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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遍布全球的兄弟會組織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共济会（英语：Freemasonry[注 1]），是一个会所遍布全球的兄弟会组织，由中世纪末欧洲地区的石匠行业协会演变而来，[注 2]现代的共济会起源于英格兰，英国共济联合总会(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 UGLE) 成立于公元1717年，爱尔兰总会和苏格兰总会分别成立于1725年和1736年，这三个总会成为全球所有总会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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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共济联合总会建立后，共济会的精神哲理迅速扩散至欧洲大陆和美洲，其成员在各个国家成立了自己的共济会总会，网罗了世界上无数的菁英，如杜鲁门等14位美国总统，如乔治·华盛顿、朱塞佩·加里波第、黎刹、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西蒙·玻利瓦尔等建国英雄，又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或是维克多·雨果、柯南·道尔等小说家，还有莫扎特、海顿等音乐家，再如鲁道夫·施泰纳、亚历山大·弗莱明等科学家，带领人们走出大战的丘吉尔、罗斯福等等杰出的人才都聚集在这个大家庭之中，目前全球约有400万以上的会员。[1]
共济会的会员等级制度至今仍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注 3]，除了承袭石匠的建筑工艺之外也受到当时骑士精神和启蒙运动的影响，化为自己独特的仪式、标志、辨认方式和独特的教育系统。共济会组织其会员遍布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界、艺术界、政界和商界。
共济会没有统一的中央组织主宰，加入者需与各地的共济会联系，获得两位共济会会员作为介绍人才可以提交申请。历史上大多数共济会会所只接受男性入会，直到20世纪开始，才开始有以共济会为名义成立并只接受女性入会的组织，例如：女子共济会的秩序（The Order of Women Freemasons）与Honourable Fraternity of Ancient Freemasons (HFAF) —— 古代共济会(HFAF – Freemasonry for Wome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3]
于2024年6月，英国共济联合总会（UGLE）、女子共济会的秩序（OWF）和古代共济会（HFAF）这三个机构宣布成立历史性的共济会理事会(Council for Freemasonry in England and Wales)，目的是以消除误解，解决面临的挑战，并促进包容等基本原则。尽管现仍有错误说法称共济会仅限男性加入，但女子共济会已经成为英国共济会一个世纪以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成立的理事会将为合作提供一个正式的平台，促进各机构的社区服务目标，协调与其他组织的沟通和交流，并推动会员增长，尤其是女性会员。理事会将由每个大会的领袖组成，每届大会将严格轮流担任为期12个月的主席。理事会的成立是增进合作、消除误解，以及弘扬共济会价值观的关键一步。
由于早期共济会在历史上曾多次分裂，现代共济会组织虽然分布广泛，却已经完全没有统一的中央组织[注 4]，但现存的共济会组织仍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别：
共济会基本宗旨为倡导博爱、自由、慈善，追求提升个人精神内在美德以促进人类社会完善。[注 5]
共济会亦称石匠工会、美生会、规矩会，英文的字面意义是自由石匠工会。“自由”指有自由意志，并不是奴隶受人指示加入。中文“共济会”一词取其组织性质，“共济”仅为会中其中一项原则，共济会亦包括其他精神，如诚信、友谊（兄弟情）、尊重和服务。其会员称为“美生”（英语：Mason，意为石匠；音译更能表达整体意思），会员之间以兄弟互称。[4]
洪门为清朝主要的秘密结社，其英文名称为“Chinese Freemasonry”，尽管英文是同一个字并采用了共济会的图像标志，但和共济会没有直接及从属关系。[5]
根据其正式文献《共济会宪章》[注 6]第一部《历史篇》的解释，共济会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这一年被共济会称为光明之年或光明元第一年，以“A L”标记。他们自称是远古奥秘的守护者，通晓天文地理及宇宙的奥秘。有人认为共济会起源于参加建造古巴比伦巴别塔的石匠工会，亦有说法指共济会最早起源于一批建造耶路撒冷的第一圣殿的石匠[6]。古代共济会是一个不对外公开建筑技艺的石匠行业协会。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纪录约为1390年[7]。有证据显示在苏格兰最早出现石匠会所的时间是16世纪末期，当时共济会的性质仍为石匠工会会[8]。
现代共济会正式出现的最早记载是在1717年。同时在英格兰，忠于伦敦总会[注 7]的分会已经与汉诺威王朝和辉格党的政治原则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他们抛弃了17世纪中期英吉利共和国激进的共和主义，转而支持一种受宪法严格约束的王权，此外也还致力于慈善事业。不过英格兰的共济会于1753年分裂为两派，保守和倾向保皇的“近代派”以及致力于推翻各国皇室的“经典派”。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以后，13个联邦州的近代派和古典派也都纷纷独立于伦敦的总会。分裂原因为部分会所不满近代派对英国王室的拥护，因而成立经典派，认为共和体制才是共济会的正统理念，而近代派的保皇思想属于是离经叛道的异端，双方长期对立。
经典派共济会员非常支持美国独立运动，美国的开国元勋也多为这个派系。直到1813年，两派才宣告和解，重新成立了英格兰联合总会（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而北美的共济会因为已经长期独立于英格兰总会，因此保留了两派的区别，不过后来双方也和解了，但是也保留了当初分别建立的会堂。共济会派系分裂给英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让英国丧失了北美土地较为肥沃的殖民地。在19世纪中叶之后英格兰共济会再次丧失了原先社会改革的锐意和先驱性，成为保守派，不再反对君主立宪制。
