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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高玉树(台湾话:Ko Gio̍k-sū,1913年9月3日—2005年6月15日),台湾政治人物,台湾台北市兴雅庄车层(今属大安区延吉街)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机械学士,在台湾戒严时期曾以党外身份两度当选民选台北市市长,任期总计六年余,而于台北市改制为院辖市,又出任第一任官派台北市(院辖市)市长,任期近五年,对台北市市政贡献极多。台北市长卸任后历任交通部部长、政务委员、总统府资政。
高玉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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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第9任交通部部长 | |||||
任期 1972年6月1日—1976年6月11日 | |||||
前任 | 张继正 | ||||
继任 | 林金生 | ||||
台北市第1任市长 | |||||
任期 1967年7月1日—1972年6月10日 | |||||
前任 | 本人(民选) | ||||
继任 | 张丰绪 | ||||
台北市第2、4任市长 | |||||
任期 1954年6月2日—1957年6月1日 | |||||
前任 | 吴三连 | ||||
继任 | 黄启瑞 | ||||
任期 1964年6月2日—1967年6月30日 | |||||
前任 | 黄启瑞 | ||||
继任 | 本人(官派) | ||||
个人资料 | |||||
性别 | 男 | ||||
出生 | 1913年9月3日 日治台湾台北厅锡口支厅锡口区兴雅庄 | ||||
逝世 | 2005年6月15日 中华民国台北市中正区台大医院 | (91岁)||||
籍贯 | 台湾台北 | ||||
国籍 | 大日本帝国(1913年-1945年) 中华民国(1945年-2005年) | ||||
政党 | 无党籍 | ||||
配偶 | 黄翠云 | ||||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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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名称 | |||||
繁体字 | 高玉樹 | ||||
简化字 | 高玉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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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树于1913年(大正二年)生于台北市兴雅车层地区。父系祖先来自大清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迁台第一世祖先高植甫在中国为高姓第二十九世,于清朝雍正末、乾隆初在台北淡水登岸,落户北投。曾祖父高挺定从事卖米生意,家境不错,祖父高乌头继承父业,推动机械化取代手工,使高玉树对机械产生兴趣。
父亲高清河与母亲李市同年生,在十七岁时结婚。1920年(大正九年)高玉树进松山公学校就读。1924年(大正十三年),因祖父运用水车推动舂米的旧方法无法与新发明的电器碾米法竞争,家道中落,母亲带着家人搬到蓬莱町租房子,转入太平公学校读四年级。1926年(大正十五年)毕业考入台北工业学校电气工学科。1931年(昭和六年)台北工业学校毕业,参加总督府递信部考试失败,由于录取者皆为日本人,高深感被歧视。
1933年(昭和八年),高玉树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打工维生,靠绘画技术当制造工业公司技术顾问。1938年(昭和十三年)考入早稻田大学专门部,1941年(昭和十六年)毕业进大学部,因为与事务员冲突而被开除。在东京期间认识出身医生家庭的黄翠云,1941年5月结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担任技术顾问,曾使用“河野道男”名字发表论文。
日本投降后,高玉树担任“东京台湾同乡会”副会长,后来组织“日本华侨总会”,当上会长。后来因替在“涩谷事件”中的在日台湾人争取权益曾被国民政府以“战俘疑犯”罪名从东京押到在上海看守所92天,成为“我日夜企盼、回到‘祖国’怀抱的见面礼”。[1]:43但也因此避过二二八事件。
