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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新疆獨立出中國的政治社會運動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维吾尔语：شەرقىي تۈركىستان مۇستەقىللىق ھەرىكىتى，拉丁维文：Sherqiy Türkistan Musteqilliq Herikiti），又称新疆独立运动（简称疆独），指的是新疆当地的民族（以维吾尔族为主）自19世纪中期以来谋求脱离中国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分离运动。1933年11月在新疆南部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4年2月，在回族军阀马仲英的进攻下，该国被其总统和加尼牙孜宣布解散。1944年8月，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哈萨克族牧民发动民族起义，占领尼勒克县城。1944年11月12日，在苏联支持下成立伊犁临时政府。1945年，因中苏之间暂时和解与整体国家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苏联承诺不再介入新疆事务。1946年6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改组为伊犁专区参议会，“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宣告终结。[1][2]20世纪末，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影响，再次开始进行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并于2004年在美国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流亡政府。
该独立运动的支持者认为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是各种突厥人生活的土地，当地的民族有与中华文化迥异的语言、文化、信仰、艺术和历史轨迹，中国对东突厥斯坦自18世纪以来实行了殖民统治，并在当地实行资源掠夺、文化灭绝与种族灭绝、宗教打压、政治迫害等政策；并因而寻求通过各种手段最终达到从中国独立并建国的目的[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主张，中国自公元前60年开始即对该地区拥有不间断的主权，包括维吾尔文化在内的当地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该地区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斯坦族在内的各民族均被平等对待，且少数民族人士更受到优待；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了保护和发扬，目前确认的疆独多是与“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与“极端宗教势力”等“三股势力”为伍的恐怖分子，海外疆独则以意图与西方矿业巨头与伊斯兰宗教势力勾结，从此获取个人利益的成员为主，因此必须严厉的对分裂行为进行制裁。
“突厥人”一词广义上可泛指从古至今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人，该族群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铁勒”，而“突厥人”在中国古代史书中仅特指建立突厥汗国的古突厥族群，其核心为公元6世纪建立第一个突厥人国家的、兴起于阿尔泰山的阿史那部落。尽管二者在中国史书上的名字有异，但在当时留下的突厥文碑铭中，中文所提到铁勒和突厥的地方突厥文其实相同。历史上的突厥人曾包括许多的部落，比如阿跌、浑、薛延陀、回纥、黠戛斯、葛逻禄、钦察、乌古斯人等。这些族群之间或与周边民族不断融合、分化，形成了分属不同国家的多个突厥语民族。以突厥语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国境内的突厥语民族则有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塔尔、裕固、撒拉等民族，以及被划入蒙古族的图瓦人等。
“突厥斯坦”是一个源自伊朗语支的地理称谓，意为“突厥人所居之地”[4]，指中亚地区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多个民族所生活的地区，其具体的地理范围在不同时期、不同文献中各有不同[5]。已发现的最早的“突厥斯坦”一词出现在7世纪的粟特文文书中[6]，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一小块地区[7]。该词在8世纪后已被广泛使用于阿拉伯人撰写的地理学著作[8]，但阿拉伯人灭亡萨珊王朝并占领中亚后，突厥势力被逐出河中地区，因此在9-11世纪的阿拉伯语文献中，“突厥斯坦”所指的地域也就开始向北、向东迁移，河中地区因被阿拉伯人占领而被排除在突厥斯坦以外[4]。10世纪时波斯语中“突厥斯坦”一词的用法已经固定化，即泛指中亚和蒙古高原[9]。随着突厥联盟的崩溃以及13世纪蒙古人对中亚地区的征服，“突厥斯坦”一词不再是一个有效的地理描述，逐渐不再被使用[10]。
欧洲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方人从阿拉伯人的著作中接触到“突厥斯坦”的概念，1722年法国巴黎出版的《帖木儿伯克史》中将整个西伯利亚称为“北突厥斯坦”，将新疆称为“南突厥斯坦”[11]。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新疆之后，在北京供职的两位葡萄牙籍神甫奉乾隆皇帝圣旨到新疆实地测绘地图，其测绘的多个地理方位于1776年被法国神甫钱德明以“东、西突厥斯坦”为名发表在《关于中国历史、地理等情况的报告》中，塔里木盆地开始被西方人称为“东突厥斯坦”[5]，但19世纪初之前该词并未被广泛使用。从17世纪开始，俄国人一般将塔里木盆地一带称为“小布哈拉”[12]:31-32。1824年，俄国汉学家、曾护送东正教传教团赴北京的季姆科夫斯基撰写的《1820-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在圣彼得堡出版，不久翻译为法语在巴黎出版，1827年经克拉普罗特编辑后的英文版在伦敦出版，书中提出“小布哈拉”应作“中国突厥斯坦”[4]；两年后的1829年，俄国汉学家俾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古代和现代记述》中则对“中国突厥斯坦”这一名称不以为然，认为称“东突厥斯坦”更为恰当[13]。不管俄罗斯取的新称谓是什么，中亚居民通常并不使用“突厥斯坦”来称呼他们自己的土地[14]。不过俄罗斯在中亚成立突厥斯坦总督区后，西方著作中开始将突厥斯坦区分为“俄国突厥斯坦”和“中国突厥斯坦”[10]。对英国旅行家和英语材料来说，使用“Chinese Turkestan”（中国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东突厥斯坦）、“Chinese Central Asia”（中属中亚）、“Serindia”（塞林迪亚、西域）[15]还是“Sinkiang”（新疆）并无共识，这些词常常在描述新疆地区时交替使用[13]。直到20世纪，当地人仍习惯用城市或绿洲的名字来称呼他们所在的地区，并根据需要对这个地名的范围进行缩放[16]。
19世纪清朝时期，喀什噶尔和卓家族在浩罕汗国支持下，分别于1820年、1824年、1826年、1828年、1830年、1847年、1852年、1857年在新疆发动了8次叛乱，希望恢复该家族的统治地位，其中“张格尔之乱”时间最久，但最终失败收场[17]:15-17。
1864年6月4日，清朝驻新疆库车回族士兵爆发叛变，随即带动周边维吾尔族起义，攻占了阿克苏、乌什、赛里木、拜城。 1865年，阿古柏·伯克消灭了新疆境内的清朝军队，并在随后几年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1871年，俄国以“恢复清朝统治权”为名攻占伊犁河谷地区。1870年至1874年，英国派遣使节团托马斯·道格拉斯·福赛斯与阿古柏·伯克签订条约，英国取得天山南部自由通商权与治外法权。1876年，清朝发动收复新疆之战。1881年，清朝收复了包含伊犁河谷在内的新疆全境[17]:18-21。