第二次大分裂出现在19世纪中期的法国。根据1723年的《安德森宪章》写道：“共济会员在入会后，必须服从其道德规范，如果他懂得这艺术，他永远不会是一个愚蠢的无神论者，也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花花公子。”[注 8]然而，在1875年的洛桑大会上，法兰西大东方社决定开始接纳无神论者入会，废除了共济会传统的“宇宙间伟大建筑师”的理念。法国大东方社热衷于政治活动，并且与天主教会关系不佳，批评天主教会对法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阻挠[9]。
英格兰联合总会所（UGLE）根据宪章规定在会所内严禁会员讨论任何宗教与政治话题，而法国大东方社的改革违背了这些传统，于是总会在1877年撤回之前对大东方社分会地位的认可，其他英语系的会所纷纷响应了总会的这一决定，宣告与大东方社之间正式绝裂。随后几十年间，大东方社内部由于有会员不满的改革，大东方社内部再次陆续分裂出了多个总会，比如法国总会所（Grande Loge de France）与法兰西民族总会所（Grande Loge Nationale Française），还有共济会最早的接受女性会员的人权社（Le Droit Humain），但其中只有法兰西民族总会所被英格兰联合总会所承认。
欧洲与亚洲共济会在二战时期备受打击。在欧洲，法西斯政权的国家对共济会进行了取缔，所有会所都被迫关闭，法国共济会也在战争中遭受挫折。纳粹德国甚至对境内的共济会成员进行了有组织屠杀，与犹太人一起关进集中营，纳粹指控共济会与犹太人密谋统治欧洲，他们捏造一些文件如反犹主义的《锡安长老会纪要》等也在这个时候大肆传播。除了被法西斯破坏，东欧的共济会则在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打击，直到20世纪90年代，原苏联地区的共济会会所才重新恢复。目前在南欧与东欧主要流行大东方体系的共济会。
在亚洲，萌芽中的共济会遭到了军国主义严重破坏。除了菲律宾共济会在战争时期受影响较小之外，其他地区都遭到日军取缔，其中日本国内的共济会会所全部关闭，中国境内的则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支持下缓慢成长，但许多总会所都在战事期间关闭，日军战败投降以后由菲律宾总会支持下中国美生总会重迎开放，但是不久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而再次逐渐衰落，直到近些年才在台湾共济会总会支持下恢复运作；在香港的雍仁会馆则被日军完全炸毁，台湾共济会早期在日治时期也曾被停止，战后由菲律宾总会协助复原；此前香港共济会与新加坡共济会由英国传入。
大部分二战之后建立的伊斯兰国家也公开反对共济会，除了维护政教合一制度外，还有与纳粹一样认为共济会是犹太人的组织，尤其是自以色列复国以后。因为共济会与中世纪圣殿骑士团关系密切，也导致穆斯林对其反感。
共济会的理论继承了诺斯提教派的神秘主义宗教思想，也包含了13世纪左右兴起的犹太密教卡巴拉、中世纪炼金术的诸多元素。
共济会习惯运用比喻与象征来传递理念，因此在其教学体系中运用了大量的象征符号，懂得并熟知这些符号的含义是成为会员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共济会的许多象征符号都与建筑和石匠技术有关，最常见的就是角尺和圆规。在许多非石匠的会员加入之后发展的标志多与炼金术以及跟圣殿骑士有关。
当石匠成为会员时，共济会的职责并非只是教导建筑技艺。它更利用中世纪石匠的工艺作为道德发展的隐喻。因此，共济会的象征符号是中世纪石匠所使用的普通工具，例如工作围裙（原是羊皮制的）、锤子、梯子、水平仪等[10]。
字母G、角尺和圆规组成的象征符号（寓意画）是共济会最基本的代表性徽章，角尺和圆规都是石匠测绘使用的工具，在共济会思想中它们代表着会员完善自身所使用的道具[11][12]。
每个共济会会所几乎都有角尺与圆规的符号为装饰，它可能由象征符号六芒星变化而来，方矩代表六芒星中向下的正三角形真理、而圆规代表向上的正三角形道德，两者的结合代表阴阳调和、“真理”和“道德”的“和谐”、行动和节制的规范。
圆规、角尺和法典是会员完成个人实践、突破三重黑暗、重见理性光明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被称为三重伟大之光（三大明光）。[13]
角尺是会所导师的徽章，“安置”会员走向公民义务的正确途经，代表道德规范，角尺也是一种工具，让不同的元素统合有序。圆规是共济会的重要徽章，圆规象征上帝画出他对世界的计划。尺规中间的G代表伟大的造物主几何学家，要所有生命学着创造美好，从而完成伟大的作业。[14]
共济会的象征符号也是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济会的礼仪主要是在会员晋级的授予仪式上举行。在历史发展中，各地的共济会演化出多种不同的礼仪形式，现代英美共济会在服饰和仪式上主要分为约克礼和苏格兰礼，其中的约克礼主要分布于不列颠，苏格兰礼主要分布于北美和欧洲大陆，在美国分为南北两个独立部门，并在细节上有一些差别。另有古老的玫瑰十字礼仪、法兰西礼仪、孟菲斯-米思兰礼仪等也各具特色。[15]
共济会的标准礼仪服装包括围裙、领饰、胸饰、护腕，黑色西服等，不同级别的服饰及装饰物图案都不一样，在不同礼仪里面又各自稍有不同。
共济会在全球都有发展，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全球中心[16]。
共济会分为两级组织：会所和总会所。会所名称为阿拉伯数字编号和地名的组合。总会所是共济会的最高组织形式，各总会所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各自独立运作[17]。由于不同会所间有不同的惯例，各总会所之间在仪式上会有一些差异。总会所往往是在司法管辖区内以当地政府认可的社团形式注册的合法机构，例如社团，公司等形式。
而在英国共济联合总会其下的新会所，都必须由现有会所为支持会所(Supporting Lodge) 所衍生。英国共济联合总会的网页列出其下会所的家族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而不同会所的基本资料亦可见于英国共济联合总会的数据库。
共济会属封闭的社团，基本入会要求如下：
欲加入兄弟之等候时间，通常会有短则半年，长则无限期的时间，这视乎不同分会的惯例。但现代有些地区如欧洲大陆与北美的共济会可以允许外人独自申请，会有资深会员来考核，通过后即可担任推荐人而入会。
共济会的仪式主要是以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事件为主轴。根据共济会传说，共济会的始祖为以色列王国时代的海勒姆，他是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第一圣殿）的建筑师，被三个因妒忌他地位和技能的工匠所杀，埋于殿内的青铜墓里，但不久即将再度复活。因此，凡加入共济会者，都要举行一场象征死亡和复活的仪式。
虽然初期共济会仍旧奉行严守内部秘密的规定，但是1745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的一本书籍完整透露了共济会内部规定、活动内容甚至入会礼仪等细节。然而共济会也因此渐渐公开活动，会员不再隐瞒自己身份，他们也会公开进行慈善活动，会员组成也逐渐向中产阶级为主。现代的共济会除了内部表明各级别的暗语和手势内容仍旧保密之外，其他活动基本上全部公开。[19]
