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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北部的商路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丝绸之路,常简称为丝路,此词最早来自于德意志帝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于1877年出版的一套五卷本的地图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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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指从汉唐古都长安/洛阳[2][3]出发,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欧洲,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最远到达西亚诸国的陆上贸易通道,东汉时班超再次出使西域打通了荒废已久的丝绸之路,将东端延伸到京师洛阳,西端延伸到欧洲(罗马)。这条道路也被称为“陆上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但实际上,丝绸之路并非是一条 “路”,而是一个穿越山川、沙漠和海洋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并且丝绸也只是货物中的一种。[1]:5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约于前5世纪形成的草原丝绸之路、和与中古初年形成的西北丝绸之路,在宋代以后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盛,但在宋初西北丝绸之路被取代,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则是南方丝绸之路。元代开始是古代海上活动最为频繁、海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时期,船运能力猛增。于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超过了陆上丝绸之路,使欧亚的交流达到了空前的程度。[4]
2014年6月22日,在杜哈举行的第38届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丝绸之路同京杭大运河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5]
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
以下为丝路各段上的重要城市名称,括号内为古地名。
中段主要是塔里木盆地境内的诸线路,它们随绿洲、沙漠的变化而时有变迁。三线在中途尤其是安西四镇(唐贞观十四年(640年)设立)多有分岔和支路。从阳关到楼兰或者若羌米兰绿洲,要沿着疏勒河与阿尔金山北麓穿越长达千余里的库姆塔格沙漠,历史上这段路沿途就没有绿洲文明可以作为旅行的基点。而在阳关以东或者米兰、楼兰以西,沿途的绿洲星罗棋布。因此,“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名诗句也写出了阳关以西这千余里丝路的可怖。此路线后来为313国道。
自葱岭以西直到欧洲的都是丝绸之路的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线分别与中段的三线相接对应。其中经里海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线是在盛唐时代开辟的。
除传统丝路外,还有多为欧亚大陆北部之游牧民族使用的草原丝绸之路、主要与南亚交流的南方丝绸之路以及沿海路行进的海上丝绸之路。
其中陆路方面,从蒙古草原出发,穿越西伯利亚进入东欧的草原丝路,在宋代至元代是成为连接东西文化交流最为主要的通道,当年中国与中亚、西域的商业贸易活动严重依赖这条路线,元代开始则为海上丝绸之路[7]。
东段 | 中段 | 西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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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远古时期,虽然人类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东西之间并非像许多人想象中那样地隔绝。在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有着一线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并不是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资,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东亚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令大规模的贸易文交流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人的经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亚欧大陆的雅利安人和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据传在公元前31世纪左右即开始饲养马。双峰骆驼则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
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山谷,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可以在沿线各君主制国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激发敌意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