1931年，新疆发生哈密暴动，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为扩张权力发动改土归流，而政府军又因压榨当地平民百姓，引起维吾尔社会从王府到一般民众的普遍不满，在和加尼牙孜领导下对当地汉族移民进行屠杀；甘肃军阀马仲英亦派兵入疆，与省政府展开激战。 1933年11月12日，沙比提大毛拉等在喀什疏附县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该国建国纲领明确写入“谨遵古兰经”，并以“伊斯兰圣战”作为动员各地维吾尔族起义的统一口号，其建国是受到土耳其与阿富汗双泛主义的影响。11月16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官方《独立》报上发表：“东突厥斯坦是每个人的东突厥斯坦，我们不用他们（汉族）的语言和地名[17]:28-29,35-36”。
1933年，穆罕默德·伊敏在和阗开展独立运动。沙比提大毛拉于1933年11月12日在疏附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推举和加尼牙孜（人在阿克苏）任总统。国务总理沙比提大毛拉，内政部长尤努斯伯克（汉名郁文彬），外交部长是和田人哈斯木江阿吉，军政部长是喀什人乌拉孜伯克，教育部长是阿不都克里木·汗麻啥都木[18]，司法部长是喀什的知识分子扎里夫·哈里阿吉。军事首脑是玉素甫江。1934年2月13日，这个政权被败退南下的军阀马仲英的军队击溃。1934年5月和加尼牙孜向新疆省政府投降，拘捕了沙比提大毛拉等人[17]:33-35，伊敏等人逃往英属印度。
沙俄政权灭亡后，尤其是俄属突厥斯坦的苏维埃政权巩固后，苏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协助新疆脱离中国，希望将其“外蒙古化”，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的、为苏俄控制的独立地区，或者一个像外蒙古那样的社会主义卫星国。
1933年，苏联在北疆的阿山地区策划了反新疆金树仁政府的政变，由阿山行政长沙里福汗策划宣布独立。但是被新疆主席金树仁及时派兵镇压下去。同年穆罕默德·伊敏成立了“和田临时政府”，自任“埃米尔”。随后任新疆省主席的盛世才曾经先后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兹拉什金（Злащкин）和阿布列索夫寻求军事支持，击败回族军阀马仲英的进攻。条件是苏联出兵帮助他击退马仲英部队对迪化等地的进攻。苏联派出“阿尔泰军”和“塔尔巴哈台军”伪装为白俄归化军，帮助盛世才战胜马仲英，盛世才控制了新疆省全境。但是苏联顾忌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干涉，没有贸然宣布吞并新疆。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多次试图吞并新疆地区，为此扶植了很多新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期间获得中国共产党的支援，最有影响的是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领导的东突厥斯坦革命党和新疆汉族知识分子建立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1940年代由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被迫西移，让国民政府军政力量进一步压制西部分离主义地区。1942年10月5日，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认为苏联与中共在新疆境内从事颠覆渗透，已显示了斯大林的侵略中国野心，下令相关人员在3个月内离开新疆[19]。盛世才从1942年转而投奔国民政府，令斯大林非常恼火，由贝利亚亲自到阿拉木图坐镇，由苏联人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带领苏联正规军潜入伊犁支持暴动。
1943年，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正式进驻新疆[20]。在国民政府要求下，在迪化的英美两国领事馆重新开起。9月，国军第18旅徐汝诚进入哈密监控，迫使苏联红八团于11月撤出新疆。
1937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约400人在盛世才的允许下进入乌鲁木齐，是中共最早在新疆的活动[21]。为了抵御英国和日本的势力向新疆渗透，苏联政府与盛世才商定，在新疆建立一个专门侦察境外敌情的机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开始组建，即为“先锋社”。1939年，中共选派数十人到苏联学习情报工作，学习结束后刘庆南、杨文先、王振坤、杨天云、张明敬和谭政文等人又被共产国际先后派到新疆边务处工作，受苏联顾问领导，从事对美英的情报工作[22]。
1939年底，新疆省政府成立清枪委员会、阿山视察委员会要求牧民缴交枪支引发第一次柯克托海暴动（1940年2月，或称第一次可可托海暴动）。1941年6月，苏联矿业勘查团在阿山区富蕴县侵扰当地人民引起第二次武装暴动，新疆省政府以武力镇压相关暴乱并逮捕哈特贝子等人，反中国武装势力则在乌斯曼领导下逃往外蒙古边境，外蒙古与乌斯曼协商取得共识后苏联开始军援其武装势力在青河、富蕴山区的活动事业，外蒙古并派驻顾问协助组建反政府军[23]。
1943年1月，国民政府中央势力介入新疆，导致大量中共所谓“爱国进步人士”（国府称疆独反政府势力）遭逮捕入狱（毛泽民、陈潭秋）[24]。1943年12月，苏联开始协助乌斯满组织反盛反中国的“阿勒泰哈萨克斯坦复兴委员会”以期望建立“新回教国”[25]。
1944年3月，乌斯满·巴图尔宣布起义，与苏联空军、外蒙古联合发动对新疆青河、乌河的联合军事行动（阿山事变）。艾力汗·吐烈在拜都拉大清真寺成立“双泛主义”的反汉中心，主张穆斯林团结起来通过“圣战”把非突厥系民族的汉人赶出东突厥斯坦。1944年9月，苏联驻伊宁领事公开支持肯定“伊宁解放组织”，随后该组织在迪化、阿山、塔城、阿克苏等地建立分支机构，为之后的三区革命创造了有利的基础[26]。三区革命主要诉求是“永远消灭汉人统治，建立真正的独立共和国[27]”。9月2日，盛世才任命预备第7师杜德孚指挥权。
1944年8月，法提哈·穆苏里莫夫（塔塔尔族）、埃克巴尔与赛义提兄弟（Akbar、Sayit，哈萨克斯坦族）等人由苏联取得武器成立约800人的“巩哈游击队”，9月初，巩哈县法提哈·穆苏里莫夫私运枪械30枝、机枪两挺、七九机枪子弹2428粒、黄色炸药4袋遭国府边境保安队查获，法提哈·穆苏里莫夫趁机逃往乌拉斯台。9月21日，暴动开始。在法提哈·穆苏里莫夫带领下先切断巩哈至马扎的电缆，炸毁五座大桥，杀害当地警察局局长、副局长、医院院长，于10月6日攻占伊犁巩哈。10月12日，国军预备第7师19团彭俊业增援反攻。11月初国府收复巩哈[28]。10月，阿勒泰革命临时政府成立，阿勒泰区反政府吉木乃武装部队并入。
11月初，苏联派遣阿列克山德洛夫（后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总司令）率领红军与新疆伊宁解放组织会合[29]。11月7日，东突解放组织特别选在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发动大暴动“伊宁起义”[17]:140-146。11月8日，穿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军服的士兵乘坐十多辆马车，车上架有机枪封锁伊宁城北司令部桥头，阻止国军增援[30]。11月12日，暴动者在封锁伊宁市区后，开始针对汉族屠杀[31]。11月12日， 爆发伊宁事变（中共誉之为三区革命，中华民国称为“叛乱”），在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地区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乌兹别克人）说：
| “ | 醒来吧！醒来的时代到了。真主是我们的信仰，穆罕默德是我们的圣人，伊斯兰是我们的宗教，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祖国。⋯⋯按真主‘给暴虐以惩罚’的意志，我们相信真主无疑的诺言。我们伊犁人民团结起来，用棍棒铁锤起来反对横暴的政权而起义了，短时间内把汉人政权推翻后建立我们的伊斯兰政府。汉族血腥压迫的旗帜将被我们踏在脚下成灰烬。我们举起祖先留下来具有宗教意义的月芽、星星标志⋯⋯所谓‘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谬论，制造假历史的骗子们，应该听清楚，永远记住以下事实：他们不要忘了，东突厥斯坦英雄的儿女们曾用棍棒攻击他们，汉族忍受不了这种打击。中国的官吏和帝王为了自己的土地和政权，建筑了三千五百公里万里长城，像害怕鹰的兔子一样跑到长城里面。这些事实虽然被汉族政府历史学家所隐瞒，但全世界历史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太阳是不能被衣襟遮盖住的。……[17]:148-150 | ” |
