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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或古文，汉文化圈外通称古典汉语（英语：Classical Chinese），也常称为“文言文”，是汉语的一种书面形式，起源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经润饰的汉语口语（相较于西周以前被认为晦涩难懂、诘屈聱牙的文献，如尚书、易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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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胡适考证，至汉代，文言已经脱离了日常口语，而当时的书面语（即文言）已经开始向复古和口语化两个方向发展[2]。至中国唐宋时期，汉语的口语与先秦时期口语差异更加明显，这时，有三种书面语：
- 一种文言文是模仿上古汉文书面文献的书面语，如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即古文运动的作品[2]；
- 另一种是在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书面语，如西汉《史记》、东汉佛经翻译、南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写法[2]；
- 第三种则是各语言白话的源头，如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等。
由于文言并不是一时一地的一种语言，因此不同时代或地区的文献，在语法和词汇上会有差异。到了元、明、清的近代时期，情况与中古时期类似，既有尽可能复刻上古风格的书面语，如桐城派的散文，亦有今日所谓的一般文言（如明史、清史稿），又有所谓的近代白话，比如现代人也可直接理解的《水浒传》、《西游记》等（甚至有《荔镜记》、《海上花列传》等方言作品），撰写方式十分多样。
文言文主要指以秦汉书面语为标准，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3][4]。语言学上，先秦及西汉时使用的语言被称为上古汉语。此时传世的一些文献，如《诗经》、《论语》、《左传》、《韩非子》、《史记》等等，被视为文言文的早期范本[3]。此时的文言，是在当时口语基础上加以修饰[存在争议]，但与口语的词汇语法，没有系统上的不同[3]。
甲骨文、金文和部分秦以前的商、周传世文献（如《尚书》），词汇和语法跟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有较大不同，但在现在看来也是文言文[3][4]。
东汉开始，汉语书面语和口语逐渐拉开距离，从东汉到隋、唐的汉语，称为中古汉语[3]。这段时期中，尽管汉语口语已大有改变，但书面语却仍然保持先秦和西汉的面貌，也就是说，仍然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3]。这段时期的文言文典型的代表是《汉书》[3]。相较之下，《汉书》的语言形式就比《史记》 更正式、也更偏离口语，有学者认为它是文言传统的起始点[5]。后世的官方文书（含官修史书），也都沿循《汉书》的文言风格[5]。
从东汉直到新文化运动以前，形成了相当固定的书面语，都是脱离口语的，继续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即是文言文。
蒋绍愚总结说[3]：
所以，文言文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先秦和西汉时期文献的语言，是反映口语的，属于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一类是东汉以后的书面语，它们是脱离口语的，继续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在是否反映口语这一点上，两类有差别；但在词汇语法系统上，两类一致。今天大家把这两类文献使用的语言都称为文言。
与文言文相对的是白话文，是指参照近现代口语而写成的文字[3]。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主要区别，在于使用的词汇语法系统，其中相当多的部分，文言与白话不能通用[3]。白话文使用的是近代汉语（从晚唐五代到清代中期）和现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3]。其中近代汉语的时间跨度很长，其间的词汇语法也有很多变化，但其词汇语法系统是比较固定的[3][6]。
同时，文言和白话既有差别，也有继承关系[3]。即使是现代汉语，也保留了许多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3]。历史上的文献，除了典型的文言作品和白话作品，还有许多文白夹杂的作品[3]。
举例而言，《聊斋志异·聂小倩》中：
背地不言人。我两个正谈道，小妖婢潜来无迹响。幸不訾着短处。
“我两个”、“谈道”、“訾着”等都不是秦汉的用法，而是近代白话[3]。
此外，从东汉到晚唐期间，反映了当时口语的文字，则称之为古白话，包括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一些汉译佛经，以及《世说新语》的一些选段[3]。
20世纪之前，汉字文化圈的士大夫均能通晓以汉字书写的文言，故文言使用于几乎所有正式的文书上，并且中国方言不通，故汉字文化圈中语言或口音不通者就能以笔谈的方式很方便地交流，如19世纪时操朝鲜语的朝鲜王朝兴宣大院君与清朝大臣吴长庆笔谈、20世纪操台语的林献堂与操粤语、官话的梁启超于日本长崎笔谈。
近代因民族主义兴起、系统性普通话的教育，文言的地位逐渐被各地官方语言（日语、韩语、越南语）代替，而在中国，则随着新文化运动发展，标准书面语的地位被基于北方官话的白话文取代。
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离、行文简练、时语方言少，易于流传。
文言文的语法特点主要表现在词类及词序两方面。一般而言，文言文有比白话更多的词类活用现象。
- 名词用作动词：
- 名词用作副词，常与“然”（……的样子）连用：
- 宾语前置。目的：使语句顺畅。为了强调宾语，将其提前。通常会加语助词。
- 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基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左传·襄公十四年》），“马首是瞻”即“瞻马首”。“是”为语助词。
- 在疑问句中，疑问代词“谁”、“孰”、“何”、“悉”等置于动词之前：
- 在否定句中，用代词作宾语时，一般都放在动词前面
-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
- 与“以”连用的倒装句：
- “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柳宗元《永州八记·小石潭记》），“全石以为底”即“以全石为底”，“卷石底以出”即“石底卷以出”。
- 有时会有定语后置的用法，后置的定语常前会加“之”或后面加“者”[7]：