重要的海上航线也很早就有,于公元前200年左右。最初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已形成于秦汉之际,即是沿着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的海岸线南下,然后越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列岛的北部。后来对日本韩国方面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也是在秦汉之际形成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所发现的南越国(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11年)同时期的非洲象牙等物证。公元前111年,汉灭南越,直接控制了南海航线的门户,中央大力拓展海外交通,开辟了第一条从中国南方沿海直接通往印度洋地区的远洋航线,最远到达现在印度半岛的东海岸及斯里兰卡。这条航线记载于汉代典籍《汉书·地理志》中。[8]
在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妇好)坟茔的考古中人们发现了产自新疆的软玉。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纪,中国就已经开始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进行商贸往来。依照晋人郭璞在《穆天子传》中的记载,前963年周穆王曾携带丝绸、金银的贵重品西行至里海沿岸,并将和田玉带回中国。虽然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还没有定论,但是目前在丝绸之路东段沿线的考古中,确实出土了部分在这一时期的丝绸制品。[9]
在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存在了相当规模的对外经济交流。《史记·赵世家》中记录了苏厉与赵惠文王的一段对话:“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非王有已。”[10]苏厉用赵国通过对外贸易得到的财富威胁赵惠文王一段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人们相信,“昆山之玉”即为昆仑下出产的软玉,而胡犬则是产自中亚、西亚的一个狗的品种。
随着公元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带动了中原对西方的商贸交流,塔里木盆地内印欧人的绿洲城邦国家诸如鄯善、龟兹、楼兰、疏勒、且末等国家纷纷在这一时期逐渐出现。而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赛里斯(Seres源自希腊语丝,从上古汉语丝的音转化的Ser。)——对中国的称呼。这种小规模的贸易交流说明在张骞以前东西方之间已经有经过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方式而持续长时间的贸易交流。
不仅仅是丝绸,同时丝绸之路上另一件著名的商品,产自今阿富汗巴达克山的青金石早在公元前13世纪就开始出现在古中国、古印度、古埃及——这意味着中西亚地区的商旅贸易开始的时间要比这一地区部分国家的诞生还要早些。之后不久,青金石的贸易开始传入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哈拉帕。后来成为佛教七宝之一。
作为世界上最早出现国家的文明之一,目前很多考古发现证明古埃及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从事北非、地中海及西亚的贸易。人们相信,在前14世纪,埃及人已经造出了海船。
在埃及,人们发现了距今5000余年,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说明埃及人已经开始沿着这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道路上,展开了一定规模的贸易。一些人认为是前1070年左右丝绸残骸的碎片已经被发现,这意味着至少在前1070年埃及可能已经与中国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不过此后不久丝绸在埃及的地位一落千丈,并绝迹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史册。同时,这些前11世纪的丝绸究竟是中国养蚕技术所出现的丝绸,还是一个来自地中海沿岸黎凡特或者中东的荒野丝,就是一个极有争议的话题了。
在一统古埃及、黎凡特、小亚细亚、大伊朗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3—前334年)国王冈比西斯二世(前529年至前522年在位)和大流士一世(前522年至前486年在位)统治下,四处扩张的波斯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包括中、西亚在内的君主制国家。史料记载这位帝王喜爱爱琴海生产的鲜鱼和故乡波斯的水。为此大流士一世建立了一条连接这个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3—前334年)首都苏萨(位于底格里斯河下游东岸靠近扎格罗斯山脉的一个城市)到小亚细亚以弗所和萨狄斯的全长1600多公里的“波斯御道”,这条仅由王室使用的皇道在沿线各段设立驿站,借助每个驿站的好马和驭手,皇室所需要的一切通过这条道第一时间送至首都,再将国王的指令传播到波斯全国。依照皇道的效率,一位向大流士一世进献快信的人只需9天即可送至首都,而同样的距离对于普通人而言需要3个月。一方面这个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3—前334年)利用这样一条联系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各地的国道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统治,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商贸活动。
在巴尔干半岛的君主制国家—马其顿王国(前356—前312年)的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他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马其顿帝国(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古籍记载的“犁轩”[11])后,他的继业者托勒密一世在前323年最终得到了埃及并建立托勒密王朝。希腊人开始积极促进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埃及、大伊朗、印度之间通过希腊人的港口进行的贸易活动,在陆地上希腊人也一样在贸易领域非常活跃。这一时期欧亚之间的繁荣的经贸并不仅是希腊人的成就,地处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部落—尤其是纳巴泰人(前106年为罗马共和国所征服)为中西亚的贸易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希腊人的第一步就是利用君主制国家—马其顿帝国(前356—前312年)在中亚河中地区和大呼罗珊乃至更东方的扩张来打通并控制东西方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帝国东部边境也许已经到达了大宛国(今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如今帕米尔高原的西部境外。如今人们在这一带的考古发现了亚历山大大帝在前329年建立的城市——苦盏(希腊人命其为绝域亚历山大城,即亚历山大东征期间的建造的最东方的一个城市)。