1944年11月13日，国军预备第7师参谋长自伊宁向外发电报求援，国军支援往伊宁方向进攻到达二台，国府专案公署刘秉德遭杀害。15日，抗日战争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任命李禹祥率第7预备师、新编第45师，展开进攻果子沟的战役。国军残留在伊宁最后据点艾林巴克飞机场、鬼王庙、北大营遭受苏联动用大炮猛轰两三个月，守军发生饿死的情况。11月22日，国军杜德孚赶往伊宁，并调集精河一带部队增援。12月朱绍良向伊犁河谷增援第二十九集团军李铁军、第45师谢义锋均遭敌军合围全军覆没。11月下旬，苏联派出雅可夫列维奇·颇里诺夫担任新疆三区游击队指挥官，并成立“一号房子”（苏联红军弗拉基米尔·柯兹洛夫领导）、“二号房子”（KGB弗拉基米尔·斯特潘诺维奇[17]:207领导），另在阿拉木图派遣贝利亚为苏联军对中国新疆的督战[29]。
1945年，国军在伊宁守军受到暴民猛攻，单1月1日早晨即遭到四千发炮弹、万余枚12公分迫击炮攻击。1月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华民国而独立，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副主席阿奇木伯克·霍加，总司令阿列克山德洛夫[32]。1月31日，伊宁艾林巴克国军残部与汉族居民约四千人企图突围，在路途中遭全数消灭（艾林巴克歼灭战，杜德孚自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占领伊犁全境。4月，曹达诺夫·扎义尔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政治部部长，在事后肯定苏联动员部队参与伊宁起义的贡献[注 1]。7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势如破竹占领托里县、额敏县、塔城县。8月15日，中苏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苏联承认国民政府对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与新疆内部事务交换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表面上同意此条件，将东突厥斯坦的领导人，从苏联潜回的艾力汗·吐列秘密解回苏联，但是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依然源源不断。8、9月，在苏联协助下攻占哈巴河县、布尔津县、承化县、拜城、阿克苏旧城、库尔干均纳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版图。共击溃国军12个团2个营，俘虏前线最高指挥官郭岐、师长宛凌云在内的国军6,000多名政府官兵，确立伊犁、塔城、阿山全境为统治区。9月，国军新编第46师徐汝诚到达迪化前线，第八战区副司令郭寄峤进入新疆[33]。9月13日，国府吴忠信、朱绍良、郭寄峤分析情势：“三区叛乱军已推进到玛纳斯河，距迪化仅两日路程，目前屯兵玛纳斯西，有向迪化进攻之势。现守迪化之军队仅六营，援军由青海或兰州最快八到十日才能到达[34]。”国民政府与苏联交涉，双方同意派代表进行谈判。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了张治中，三区派出了热黑木江（团长）、阿不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三人代表团。苏联派出一位代表，于1945年10月17日开始谈判，前后大小谈判三十多次。1946年1月2日，签定了《十一条和平条款》，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称，十一条和平条约附文二件直到6月15日才签订。新疆分离主义势力之军队得到保留并实质控制该地，国号取消，随后苏联将伊宁分离主义政权交由中共运作。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边疆问题决议案》，企图以地方自治与平等参政收回新疆，遭中共坚决反对。6月27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改组为伊犁专区参议会，“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宣告终结。[35][36][37]。7月1日，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11月，阿合买提江等新疆代表33人，到南京出席国民大会，阿合买提江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期间，阿合买提江为首三区7名代表，向大会提交《请在中华民国内将新疆改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给予高度自治》的提案。国民政府邵力子等人和阿合买提江等人就此事长谈多次，蒋介石多次召见，就新疆问题及其前途进行专门谈话。在疏解劝导下，阿合买提江撤回了提案。
1947年，2月25日迪化225事件爆发，引起维、汉、回各族大游行。同时苏联、共产党成立了“东突厥斯坦青年党”（据阿合买提江统计新疆全境约30万人）在喀什围攻、批斗张治中，要求国军撤出新疆。与此同时，根据和平条约的“军队改编”苏联不仅不遵守改编反而扩军，由十团残部兵力变成十三个精锐团，甚至不惜代价送往霍尔果斯训练。伊宁革命日报对此表达肯定：“条约是没有用处的，靠条约维系如同做奴隶牛马，大炮一响条约完全失去效用。所以我们（东突）要尽量扩军”[38]。5月，麦斯武德出任新疆省主席[注 2]。6月，北塔山事件。7月1日，新疆迪化的共产党干部发动革命，吐鲁番副县长柯文章遭暴动群众殴打至昏迷，暴徒并占领西大桥与南梁一带据点，宋希濂下令镇压，警备司令部调集宪警驱散群众。7月8日，托克逊的共产党聚集约500人，攻击连木沁警局，杀害警员抢夺全数枪支，接着围攻汗墩警所。7月12日，三区方面发动天山南路的“三县暴乱”（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县），由阿不都热合满·穆义提指挥6000人的“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军”，托克逊海米提领导约千人的“革命东突厥斯坦游击队”，哈生领导的“东突厥斯坦自卫队”。7月17日，国军部队增援，双方展开激战。8月15，宋希濂大致平定了三县暴乱[39]。
暴动期间中国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东北日报》《边疆服务》等报刊则对国民政府压迫新疆少数民族、残酷剥削政策进行报导，并联合中共中央共同声援三区革命的民族起义[40]。新疆暴乱的革命者（如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拜克·木农阿吉）自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民族军”或“11月革命”[41]。中共1950年以前称新疆暴动者为“伊犁当局”、“伊塔阿三区”，在伊宁事变领导者“空难死亡”后改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三区革命”[42][43]
1949年8月，伊宁政权身为中共共同对抗国民政府的盟友之一，对中国新政权实践新疆自治共和国产生高度期盼。但苏联斯大林却通过米高扬指示中共必需学习苏联移民中亚的经验，借由汉民族人口迁移来削弱少数民族的政治企图。中共建政初期缺乏统治新疆的各项行政体系，只能将野战军军队开入新疆，加以压制“前盟友”，伊敏再度流亡海外。[来源请求]同年8月27日，阿合提买江和阿巴索夫等人由伊宁经苏联领空飞往北平，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伊尔库茨克附近失事。前苏联解体后部分档案解秘，此事件并非“空难”而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共同进行政治谋杀，三区革命的领导者被KGB关在原沙皇的马厩里，随后遭到处决[44][来源可靠？]。国民政府资料则显示，斯大林为排除地方民族势力（多非马列主义者）协助中共进军新疆，用“阴谋手段平定三区之乱”，“空难”的消息在两个月之后才公布。曾在新疆敌后游击的国军张达钧则表示中共强行要求解散东突国、改编三区武装，迫使伊斯阿克江杀害中共驻疆地下人员300人，苏联则派兵平乱[44][45]。