共济会苏格兰礼仪式共分为33个级别，用度数的符号“°”表现，但只有1°到3°涉及到等级概念：
1°-3°的级别授予在分会所举行，从3°到33°各级别间都是平级的，但需要到总会所申请才能授予[18]。不同的级别在共济会意味着不同的研究学习内容，也代表了会员在不同时期的发展[20]；比如33°是为荣誉头衔。工师级别3°与以上各级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
今天的共济会大约有600万人，苏格兰和爱尔兰会籍上约有15万名会员，英格兰会籍上约有25万名会员[21]，法国约20万人，美国境内也有约200万名会员[22]，香港有2,000人左右[23]。
由于历史上的会员名单文件有遗失或从未公开，确认某人是否是共济会会员有一定的困难。
初期共济会名义上对志愿者不作限制，人人平等，但是当时只有白人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可以入会，为了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共济会不断地招收贵族入会并且希望能够得到王室垂青。从第二代总导师蒙塔魁公爵（1721年就任）开始，大贵族在一段长时间支配着共济会。1722年沃顿公爵成为新一代总导师，继续奉行上层路线政策。1737年3月5日，英王乔治二世的长子王储弗雷德里克王子在伦敦的临时会所加入共济会。次年，安德森修改了《共济会宪章》并且将新版宪章献给皇储。虽然这位弗雷德里克王子早逝，没有坐上王位，但是其长子也就是乔治三世维持共济会的政治地位，之后王室和共济会保持着良好关系，乔治四世、乔治六世、爱德华七世、爱德华八世都是共济会会员。
英国共济会于1753年分裂为古典派和近代派，双方长期对立，直到1813年才告和解[25]。在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共济会迅速丧失其社会改革的锐意和先驱性。而共济会分裂给英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丧失了肥沃的北美殖民地，北美独立运动的先驱者几乎都是共济会会员。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上层社会中充斥着共济会会员。当然，由于共济会禁止女性入会，所以维多利亚女王本人肯定不是其会员之一，但是当时的皇储爱德华七世和其长子艾伯特·维克托王子都是共济会会员。今天，英国高级神职人员、富豪和贵族在英国共济会中所占比例急剧减小，普通公民较多。
2005年6月英国国会曾下令，英国上议院及下议院所有议员必须公开他们是否隶属共济会。当日提出动议的英国自由民主党议员强调，为了增加国会透明度，以及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议员必须申报利益。
有证据显示法国最早出现共济会是在1688年[26]。1721年，一些英国共济会成员在港口城市敦刻尔克建立了法国第一个共济会所[27]。
法国共济会总会所建立于1738年6月24日，是欧洲大陆最早成立的共济会总会所。虽然罗马天主教宗克莱蒙十二世和本笃十四世分别于1738年和1751年两度颁发教宗禁令[28]，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济会，然而在法国并未产生足够影响，共济会仍然在发展壮大。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已经建立了很多会所。
共济会是启蒙运动中瓦解天主教会和反对教宗权威的急先锋。18世纪的共济会组织体现出排外特征，下层的劳动阶层不被接纳，成员主要来自贵族、教士和中产阶层，有些会所完全由天主教教士构成[29]。中产阶级被共济会自由、平等的思想所吸引，成为主要的成员来源，因为在这里他们能够与贵族平起平坐。在军队组织中，共济会也有极大的影响力，很多后来拿破仑军队中的将军都是共济会成员。
1773年春，法国共济会内部发生了分裂，法国共总会进行了重组，重新更名为法兰西大东方（Grand Orient de France），一些地方会所不服从这些决定。分裂后不久的1776年大东方成立了一个重要的分会九姐妹会所（La Loge des Neufs Soeurs），这个分会汇集了法国启蒙时代的各界精英，并且直接参与了美国共济会在独立战争时期的扩张。[30]
1804年11月6日，拿破仑一世加冕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随后他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成为法国共济会总导师。当年不承认新总会的那些旧会所也全部合并进大东方总会。[31]
1877年大东方总会与共济会联合总会断绝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分裂状况持续至今，期间只有在一战及二战时期有所改善。与法国大东方保持合作的地区性总会包括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前法国与比利时在非洲的殖民地与大部分的拉美国家，在俄罗斯与东欧一些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也有扩展[32]。
1250年德国第一个石匠总会所在科隆成立，这也是最早使用圆规、矩尺作为石匠行会标志的记录。15世纪末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各地石匠总会的集会上，颁布了第一个石匠行会会徽。从此科隆和斯特拉斯堡石匠总会分管南北德国各地会所。这是石匠手工业者的行会组织，与现代“精神石匠”共济会组织并不相同。
现代德国共济会最早的会所出现在1737年12月6日。[33]普鲁士的王储，后来国王腓特烈大帝曾在1738年8月14日夜间出现在会所里，并于1739年接管了总导师的职位。[33]在最初的几年里，也产生了几所新的会所，有些现在仍然存在。[33]
