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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士英（1596年—1647年），字沖然，號瑤草[1]，貴州貴陽人，祖籍直隸儀真（今江蘇儀徵），明末、南明政治人物，萬曆己未進士。弘光時官至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清軍破南京，馬士英逃亡浙江，被俘身死。
誥授光祿大夫、太僕寺少卿馬明卿四子[2][3][註 1]。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馬士英舉乙卯科貴州鄉試十三名舉人[4]，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中式己未科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天启年間，遷郎中，出為嚴州、河南、大同知府。崇禎三年（1630年），任山西陽和道副使，後升宣府巡撫，不久因賄賂權貴被太監王坤舉發削職，寓居南京。馬士英閒居南京時與阮大鋮交厚，更因阮之力復出擔任鳳陽總督一職，結下了與閹黨的深厚關係。
崇禎帝殉國後，當時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孫，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潞王朱常淓、桂王朱常瀛（永曆帝朱由榔之父）等人。論輩分親疏，又以福王朱由崧為其中最適當人選，然而南京朝廷的許多大臣皆為東林黨、復社出身，對於擁立福王有所顧忌。因為此前明神宗曾經想要廢太子，改立朱常洵（福忠王，朱由崧的父親），遭到東林黨人的反對而作罷，是為國本之爭，故東林黨、復社人士害怕福王一旦登基，自己恐怕難逃排擠與報復，於是亦有許多人支持擁立潞王稱帝。
南京朝廷的首席重臣史可法的恩師左光斗為東林黨人，史可法本身的政治理念也較偏向東林、復社人士，但是考慮到諸位藩王王地位的親疏，仍以立福王最具正當性，於是史可法為此積極奔走、試圖找尋折衷的辦法。在史可法仍在聯絡各方人士的過程中，馬士英與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等人則搶先一步推舉福王擔任監國，並於五月十五即位為皇帝，改隔年為弘光年號。
福王既立，馬士英因為定策有功，任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加右副都御史銜，仍任鳳陽總督，成為南明朝廷首席大臣。其餘高傑、黃得功等人亦因為實際擁有兵權而加官晉爵，統領江北地區的軍備防務。原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與復社人士也因此失勢；史可法乃自請督師，前往揚州統籌守務，然而高、黃、劉等武將，卻各自只為鞏固自身勢力，與史可法未能配合。
馬士英後來推薦了在「魏忠賢逆案」中被定罪的阮大鋮任官，使復社人士相當不滿，藉此攻擊馬士英為阉党奸佞。兩方在政治上爭執不下，造成南明朝廷的內、外不和諧，始終無法同心力求明廷的恢復[5]。明亡之后史家因受东林党影响，而将馬士英列为奸臣。
弘光元年（1645年），鎮守武昌的左良玉，發兵沿江而下，要「清君側」、「除馬阮」[6]。馬士英提出：「寧可君臣皆死於大清，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7]。命史可法从泗州移兵抵燕子磯，以防左良玉。左良玉兵败后，史可法移师揚州，在清军攻击下失守，史可法壯烈殉國，南京政權被滅。弘光帝被虜，馬士英逃至浙江，投靠總兵方國安，後被清軍所俘，拒降身死。（一說逃慝台州四明山之金鐘寺剃髮[8]，被清兵俘虜，最後殛死）。
有兩子，一名馬錫，一名馬鑾。馬錫由於看不慣其父為人，哭著勸其父改過。明亡后在南京靠算命為生，終其天年。馬鑾則依仗其父勢力，在宮內佈置密探，監視朝廷動靜。清軍入南京時被殺。[9]
傳說馬士英渡過錢塘江後，底下的黔兵各個四散潛逃，馬士英乃隱居在天台寺中。後被其家丁五花大綁獻給清朝的某位貝勒，貝勒細數其罪狀及惡行後，將其誅殺；再將其屍體的皮剝下，中間塞草，憤怒的百姓看到馬士英的下場，無不拍手稱快。厭惡他的更將他與崇禎時被明思宗賜死的周延儒並稱，將兩人下場寫作一副對聯，曰：
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繩系延儒之頸，宛同狐狗之尸；
馬士英號瑤草，家藏瑤、腹藏草，草裹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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