经过继业者战争,在接下来的260年间,希腊人保持了塞琉古帝国在亚洲西部的统治。前250年,塞琉古帝国总督狄奥多特据大夏和粟特独立,他和他的后继者德米特里一世向四周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地区、安息和大宛扩张领土。继续沿着马其顿人过去的道路向西拓展。在大夏国王欧西德姆斯领导时期(前230-200年)时,大夏控制的最东部国界线不仅推进并超过了苦盏,有证据显示他们的侦察队在前200年左右已经到达过疏勒,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有据可考的一次连接中原与西方的活动。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曾这样评价这次行动:“他们甚至将自己国家的国土拓展至塞里斯(中国)和弗林尼(Phryni)。”[12]
前2世纪,中国的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力日渐强盛。第七代皇帝汉武帝刘彻为打击匈奴,计划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联合,于是派遣张骞前往此前被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从长安出发,日夜兼程西行。[13]张骞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虏,遭到长达十余年的软禁。他们逃脱后历尽艰辛又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大月氏、大夏。在大夏市场上,张蓦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国的海西布,尤其是西汉蜀郡的邓竹杖和蜀布。他由此推知从蜀地有路可通身毒(今印度)、大夏。前126年张骞几经周折后返回长安,出发时共一百多人,待到返回时仅剩张骞本人和一名堂邑父了。[13]史书上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中国派往西域的第一个使团。前119年,张骞时任中郎将,又第二次出使西域,经四年时间他和他的副使先后到达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国阿萨息斯王朝、身毒等国。
自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向汉武帝报告关于西域的详细形势后,汉朝对西域的外交政策由最早的联合月氏从而钳击匈奴,变成了“广地万里,重九译,威德遍于四海”的强烈愿望。并在前104年—前102年的李广利征大宛之战最终获胜之后,塔里木盆地的印欧人的城邦国家纷纷改投门庭接受汉朝廷政府的管辖,因而在乌垒和蔚犁等地屯田和驻军几千人,并设置了戍己校尉以对当地的管辖,后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朝廷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中西亚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各个关卡的海关税收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出于对匈奴与汉朝在塔里木盆地的反复争夺与丝路上强盗横行的状况考虑,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
以汉朝廷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当罗马人在公元前63年征服叙利亚的塞琉古帝国和前30年征服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后,加之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后远东中国倾国力向西拓展的机遇,通过丝路的交流与贸易在印度、东南亚、锡兰岛、中国、中东、非洲和欧洲之间迅速发展。无数新奇的商品、技术与思想源源不断的流行于欧亚非三洲的各个国家。大陆之间的贸易沟通变得规则、有序。
罗马人很快就加入到这条商道中,从1世纪起罗马人开始狂热的迷恋着从阿萨息斯王朝、贵霜帝国和阿克苏姆帝国手中转手取得的中国丝绸——即便当时的罗马人相信丝绸是从树上摘下来的。“赛利斯人们(中国人)以从他们的树林中获取这种毛织品而闻名于世。他们将从树上摘下的丝绸浸泡在水中,再将白色的树叶一一梳落。(丝绸的)生产需要如此多的劳役,而它们又来自于地球的彼方,这令罗马的少女们可以身着半透明的丝衣在大陆街上炫耀。”(老普林尼,《博物学》)
那时,丝绸成为罗马人狂热追求的对象。古罗马的市场上丝绸的价格曾上扬至每磅约12两黄金的天价。造成罗马帝国黄金大量外流。这迫使元老院断然制定法令禁止人们穿着丝衣,而理由除了黄金外流以外则是丝织品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我所看到的丝绸衣服,如果它的材质既不能遮掩人的躯体,又不能令人显得庄重,这也能叫做衣服?……少女们注意到她们放浪的举止,以至于成年人们可以透过她身上轻薄的丝衣看到她的身躯,丈夫、亲朋好友们对女性身体的了解令他们更亲近”(塞内卡,《雄辩集》,第一卷)
不仅仅是罗马人对来自东方的神奇玩意儿感兴趣。埃及历史上著名的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也曾经被记载穿着丝绸外衣接见使节,并酷爱丝绸制品。97年,东汉将军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汉朝在中亚地区的支配地位后,派甘英携带大量丝织品到达波斯湾和罗马的叙利亚行省(可能是今日土耳其的安条克),而当时安条克以南正是罗马的埃及行省的领域。因而中国与埃及最早的官方沟通应当就是在这一时期。
而记载中的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官方沟通似乎不止于此。《后汉书》记载了公元166年(汉桓帝延熹九年),罗马帝国派遣出第一批特使抵达汉朝。这些使者到达汉朝后以罗马帝国皇帝安敦的名义向汉朝皇帝汉桓帝进献了礼物。(由于安敦宁·毕尤死于161年(延熹四年),他死后由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继承王位,使者们不知道该用哪个国王的名义参拜汉朝皇帝,所以便称罗马国王为安敦。)罗马的使者从济南郡以北部的平原郡出海,通过海路,抵达今越南的东京,并在东南亚采购了犀牛角、象牙、玳瑁等奢侈品。汉朝也从罗马使者手中得到了有关天文学的书籍。