在共济会宗教宽容和兄弟间平等的宗旨下，会所不仅仅只是为美生兄弟提供了一个空间，也成为宣传启蒙运动思想的场所。[34]与很多其他国家不同，德国的共济会有女性参与。莱辛、歌德和席勒是三位开创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道路的领袖，他们与共济会也存在密切关系。1771年10月14日莱辛在汉堡加入共济会三玫瑰会所（德语：Zu den drei Rosen），并成为导师。他的《共济会员对话录》（德语：Ernst und Falk, Gespräche für Freimaurer）被认为是共济会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他也是最早倡议接纳犹太人加入共济会的发起者，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底层犹太人不具有公民权，也不被共济会接纳。他的好友普鲁士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发起了的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开启了欧洲犹太社会开放和世俗化进程。欧洲犹太人尤其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开始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接受当地民族的教育和文化，进入欧洲上流社会。日尔曼文明史上一些最耀眼的明星都是这一运动的产物，海涅、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等。哈斯卡拉运动培养了强大的犹太世俗势力，揭开了欧洲犹太民族政治运动的序幕。歌德于1780年6月23日在魏玛加入安娜·阿玛丽亚三玫瑰会所（德语：Anna Amalia zu den drei Rosen）。会所名字来自当时在魏玛执政的女伯爵。阿玛丽亚会所与当地贵族建立了良好关系，魏玛公爵奥古斯杜和普鲁士将军费迪南伯爵也是会所成员。共济会在歌德的一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他的思想和作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最早加入共济会很可能是受到莱辛的影响。歌德著名的遗言是“再多些光！”（Mehr Licht），常被认为反映了共济会和启蒙运动的光明崇拜。1913年成立的 Wolfstieg 协会旨在促进共济会的科学研究。
俄国共济会间接源自英国共济会。1986年出版的《苏联百科辞典》记载了俄国共济会的来源：“18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宗教道德运动，在许多国家（其中包括俄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中传播。”
共济会进入俄国的时间可以追溯至彼得一世当政时期。彼得一世时期共济会进入俄国的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国家学者认可。 但是也有人认为，共济会在俄国比英国大分会更早成立，因为根据一些重要的资料表明，彼得一世被赫里斯托福·乌莱（Christoph Ulay）先生吸纳加入了组织，并且在17世纪末以前，就存在一个由列福尔特任执行大师傅，戈尔东和彼得一世分别任第一和第二监督人的共济会分会了。
有史书记载涉及俄国共济会的文件在1731年出现。这一年，伦敦共济会分会领袖洛弗尔（Lovell）勋爵任命乔治·菲利普（George Philip）上尉为俄国分会领袖。
相关历史学术著作有：赵世锋出版的《俄国共济会与俄国近代政治变迁》。《俄国共济会百科辞典1731—2000》作者A·谢尔科夫。 梅利占诺夫1931年在巴黎出版了《在宫廷政变的道路上——1917年革命前的阴谋》，认为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并不是所谓的进步联盟（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й блок）构成了资产阶级阴谋家聚集的中心，当时秘密活动的共济会组织才是这一中心的真实所在。
1990年，俄罗斯学者A·阿弗夫赫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共济会员和革命》。在这本著作中，作者研究了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共济会员和宫廷阴谋、共济会员和2月革命临时政府形成、共济会员和警察机关的关系等问题。
俄罗斯历史学家О.А.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一书第25章“共济会一览”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共济会或隶属共济会的国际组织（如“彼得伯格俱乐部”、“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来源请求]，其中包括最高领导人如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均是国际共济会会员，但此说法无确实证据。
1991年，法国大东方分会在俄罗斯开幕。2010年6月19日，另开了一家会所，序列号是1441。
知名会员还有普希金、巴枯宁、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诺维科夫Н.И (1744～1818)等。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也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俄罗斯共济会活动。
最早1731年在佛罗伦萨设立了第一个会所，之后和天主教爆发了长达几百年的激烈冲突。烧炭党也可能是共济会的一个支派。 现有18,000名会员和600个会所。知名会员包括：贾科莫·卡萨诺瓦、 朱塞佩·加里波第、 朱塞佩·马志尼。
波兰共济会起源于1820年代，也就是奥古斯特二世的统治时期。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国王治理的期间，共济会的会所及会员人数大幅增长。在波兰遭瓜分后，列强分别于其所瓜分的波兰领土上颁布禁令，禁止共济会组织活动，而其中又以遭俄罗斯瓜分的部分维持最久，直到1821年沙皇政府的决议下才解禁。共济会于1910年恢复活动。
共济会在1730年代出现在北美洲英国殖民地。美国革命后，每个州都成立了总会所。曾有人希望成立以乔治·华盛顿为首任总导师的全美总会所，但没有成功。[35]
1733年组建的总会所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一个共济会总会所；这个总会所后来被更名为圣约翰会所（英语：St. John's Lodge）。[36]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31年成为这个总会所辖区内的会员。[37]
历届美国总统中现已确认为共济会会员的至少有15位，美国《独立宣言》56位签署者中至少有8位，1781年的第一部美国宪法签署者中至少有10位，1789年的美国宪法40位签署者中至少有9位，乔治·华盛顿所统领63位将领中至少有31位，以及英国北美殖民地13州30名州长中至少有10位。[38]
共济会成员哈扬·所罗门提供了绝大部分北美独立运动所需资金，并在其后拯救新政府使其免于破产。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哈扬·所罗门前后总共为北美殖民地政府及其领袖提供了大约60万美元的资助[39]，以2005年美元价值计算，相当于39,264,947,368.42美元，也就是将近400亿美元，如果算上利息则已将近上千亿美元。
现有近10万名会员，知名会员有加拿大首位总理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第13任总理约翰·迪芬贝克、总督阿瑟王子 (康诺特和斯特拉森公爵)等。