新疆和平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新疆并入苏联的“中亚军区”，使新疆保有大量俄籍红军部队（分驻南北疆要塞，第五军军长俄籍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斯肯）与“前民族军”（改编之第五军曾参与民族军的军政干部达四千人）[来源请求]，1950年起，穆罕默德·伊敏、阿不都拉大毛拉[注 3]、热合曼诺夫[注 4]、伊德利斯·奴尔斯[注 5]、马力克阿吉[注 6]、阿不都拉·依米提[注 7]等人，先后号召民族军旧部顺势集结起义。1953年2月，第五军向疆独游击队发表“招降书”：“如果哈萨克斯坦族反动派能向人民政府投诚，政府将不究以往，且给他们足够面粉、茶砖、羊毛……。”[4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政权后，中国对于1944至1946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史料出现了“东突厥斯坦第一共和国”、“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等称呼，许多甚至载入维吾尔语文献，但当年实际名称只有一个[17]:167-16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三区革命是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专制独裁的阴谋，在国共第二次内战中，有效牵制国民党在新疆的十万军队，有利的支援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战事，为新疆和平解放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毛泽东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节节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势力反三区革命的气焰，为三区革命民主发展与和平谈判创造了有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与疆独的三区革命是相辅相佐缺一不可的[47]。1954年新疆和田事件。1956年新疆墨玉事件、5月洛甫事件（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主席阿不都拉·依米提，副主席艾伯都拉哈日）。1957年新疆和田事件。[需要解释]
伊宁市公园内有纪念三区革命烈士墓与纪念碑，由毛泽东题词，并设立新疆三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占地6公顷。[有关吗?]
1957年12月2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任主席赛福鼎在人民日报发言：“有人要求把新疆这个名词改为维吾尔斯坦共和国，或东土耳其斯坦维吾尔自治区……”[为何？]。1958年，苏联进一步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需纳入苏联国防军体系[48]。1960年4月4日，赛福鼎在二届全国人代会：“新疆地方民族主义反抗事件尚未被完全消灭，所以南疆和阗、北疆阿山都有反抗事件发生，不仅杀死解放军，且攻击县城，已成烽火燎原之势”。
在1960年代中苏交恶，苏联重启疆独运动，策动中国新疆军区少将朱龙·塔伊波夫（俄籍）、新疆文化厅厅长孜牙·赛买提（俄籍）叛乱（伊塔事件），率领民族军及家眷移往苏联哈萨克斯坦作为煽动中国分离主义的筹码[49]。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向民众大派苏侨证及开放边境，大量民众逃亡到苏联，不少都是“东突厥伊斯兰独立运动”的骨干。苏联又在哈萨克斯坦的塔拉斯、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设立训练中心，从逃亡苏联的中国难民中培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特工，派遣他们回中国窃取情报、推动分裂运动。[50]1962年5月29日，“维吾尔斯坦”组织领袖阿不都卡迪尔率领群众攻击当地政府机关，伊宁市政府被民众严重破坏。据中国资料显示，当时参与暴动者约5万6千人得到苏联驻伊宁使馆庇护下进入俄境中亚，但学界认为这个数字仍然太保守[51]。
1966年，江青派遣红卫兵前往乌鲁木齐封闭当地清真寺，并强迫回民吃猪肉来做为招工、参军、提干、入党的条件，引起新疆维吾尔人强烈反弹[52]。1967年，托乎提库尔班建立“维吾尔斯坦人民革命党”；1968年，改名为“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东突党）。
1969年8月，东突党联合天山复仇者、天山乌拉尔等组织企图在喀什市进行武装暴乱在发动前遭公安侦破。该起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分裂集团武装叛变，涉案人数达五千人；1975年8月，因文革动乱中共中央从宽认定，除暴乱中已遭击毙之外，其他1165名东突党成员以“政治错误”改判非该党党员，给予减刑或释放[53]。
中国政府也被指控利用维吾尔难民非法在挪威、德国和美国进行间谍活动，试图监视散居海外的维吾尔流亡人士从中挑拨离间，或威逼利诱从事间谍活动。2009年瑞典因此驱逐了一名中国外交官，2010年间谍梅苏特（Babur Maihesuti）遭瑞典判刑[54]瑞典籍维族间谍被判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14年，新疆地区发生多起暴恐事件后，中国开始建设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55][56]。中国大陆之外的媒体和组织也称新疆再教育营为“集中营”，并认为中国政府已在遍布全疆的再教育营里扣押了数以万计的本国维吾尔族穆斯林，以及少量的基督徒和外国公民（尤其哈萨克斯坦公民）:*穆斯林[57]学者、宗教领袖穆罕默德·萨利·阿吉遭到中国关押40天后去世，死因不明[58]。
21世纪支持“东突独立”的书刊、文章相继出笼。《浑泉》、《巴达吾来特》、《喀什和卓》等四部小说，被北京当认定为具有疆独色彩。 维吾尔人传统上的“故土”（native land）在历史上并非包括整个新疆地区，而是仅在塔里木盆地一带。另外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原本是以汉族和回族为绝大多数的城市，维吾尔人属于后来者，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米华健指出外国人经常误以为乌鲁木齐是被中国摧毁了维吾尔特色和文化的属于维吾尔人的城市[59]；此外，汉族和回族以及外来移民大部分都是生活在新疆北部，而在维吾尔人的传统领土（新疆的西南部）内维吾尔族依然占据着当地90％的人口[60]。”
911事件后，中国政府将新疆独立运动定性为恐怖主义[61]。中国政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打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与激进主义等“三股势力”。虽然中国政府多次强调新疆相关流血事件是由疆独恐怖组织所一手策划，但相关组织在所在国被认定为“合法的团体”，如东突厥斯坦教育与团结协会在土耳其为合法组织[62]。
2018年8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CERD）成员表示：“有可靠的报告表明，北京‘将维吾尔自治区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大规模拘留营’。”[63]。
2020年12月，阿富汗情报机构逮捕了境内“中国公民间谍网”十名成员，并在他们家中起获枪械、炸药，其中两人被指与“塔利班”（Taliban）有直接联系企图利用恐怖组织来消灭维吾尔领袖，阿富汗情报局长萨利赫（Amrullah Saleh）反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间谍活动[64][65][66]。
清代新疆人口的分布，大体概括为“南回北准”，即南疆是信仰伊斯兰教、讲突厥语的回部，北疆（包括外西北）是信仰藏传佛教、讲蒙古语的准噶尔蒙古。乾隆年间，清朝政府打败准噶尔汗国，并将准噶尔灭族后，北部广阔的地域被外来人口填充。
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波文顿（Gardner Bovingdon）指出，1800年新疆人口当中汉人占有三分之一[68]。随着清政府衰弱，19世纪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兴起。清朝灭亡之际的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新疆地区有汉族20多万人，回族20多万人合计不足50万人。1928年，中华民国在人口调查统计出新疆总人口约2551741人，当中缠族（1935年后称维吾尔族）约七成，汉族约一成[17]:37。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后，大量俄罗斯族和中亚民族的民众移居新疆。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允许他们归化中华民国国籍，称之为归化族。1940年代抗日战争之际，在苏联政府支持、策动下，新疆地区爆发反中华民国政府的叛乱。中共对这次反政府叛乱持支持态度，称之为三区革命。叛乱中，汉族平民成为被大规模屠杀的对象。伊宁事变中，伊宁一地汉人基本被杀光。同时，当地形成归化苏联国籍的高潮。此后，苏联政府借由不断归化的苏侨人口，将势力深入基层，加重了新疆苏联侨民问题。