- 文言文中常见通假字，出现的原因有作者的主观原因，如一时想不起此字；也有客观原因，如避讳等。
文言文与白话文在词汇上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通常必须以词典或字典的形式加以条列，才能完整表达。不过，有个特点可以概括地观察：文言文的词汇较为简洁，例如：相较于白话文的词以双音节词为主，文言文中的词以单音节词为主，单字有独立意思。
中国历代学者对于文体都有不同的分类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体分类研究的开始，相关著作有曹丕的《典论·论文》、李充的《翰林论》、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昭明太子主导的《昭明文选》等。其中《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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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昭明文选》是一本分类很繁杂的选集，将所选的文章分成37类之多。
明朝的吴讷著《文章辨体》、徐师曾著《文体明辨》，清朝姚鼐编《古文辞类纂》，都是讨论文体的重要著作。其中《古文辞类纂》将文体分为13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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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郭锡良等人编著的《古代汉语》修订本中分析，文体分类有三种标准：依语言形式分、依内容分、依应用范围分。依语言形式，《古代汉语》先将古代文体分为3大类：
在此分类之下，古典散文又可以分为4类：
- 史传文
- 说理文
- 杂记文
- 应用文
对于文言文的实用度，1895年，何启、胡礼垣在《新政论议》指出“以文言而道俗情，则为未学者所厌；以俗语而入文字，又为读书者所嗤。俗语、文言分为两事，使笔如舌，戛戛其难。”[8]
1902年俞复（无锡人，操吴语）在《蒙学读本全书》指出对于官话非母语者而言，官话白话文与文言文的难度不分上下。[9][10]
1919年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坛提倡“我手写我口”，官话白话文渐渐取代文言文。文言文作为古典中国文学的语言，在1919年直至21世纪的小学、中学、大学仍被教授。1941年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董毅在日记记下“对于现在所念的书，尤其是前代所遗的古书，我真不明白念它、研究它对我们现在生活各方面有多少功用!?”[11]
中国大陆的中考和高考都有文言文的相关考题，各地不时会出现文言文的高考高分作文。不过自2012年起，《2012年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定》发布，中国大陆高考作文限用“现行规范汉语言文字”，即网络语言、文言文和繁体字均不能再用于高考作文，引起了部分人的批评[12]。不过有指该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并未严格执行，专家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13]
香港中国语文科课程中，初中生须学习文言文，高中生会更进一步研习文言文。
粤港文坛曾流行三言混合（白话文+文言+广东话）与“文白夹杂”（白话文+文言）。[14][15]
香港近代由粤剧、粤曲、粤语流行曲至金庸武侠小说等多用“文白夹杂”型式写就。因此，文言文的词句得以在香港70后、80后、90后中得以传承。
中国国民党在其公文中长期使用文言文；中华民国国际重要文件的中文本，如《波茨坦公告》、《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都是用文言书写；文言文常被用在中华民国政府公文之中，例如立法院聘请前任立法委员黄淑英任职顾问的公文，便使用文言文书写[16]，由于用词艰深，有“绠短汲深”等较少见词汇，使得接到聘书的黄淑英看不懂；立委张晓风则认为书信往来要让对方看得懂比较有诚意。[17]台湾法院的判决书也存在夹杂文言的情况。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高荣志认为此类用语不易懂，他提倡开庭用语及判决书应该白话文化。[18]
在日本，文言文被称为“漢文”（かんぶん，Kanbun）。但并非直接使用汉语或者日语汉字音，而是独立发展出了一套特别的专门用来学习与阅读文言文的方式，称为汉文训读。
日本自从中国唐代文化交流，到片假名平假名普及后很多年，文书、碑文、经文等多采用汉字文言文。
图中所见日本石川县金泽市兼六园内之《石川县战死士尽忠碑》石碑，碑文纪念阵亡将士：“人谁无一死？死而得其所，死亦荣矣…”事件是明治十年（1877年）。石碑立于明治十一年（1878年）。
日本高中也教授汉文文言文。
在朝鲜半岛，文言文被称为“漢文”（한문，Hanmun）。不过随着朝鲜和韩国的废除汉字改用纯谚文书写，以及韩国在1948年推行的国语纯化运动，现今在朝鲜和韩国的年轻人很少接受这类教育，几乎已经看不懂。
新加坡在2019年实行新的中学华文课程时，因古典文学部分异常薄弱而将文言文完全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本国文学作品。
在马来西亚，国中（若有选考华文）和独中的华裔生须开始阅读文言文。华文课本会根据年段，慢慢加入文言文的篇数。此外，文言文和古诗（各一篇）也是华文考试的必考项目之一。
中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注意对语法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在这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见解。但是语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则是近代的事了，建立古汉语语法学的是清末的马建忠，他于公元1898年写成的《马氏文通》首先创建了一个语法体系。
当我们把鸦片战争以前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统称为古代汉语时，这是个有几千年漫长历史的语言。对这个过程中的汉语语料，可以取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把“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都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对古代汉语语料的研究可以归结为六种：“专书、断代、泛时”等三种的共时研究；“比较、贯通、汉语史”等三种的历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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