共济会会员在西班牙语美洲历史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现在每个国家包括古巴都有自己的共济会会所。 知名会员包括：西蒙·玻利瓦尔、何塞·德·圣马丁、 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米格尔·伊达尔戈·伊·科斯蒂利亚 、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 、阿古斯汀一世 (墨西哥)、萨尔瓦多·阿连德。
巴西共济会于1822年成立，现有1700个会所和10万名会员。知名会员有巴西独立运动的导师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他推动了佩德罗一世 (巴西)成为巴西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根据2010年的数据，岛国古巴现有316个会所和3万名会员。知名会员有古巴国父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 何塞·马蒂、古巴独立战争军事领导人安东尼奥·马塞奥·伊·格拉哈莱斯。 卡斯特罗曾在共济会会所里避难。
知名会员有第一任总理埃德蒙·巴顿、乔治·里德、罗伯特·孟席斯、约翰·戈顿等。
新西兰共济会于19世纪初由英国共济会传入，目前约有1万名会员，全国分为三个大区：北部、中部和南部。[40]
1844年4月29日，共济会在维多利亚城香港的成立第一个会所，Royal Sussex Lodge No. 501。会议会址曾经搬到广州，上海及至1952年搬回香港。
并于1847年成立香港共济会总会英格兰分支。历史上香港的共济会分别来自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41]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香港共济会的活动并未完全停止，即使有会员被困于赤柱拘留营并成为战俘，他们仍会面并保留会议纪录。其中一个重要决定为计划及起草第三代雍仁会馆的设计。[45]
第一代雍仁会馆大约于1853年建成。该地点大约位于现今香港圣公会会督府(即圣保罗书院的旧校舍)下方。[46]1865年，英格兰分支香港共济会在现时新世界大厦所在的泄兰街兴建雍仁会馆作为英格兰分支第二代香港共济会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会所被炸毁，[41]遂于1950年迁往香港岛坚尼地道一号至今, 成为第三代雍仁会馆。泄兰街旁为美臣里(Mason Lane)[47]。
现在位于香港的英国共济联合总会香港暨远东地区总分会的会所，共有19所[48] ：
而在远东地区，即日本神户，英国共济联合总会香港暨远东地区总分会旗下则独有Rising Sun Lodge No. 1401 (它不从属于日本总会（Grand Lodge of Japan)) ，会址位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神户外国俱乐部之中。[49]
现在位于远东地区总监督会所（爱尔兰宪章）的会所，共有7所：[48]
现在位于远东地区总会所（苏格兰宪章）的会所，共有6所：[48]
在2024年6月6日，香港暨远东地区总分会迎来了20年来的首次新会所成立。这个新成立的会所名为St Joseph’s & La Salle，编号为No. 10050；这是香港暨远东地区总分会中首个编号超过10000的会所。[48]
除了上述会所外，香港共济会旗下亦有不同组织及基金：
早期于香港成为共济会会员华人有何启及韦宝珊爵士（韦玉），他们均是苏格兰分支Lodge St John 及英格兰分支The University Lodge of Hong Kong 的创会会员[50]。而有数位香港总督包括夏乔士·罗便臣爵士、麦当奴爵士、卜公爵士及威廉·汤马士·孖沙都是香港共济会会员。[51]
香港置地有限公司创办人之一保罗・遮打爵士于1881-1908 （共28年）为香港暨华南总分会会长(Grand Master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他为Perseverance Lodge 的会员及Victoria Lodge 的前会长。他退下总分会会长后，为纪念他对于香港共济会的贡献，香港共济会便成立了共济会遮打奖学基金(Charter Masonic Scholarship Fund)，致力为儿童及青少年（不论是否共济会会员的下一代）提供奖学金。为纪念他，香港共济会于1932年成立保罗遮打就职会长分会(Paul Chater Lodge of Installed masters)。[51]
前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杨铁梁、国泰航空前董事姚刚、香港赛马会前副主席周湛燊等政商界人物也都是共济会会员。于跑马地香港坟场中，有约142个坟墓上有共济会的圆规及角尺标记，及坟墓中的死者经核实后均为香港共济会会员。[52]
希慎集团利铭泽博士于1929年加入香港大学（共济）分会；并于1961年成为首位华人的香港暨远东总分会会长，任期至1983年，长达22年。[51] 根据利铭泽女儿利德蕙在其所著的《香港利氏家族史》一书里介绍，姚刚出面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协商，香港共济会在遵守香港基本法前提下可以继续在香港活动，会议可以仍然沿用英语，当然中国希望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的活动能较为公开。[53]
前立法局会计界功能组别议员黄匡源，曾出任英国共济联合总会香港暨远东地区总分会最高代表接近30年。
现时香港共济会会员约有2,000名[23]，来自不同行业（例如：老师、从事生意、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及退休人士。每年约有3、40个新人加入共济会。
中华民国政府播迁台湾后，中国美生总会也随之迁往台湾。由于政局因素，1951年曾宣布停会，1954年中国美生总会始在台湾复会，并于1955年10月28日经内政部核准成立。共济会在台湾非常低调且神秘，但会员之间非常团结。
蒋纬国将军是中国美生总会最有名的总会长[54]。目前台湾的美生会员约有数百人，分布在社会各阶层，包括士农工商。
到2009年，台湾相继成立了14个分会，其中有因中国大陆政局因素迫使停会，亦因缺少会员后，在台湾再复会的。台中(明庐)、高雄(恒庐)均有分会，其他均集中在北部；各分会皆以“庐”（英语：lodge）做为会所之称呼，
大多分会为英文庐。其中，汉庐为全中文庐，唐庐为双语庐，意即其美生仪礼采用英语，而庐中讨论事项为华语。新北市深坑区亦有分会海山庐。申曦庐为法语庐。会员非常低调，鲜少有公开对外的场合；深色西装搭配白衬衫和领带或领结，是美生兄弟们集会时的标准穿着。
大约在江户末期(约1873年)日本实行“开国”政策之后，英国共济联合总会引入共济会到日本。到荷兰留学的西周和津田真道是最早加入共济会的日本人。[55]二战前后，日本政府禁止了共济会活动，珍珠港事件后会所被关闭。