1949年，中共进军新疆，参与三区革命的各方人士被新政权顺势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除将新疆的解放军改建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亦一度鼓励汉族移民到当时人烟稀少的准噶尔盆地，而1953年前新疆大部分人口（75%）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可见汉族新移民改变了塔里木盆地与准噶尔盆地之间的人口分布[69][70]。准噶尔北部是大部分新移民的移民目的地，而准噶尔一带的城市人口主要是以汉族和回族占大多数，喀什一带的城市则主要是以维吾尔族占大多数。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博士Justin Jon Rudelson指出，中国政府确保汉族新移民的移居点为无人居住的区域，从而避免干扰那些已存在的维吾尔族社区 [71]。
在1950年代，包新疆在内，有数十万苏联侨民被中国政府遣返。1960年代中期，大规模新疆居民外逃结束。而随着苏联侨民陆续离开中国，进入苏联或第三国，在新疆的遗留者成为当地人口的极少数。此时，新疆外侨问题亦基本解决。在北疆的俄罗斯遗留者，则成为俄罗斯族，占当地人口比例较低。自1980年代起，中国各个省份的汉族经济移民和南疆的维吾尔族经济移民一直在涌入北疆[72]。2010年，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出新疆总人口近2200万人。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排名前四。汉族占人口四成[73]，亦是最主要的非穆斯林民族。
1883年，阿图什县胡赛因·穆萨巴约夫（Husayn Musabayow）与巴乌东·穆萨巴约夫（Bawudun Musabayow）开办维吾尔族第一所新式学校，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俄国（鞑靼人为主）延揽大批的教师和宗教人士，是维吾尔文化启蒙的重要里程碑，随后阿克苏、哈密、奇台、伊犁等地纷纷出现新式学校；喀什、伊犁的上层维吾尔族则把子弟送到土耳其和俄国留学（集中在俄国喀山）[17]:29-30。在当时的东突厥斯坦（新疆），学校有两种。一种是老式的宗教学校，只教授伊斯兰教经典，叫乌苏勒·卡德木（察合台文 اوسول قدیم）；另外一种是新式学校，除伊斯兰教经典外，还教授数学、历史、物理、化学等，叫乌苏勒·加德（察合台文 اوسول جدیی）。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发端于奥斯曼土耳其和俄罗斯喀山地区鞑靼人社会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74]而让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能够在维吾尔族社会中成长的摇篮，就是大量接受了奥斯曼土耳其和俄罗斯喀山地区鞑靼人社会思想影响的“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74]
1864年，爆发库车事件并成为针对伊斯兰教“不信仰者的圣战”，在新疆建立了数个政权。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以“伊斯兰圣战”动员维吾尔族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7]:18-20,35。1944年，11月6日伊力汗·吐烈在三区革命中宣示：“为了神圣的伊斯兰，在安拉指引的道路上我们举行圣战。牺牲者将成为殉教者，幸存者将成为哈吉。”其中“牺牲者将成为殉教者，幸存者将成为哈吉”成为日后东突起义的重要口号[17]:146-148。11月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许多参与三区革命起义的武装革命组织高举“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伊斯兰觉醒（Islam azatlihi）”、“为独立而战（Mustakkillik Uqun Kurax）”旗帜、标语[17]:149页。
泛伊斯兰主义是由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伊斯兰革命之父）所提出来的，目的在于建立统一的穆斯林国家，与成立一个跨民族、跨国家以“古兰经”为宗旨的伊斯兰同盟。泛伊斯兰主义者主要在老式学校中传播。
泛突厥主义由伊斯梅尔·加斯普林斯基（克里米亚鞑靼人）等人所提出，在20世纪由奥斯曼帝国接手。主旨在于将所有突厥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乌兹别克人、阿塞拜疆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土库曼人、鞑靼人、吉尔吉斯人、巴什基尔人等）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大的突厥国家。泛突厥主义者的口号是“祖国不是土耳其，对土耳其人，突厥斯坦也不是祖国。祖国是广大的、统一的图兰。泛突厥主义者在新式学校中传播。
泛突厥主义之一的穆罕默德·伊敏其思想著作〈东突厥斯坦史〉（1940年）：“东突厥斯坦革命不独立就没有结束。中国的政治是侵略、不人道和奸邪的政治。每个东突厥斯坦人民都会抗战到底，视死如归，光荣牺牲。[75]”
| 名称 | 建立时间 | 前身 | 领导人 | 活动国家 | 注册地国家认定的性质 | 中国政府认定的性质 | 网站 |
|---|---|---|---|---|---|---|---|
|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 2004 | 多里坤·艾沙 |  德国慕尼黑
|
当地合法组织 | 恐怖组织 | ||
| 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 | 1996 | 德国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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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合法组织 | 恐怖组织 | |||
| 东突厥斯坦文化新闻中心 |  瑞典斯德哥尔摩
|
当地合法组织 | |||||
| 比利时维吾尔协会 |  比利时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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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合法组织 | |||||
| 比利时维吾尔青年同盟 | 比利时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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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合法组织 | |||||
| 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 | 德国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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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合法组织 | 恐怖组织 | ||||
| 东突厥斯坦民族中心（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
当地合法组织 | |||||
| 东突厥斯坦民族自由中心（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Freedom Center） | 1995 |  美国
|
当地合法组织 | ||||
| 维吾尔美国协会 | 美国
|
当地合法组织 | [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流亡政府 | 2004 | 古拉姆·奥斯曼·样磨 | 美国华盛顿特区国会大楼
|
流亡政府 当地合法组织 |
|||
| 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 | 1996 | 买买提明·艾孜来提 | 不明 | 武装组织 | 恐怖组织 | ||
|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 1988 |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 阿卜杜·曼苏尔 |  巴基斯坦北瓦济里斯坦 阿富汗巴达克山中亚 |
武装组织 （目前联合国安理会及多个国家将其视为恐怖组织，美国已于2020年10月将其从美国的恐怖组织名单上除名） |
恐怖组织 | |
