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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梁朝皇帝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西北)。南北朝时代南梁开国皇帝,庙号高祖。
梁武帝萧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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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第1任皇帝 | |||||||||
统治 | 502年5月1日-549年6月12日(47年42天) 天监:502年四月-519年 普通:520年-527年三月 大通:527年三月-529年九月 中大通:529年十月-534年 大同:535年-546年四月 中大同:546年四月-547年四月 太清:547年四月-549年 | ||||||||
前任 | 无 | ||||||||
继任 | 南梁简文帝萧纲 | ||||||||
出生 | 刘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 | ||||||||
逝世 | 南梁武帝太清三年五月初二 549年6月12日 (84—85岁) 南梁都城建康台城皇宫净居殿 | ||||||||
安葬 | |||||||||
子嗣 | 子: 长子:南梁昭明太子萧统 三子:南梁简文皇帝萧纲 四子:南梁南康简王萧绩 五子:南梁庐陵威王萧续 六子:南梁邵陵携王萧纶 七子:南梁孝元皇帝萧绎 八子:南梁武陵贞献王萧纪 女: 南梁永兴公主萧玉姚 南梁永世公主萧玉婉 南梁永康公主萧玉嬛 南梁安吉公主萧玉娡 南梁富阳悼公主萧氏 南梁长城公主萧玉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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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 南齐临湘懿侯萧顺之 (追尊太祖文皇帝) | ||||||||
母亲 | 南梁文献皇后张尚柔 |
萧衍是南齐宗室,亦是兰陵萧氏的世家子弟,出生在秣陵(今南京),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的族弟,封临湘县侯,官至丹阳尹。母张尚柔。萧衍少年时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私德颇佳、亦不太注重个人享受,是竟陵八友之一。原为权臣,在其兄长萧懿被害后,逐渐有帝位之野心,南齐中兴二年(502年),齐和帝被迫禅位于萧衍,南梁建立,是为梁武帝。称帝后的萧衍改善许多前朝留下的弊政,并多次主持整理经史文书。然而晚年的他多次出家,倾力资助佛教发展直接导致国库空虚,在侯景之乱爆发后绝食而亡。梁武帝萧衍在位时间近48年,在南北朝皇帝中名列第一。
萧衍年轻时多才多艺,学识广博。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不在另三位开国皇帝之下。在南齐武帝永明年间,他经常在当时的文化中心、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出入,与沈约、谢脁等人合称“竟陵八友”,在这期间发表了许多诗作,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皆有所成就。《梁书》纪载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1]他很好学,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即位之后,“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2]
齐武帝驾崩时,萧衍没有参与王融意图拥立萧子良的政变,反支持皇太孙萧昭业登基。后又助权臣萧鸾篡位,是为齐明帝。齐明帝的皇叔荆州刺史随郡王萧子隆性温和、有文才,明帝欲征之回朝,恐其不从。萧衍说:“随王虽有美名,其实能力庸劣,手下没有智谋之士,爪牙只有司马垣历生、武陵太守卞白龙,而且二人唯利是从,若以显职相诱,都会来;随王只需要折简就能召来了。”齐明帝从之,征垣历生为太子左卫率、卞白龙为游击将军,二人果然都到任。明帝再召萧子隆为侍中、抚军将军,后杀之。
齐明帝死后,继任的东昏侯萧宝卷暴虐无道,爆发的乱事在各地将帅们的努力下皆被平息,当中最为得力的是萧衍的兄长、时任豫州刺史的萧懿。永元二年(500年),萧懿被诬告谋反,遭东昏侯赐死。喜好乐府诗的萧衍上任后派人搜集当地的民歌,恢复自晋朝以来就已停止的民歌搜集工作。同时他积极招兵,暗中寻找机会推翻东昏侯。他秘密的派人在襄阳大伐竹木,沉于湖底,直到一年后举兵之时,马上派人去湖中打捞起事先砍伐好的竹木,并让早已召集好的数千工匠在最短时间内建造战船,此即后世成语“伐竹沉木”(意略同于“未雨绸缪”)的典故。
萧衍写信给荆州行府事萧颖胄,劝他同举义旗。萧宝卷派遣将军刘山阳领兵联合萧颖胄攻打雍州。萧衍派手下也是萧颖胄的心腹王天虎劝说周边一同起兵,但给萧颖胄及其弟萧颖达的信只写了“天虎口具”,即由王天虎口述,而王天虎因未得到萧衍的事先交代,无话可说。这样萧颖胄就无法通过上交信件取信于刘山阳,刘山阳也就不敢在荆州入城。萧颖胄夜间召部下席阐文、柳忱商议。席阐文建议斩刘山阳,跟随萧衍一起起兵,拥立荆州刺史南康王萧宝融为帝。柳忱同样劝说,萧颖达也赞同,萧颖胄同意。萧颖胄斩王天虎首级,取信刘山阳后诱杀之,首级送给萧衍,发檄文以讨伐东昏侯近臣茹法珍、梅虫儿为口号,与萧衍一共起兵,拥立萧宝融为主,又拥立为帝,即齐和帝。