1945年二战后，英国共济联合总会欲取回日本共济会控制权但失败，唯只能取回位于神户的香港暨远东地区总分会旗下的Rising Sun Lodge。[56][57] 1950年1月5日，佐藤尚武、植原悦二郎、三岛通阳、高桥龙太郎、芝均平等成为首批重建之后的共济会会员，但处于菲律宾的旭日分会所辖之下。1951年3月29日，日本前首相鸠山一郎加入了共济会和成为第一等级ENTERED APPRENTICES。1955年3月26日，鸠山一郎被晋升第三等级MASTER MASON。[58]1957年5月1日，东京共济会总会成立。[59]
美国驻日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作为共济会会员，多次邀请日本天皇参加共济会均没有成功。但皇室成员前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参加了共济会。
现在日本共济会总会旗下的会所，共有18所，一些会所会以日语为会议语言：
这些会所主要分布于日本各大城市，包括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福冈、大阪等，以及韩国的一个会所。东京有多个会所集中在东京共济会中心。[60]
日本共济会总会
日本共济会总会的总部于位东京铁塔旁。基于历史原因，东京铁塔的地皮由东京共济会协会拥有。[61]
东京共济会大楼由日本共济会基金会（前称东京共济会协会）拥有，不仅是日本共济会总会总部的所在地，还包括多个附属组织。该大楼所处的土地原本属于久松家族(Hisamatsu)这个封建领主，其祖先可追溯到德川家康，即统治日本直至明治维新推行西式民主的德川幕府的创立者。[62]
为了控制日本的封建领主，德川政府实行了“参觐交替”制度，即封建领主每隔一年必须前往江户（即今东京）为幕府提供名义上的军事支持。当封建领主在江户居住时，家人需留在祖籍地，反之亦然。这种制度带来的家族及经济负担有效防止了各大领主家族积累足够的财富，从而对德川幕府构成军事或经济上的威胁。
久松家族作为贵族，拥有的江户财产广阔，建筑宏伟。然而，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大多数贵族家族的财富逐渐衰退。久松家族的财产被帝国海军军官俱乐部(Imperial Navy Officers' Club)购得，该俱乐部在东京铁塔周边建造了一座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但保留了大部分精致的传统花园。
瑞光社（即海军军官俱乐部）在东京战时轰炸中幸存，战后一度被作为占领军的娱乐设施。最终，这片土地被日本政府出售，并由苏格兰仪式团体和东京共济会2号分会一起集资购得，成立了一个非营利基金会——东京共济会协会（Tokyo Masonic Association, TMA）。
多年来，旧的瑞光社大楼被东京共济会协会（TMA）及多个非共济会租户使用。随着老旧建筑的维护成本变得高昂，TMA 与两家大公司——清水建设(Shimizu Corporation)和森不动产开发公司(Mori Property Development)达成了一项复杂的协议。瑞光社大楼被拆除，并被两座办公楼取代。于1981年，新的东京共济会中心则被置于该地皮的一角，乍看之下只是一座黑色低调的两层楼建筑。其实，这栋建筑的规模是特别。地底内有宽敞的会议室及设备齐全的餐饮设施。这座建筑及其内部的现代设计广受好评，并成为许多共济会建筑研究的范例。[63]
于2023年下旬，东京共济会中心因维修停用，原于东京共济会中心开会的会所改往于东京都港区芝公园大楼举行会议。[64]
1908年建立了第一个会所：汉阳会所，编号1048，源自苏格兰总会所。知名会员有李玖和韩国外务部部长林炳稷等。
19世纪末隶属欧洲约克礼仪的菲律宾共济会成立。共济会员领导了菲律宾发动的反西班牙革命。
知名会员有：
黎刹，菲律宾华裔，菲律宾英美系共济会之父，民族主义思想家、政论家、诗人，19世纪反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菲律宾独立的民族英雄，被菲律宾人尊为立国的国父；
安达斯·波尼斯奥，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896—1897任临时政府的首任主席。
1912年菲律宾共济会总会正式挂牌成立。菲律宾共济会的旭日分会曾经管辖着中国、日本、香港、台湾的日本人、华人共济会。
最初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设立于1762年，在殖民地和建国等多个历史时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1962年苏加诺时期宣布为非法组织。日本占领时期也是关闭状态。
1907年设立第一个会所，现在有三个会所。[65]
1730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加尔各答市中心威廉堡 (印度)设立了第一个会所，编号为72。知名的会员有近代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印度教改革家辨喜、印度最大的政治家家族尼赫鲁-甘地家族元老莫逖拉尔·尼赫鲁、总统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印度独立后唯一的印度人总督查克拉瓦尔蒂·拉贾戈巴拉查理等。 现有370个会所和15000名会员。
建立于英帝国统治时期，1972年和1983年两次被驱逐。
最初由英国人19世纪设立，现有十来个会所。
1721年设立第一个会所，1748年被马哈茂德一世禁止，之后缓慢复苏，1826年随着苏菲教派的贝克塔什派分支Bektashis的垮台而被驱逐。
1909年大东方分会建立，1935到1948年之间被抑制。1964年发生内部分裂。知名会员有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国父、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
建立于1953年, 现有53个会所和2000会员。
对共济会的反对，主要来自于以下三方面：宗教，政治和社会。
根据章程，共济会对所有宗教的成员开放。然而，它从一开始就和很多宗教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启蒙运动之后的50年里，共济会从英国迅速扩散到欧美，并建立了可以和天主教会相匹敌的巨大组织，对天主教构成了强大的威胁，令教廷十分恐惧。
1738年，天主教教宗克勉十二世命令禁止天主教基督徒加入共济会，违反者将被教会开除。在18世纪后半叶教廷一直致力于打压共济会，这可能与意大利大东方共济会积极推动意大利民族统一战争有关，革命领导人加里波第即为共济会员。至今双方的关系仍不怎么样，但一般来说，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会的现代主义成员对于共济会的态度比较友好。
本笃十四世给出了反对共济会的六个原因：
1917年，教会法典明确规定，共济会员将被自动逐出教会。