| 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员会 | |||||||
| 伊宁民族解放组织 |
2006年11月，世维会第二届主席、原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热比娅·卡德尔表示；“尽管我们一再明确表示，会以和平、民主的方式争取更多的自治权，中国政府却试图在世界公众面前把我们的形象刻画成恐怖分子或是暴力分子[76]。”[77][78][79][80]
美国华盛顿维吾尔人协会主席阿里木·斯依托夫：“维吾尔民族不是什么保守的、极端的伊斯兰教信仰者。维吾尔民族信仰伊斯兰教1000多年，一直是非常和平的。直到中国共产党侵占东土以后，从王震直到今天的张春贤全部使用高压严打、逐渐同化（汉化政策），不仅仅是殖民东土，而且同化维族人[81]。”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支持者要求实现东突厥斯坦当地民族的政治自决与自治。1944年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之名所发表的《Why we are fighting》（我们为什么要奋斗）里表明：“我们的故乡是东突厥斯坦，我们是突厥民族的东方部分，其他部分在苏维埃联邦⋯⋯中国人从戈壁沙漠对面遥远的中国入侵我们东突厥斯坦⋯⋯他们掠夺我们，奴役我们，把我们当成文盲推入黑暗中。⋯⋯成立‘民族革命委员会’的反抗组织⋯⋯目的是从残酷中国统治中解放我们人民，使这些遭中国压榨、屠杀的民众，恢复应有的自由、平等、财富[17]:126-143”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支持者认为，“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地区，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并认为东突独立运动是一场“民族革命”[17]:125。美国维吾尔美国人协会（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人权部主任Kevin Miles：“维吾尔人有两千年历史，而中国新疆只有两百多年历史，⋯⋯满清政府与汉人政府及中共将维吾尔称为‘新疆’（New Frontier），这是极具污辱性的名词”。
首先在政治上，在突厥人成为当地主要居民以来至1759年被清帝国控制之前，与中国没有直接隶属关系，而在1759年至1881年被设行省之间与中国是与朝鲜、越南等相类似的宗藩关系。因此，认为被中国吞并是以1881年大起义被镇压为开始的。（中国方面不认可这种说法。）为维护当地居民的独立自主，应该重新脱离中国的统治，恢复独立。
其次在经济上，在突厥人成为当地主要居民以来至1759年被清帝国控制之前，由于中国经济不佳，当地一直与西突厥斯坦及阿富汗、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处于同一经济贸易体系之内，和中国没有内在的经济联系，仅有民间的转口贸易。
在文化上，在突厥人成为当地主要居民以来至今，该地区的文化均与西突厥斯坦及阿富汗、波斯、阿拉伯、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属于同一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具体而言是突厥—波斯伊斯兰次文化圈，而不像日本、朝鲜（包括韩国）、越南等国一样属于中华文化圈。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反对大规模汉族移民，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旨在人为改变东突厥斯坦人口构成的移民；并将1949年后的中国移民迁出。
维吾尔民族主义史学家如Turghun Almas声称维吾尔人独立于中国6000年，又声称现今新疆所有维吾尔以外的民族都是属于“非土著移民”[82]。
 |
2016年，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始了“健民工程”，对维族人进行全面体检抽血。至2017年夏，喀什和阿克苏市的机场都建立了器官捐献的绿色通道。[83]。流亡英国的前乌鲁木齐铁路局中心医院医师安华托帝博格达质疑前者的目的是扩大建立血型配对器官库，并质问：“你这个交通量要有多大，才能让一个机场建立这么一个专用通道？每天有多少个无辜人的生命被摘？”并对中国政府其后改称“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验血是为了DNA基因检查”的说法发问：“若真如此，采样口腔就完了，为何要抽血？”[84]
论民族自决权是列宁遗留的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至长征前，亦赞同民族自决和联邦制，承认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均有独立建国的权力[85]。长征之后，中共势力进入少数民众聚居区，民族政策由民族自决转为民族区域自治。
1934年5月2日，中国共产党在〈斗争〉报发表了〈中国的民族问题〉：
新疆居民的三分之二是维吾尔、厄鲁特等民族的蒙古人、哈萨克斯坦族准噶尔人，而新疆省作为汉人的殖民地（遭中华民国占领），在军事封建剥削基础上受他人管理……中国共产党无条件承认新疆各民族享有自由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但现在，汉族资产阶级剥削者（国民政府）和帝国主义（英国、日本）代理人正在利用民族间关系的复杂性挑拨离间各民族以谋求自身利益。……中国共产党反对那样的“民族自决”。在这样的“民族自决”下各民族继续受到封建寄生虫的领导，成为互相压迫的帝国主义的帮凶，是在从事冒险活动 [17]:99-100。
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在1950年以前认为三区革命是一场“新疆伊犁发生的独立运动”，称暴动者为“伊犁当局”、“伊塔阿三区”[42][43]，并在1922年至1934年间号召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8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从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4年）在新疆设“西域都护府”之后，新疆开始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87]
公元前60年，汉朝完成了对西域的统一，汉朝在西域中心乌垒城（今轮台县附近）设立西域都护。从此，西域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体系。唐朝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作为在西域的最高管理机构。五代及宋、辽、金时期，中原再次出现割据，但中原与西域并没有中断联系，喀喇汗朝统治者还自称“桃花石汗”（中国汗）。1884年，清政府建立新疆省，建省出自于左宗棠上奏同治皇帝的“他族逼处，故土新归”。[88]
2017年3月29日，新疆自治区人大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其中有关被禁止的条例有15项，禁止的部分内容包括[89]：
在中苏决裂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亲苏一面倒”、“走俄国人的路”、“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为真理”[90]。北京当局将1944年三区革命（伊宁事变）定义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17]:125。”认为“三区革命是进步的力量，其中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是维护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的进步力量……国民党诬蔑三区革命是在搞分裂[91]。”、“国民党泛突厥主义爪牙诽谤三区领导人是红腿子、亲苏派，诬蔑他们背叛民族利益，是民族败类，这就是国民党当局用以对抗三区代表所提倡政治民主、民族平等、社会进步的伎俩[92]。”并认为蒋中正在1946年指使国军与国民党破坏《十一条和平条款》，蓄意扶植反动势力向三区根据地进攻；将国府之后任命的新疆省主席麦斯武德形容为“反动思想最凶恶的代表人物，帝国主义的走狗[93]。”将1944到1949年的疆独动乱称为“三区民族民主革命力量与国民党反动统治间的殊死斗争”、“三区革命最终汇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94]。”