中兴元年(501年),萧衍领兵攻郢城,围攻两百余日,城破,“积尸床下而寝其上,比屋皆满。”然后攻打首都建康。同年十二月,东昏侯在政变中被将军王珍国所杀,萧衍遂攻占建康。中兴二年(502年),皇太后王宝明临朝称制,之后萧衍受齐和帝禅让登基,改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
梁武帝昔日的好友沈约、范云等世族后人在梁朝当上宰相,与前朝重臣萧秀等人合力推动各种改革,改正南齐时施政上的种种问题。此外,武帝登基后对乐府诗的兴趣不减当年,仍参与乐府诗的创作及编修。在他的影响和提倡下,南朝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道:“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520年,梁武帝改元普通,这一年被中国历史学家视为南朝梁发展的分水岭。在这年开始,梁武帝开始笃信佛法,多次舍身出家。
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梁武帝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还俗返宫,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通,是为大通元年(527年)。同年,隶领军曹仲宗伐涡阳(今安徽蒙城),在关中侯陈庆之的奋斗下梁軍大败北魏军、俘斩甚众,又乘胜进击至城父。梁武帝诏下令涡阳之地设置西徐州,并以手诏嘉勉陈庆之:“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开朱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
大通三年(529年)九月十五日,梁武帝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龙袍,换上袈裟,舍身出家,九月十六日讲解《涅槃经》。当月二十五日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祈求赎回“皇帝菩萨”,二十七日萧衍还俗。
梁武帝的太史奏称“荧惑侵斗”,让梁武帝感到紧张,当时童谣:“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就赤脚下殿跑步,希望能化解灾厄,以应天意。之后传来北魏孝武帝西奔的消息,得知此事的武帝羞惭地以华夷之辨的理论说:“绑着辫子的胡虏(索虏)也配符应天象吗?”,由于天象应于北魏,意味北魏孝武帝才是得到天命的法统天子。
大同十二年(546年)四月十日,萧衍第三次出家,此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萧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武帝。郭祖深形容:“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3]。
侯景原为东魏的将领,由于他与东魏丞相高澄的矛盾,于太清元年(547年)正月据河南十三州叛归西魏,但西魏宇文泰对其不信任。迫于无奈,侯景致函萧衍,许愿献出河南十三州来投奔南朝梁。萧衍接纳了侯景,并任命他为大将军,封河南王。不久,东魏攻击侯景,萧衍派侄子萧渊明支援,结果战败,萧渊明被俘。侯景败退后占据寿阳。高澄假意提出和解,意在离间侯景和梁朝。司农卿傅岐认为高澄议和是离间之计。而朱异等人则极力主张与东魏和好。萧衍不听臣下劝告,与东魏使者往来,侯景感到恐慌。
此时,侯景假托东魏名义写信给萧衍,提出用萧渊明交换侯景,萧衍居然表示接受。侯景十分气愤,遂起兵叛变。他以萧正德为内应,轻易渡过了长江,并在公元549年三月围攻建康。城中久被围困,粮食断绝,饥病困扰,人多浮肿气急,横尸满路,能登城抗击者不到四千人。南梁诸王手握重兵,却彼此猜忌按兵不动,无人讨叛。十二日,侯景攻入建康,纵兵洗劫,萧家宗室、世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皆遭血洗,史称侯景之乱。
据说梁武帝曾经在志公禅师临终时向其询问自己寿命,志公说:“我的墓塔倒了,陛下的大限就到了。”志公涅槃后,寺方造了木制的灵塔,梁武帝担心志公的木造灵塔不坚固就拆除打算重建,拆了以后不久侯景之乱就发生了。
城陷之后,侯景的武士随意进出皇宫、甚至佩带武器。萧衍见了很奇怪问左右侍从,侍从说是侯丞相的卫兵。萧衍生气地喝道:“什么丞相!不就是侯景吗!”侯景听说了非常生气,于是派人监视萧衍,萧衍的饮食也被侯景裁减。萧衍年事已高,口苦干渴,索蜂蜜水,未得实现,大喊数声以后,便在饥渴交加、气急攻心中去世。[4][5]死时86岁,葬于修陵(今江苏丹阳市陵口)。谥号武帝,庙号高祖。
梁武帝除了帝王的身份,也身为学者在经文、史、诗词、佛学等领域留下大量著述而出名的“和尚皇帝”。