1983年11月26日，在新版《天主教法典》颁布后，圣座教义部发表了一份关于共济会的声明。由于1983年法典取代了1917年的旧版法典，但未像旧法典那样明确谴责共济会，也未对参加共济会的天主教徒施以绝罚。因此，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批准了这份声明，由时任教义部部长拉青格枢机签署，重申参加共济会的天主教徒“处于重罪状态”，从而禁止天主教徒加入一切形式的共济会。[66]
2002年7月6日，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团在85届全体会议上发布联合声明，声明强调基督教与共济会原则不相容，并呼吁天主教共济会成员与神父或主教寻求灵性指导；重申教会法对于天主教徒加入共济会的制裁措施：[67]
2007年3月2日，梵蒂冈重申反对共济会：“共济会和天主教会的成员是不相容的”，并强调“天主教会一直批评共济会特有的神秘的概念，它的学说与圣经不兼容”。
2023年11月，教宗方济各批准下，圣座教义部通过部长费尔南德斯枢机的文件重申天主教徒被禁止参加共济会；在该文件中，还提及1983年圣座教义部发表的声明，强调天主教徒参加共济会属于重罪。[68] 这份文件是针对菲律宾杜马盖地教区主教科尔特斯对于梵蒂冈的提问，因为菲律宾地区的共济会成员数量激增，科尔特斯主教寻求教会的指导。圣座教义部强调，各位主教需协调一致策略，并采取两种方法应对：
许多的基督教新教教会也反对共济会，原因是共济会接纳多神教思想、认可因做功德而“称义”疏离神等作法严重违反教义。但新教主要派别之一的圣公会则与共济会关系一直比较良好，比如曾经担任第99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全球英国圣公会的领导杰弗里·费舍尔（Geoffrey Fisher,1887-1972）就加入了英格兰共济会[69]，而英国共济会会员中，圣公会信徒也不少。
1860年，循理会表示反对共济会和他社会成员的秘密运作，如今还继续禁止其成员加入共济会。浸信会最大的协会分支美南浸信会，最近也表示共济会不符合他们的信念。
NAMB护教学组织即详列比较表[70]指出该会所为与圣经所示诸多警戒相违例如：
共济会大量采用了古埃及、苏美、英国、古印度等地的各种信仰符号，比如共济会的上帝之眼符号起源于苏美人，基督教则视之为异端邪灵、魔鬼撒旦的眼睛[76]；这也是共济会与基督教信仰发生冲突的一个原因。不过在中世纪晚期欧洲兴建的许多大教堂里，也同样有三角形框内独眼放射光芒的装饰图案，是表示教义的三位一体概念。
埃及社会事务部颁布决议，于1975年4月18日取缔了埃及共济会。1978年7月埃及开罗的伊斯兰大学学院正式发布了禁止穆斯林加入共济会的命令。然而，许多穆斯林传统的国家如摩洛哥、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还没有在各自的法律中纳入这个教令。
共济会在历史和现在一直受到众多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反对。共济会名义上要求会员效忠所在国家的政权，不过历史上，奉行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是最早对其发展进行阻挠，后来共济会也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沙皇俄国、苏联、德、日本、意大利、被禁止[77]，现代在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依然禁止其存在。
在一些君主制国家，共济会因政治原因被禁止。例如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班牙。
共产主义者认为共济会是资产阶级的阴谋组织，一直对其持谴责态度。
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此本质上，共济会（不接受无神论者为会员）及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
托洛茨基认为：“共济会是法国共产主义身体上的一个恶性肿瘤，必须用热铁烫掉”。托洛茨基并且要求共产党成员脱离共济会：“隐瞒共济会成员身份的人将被视为渗透特务”。
马克思在其现存的著作里也多达22次谴责了美生会。[来源请求]
列·谢·科洛索夫的著作《克格勃特工记者札记》第六章：《共济会分会内幕》里记载了共产国际禁止其成员加入共济会：1920年7月29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上提交了下面的建议：“加入第三国际的党派应从自己的队伍中开除与小资产阶级组织法兰西‘共济会’有关系的成员。这意味着加入第三国际的同志特别是在西方，没有权利再加入‘共济会’。建议提交者——塞拉吉同志。”
格奥尔金·季米特洛夫本人也警告过“共济会”的危险性，他在1935年至1943年期间一直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他在1943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共济会”——国际的危害》一文中写道：“民众常常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些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毫无理由地完全改变自己的立场……或者只是口是心非，说的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他们都是以各个‘共济会’分会成员的身份这么做，问题自然就变得简单了。作为‘共济会’的分会会员，这些活动家常常得到相应分会的授意和指令。他们遵守自己分会的纪律，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全国隶属于海外各国共济会会的各地分会在1962年之前，大多因会员会议人数不足或难而招收新会员而陆续关闭或迁离到香港，此后国内对于民间结社的管控也比较严格，一直没有能够于中国境内正式复会。根据利铭泽女儿利德蕙在其所著的《香港利氏家族史》一书里介绍，姚刚出面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协商，香港共济会在一国两制下并遵守香港基本法前提下可以继续在香港活动，会议可以仍然沿用英语，当然中国希望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的活动能较为公开。[53]
而古巴的共济会则一直存在并得到发展。
1935年8月17日，德国共济会被纳粹解散，原因是认为其是犹太人和金融家高利贷食利者的组织。
现在保存下来的帝国安全办公室（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记录显示了共济会在纳粹德国时期受到了残酷迫害。[77]一般认为，大约有80,000到200,000共济会会员被纳粹政权杀害。共济会的集中营囚犯被评定为政治犯，戴着一个倒置的红色三角形以识别身份。[78]