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视新疆作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价值。建政初期以新疆作为坚定拥护苏联的堡垒，早在推动废除汉字前，新疆境内许多区域已采取全俄语的教材（中苏决裂前废止）。对于伊斯兰教“宗教自由”北京当局认为：“信教自由是资本主义向上发展时提出的反封建口号，我们也采用这个口号，同时充实和发扬了这个口号的革命内容，不但用来反封建主义、反剥削阶级‘强迫信教’，彻底实现信教自由使人民由信教走向不信教。只要公民有信仰自由，就有改变信仰的自由，‘有利于人民群众脱离宗教信仰’。……我们党的基本政策如信仰自由、民族平等是完全正确、长期不变的……‘我们从来认为宗教信仰是要削弱以至完全消灭的，所以我们从没说过宗教制度不能改革’[95]。”
“三区革命”首领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包尔汉回忆说，“苏联方面大力援助了这个革命运动，使伊犁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一直扩大到塔城专区、阿山专区，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就是所谓三区革命。它的影响还扩展到了南疆和西藏。国民革命军与“三区”军队隔玛纳斯河而武装对峙时，包尔汉称，“……以后尽管国民党不断破坏和平条款，企图派国民党占领三区，但是由于苏联的支持和各族人民的坚决斗争，这一企图始终没有得逞，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整个新疆才完全统一，三区军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共产党指控东突组织同台独、藏独、民运有联系。1997年，东突组织应民进党邀请访台，建议台湾修宪，以使台湾、西藏、新疆等独立。陈水扁曾同其会面。1998年2月，东突、藏独等代表同时访台，签署《台、藏、内蒙、东突独立运动共同宣言》。1999年7月，东突组织表示如中共武力犯台，他们可以动员二十万教徒组成军队援助台湾。李登辉出版《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宣扬七块论：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东北、华南、华北。2000年5月，台独、藏独、东突、民运代表在美国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建立自由亚洲同盟[96]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东突厥斯坦武装独立运动被中国政府定性为恐怖主义运动。
中国政府一直指许多“疆独”人士参与策划与实施了多起在新疆的恐怖袭击事件，导致境内许多中国公民（多为汉人，亦有少数民族包括蒙古人和维吾尔人等）丧生[98][99]。巴基斯坦政府曾协助中国政府逮捕或击毙了多名曾经到阿富汗接受基地组织训练的东突分子。此外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也曾关押了5名参与塔利班政权的“疆独”运动的人士，经美国政府同阿尔巴尼亚政府协商，这五人被遣送到阿尔巴尼亚。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双重标准”。
中国媒体与讨论平台指称：2014年，有东突武装人员参加伊斯兰国，进行自杀攻击。有约100人可能进入伊拉克境内，参与暴力冲突，在叙利亚独立作战的东突武装人员2013年底在组织名称中加上了伊斯兰国有关的后缀，作战人员约300人，还有远超于此的家属。同年8月到12月，东突营人员损失超过80%[100]。2009年7月14日，基地组织威胁要为在乌鲁木齐七·五骚乱中死去的维吾尔人对中国实施报复，其北非分支机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扬言将攻击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五万名中国工人，以及在整个西北非地区的中国国民及项目[101]。
早期苏联在面对中华民国的质疑时一再坚称并未介入疆独运动。近代学者按前苏联内部档案：“1944年独立运动中，在苏联的指导下，成立了以内务部人民委员会特务司长伊古那洛夫将军及其副手内务部人民委员会第一局第四处处长拉古凡古为首的特别行动组。这个行动组的司令部设在阿拉木图和边境小镇霍尔果斯。另外，在乌兹别克斯坦和柯尔克孜斯坦境内也有指导新疆南部的大规模活动[17]:159。”
按照中国媒体的报道，1990年代的阿富汗内战期间塔利班曾经庇护了维吾尔圣战分子。美国入侵阿富汗后，逮捕东突分子，曾羁押在关塔那摩监狱，[102][103]俄罗斯进行车臣战争时也逮捕了东突分子后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104][105]
2002年，美国将东伊运加入恐怖组织名单。根据美13224号行政令将‘东伊运’列为恐怖组织并支持将该组织列入联合国1267委员会综合制裁清单，13224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3224），是美国总统布什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于2001年9月23日颁布的行政命令。颁布13224号行政命令是美国政府认定恐怖组织和恐怖主义个人的方式之一。另一方式是美国国务院制定的外国恐怖主义组织（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FTO）名单。中国所称的“东伊运”不在后者的名单上。
美国国务院的官方解释说，美国有两个指定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的权威机构。根据美国《移民与国籍法》，有关组织可以被指定“外国恐怖主义组织”。根据13224号行政命令，更广泛的实体，包括恐怖组织、作为恐怖主义组织一部分行动的个人、以及提供资金者和掩护公司在内的其他实体，可以被指定为“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SDGT）。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2002年9月被列为“特别指定全球恐怖主义实体”，并从未将其从这一名单上除名。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月7日表示，美方目前并没有与中国达成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定为“外国恐怖组织”（FTO）的协议[106]。
2007年6月，参加第六次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会议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托马斯·富恩斯特在北京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联邦调查局的首要任务就是调查恐怖分子的活动，联邦调查局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合作，调查“东突”势力在国际恐怖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东突”与“基地”组织的关系。[107]
巴基斯坦当局在2002年将东伊运加入恐怖组织名单。2003年10月2日，东伊运发起人之一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的一次反恐怖联合行动中被巴基斯坦军队击毙。2010年3月1日，巴基斯坦情报机构和塔利班官员证实，东突组织“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头目阿卜杜勒·哈克·阿尔-蒂尔基斯坦尼在巴基斯坦，被美军无人机发射的导弹击中身亡。
英国内政部在2016年7月15日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加入恐怖组织名单。[108]
有政府报告及媒体指出，一些疆独组织如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以及基地组织有同盟关系[109][110][111]。
英国广播公司在2002年9月27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对新疆采取殖民主义，大量开采自然资源和输入汉族移民，对此维吾尔民族主义者并非全然要求独立，而是诉求宪法上的民族自治权，以及维护本土的宗教自由、反核试反污染，这类民族主义者不该被视为分离主义或恐怖主义。