从日本返台后,高玉树曾出任台北市商会总干事。
1951年,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为了向美国表示民主作风举办县市长选举。据高玉树回忆,当时参选台北市长并非其本意,而是陈重光因看不起国民党内的主动参选者,而主动将高玉树资料拿去登记参选台北市第一届省辖市民选市长选举,[2]:19然而遇上了吴国桢苦劝下出马角逐的无党籍吴三连,吴国桢眼见先选出的花莲县长、台中市长、台南市长分别由党外的杨仲鲸、杨基先及叶廷珪当选[3]而颇为焦虑,表示全力支持吴三连。创下执政党支持党外候选人的唯一先例。[2]:19原先高氏认为吴三连不会选,遂受陈重光影响角逐。高玉树认为吴三连是台湾人所尊敬的人格者颇有人望,因此高玉树采消极态度,选而不竞。[2]:20-21最终得到28,075票,以第二名落选,由吴三连当选。吴三连获得92,061票,2月1日就职。
市长落选后一个月,高玉树获得录取赴美参加美国经济合作总署训练,同时获得录取者有李登辉、许子秋、杨基铨等人。[2]:21高玉树前往麻省理工学院进修工程,研究冶金技术,参加工业经营讲习。高玉树自言在美期间经历1952年美国总统选举,每天花不少时间分析美国各党派报刊言论,认为候选人必须了解民情。[2]:211953年高氏返台后,受怀德公司(J.G White)推荐,担任联勤第四十四兵工厂技术顾问。[2]:21
1954年高玉树竞选第二届民选台北市长选举,以无党籍身份对上国民党全力支持的军人王民宁。由于高玉树与美国驻台记者颇有往来,[4]:50美国报纸也报导高玉树竞选的消息。国民党政府调查局第一处第四科也得知高氏与台北美国大使馆有秘密接触的消息,引发国民党对高玉树的关注。[4]:50-51
而王民宁的背景一开始就有不利因素,例如王民宁二二八事件时出任警务总长,被不少市民视为如柯远芬、彭孟缉般的人物,而王民宁也因离开台湾过久,与基层脱离,只能依赖国民党动员竞选。[4]:51此外杜聪明回忆称:王民宁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时期,有次他的眼睛患结膜炎,到台大附属医院眼科求诊,不按排队而要求先看,林姓医师不同意。但他硬要插队,林医师见其穿军装,以为他是外省人,不会日文,遂当着日本人教授面前用日语骂他,当王民宁向院长杜聪明诉说林姓医师无礼时,林医师再骂:“我的‘珍宝’(チンポ,日文,阴茎)比你还大啦。”[5]。
面对王民宁官僚姿态,高玉树则认为应采草根(grass root)路线,以民众诉求为本,掌握民意陈述己见的方式竞选。[2]:21而由于王民宁的选情出现危急,引起当时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蒋经国特别约见各情治首长商讨挽救危局的办法。[4]:53当时调查局局长季源溥特地指示专案小组负责人郭干辉(台调处处长)召集台北实验区主任经家鹏,和驻站专案处理小组内外勤人员作会报。[4]:53而台北市的员警则多出任务,劝告商户住民少为高玉树放鞭炮,以及遇到王民宁竞选经过时,也要放鞭炮助声势。[4]:54国民党特务并针对高玉树放出谣言,说“高玉树是美国中情局间谍”,意图借由“忠党爱国”的选民对高玉树产生厌恶。[4]:54-55不料此举反而对王民宁帮倒忙,由于台湾在受过国民党统治后,台湾人出现希望美国能压迫国民党政府从事政治改革。如今听说高玉树是中情局情报员,反而对高玉树存有希望与幻想,出现希望他能在美国“支持”下当选的心态。[4]:55加上王民宁助选团临时调遣人马去台北县,替竞选省议员的王夫人宋琼英助阵,以致力量分散,被高阵营直捣本营。[6]:88最终高玉树击败王民宁,当选市长。
曾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曾回忆“委员长和党的领袖非常吃惊和失望”[7]。5月2日开票当晚广播电台甚至未明确宣布当选人,仅谓“高某得多票数,仍在统计中”[8]。直到美国国务院发电报祝贺高玉树当选下,最后蒋介石裁定选举有效,才确定高玉树的当选。日后高玉树曾回忆,本届选举由于国民党并未将他放看在眼里,所以并未准备做票手段,使高玉树意外当选。[2]:21然而此次选举也使国民党中央党部张其昀及省市党部主委引咎辞职。[1]:74