蓝色小花勿忘我最早是在1926年被 Zur Sonne 总会所采用作为德国不来梅市共济会年度会议的会徽。生产勿忘我会徽的工厂在1938年被纳粹党选为募捐机构。这个巧合，使共济会会员有机会将勿忘我徽章作为相互识别的秘密标记。[79][80][81]即便在纳粹时代受到了残酷迫害，但共济会会员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甚至在集中营里建立了 Liberté chérie 这样的会所。[82]在二战结束后，勿忘我在1948年再次成为德国总会所年度大会的会徽。[83]今天，佩戴勿忘我徽章已经是世界范围内共济会纪念历史上共济会会员所受到的迫害，尤其是那些死于纳粹时代的共济会会员。[83][84]
也有少数研究者认为：希特勒是欧洲共济会的一员，而二战也正是共济会高层示意希特勒进行的，以获得更多的世界控制权，也正是此事造成了之后欧洲共济会与美洲共济会的阶级分立，而希特勒本人成为共济会战争的牺牲品，不过该观点与其他阴谋论一样都缺乏实际依据。
在一些国家，对共济会的信仰被认为影响了政教分离原则。一个例子是比利时和法国的有关法律条款。
由于共济会在英国、美国（反共济会党）、肯尼亚共济会邪教、和意大利（P2分会）等国的黑社会性质丑闻的存在，所以社会上有比较广泛的批评反对意见。其中意大利P2分会的谋杀案死者也被指称与罗马教庭往来密切的银行大笔金额汇出国外有关[85]，约翰·肯尼迪被刺杀之前曾公开反对共济会的言论亦被世人怀疑与共济会组织有关。
18世纪晚期[86]，因为美生会的仪式和象征充满了西方秘契主义元素，开始被外界指控恶魔崇拜、信奉撒旦教、秘密实行撒旦主义[86]。
苏格兰物理学家约翰·罗比逊在19世纪指控共济会，称他们为了秘密掌控世界，执行颠覆宗教和政府的阴谋。他的理论跨过了大西洋，让美国本土爆发了反美生会运动[86]。
1890年代，法国作家尼欧·塔克希尔发表一系列书籍（如《共济会的秘密》）谴责共济会，他们奉行，撒旦主义、崇拜路西法，将它视为至高无上、宇宙的伟大的建筑师[87]。他的说法受到许多阴谋论者附议，并对随后的反共济会主张有巨大的影响[88]。
英国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内斯塔·海伦·韦伯斯特认为，有一个古老神秘的阴谋由诺斯底教派构思，并交给他们所谓的秘法家继承人（例如卡巴拉、卡特里派、圣殿骑士、赫密士主义者、玫瑰十字会、共济会）最终由光明会传承。这个一脉相承的古老体系试图颠覆西方世界的犹太 - 基督教传统基础，并透过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来实施“新世界秩序”，让人类以帝王崇拜意识信奉敌基督[89]。
1903年，俄罗斯帝国出现一本反犹太主题书籍《锡安长老会纪要》，其内容为描述所谓“犹太人征服世界”、犹太 — 共济会阴谋的具体计划[90]。文本内是犹太人领袖团体“锡安长老会”的秘密会议记录，表示犹太人领袖们已经加入共济会，并正在策划代表所有犹太人统治世界，因为他们相信犹太人是神选之人[91]。《锡安长老会纪要》显示该会议的结论是：“必须透过共济会和光明会实行决议，在任何层面上都不得与这两个秘密组织剥离，以免人类发现犹太人的核心”[86]。《锡安长老会纪要》成为20世纪许多反犹太和反共济会的阴谋论文学依据，包括一些“新世界秩序”理论，并在某些当代阴谋文学中重复被引用[89]。
许多阴谋论者[谁？]主张，有一些美国开国元勋，如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是共济会成员。例如华盛顿麾下的74名将领中有33名共济会成员，《美国独立宣言》的56名签订者中有9名共济会成员，三分之一的美国宪法签署者也都是共济会会员。他们还将共济会的神圣几何设计渗透到美国社会，并暗示“共济会员是新世界秩序的建筑师”。特别是在美国国徽、一美元纸币、华盛顿纪念碑、美国国会大厦、白宫、国家广场、五角大厦的设计、华盛顿特区的街道和高速公路、以及遍布城市内的秘密基石，作为总体计划的一部分，创建第一个“共济会政府”作为“新世界秩序”的典范[89]。
1793年9月18日，乔治·华盛顿穿戴全套的共济会徽章、礼袍，为美国国会大厦主持奠基仪式。他将一只银泥刀（代表着共济会“石匠”的身份）插入地基，再于地基的顶端做上银色标记，以共济会仪式安放奠基石。一美元纸币和国徽上也有共济会的重要符号“全视之眼”，以及多处的数字十三。时至今日，44位美国总统中有14位是共济会成员。根据1959年的资料，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十一席阁员中有6位、九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5位、四十九席州长中有29位，以及半数以上国会议员都是美国不同地区的共济会成员。因此，美国人想像中的政治阴谋主角经常都是共济会[89]。
一些神秘主义者[谁？]认为，欧洲和美国的隐秘领导人在17世纪后期执行了原始的撒旦计划，建立美国为第三罗马帝国，一个新的亚特兰提斯、新的共济会国家，即“新世界秩序”。他们非常聪明的隐藏了这个计划，透过在新国家的象征符号内隐藏撒旦的数字，只有少数学者知道它真正的意义[92]。
共济会反驳了这些阴谋论的指控，他们表示该组织的目的是促进理性主义，使用的隐秘符号本身没有神力，也不是共济会原则的一部分，不论什么符号都无法巩固或控制权力[93]。此外，也没有公开讯息确认负责国徽设计的是共济会成员[93][94]。
阴谋论者[谁？]则断言共济会在美国国徽的设计上有关键性影响，因为在设计如此重要意义的国家象征物时，不可能是在无意中用上这些元素，唯一的理由就是设计者本身非常熟悉这些符号[95]。事实上，自18世纪晚期至今，所有共济会的聚集场所和建筑物外，全都看到的“全视之眼”和没有顶石的未完成金字塔符号，因此美国国徽的设计者应该本来就理解这些深奥符号的意义[96]。此外，自1782年开始启用的美国国徽、1935年开始启用的一美元纸币背面，都写上了拉丁语“Annuit cœptis”和“Novus Ordo Seclorum”，意思是“上帝赞佑吾人基业”和“时代新秩序”[97]。这两句话都暗示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且属于它的时代已经开始。它常常被阴谋论的理论家解释为“新世界秩序”的公开暗示[98]。
美国企业家帕特·罗伯逊在1991年写了畅销书《新世界秩序》，他在第177页写道：“世界上存在一个阴谋，它是透过共济会、秘密的光明会、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三边委员会和犹太银行家组织而成的菁英集团策划执行的。”[99]。
加拿大阴谋理论家威廉·卡尔表示，美国民间和基督教右派的鼓动者越来越相信共济会、光明会和犹太人正在谋划全球性的阴谋[86]。阴谋论者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族控制着世界的货币供应。并与共济会、光明会、“新世界秩序”和其他黑心的货币团体有深厚渊源。该家族也被认为是扮演世界政府的主要领袖之一，并被指责为个人利益发动战争、资助大屠杀和暗杀美国总统肯尼迪等,共济会是邪恶魔教.[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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