梁武帝的学问路线,是先习儒,再奉道,后入佛。少年时代是习儒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8]。二十岁以后,改奉道教,一直到即位为帝后,仍未舍道。《隋书·经籍志》载,“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9]。称帝后的萧衍和道士陶弘景的关系极善,他每当遇到国家大事,经常要派人到茅山去向陶弘景请教,以致于陶弘景有“山中宰相”之称。不过,在即位后的第二个年头,即天监三年(504),萧衍就颁布了《舍事道法诏》,宣布舍道归佛。而据其《述三教诗》,则称“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到晚年才开始研读佛经。这也许说明,他虽然已经颁布了事佛诏,实际上还未真正彻底放弃道教。但总的来说,颁诏以后,他是以事佛为主的。有关《舍事道法诏》的真实性在学术界存疑,但无论其真伪,萧衍的奉佛则是事实。
梁武帝对佛教的支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亲身修佛,二是从各方面扶持佛教的发展。
梁武帝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在武帝发表《断酒肉文》前,汉传佛教“律中无有断肉法”(反而是与释迦佛作对的天启,提倡素食)[10],萧衍把佛教五戒中的不杀生引申为素食,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开启了汉传佛教素食的传统,之后汉传佛教僧团开始遵守《梵网经》规定的菩萨戒,不再食肉[11]。对那些敢于饮酒食肉的僧侣,他以世俗的刑法治罪。他又颁布《断杀绝宗庙牺牲诏》,禁止宗庙的牺牲,这是有违儒家祭祀礼仪的,但他坚持推行。他还正式受戒,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于天监十八年(519)“发宏誓心,受梵网经菩萨戒”[12]。
梁武帝晚年奉佛更甚,经常日食一餐,过午不食,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笃信佛教,由于不近女色,曾经四十年无幸后宫,最突出的奉佛行为,是多次舍身出家,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朝廷花了大量的香火钱才把他赎出来还俗。他的第四次舍身是在太清元年(547)三月,历时一个月,所花赎钱为“一亿万”,这为同泰寺带来了巨额资金。
武帝本人是可以划入“义学”一类的,他对佛经很有研究,尤重《般若经》、《涅槃经》、《法华经》等,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开设过千僧会、无遮大会。中大通元年(529)开设的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他的佛教撰述,则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三慧经》本是《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因而独列为《三慧经》)、《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均佚),另著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槃经疏序》、《断酒肉文》、《述三教诗》等,均存。
武帝在哲学上对中国佛教的贡献,突出之处是把中国传统的心性论、灵魂不灭论和佛教的涅槃佛性说结合起来了,他本人是属于涅槃学派的,主张“神明成佛”,所谓“神明”,是指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神明”也就是佛性。他又提出三教同源论,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教可以会通,同时,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13]
除了自身奉佛,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他非常支持外僧的译经,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所译经典,又请宝唱等人写疏,他甚至“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14]。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只是因为侯景之乱,真谛的译事难申。萧衍和国内法师的关系也很密切,宝亮、智藏、法云、僧旻等人,都是萧衍非常器重的。他组织僧人编撰佛教著作,编成的作品至少有十二种。他还广造伽蓝,所建有大爱敬寺、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十一座,各寺铸有佛像,大爱敬寺有金铜像,智度寺的正殿铸有金像,光宅寺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同泰寺有十方银像。
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南北朝时期来中国弘法,与梁武帝会谈。但因理念不合,话不投机,离开梁朝而北去。
在梁武帝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他最后在侯景之乱时,饥病交加,死于寺中。但武帝之后,梁简文帝和梁元帝也都笃信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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