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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高僧、旅行家、翻译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玄奘(602年4月6日—664年3月7日),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南境)人,师承古印度摩揭陀那烂陀寺戒贤大师,是唐朝三藏法师、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奠基人,中国四大翻译家、汉传佛教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由其口述、弟子辩机撰文的《大唐西域记》[2]为研究古印度史的重要文献。
玄奘曾祖陈钦曾任东魏上党(今山西长治)太守,祖父陈康为北齐国子监博士官,父亲陈惠在隋初曾任江陵县令,大业末年辞官隐居。三位兄长中,二哥陈素早年于洛阳净土寺出家,号长捷法师。
少时家境困难,随长捷法师住净土寺。十一岁(613年)就熟读《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十三岁遇(615年)洛阳度僧,玄奘向被派来考查的大理卿郑善果表示自己出家的目的是“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而被破格入选[3][4]。玄奘出家后见诸位沙弥聚集放逸,大谈戏论,于是告诉诸位沙弥说:“经中不是这样说吗!‘出家之人是为了求证无为法。’岂能再像无知小儿一般一直嬉戏,徒然浪费一生光阴。”其间听景法师讲《涅槃经》,执卷阅读爱不释手、废寝忘食,随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一次读完,再览没有遗漏。
隋炀帝大业末年,兵乱饥荒,618年隋亡唐立,玄奘提议长捷法师同往长安参学,后得知当时名僧多在蜀地而又改往成都,于蜀听宝暹讲《摄论》、道基讲《杂心论》、惠振讲《八犍度论》。三、五年间,究通诸部,声誉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据传在成都大慈寺)受具足戒,学律五篇七聚。
武德七年(624年)玄奘与商人结伴沿江东下参学。先到荆州天皇寺讲《摄论》、《杂心》,淮海一带名僧闻风前来听讲。六十高龄的大德智琰对他执礼甚恭。讲毕再次北上寻觅先德参学,至相州访休法师质问疑惑滞碍之法,继往赵州从道深学《成实论》,又到扬州听惠休讲《杂心》、《摄论》。贞观元年(627年),重游长安学习外文和佛学。先后从道岳、法常、僧辩、玄会诸师钻研《摄论》、《俱舍论》、《涅槃论》,很快就穷尽各家学说,才能倍受称赞,誉满两京。仆射萧瑀奏请令他住庄严寺。
玄奘有感各地佛理说法不一,特别是当时流行的摄论师、地论师两家有关法相之说也多有乖违,因此渴望得到总赅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以解疑惑,于是决心上表朝廷前往天竺(今印度)求法,因一直得不到唐朝发放的过所(护照),遂于贞观三年(629年)毅然由长安出发、前往天竺。经八百里莫河延迹到高昌国时,遇高昌王麹文泰礼重供养,复欲强留以为国之导师,玄奘拒绝无果后,“水浆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麹文泰发觉玄奘气息渐惙,深生愧惧,乃稽首礼谢”,王遂与玄奘结为异姓兄弟,相盟自天竺返国时更住高昌三载受其供养,讲经说法。离开高昌后,玄奘沿着西域诸国越过帕米尔高原,在经历异常险恶后,终至天竺。
玄奘至摩揭陀国王舍城,向那烂陀寺住持戒贤(护法之徒、世亲的再传弟子)请学瑜伽师地论,五年间听《瑜伽》三遍,《顺正理》一遍,《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百》二论各三遍。《俱舍》、《婆沙》、《六足》、《阿毘昙》等已在前来路上于迦湿弥罗诸国听过。 后又去巡礼东印、南印、西印。
在天竺的十多年间,玄奘求教许多著名高僧,又向隐居杖林山的胜军(Jayasena)居士学习《唯识决择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等,咨问《瑜伽》、《因明》诸疑。返回那烂陀寺后,受命代戒贤大师讲授《摄大乘论》和《唯识抉择论》。
贞观十七年(643年)学成后,立真唯识量[5]论旨,在曲女城无遮法会上等待十八天,无人辩难、不战而胜,由此名声鹊起、威震天竺,被当时大乘行者誉为摩诃耶那提婆(梵语:महायानदेव,罗马化:Mahāyānadeva,意即“大乘天”),被小乘佛教徒誉为木叉提婆(梵语:मोक्षदेव,罗马化:Mokṣadeva,意即“解脱天”)。[6]
曲女城大会后,玄奘启程东归,带回657部佛经。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回到长安时受到唐太宗热烈欢迎[7]。玄奘初见太宗时即表示欲往嵩山少林寺译经,但却被指定住于长安弘福寺[8],在太宗大力支持下,当年六月开始译经,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依皇太子(后来的唐高宗)之请更于长安城内另建大慈恩寺(设翻经院)并充任上座,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玄奘在慈恩寺的西院增筑五层塔,用以贮藏自天竺携来的经像,即今大雁塔前身。