据康宁祥的回忆,当时向美国国务院要求发电祝贺高玉树当选为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William C. Chase)将军。1970年康宁祥访美时,在休士顿参加与台北缔结姐妹市周年纪念酒会时与蔡斯将军聊天。蔡斯向康宁祥表示开票当晚,他一直在美国大使馆注意开票情况,当时离大使馆不远的高玉树竞选总部已聚集几千名支持者,然而票开到十点多票就不开了,根据他们掌握的开票情况,高玉树应该能够当选,但显然有人不愿意看见他当选,于是他派人到北门对面的邮政总局打电报向国务院报告,要求国务院发贺电,最后确立高氏的当选。[9]:89日后康宁祥为此曾向高玉树求证,获得高玉树证实,认为开票当晚因为有蔡斯的电报,才使蒋介石裁示“选举有效”,得以当选。[9]:89
1954年6月2日上午,高玉树正式就职台北市第二届民选市长。面对当时3万多户违建,高任内完成罗斯福路拓宽、开辟南京东路,并拓宽松江路和重庆北路,并在中山北路上兴建中山北路天桥(复兴桥),以及中山北路四、五段的拓宽、拆除剑潭公园附近的违建。[2]:26-27也成为台湾地方自治史上最早公布财产的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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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树竞选1957年台北市长选举的宣传单 |
1957年,高玉树竞选连任第三届台北市长选举,对上国民党全力支持的台北市议长黄启瑞。黄启瑞在选举期间受到师大安排在朝会上对全体师生讲话,高玉树却从未有同样的机会。[10]:41投票日在开票过程中更出现多次停电引人起疑情况,[1]:102最后黄以17多万领先高的11多万票。结束后高的竞选办事处贴出“君子不计成败,公道自在人心”、“宁可光荣的失败,不求不光荣的胜利”标语[11]。高玉树的重要幕僚杨鸿游向美国大使馆官员指控,国民党政府透过警察施压选民投票、党工控制开票、或把高玉树的得票变成废票、作票给黄启瑞等各种选举舞弊手段,拿到了约有5至6万的非法选票,致使当晚开票约有五千人聚集,向政府抗议,示威游行。[12]
选后高玉树担任台中驻台美军顾问。1960年台北市长选举,高玉树一度动态暧昧,先是在3月12日起赴欧美考察一个月,却在出国时托人办妥登记参选。然而在4月9日下午在松山机场回国的记者会上却当众宣布撤销登记,[13] 引起外界震撼。外界有谓高玉树最后决定不选,部分原因是受到婚外情的纷扰影响。而据高氏自言,在选举之前高氏曾见国民党中央党部组工会主任郭外川,询问候选人是否可以派监票员到投票所监票。遭到拒绝后,高玉树感到本次选举无法防止国民党作弊,最后决定不参选。[14]然而,高玉树突然宣布放弃竞选,也使部分党外人士对他不谅解。如黄信介在日后对高玉树的支持就转向消极,他认为高玉树于1957年连任失败后,本来颇获民众同情。然而在市长选举前夕,高氏兼程返国,却突然宣布放弃竞选,使支持他的民众失望。也使黄信介对高玉树印象改观。日后在1964年市长选举时,黄信介即使公开表示会投给高玉树,但不会进一步协助。[15]: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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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树参选1964年台北市长选举传单 |
1964年高玉树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台北市长选举,遇上国民党的周百炼、党外的陈逸松等强敌,此次选举被视为台湾地方自治以来选情最激烈的一次台北市长选举,甚至被台北媒体称为“世界大战”。由于在1960年3月大韩民国总统选举中爆发韩国总统李承晚为了连任的作票事件,导致学生运动抗议引发群众推翻李承晚政权。因此在本届选举中,国民党受到美国警告,加上民众对党外支持正值炽烈,人民都尽全力防止国民党做出不公正的事。使国民党做出让步,允许党外候选人自派监票员。[2]:24也给了高玉树卷土重来的机会。高玉树自言自己会愿意再度参选,是因为选务当局允许候选人自派监票员之故。[2]:24
在选举中,现任市长黄启瑞任内出现停职事件,引起党内内哄。然而高玉树阵营也面对国民党强大机关对党提名候选人周百炼的深入辅选,曾任周百炼代市长主任秘书的赖春贵也对高玉树“五虎将”中的黄信介等人进行收买,免费招待到南台湾观光旅行,直到选举后才返回台北。[16]:42-43使黄信介、李福春、张诗经以旅游为托词,避开辅选,而其他辅选大将宋康霖、谢世辉也传出倒戈到周百炼阵营的传闻。[6]:95-96而党外势力亦出现分裂情形,出现律师陈逸松及李鉎源(市议员李连丽卿之夫)的出马角逐,[17]被视为受到高层授意瓜分党外选票,李鉎源甚至能在二二八事件仍是禁忌的当年二月举办声势浩大的“二二八追悼会”,[4]:91请两位道士奉“二二八死难同胞之灵位”于打铁街(今承德路)远东戏院旁吊祭,并在太平町沿街大呼殉难者王添灯显灵,[18]引起注目。此外党外著名的要员郭国基则试图替李鉎源助选,被视为欲报前年省议员选举高玉树帮助其弟杨玉城当选之仇。[6]:96[19]
