在王家疙瘩的小山村率部投降日军，当上“和平救国军”司令[1]:198。并任新五军军长兼第四方面军指挥官、豫北保安司令。孙殿英投敌后，随即诱降了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及第二十七军、四十军各一部。李振清率第四十军一部拒绝投降，拼死血战，突围而出。新五军投敌后，汪伪政府保留其原番号不变，仍称新五军，序列如下：
孙殿英一方面利用职权贩卖鸦片牟取暴利，另一方面秘密投靠蒋介石[4]。1943年12月，由于和庞炳勋的矛盾，孙部从第24集团军序列划出，单独编为“豫北剿共军”。1944年，孙部又改编为第6方面军，下辖第11军（即原新5军）下辖三个师又一个团。[来源请求]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日本投降，孙殿英投诚蒋介石，免去汉奸罪名[1]:198。孙殿英为“先遣军”第二路军，后任新编第四路军总指挥，收夺华北的汪精卫政权公有财产。[来源请求]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7月，随着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开始，郑州绥靖公署将孙部改编为暂编第三纵队[来源请求]，驻防河南汤阴，序列如下：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3月，孙殿英在豫北战役中同刘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河南省汤阴保卫战激战，5月2日城破被俘[来源请求]；1947年9月30日，孙殿英在河北省武安县解放军战俘营中绝食而死[5]。
另有说法：考虑到抗战期间孙殿英和八路军合作良好，在押期间，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遵照刘伯承的指示，对孙殿英非常宽待，特地批准其一名被俘卫士照顾其生活。由于孙殿英吸食鸦片几十年，患上了“烟后痢”，军法处不惜重金买来鸦片以缓解其症状。但由于中毒太深，1947年9月30日病逝。[3]
子孙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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