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文官为主、各省仕林相依附而成的一个儒家政治集团。雏形是徐階的「江南官僚集團」，於萬曆年間初見（《明史·孫丕揚傳》說：「南北言官群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東林」二字取自於顧憲成講學之東林書院，是為東林黨之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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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形
江浙的官僚政治集团，其雛形很早就出現了。在嘉靖倭乱时，江南官僚弹劾浙闽总督朱纨，致使朱纨被革职，負氣自殺；后上海人徐阶又以通倭寇为名，扳倒严嵩父子，以徐阶为首的这批江南官僚或被認為是东林党的雏形。嘉靖末年的党争，亦由此而起。
萬曆年間的中國面臨十五世紀後半葉日益加劇的社會危機，如農民起義和新興市民反封建鬥爭。在這環境下當顧憲成、高攀龍等一批進言而被貶的官吏回鄉時，他們并未消極隱居而是志於世道，并為首重建東林書院，并組織一部份在朝、在野的地主士紳及其知識分子批評時政，追求改革[1]。
學問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以顾宪成与高攀龙为首的学者重修宋儒楊中立主講的东林书院，並在此讲学，學問調和了陽明學與朱子學，主要是陽明學的守舊派，甚至是偏朱子學，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会期各3天。顧憲成認為當時王学末流中掀起的一股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之风，故而在《東林書院院規》中，明確地提出了「以性善為宗」的人性論，以針對著王陽明的「無善無惡是心之體」說法[2][3]，並提出了「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等鼓勵士人做實事、去虛談的言論[4]。而另一創辦人的高攀龍面對當時國危民艱的環境，則產生了「現實」、「實事」的積極思想，把注意力從「至善」的道德原則轉向了「治國平天下」 的「有用之學」，提出如「學問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學問」等進步思想[5][6]。
东林书院则成为江南谈论国事的舆论中心，在此谈论国事的人则称自己为东林党人。《明史紀事本末》云：「今日之爭，始於門戶，門戶始於東林，東林始於顧憲成」。东林党聚集了在朝在野的各种势力，于讲学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7][8]。
以顧憲成為首的東林黨人，抱持著帝王的「一家之公」，不可侵擾「天下之公」的思想[9]，又主張「知輔行主」、「崇 實黜虛」，提出了一些有利於國家改革時政的建議，例如加強軍權“京案”“行取”考察官員，澄清吏治，限制閣權，政歸六部，停止礦稅的掠奪等[10]。
起伏
由于东林党人指责朝政“奸臣”，触动当时的专权阉党的魏忠贤，魏忠贤借“梃擊、红丸、移宫”等明末三案为由，唆使其党羽造《东林党点将录》做為打擊東林黨的書籍，天启五年（1625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东林书院被毁。东林党人也遭到打击，杨涟、左光斗等東林六君子遭到杀害或被迫自盡。天启六年（1626年）高攀龍、周起元、黃尊素等東林七君子遭到杀害或被迫自盡，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帝（思宗）即位，崇祯有鑑於天啟年間魏忠賢閹黨的惡政，逼殺魏忠賢，貶斥了大量閹黨官僚，魏忠贤被迫自殺，东林党餘人才免遭魏忠贤的打击。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平反，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史稱東林黨爭。東林黨與閹黨之間的鬥爭一直延續到清朝初年。
尾聲
明亡以後，部分東林黨人如項煜、周鍾、時敏等投靠李自成、也有黨人如陳名夏、房可壮、錢謙益、惠世扬等入仕清朝，其中錢惠二人俱先降而暗中反清。其餘黨人如史可法、曾櫻、姜曰廣、解學龍、陈子壮、鹿善继、吴钟峦、劉宗周、张肯堂、陳潛夫等則或殉國成仁、或積極參與抗清活動，也有就此銷聲匿跡潛入地下抗清活動，如方以智等。
东林党人
早期東林黨有三大首領，號稱「東林三君」，即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其餘的早期成員有薛敷教、葉茂才等東林八君子。後來又有所謂東林七君子、東林六君子等人物。從東林黨成員出任官職的經歷分析來說，相當部份的早中期東林黨人都有地方幹練官員出身的背景[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
研究書目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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