对此高玉树阵营一方面设法劝说谢世辉、宋康霖重返旗下助选。并派亲信林水泉以游览名义南下高雄拜访郭国基,分析李鉎源特务背景,[20]劝说郭氏改助选屏东的黄振三。[21]:398此外将郭氏扬言“报复”的言词秘密录音,等到郭国基要来台北协助李鉎源时吓阻他。[6]:96高玉树并敦促党外友人李建生登记参选,联合李、高两氏的监票员监票。本届选举台北预定设立550个投票所。然而候选人却仅准推荐二百多名监票员,面对国民党以往的作票纪录,却苦于无法推荐550名监票员。因此高氏请李建生登记参选,得以另行推荐二百多名监票员供高玉树之用,增加国民党作票难度。[4]:92-93高玉树并获得中兴大学法商学院的张明彰相助,招募了一千名中兴、台大、淡江学生,除550名正式监票员外,其余五百多人分布在每一投票所监视。[4]:93而高玉树也发放每人四节电池的手电筒,以防中途“停电”。[4]:95
当时国民党动用舆论、由学校到民间团体里,全力为周百炼辅选,大力攻击高玉树的绯闻,并抹黑高玉树当市长时财产来源不明。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更大力刊载高玉树的绯闻、刊载高玉树上酒家、养酒家女的新闻。然而这些宣传手法,并未发生预期作用。论上酒家、养酒家女,在当时台籍民众心中,原不像道学先生看得那么罪大恶极。市民甚至认为那是有钱及作官的人“免不了”的生活项目。如今为了选举而“挖人臭空”(臭洞),反而太过小器。对于要投给高玉树的人,未影响投票意愿。[4]:90在4月26日投票当天开票时,更发生“计票突然无故停顿....后来才又恢复广播”的疑似作票事件。[1]:137“停电”事件也在高阵营事先预备手电筒下得以监控票箱,最后高玉树以19万1838票击败周百炼的17万6117票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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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台北市长选举得票分布,叶高华制图。 |
由于高玉树的党外身份,被认为是台湾重要的党外政治人物,但亦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猜忌。曾任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发表《台湾自救运动宣言》的彭明敏教授在回忆录《自由的滋味》道:“我听说安全单位已经决定,台湾如果发生动乱,有三个人要立刻毁灭,一个是台北市长高玉树,一个是省议员郭雨新,第三个便是我。[22]”
高玉树的弟弟杨玉城(过继杨姓),曾任台北市议会议员、台湾省议会议员。1966年被指控涉及台北市政府工程处砂石假报销案,然而杨玉城的回忆录提及在法庭上看过“国民党党部”写给检察官公文,要求严办,最后杨玉城入狱,1970年以人道理由减刑。高玉树事后评论此事“国民党在复兴基地都如此作为,大陆怎会不沦陷呢?”[1]:160
由于台北市屡屡被党外阵营攻下,引起国民党中央的讨论,时任阁揆的陈诚遂提议说,何必为了一个台北市长,让国民党每次选举都得动员党工干部,发挥一切力量投入选战,但台北市长的宝座还是被党外攻下。[2]:25因此在1967年,台北市升格为院辖市,取消市长民选,改由行政院来官派。台北市位阶虽然提升,然而民权反而降低。[2]:25高玉树被任命出任第一任台北市(院辖市)市长(官派)。当高玉树出任首任市长的人事令出来时,高玉树曾经诚惶诚恐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请示是否需要加入国民党,张群回应却是:“你还不用啦!”。康宁祥曾向高玉树求证,获他亲口证实。[9]:101
在市政上,高玉树透过师大美术系教授廖继春推荐,聘请颜水龙为台北市政府顾问。在颜水龙设计下完成规划仁爱路圆环及敦化南路的林荫道。
然而为了使蒋介石对其容忍,高玉树在巴结蒋介石上也下了功夫。高玉树曾对康宁祥说,蒋宋美龄喜欢美食,他经常专程派人从国外采购鲍鱼,磨成粉后整包定期送到官邸,连她的专属教堂也为其张罗。[9]:100而当时鱼市场品质好、价钱高的水产也被要求送到张群、严家淦、郑彦棻的官邸,本来鱼市场该用来招待货主的公关费因此常常入不敷出,目的也是做蒋介石的公关。[9]:100