丝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威尼斯共和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后没落,而西班牙、葡萄牙开始企图绕过被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和热那亚共和国和比萨共和国和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地中海航线与旧有的丝绸之路,要经由海路接通南亚和东亚,并希望能从中获得比丝路贸易更大的利润。一些国家也希望将本国的所信仰的宗教传至东方。
由于西夏阻隔令丝绸之路一度中断,到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与四大汗国建立后,使经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草原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传教士和商人追随派往大蒙古国特使的脚步,开始踏入亚洲。蒙古人在辖境内推行驿站交通,草原驿站与蒙古帝国扩张一道延伸至西亚和东欧,由漠北草原到四大汗国境内都遍设驿站,连接交通网使中断几个世纪之久的欧亚道路重新开通。大蒙古国时期驿站的设置与有效管理促进了蒙古帝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商贸往来。[7]蒙古政府大力建设都城到地方的各级驿站、客馆,使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有空前发展。[14]
1492年,受命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的资助的热那亚人哥伦布远航的一个目标就是最终能到达印度,并开创另一条比丝路更好的贸易要道,但他却在失望中发现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在后来的屡次航行中始终认为是发现了印度,并且至死都相信他所到的地方是印度,后来才证实是发现了新大陆美洲。[15][16][17]于是哥伦布之后的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的探险家在美洲开启了新世界的殖民地时代。
17世纪之后,荷兰与英国也陆续在非洲、美洲、南太平洋扩展他们的势力。航海贸易兴起后,中亚的陆上丝路逐渐被取而代之,由海上丝绸之路承担对外贸易主力。[18]
19世纪初叶,尽管欧洲强权已在海上遍布,中国依然被西方认为是向往之地,是最兴旺与古老的文明,学者多认为这是丝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带来的精神性影响,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间,认为与中国交易能获得巨大利润的印象。
中国自1998年起便启动了丝绸之路申请世界遗产的项目。2006年,中国与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五国达成协议,联合申遗。[19]2014年6月22日,在杜哈举行的第38届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丝绸之路同京杭大运河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20][21][22]
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象征。丝绸不仅是丝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费品,也是历代中原王朝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国的友好使节出使西域乃至更远的国家时,往往将丝绸作为表示两国友好的有效手段。并且丝绸的西传也少许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印象,由于西传至君士坦丁堡的丝绸和瓷器价格奇高,令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是一个物产丰盈的富裕地区。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
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菠菜(又称为波棱菜,唐代由今尼泊尔传入)、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运往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
芮乐伟·韩森教授认为:如果只看货物贸易的重量与往来的人数,丝绸之路是历史上交通流量较少的道路之一;丝绸之路之所以改变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丝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的沿线传播。[1]:247
自从公元前1世纪,中国式造纸工艺率先在中国发明和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术后到八世纪中叶为止,只有当时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国家才有发达的造纸工业。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人们已在在楼兰遗迹的考古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而中亚地区虽然也是用纸,但没有发现造纸作坊的证据。很多人认为造纸术的西传为中亚、西亚及欧洲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而最初这场变革却是很意外的:751年唐与新兴的阿拔斯王朝在中亚的怛罗斯战役,三万唐军失败,阿拉伯军队将唐军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有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最终造纸术就这样传播到伊斯兰世界,后来在14世纪传入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和伊比利亚半岛,15世纪传入西欧和中欧。