玄奘在京时每天要应付来自朝臣权贵的访问和供养,最终使其身心疲惫[9]。显庆二年(657年)五月,高宗下敕“其所欲翻经、论,无者先翻,有者在后”[10],法师未从。九月,玄奘借陪驾洛阳的机会,请求入住少林寺,“望乞骸骨,毕命山林,礼诵经行,以答提奖”,高宗拒绝[11]。直至显庆四年(659年),高宗方允玄奘往今西安北部约150公里的铜川市玉华宫(后改为玉华寺)翻译经典,同年十月,法师从京发向玉华。
据统计,玄奘一生所翻经论合75部、1335卷 [12],参与译经的优秀成员来自全国及东亚。这些佛经还传往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玄奘依翻译佛典与对经文的阐释而开创了中国法相唯识宗,学说深深地影响了其他宗派。
玄奘口述、弟子辩机笔撰的《大唐西域记》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游记。尤有甚者,由于印度历史纪录缺乏,此书更成为研究古天竺地理历史时不可或缺的文献、允为瑰宝,近现代以来,根据该书所载而进行之考古遗迹挖掘,更证明玄奘当时所述真实可信。[13][14]
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十月玄奘译完最后一部佛典《大般若经》后感慨说:“吾来玉华,本缘《般若》,今经事既终,吾生涯亦尽...”然经不住译经大德与弟子们再三恳请,次年(麟德元年,664年)正月朔一日玄奘再开译《大宝积经》,但仅翻译第一段即感力不从心,便说道:“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就此罢笔[15]。
高宗麟德元年正月九日玄奘在屋后水沟摔倒,之后病情急转直下,二月六日子时(664年3月8日0~1时)圆寂[16],享寿六十二(或六十五,尚有争议)[17]。初葬白鹿原,高宗总章二年(669年)迁葬少陵原(又称凤栖原),建舍利塔与兴教寺。
〔经藏〕
〔律藏〕
〔论藏〕
〔其他〕
〔胜论〕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纪载,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至龙朔三年(663年)期间,玄奘翻译大般若经,曾对玉华寺僧众说道:“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14],依此推算玄奘生年应不晚于隋文帝开皇十六至十九年(596~599)年。
道宣在《续高僧传》指出玄奘西行有“宣述皇猷”之效,玄奘说唐太宗“握乾符,清四海,德笼九域,仁被八区,淳风扇炎景之南,圣威镇葱岭之外”[18]。
玄奘回国后翻译了数千卷的佛经,其与鸠摩罗什在翻译风格上的差异,可从金刚经(大般若经第九会能断金刚分)、维摩诘经及阿弥陀经等对比而知。陈寅恪认为玄奘译文过于艰涩生硬,远不如鸠摩罗什者通俗易读[19];黄念祖居士谓:“罗师乃七佛译师,应秦人尚简之机,所译文约义丰,精妙畅达,至理圆彰。玄奘大师之译经,准确完备,力保原面,虽篇幅稍增,而原语具存,辞义详明,可免误解杜撰之弊。”[20]
日本语中有句格言提及玄奘:“弘法夺‘大师’之名[21],秀吉夺‘太阁’之名,玄奘夺‘三藏’之名”(大師は弘法に奪われ、太閤は秀吉に奪わる,そしてまた三蔵は玄奘に奪わる)。
一般认为,玄奘顶骨舍利现供奉于九处[22],分属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印度,有不少学者撰文论证此观点。
1944年玄奘顶骨舍利在南京被意外发现后,部分被掠夺到日本并安放在东京佛教联合会所在的增上寺,后为躲避战火改置埼玉慈恩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慈恩寺寄居的日本佛教联合会顾问水野梅晓就舍利是否归还征求蒋中正的意见,蒋答复说:“顶骨不用归还了,中日合作在于文化交流,能在日本弘扬三藏法师的遗德,我感到很高兴,而且,因为祀奉之地是和法师有一些因缘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这里定为祀奉之地。”日本佛教界决定将顶骨供奉于慈恩寺。1949年,日本东部铁道公司根浸先生捐赠十六吨重花岗岩,在多方协助下开始修建玄奘塔,1953年5月落成。1980年,慈恩寺取出部分舍利,由住持大岛法师赠予奈良法相宗药师寺高田法师。1981年,药师寺举行玄奘三藏院落成典礼[23]。
台湾玄奘寺的顶骨舍利系于1955年自日本慈恩寺迎回供奉[24],而玄奘大学的部分则为1998年自南京迎回[25]。
印度那烂陀大学所供奉者系于1955年迎自中国。
关于玄奘法师是否迁葬紫阁寺、可政和尚发现玄奘顶骨之事尚存争议(意即日本人在南京发现的玄奘顶骨的真伪尚存争议)。
外部视频链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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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记 被人遗忘的唐三藏(一千零一夜) |
孙书云21世纪重走玄奘西行之路,以英文与中文出版游记《万里无云》。[26] 玄奘西行1370年纪念之际,大型禅画《玄奘西行途中》(郭德福 绘)被载入《世界美术集》。[27]
2016年,中影集团出品电影《大唐玄奘》,由王家卫监制、邹静之编剧、霍建起执导、黄晓明主演,并代表中国角逐第8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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