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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代中国是中国近代史上军阀割据的十年。清朝于1912年结束后俄罗斯、日本、英国、美国、法国等列强各自开始积极扶植自己的势力。位于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名义上得到了一些国家的外交承认,随后由北京的北洋政府所取代。中国同盟会、国民党及其后续组织中华革命党等则继续谋求二次革命试图推翻北洋政府。
中国历史 / 中国历史年表 |
世纪: 19世纪中国 / 20世纪中国 / 21世纪中国 |
年代: 1880年代中国 / 1890年代中国 / 1900年代中国 / 1910年代中国 / 1920年代中国 / 1930年代中国 / 1940年代中国 |
年份: 1911年中国 / 1912年中国 / 1913年中国 / 1914年中国 / 1915年中国 / 1916年中国 / 1917年中国 / 1918年中国 / 1919年中国 |
纪年: 乙卯年(兔年)、中华民国4年 |
辛亥革命创建共和,象征中国走上“现代”,标志中国古老文明政治秩序解体;帝制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成为一种逆现代化潮流之反动现象,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是辛亥革命最大成就[1]:18。清廷在其统治最后十年间是一个积极推行改革之政府,重大制度变革带来期望,利益重新分配,问题是改革者未能预期、超过自己能力所能解决,令改革者进退两难[1]:18。20世纪初,共和、立宪呼声高唱,清政府尽力挣扎求存,终至覆亡[1]:18。辛亥革命后,受反满和革命观点影响,人们认为改革是保守、不彻底,革命比改革先进;后来人们厌倦革命,认为要告别革命,又否定革命在历史上之积极作用;其实,普遍是以改革来推动人类社会进步,革命则是特殊形式,并不存在改革与革命之价值孰优孰劣[1]:19。
一般历史学家认为袁世凯是“军阀之父”:㈠袁世凯统领北洋军,北洋军是军阀部队前身;㈡袁世凯当总统时故意将北洋军人势力扩展至中国中南部;㈢袁世凯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形成“政治军事化(militarization of politics)”;袁世凯在1914年把各省都督改为将军,只管军事,另设巡按使掌民政,牵制地方军人力量;袁世凯死后出现军阀割据,两者关系重大,但绝非他个人希望[1]:21-22。“军阀”是指拥有私人军队,企图或实际控制地盘、一心为己利益之将领[1]:22。军阀割据与晚清地方势力抬头有相同:代表离心力量,使权力分散甚至地方分离;也有不同:㈠军阀出身复杂,有军校、农兵、土匪等,晚清地方领袖出身儒家科举,㈡军阀税收自留、官吏自行任命,晚清地方领袖效忠中央,㈢军阀互相争斗,晩清地方领袖听命中央[1]:22-23。
1911年,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内阁大臣13人,满8、汉4、蒙1,民政、财政、军事等重要职位,都在皇族[2]:13。内阁有5人是皇亲国戚[1]:18。
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是四川、广东、湖北、湖南省人经多次力争,从列强收回自办,有商股、民股,清政府准备低价收购为国有[2]:35。由于许多立宪派绅商在四川、广东、湖南、湖北投资铁路,而清政府却于1911年5月宣告将铁路国有化,直接打击投资者经济利益,使立宪派不满[1]:18。四省人民组成保路同志会,宣告“路存与存,路亡与亡”,掀起保路运动[2]:35。保路风潮一起,革命党推翻满清,立宪派几乎都投入[2]:13。立宪派散布“文明争路”理论,派代表上北京,申请各省京官支援,抬出光绪神牌,写上“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焚香祷告,要求借款修路事交予资政院咨议局解决;清政府把请愿代表递解回籍,声援官员革职惩处,命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带兵入四川镇压,四川总督赵尔丰相机剿办;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宣传“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扩大保路风潮;赵尔丰枪毙示威者32人,是为成都惨案;朱之洪与会党在新津起义,四川人迅速投向革命[2]:35。
1911年12月,14个省咨议局宣布独立,孤立清政府;1912年12月清帝退位,一半由于地方独立,一半由于袁世凯中央政变[1]:18。
1912年12月至1913年1月,举行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非常投入“民主共和”,国民党得胜;民初《选举法》建基于1909年第一届咨议局选举法,选民资格:满21岁之男子、在选区内住满2年以上、有不动产500元以上、小学毕业(1909年为25岁男子、在选区内住满10年以上,有不动产5,000元以上,中学毕业)[1]:19。选举中宋教仁组织国民党,而袁世凯则组织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三党其后合并为进步党);袁于晚清时曾对中国军事现代化贡献卓越,但不信“民主”,认为要有点权威,“共和”会有混乱;袁称:“我这个总统,总也总不得,统也统不得”;又说:“宪法只会限制我,没有一点是帮我的。”[1]:20袁急于抓权,采取恐吓和贿赂阻止国民党胜出,但国民党还是胜选:在众议院596席赢得269席,在参议院274席赢得123席;众议院依照各省人口比例,每80万人选1人;参议院依照各省省议会,每省议会选出10人[1]:20。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准备从上海前往北京领导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有证据显示是袁世凯指使;1913年4月,袁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银行团签署2,500万英镑“善后大借款”,答允47年内还本利共6,785万英镑,未经国会批准[1]:20。
袁世凯于1913年11月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解散国会、1914年2月解散省议会及地方自治团体,议会政治完结,开始独裁统治;1914年3月至5月,袁世凯召开国民大会,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改总统制为世袭[1]:21。