《纽约时报》、《外交政策》杂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经济学人》等媒体质疑北京在新疆冲突事件中的官方说法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外国媒体在新闻采访上遭到阻挠。在北京封锁媒体的策略下，外国记者进入西藏、新疆等区域有很多限制，故难以取得相关讯息。另外北京当局经常对当地施行数个月的交通、通讯、网络封锁[112]。总部设立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认为，中国政府监禁记者达49名，已创下该组织自1990年以来，中国监禁最多记者的纪录[113]。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则表示媒体记者在新疆采访新闻受到中国官方的严格限制与暴力对待、人身监禁[114]。
专门研究新疆历史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波文顿（Gardner Bovingdon）表示，早于中国汉朝（公元前206年 - 公元220年）和唐朝（618-907）时期，中国已经对新疆有不同程度上的控制，中国历史学家反驳维吾尔民族主义者，指出在汉族于新疆定居已经2000年的历史，又指出在新疆也有其他如蒙古人、哈萨克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满洲人、回族等土著民族的记载。波文顿亦指出，一些维吾尔民族主义者声称新疆人口在1949年只有5％是汉族，而其他的95％是维吾尔族，这种说法无视了新疆的哈萨克斯坦族、锡伯族和其他民族的存在，亦无视了在1800年汉人占有新疆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个事实[82]。
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米华健指出，维吾尔人传统上的“故土”（native land）在历史上并非包括整个新疆地区，而是仅在塔里木盆地一带，另外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原本是以汉族和回族为绝大多数的城市，维吾尔人属于后来者。他亦指出外国人经常误以为乌鲁木齐是“被中国摧毁了维吾尔特色和文化的属于维吾尔人的城市”[59]。
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博士Justin Jon Rudelson指出，准噶尔北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新移民（包括原居于塔里木盆地的维吾尔人和中国内地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移民目的地，准噶尔一带的城市人口主要是以汉族和回族占大多数，而喀什一带的城市主要是以维吾尔族占大多数。他亦指出，中国政府确保汉族新移民的移居点为无人居住的区域，从而避免干扰那些已存在的维吾尔族社区 [71]。
俄罗斯生态学者亚布洛科夫发表联署公开信反对中国对新疆骚乱事件被捕者使用极刑，认为死刑是过时的，也不满意中国推行的新疆民族政策、汉化政策。俄罗斯人权运动领导者波诺马廖夫反对处决新疆骚乱事件被捕者，呼吁有关国家以行动抵制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赴中国旅游。美国麦迪逊大学政治学教授傅礼门表示：“如回溯到1940年代，现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有种失去自己的土地、文化的感觉。自1991年起，他们发现原本前苏联共和国的哈萨克斯坦人、吉尔吉斯斯坦人、土库曼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都有自己的国家，所有其他突厥语的穆斯林人都有自己的国家，这让身活在高压统治的他们更难以忍受。中国的汉化政策也操纵了新疆当地较好的工作机会，使他们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115]。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贾春阳认为美国非政府机构是影响“疆独”问题的重要变量，并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从2004年到2008年对“疆独组织”的资助每年都有增加，奥巴马政府对“疆独”组织活动仍然是支持的。[116]
新疆曾分别在土耳其与阿富汗双泛主义的影响和苏联的支持下，于1933年11月12日与1944年4月在南疆、北疆前后建立了两个短暂的国家，因遭到中华民国的反对与镇压而灭亡[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舍弃了原先所支持的疆独激进势力，加强政令加上中苏交恶的政治背景，冲突趋于激烈，改革开放与苏联解体之后政经情况改善使得诉求迅速减少，剩余支持者开始发起和缓非暴力活动，并转而迈向自治愿景，但也有小部分继续坚持暴力斗争，并为近期连连发生的恐怖袭击负责。
中华民国官方认为苏联发动中东路事件（获得中共支持）、北塔山事件、伊宁事变（三区革命）、珍宝岛事件都是俄国帝国主义鲸吞土地的一贯侵华政策。并认为苏俄经常宣传“要打倒帝国主义”，实际上则是“取代所有帝国主义者，由苏俄做唯一帝国主义者[117]。”中华民国对于1944年11月事件一开始称为“伊犁匪乱”，之后史料才以“伊宁事变”称呼，并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傀儡组织”，因“东突厥斯坦”本是地理上与俄属西突厥斯坦相对称，是分裂中亚的称谓。“共和国”则是苏联扶植各傀儡政权的共和国模式[118]。
1993年，由新疆和田人买买提·托乎提和阿不都热·合曼在中国境外发起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其宗旨是在新疆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该组织于同年解散。曾在阿富汗基地组织受训，多次制造恐怖爆炸事件，前苏联解体后，此组织扩散入前苏联中亚地区国家，也多次制造爆炸事件，引起这些国家警惕，上海合作组织正是为了协作打击恐怖组织而成立的。因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关系密切，很多成员本身就是基地组织的成员[119]，所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中国和美国认为是非法的恐怖组织。
2001年8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疆喀什至阿图什之间进行军事实弹演习[120]。
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旗下所辖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中国和美国认为是非法的恐怖组织。 2005年9月29日，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以录像方式用维吾尔语向外宣布开始动用一切手段向中国官方发动武装报复，并以平民作为主要袭击目标。[121] 同年10月6日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天山狮子队通过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向BBC转交了一份 声明，正式向中国政府展开武装活动。
2008年新疆反政府示威发生。4月11日，中国公安部发现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策划在北京奥运期间发动暴力袭击，包括了对外国记者、游客、运动员进行绑架。[122]
2008年8月4日，新疆西部城市喀什遭遇恐怖袭击，喀什公安边防部队被两名维吾尔族男子用爆炸物等袭击，造成17名无辜者死亡、15人受伤。东伊运承认对是次袭击负责。[123]
2008年8月10日凌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城市库车发生爆炸案，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另有五名犯罪嫌疑人被当场击毙。爆炸案系不法分子乘出租车向当地公安机关和工商管理所等处投掷自制爆炸物所致。五名犯罪嫌疑人被当场击毙，炸毁两辆警车。其间，两名公安民警和一名保安负伤。[124]
2013年4月23日，新疆喀什巴楚县发生袭击事件，造成15名警察与社工死亡，6名嫌犯丧生，8人被捕。中国政府把这起事件定性为“严重恐怖袭击事件”，但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是维吾尔人窝藏违禁爆炸品并拒绝搜查，妨碍警方执法， 期间还袭击公安。事件中一名公安人员开枪打死一名嫌犯而引发进一步的冲突，之后中国武装人员到现场镇压造成人员伤亡[125]。
2014年3月1日，云南昆明发生砍杀事件。造成至少29人死亡，143人受伤，失踪人数不明[126]，警方执法时起事五名犯罪者中四人拒不投降并挟持人质，于是被击毙，另外一名16岁女嫌被捕，因为怀有身孕而被特赦免于死刑。此一事件为新疆恐怖主义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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