西域地区沙漠密布,各国的繁荣与水往往是脱不开关系的。天山与昆仑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补给水源之一。然而收集这些雪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后积聚在山路的水很短时间就会被蒸发或渗入地下。自汉宣帝在位时派遣军队囤积在西域发展农业时,流传于山区的坎儿井和井渠技术被同样需要水源的军人使用在西域,并逐步流传至更远的国家。早先西域地区坎儿井技术究竟是由中国还是波斯传入西域一直事件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井渠技术和穿井法被证实是由中国传向西方:《太史公书》中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断绝水源的方式围困城市。然“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坚持了很长时间。
古代中国的印刷术也是沿着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碎片如今仍保存于英国。这说明印刷术在8世纪至少已传播至中亚。13世纪时代,不少欧洲传教士和使节沿丝绸之路来到元朝的都城拜见蒙古皇帝,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1450年,欧洲人古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现,令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传遍了整个欧洲。
前1世纪末叶,佛教自于阗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侧之“丝绸之路”子孔道,全面传到西域各国。关于佛教传入西域地区,目前尚有许多说法。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纪末已传入西域了”[来源请求]。据此,佛教于公元前87年传入西域于阗(和田)以后,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阗向西或北方向传播到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喀什、阿克苏、库车、焉首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北路各地和向东北方向传播到且末、若羌、米兰、楼兰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南北路诸地是理所当然之事。
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成为很多人的信仰;并沿着丝绸之路的分支,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
拜火教(一名为祆教)是中国人对古伊朗琐罗亚斯德教(这可能与西域地区与拜火教敌视的伊斯兰教有关。)的称呼,该教于公元前6—前1世纪沿丝路向东方传播,被认为是最早传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国教,在伊斯兰哈里发兴起后被迫东移。有记载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受到中原王朝朝廷支持,隋唐时期也有许多祆祠以备“胡商祈福”,地方统治者为控制拜火教的发展,设立萨薄一职,试图将宗教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但该教于九世纪中叶回纥人西迁塔里木盆地后则基本消失。
景教则是叙利亚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的一个分支,史料记载景教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博得皇帝好感,并准许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在位时,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大唐皇帝像。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景教徒伊斯曾协助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原顺利发展了2百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在会昌法难之后,景教走向衰落,但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末叶天主教进入中国时仍未绝迹。
公元386-534年,拥有“民乐之王”之称的琵琶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经由西域传入中国,给中国古典音乐史带来了新的曲目和音乐理论。此后不仅在隋唐成为九部、十部乐中的主要乐器,而且造就了无锡派、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等多个琵琶流派,以及《塞上曲》、《夕阳箫鼓》、《十面埋伏》等传世名曲,白居易、元稹、苏轼等文人墨客都留下了咏叹琵琶的流芳千古的诗词歌赋。在唐代(618-907),琵琶从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从中国传入日本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至今收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堪称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品。[23]
在公元1世纪初,儒学已传入朝鲜,《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成为朝鲜人的经典读物。5世纪以前,儒学经朝鲜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到日本的儒家学者。隋唐时期,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学习中国文化,回国后他们借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和草书,创造了日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而儒家文化随之普及到日本社会各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