1915年5月,袁世凯不理段祺瑞、冯国璋、梁启超等人反对,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许多人支持中央集权 ,反对对日妥协,袁世凯权力受到削弱,8月袁世凯开始推行帝制复辟运动[1]:21。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反对帝制,各省相继宣布独立;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放弃“洪宪帝制”,于6月6日去世[1]:21。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办,1916年春停刊,创刊号刊出陈独秀〈敬告青年〉原则: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㈢进取的而非退隐的;㈣世界的而非锁国的;㈤实利的而非虚文的;㈥科学的而非想像的[1]:29-30。1916年9月复刊,改名《新青年》,宗旨为“改造青年的思想,辅导青年的修养”,提出人格、素质和价值观念更生,改造中国社会[1]:30。北京大学新校长蔡元培订定大学教育目的是“探求学理、掌握科学知识、培育人才新风”,办大学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北大师生各自创办杂志,如陈独秀、胡适办《新青年》,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办《新潮》;刘师培、辜鸿铭办《国故》,得到严复、林纾支持[1]:30。
1919年5月4日,北京数千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凡尔赛和会关于山东问题之决议,32人被捕;5月6日,被捕学生获释,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其后被迫离任,政府派亲北洋官员担任新校长,引起抗争;5月18日,北京学生罢课、杯葛日货运动,并在《罢课宣言》中首次用学生领袖罗家伦命名“五四运动”,扩大到其他城市;5月26日,有人在文章中谈及“五四的精神”;6月3日至4日,政府逮捕千多名学生;6月5日至9日,上海工商界罢工、罢市,支援学生,运动扩大至各大城市;6月9日,北京亲日官员被迫辞职;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签巴黎和约,代表五四运动胜利;7月22日,中国学生会宣布停止罢课,蔡元培复职[1]:28。
1911年,谭人凤和居正调查联络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后,至上海联合宋教仁、陈其美,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于长江流域遍立分会[2]:34-35。
黄花岗起义,赵声、黄兴等革命党人先后返回香港,积极准备起义工作;他们在香港组织统筹部,作为起义领导机构,由黄兴、赵声分别担任正、副部长,决定派人分别前往长江中下游各省联络,策动响应;会后,许多革命党人潜入广州,设立秘密机关达数十处;他们吸取以往一处机关遭受破坏,即牵累全局之沉痛教训,决定各秘密机关互相保密,直接与统筹部负责人单线联系;经过较长时间活动,在广州新军、防营、民军、警察中发动工作逐渐成熟[3]:453。1911年,革命情绪高昂,风声愈易走漏;两广总督张鸣岐调派大军把守广州府各城门,严密防备水陆要道[2]:29。4月8日,香港统筹部召开会议,制定起义周密计划,决定分十路进攻广州,从香港派“选锋”800人至广州,于4月13日(农历三月十五日)正式起义[3]:453。4月8日,革命志士温生才,暗杀李准不成[2]:29,在广州咨议局门前击毙清将军孚崎,后被捕赴死[3]:453。清政府接到保皇党人告密,获悉中国同盟会将要起义,严加防范[3]:453。统筹部获悉广州部分新军将于5月初退伍,认为起义不宜再延[3]:453。清军全城戒严,起义延到4月26日,又怕日本安南不及运来枪械,又延期一天[2]:29。4月25日,黄兴赶到广州,主持起义;由于清方搜捕,部分秘密机关已遭破坏,黄兴准备尚未就绪、联系未周密,临时决定于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晚起义,由十路进攻改为四路[3]:453。黄兴亲自率领近200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门,其余三路均未能按时策应[3]:453-454。张呜岐逃走[2]:29。革命军照计划进攻水师府衙,苦战东辕门李准卫队,许多人阵亡,如方声洞“背负刄,胸中枪,血流遍体,力战而死”,徐国泰“被执时,警兵愤恨已极,随用刺刀将其刺伤十余处,仍骂不绝口,遂遇害”;广州人不顾安危,将阵亡者72人骸骨合葬于城郊黄花冈[2]:33。黄兴隐居不出,赵声激愤而死;上海陈其美争取群众,组织商团,团员有5,000人以上;两湖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半年革命党增加由1千余人增至3千余人,多是新军士兵;陕西同盟会在渭北成立分会,与三秦哥老会、渭北刀客结盟[2]:33。
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爆发,由文学社与共进会领导;湖北全军除马队八标外,湖北新军1万5千人中有近7千余人参加革命;8月保路风潮,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与共进党领袖孙武组成统一指挥,定于10月6日起义[2]:35。清廷派宪兵侦探陆军士兵行动,各营并设告密箱,每夜息灯号后,营兵不许彼此往来,外宾来访,准许伍长监听[2]:35-36。起义日期延到10月16日;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弹,不慎爆发,统一指挥机关遭到破坏,刘复基等遇害,蒋翊武等逃出武昌,湖广总督瑞澂搜捕革命党人;10月10日晚,工程营在实力不集中下,熊秉坤冒死发难,猛扑楚望台,占领军械局,辎重营从城外斩关而入,会攻督署,炮队马队一齐响应,瑞澂与新军统制张彪先后弃城逃亡,革命军一夜占领武昌;黎元洪说:“就旧日陆战而论,兵丁各自为战,显无指挥亦各奋力突进,汉族同盟徒手助战,甚有妇孺馈送面包茶水入阵,此情此景,言之令人奋武,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甘作满奴隶,而残害同胞耶?”[2]:36
“二次革命”,起因是1913年6月袁世凯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及安徽都督柏文蔚,由于革命党孤立、缺乏资金,人民渴求和平、安稳,不久革命党便被镇压;9月,“二次革命”宣告失败,袁世凯派段祺瑞到武昌、冯国璋到南京[1]:20。
1914年,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1]:21。
1911年,清政府摄政王载沣向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五国银行借外债2亿元,经费作镇压革命;梁启超说:“吾辈何颜以对激烈党人乎?”[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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