1968年5月29日,高玉树为自杀身亡的长子少尉高成器(台大土木系肄业,转淡大化学系,服预官役,预备至早稻田大学研究所留学),与古亭国中英文科教师吴纯纯完成“冥婚”(台大肄业,转学政大政治系,预备至美国密苏里大学留学),是台湾有名的“冥婚”案例,两人感情坚定,相恋十年也未遭家长反对,为何死亡,现今仍扑朔迷离。盛传是蒋经国长子蒋孝文介入高成器与吴纯纯的恋曲,互殴,蒋孝文的保镖在情急之下,掏枪打死高成器,竟连吴纯纯也一并枪杀,杀人灭口,制造两人殉情假象。[23][24]
1972年,随着严家淦当选副总统,蒋经国扶正组阁的传闻早已传开。高玉树对于出路未被告知感到如坐针毡,因此拜托与张群熟识的舒子宽向张群打听,然而张群那边回话“现在已经没办法见到蒋介石了。”至于为何总统府秘书长见不到蒋介石,舒子宽没有说明。[9]:101当他与康宁祥提到前途时,康宁祥建议他放出竞选立委的风声。由于此时曾和高氏参与组党的齐世英还在立院,立院里也还有CC派成员。当康宁祥回到市议会向调查局出身的议员陈良光说后,果然引起国民党市党部紧张,没多久就发表高氏接掌交通部长了。[9]:101国民党当局遂顺理成章任命国民党籍张丰绪接任市长,自此台北市由国民党长期执政,直至1994年开放民选,由民进党籍陈水扁当选一任;2014年,才再由无党籍柯文哲击败国民党籍连胜文,相隔半世纪再次出现无党籍台北市长。
1972年蒋经国组阁,高玉树以“协助十大建设”为由在蒋经国内阁中出任交通部部长。但实际上是明升暗降,从此高玉树失去民意基础。国民党政府便顺理成章派遣国民党籍张丰绪接任台北市长。而高曾回忆则认为蒋经国“对我这个党外的部长是有戒心的,不像他父亲那么看得起我”,蒋经国安排费骅当行政院秘书长,“他信任费骅远在我之上”。[1]:183当台铁万华到华山的路段由于平交道过多要进行改善时,高玉树主张采铁路高架化,并写信给蒋经国院长,最后却仍改采地下化。事后由费骅的儿子费宗澄美国公司的招牌接下工程设计赚钱。[1]:184
据时任蒋经国英文秘书的叶昌桐(后出任海军总司令)回忆,当时高玉树每次前来求见蒋经国,往往败兴而归,忍不住埋怨:“全世界从来没有阁员求见阁揆,而阁揆不予接见的事”。[25]:652
高玉树任内曾规划将高速公路延伸到屏东,但却因一个军营地区所阻未能成行。后来台湾铁路局纵贯铁路海线发生事故,蒋经国就借故撤换高玉树。1976年转任政务委员。
高玉树在当时政治高度管制的戒严时期,以非国民党籍本省人身份官拜至内阁阁员。李登辉、陈水扁等两位总统执政时,皆聘其为总统府资政。
1989年7月29日,高玉树意外出席民进党党员大会,公开为雷震案翻案。[26]高玉树指出雷震为了组党,被以匪谍罪判十年徒刑,是件冤枉的事。并说雷震组党被关,其他罪名都是假的。[27]
高玉树曾与其好友林穆严律师登记参选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但因为连署人数不足而放弃[28]。
2005年,高玉树逝世。时任总统陈水扁曾发褒扬令,原文如下:
总统府资政高玉树,赋性坚毅,器宇宏达。早岁负笈东瀛,卒业日本早稻田大学机械工程系,学成遄归,秉民主救国之念,怀服务闾里之情,参选从政,悉力以赴。为落实政党政治,筹组中国民主党,虽遭横逆,弗改其志,两度当选第二、第五届台北市市长,锐意兴革,干济有声。民国五十六年台北市升格院辖市,奉派首任市长,擘划首都发展宏规,奠立地方建设丕基,肃政多劳,益宏靖献,获颁二等景星勋章殊荣,盛誉扬辉,益孚舆望。嗣出任交通部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推动十项建设,便利交通运输,荩筹硕画,利用厚生。公余论著丰富,谠言弼政,殊多建白。晚岁膺聘总统府资政,入赞枢机,声猷益懋。综其生平,谋国公忠,朝野推重,宣力民主,誉满三台。兹闻溘逝,轸悼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示政府崇念耆贤之至意。
年度 | 选举届数 | 选举区 | 所属政党 | 得票数 | 得票率 | 当选标记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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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 第一届台北市市长选举 | 台北市(省辖市) | 无党籍 | 28,075 | 20.01% | ||
1954 | 第二届台北市市长选举 | 110,415 | 53.08% | ||||
1957 | 第三届台北市市长选举 | 121,508 | 40.60% | ||||
1967 | 第五届台北市市长选举 | 191,838 | 5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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