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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資治通鑑》，簡稱《通鑑》，是中國著名古典編年史[1]:1、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長篇編年體史書，共294卷，三百萬字。作者司馬光和他的重要助手劉恕、劉攽、范祖禹等人根據大量史料，花19年時間，才把從戰國到五代這段錯綜複雜之歷史寫成年經事緯之巨著[1]:1。《通鑑》採用資料，除正史以外，所採雜史多至二百二十二種[1]:1。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战国时代）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征淮南，計跨16個朝代，包括秦、漢、晉、隋、唐統一王朝和戰國七雄、曹魏蜀漢東吳（三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其他割據政權，共1362年的逐年記載詳細歷史。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重要的地位。《通鑑》一向為歷史學者所推崇，有很多人摹倣它，寫成同樣體裁之編年史，在中國的歷史編纂學上曾起過巨大影響[1]:1。
《資治通鑑》是繼《春秋》後的一部以編年體的史學巨著，作者司馬光自幼好讀《左氏春秋》，喜歡編輯舊事以成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歷年圖》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蓋周、秦二朝，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內設置書局，将颖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並供給笔墨、缯帛、費用、餐點、果物等服務，要他繼續寫下去，並准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書。
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為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2]，“常讀書於其中”，“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夜秉燭著書，生病時亦不休息。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說：“先王曰，死生命也。”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
書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鑑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治理」。「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的「通史」，「鑑」則有引為「借鏡」之意（以史為鏡）[3]。宋神宗亲自作了一篇序，赐给司马光。这篇序后来保护《通鉴》免遭毁版的灾难[4]。
《資治通鑑》編修工作艱鉅，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加以增刪[5]，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搜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6]，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清人袁枚稱：“李鄴侯北伐之谋，保储之諫，辨建寧之寃，保李晟、马燧之功，新、旧两《书》俱不载入……微温公《通鑑》取李繁《家传》大为阐扬，则鄴侯一代伟人，几乎黯然无色。”[7]。南宋洪邁更進一步考證：
| “ | 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锋、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8] | ” |
《資治通鑑》述龐勳時，除用鄭樵《彭門紀亂》，亦引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賈緯《唐年補錄》等私家著述；又如《平剡录》专記“太和末擒越盗裘甫、平剡县”之事，温公虽用《平剡录》，卻不提诈降及计诱，又兼存《玉泉子见闻录》之论。《資治通鑑》大量描述地方史觀與社會史觀，而別於官修新舊唐書之中央史觀。
《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末尾傅奕临终前描述：
| “ | 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遇病不呼医饵药。有僧自西域来，善咒术，能令人立死，复咒之使苏。上择飞骑中壮者试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术也。臣闻邪不干正，请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若为物所击，遂不复苏。又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长安士女辐凑如市。奕时卧疾，谓其子曰：“吾闻有金刚石，性至坚，物莫能伤，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试焉。”其子往见佛齿，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时年八十五。 | ” |
其近乎神話色彩的史料来源则是唐人李亢《独异志》、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和宋朝王讜的《唐语林》。另一角度來看，大量引用野史則容易於造成史料可信性失之考辨，朱熹即認為《通鑑》誤信《孔叢子》，“則考之不精甚矣”。[9]清人周中孚亦對通鑑引用《趙飛燕外傳》之文有微詞，“司馬公反引其最紕繆之語以入史籍，則失考之甚矣”。[10]
《資治通鑑》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曆，以夏曆為主，作為全書的骨幹，若同年有二年號以上，則以後來者為定。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叢目」[11]，各人先修「長編」[12]，編寫「長編」時常在每一事中間空一行以備剪貼，務求其詳盡，“寧失于繁，毋失于略”，接下來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考其同異，刪其繁冗，如范祖禹的〈唐紀〉成書六百余卷，經司馬光剪裁、編定為八十一卷[13]。如果發現彙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最後方能定稿。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用雜史諸書，如淖方成“禍水”之語則采及《飛燕外傳》[14]；張彖“冰山”之語則采及《開元天寶遺事》，並小說亦不遺之[15]。司馬光一生不寫草字，《資治通鑑》草稿全部以正楷寫成，李燾《巽巖集》載：“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16]。
《資治通鑑》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才完成。由於過度勞累，元丰五年秋天，司馬光已罹患「語澀疾」（清朝陳弘謀謂「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內容提及反對變法事[17]。元丰七年十一月司马光《进通鉴表》自叙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亦曾自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家省思，史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鑑》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
雖然此書中司馬光自己的意見皆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司馬光編集此書，朝廷許他「自辟屬官」，他邀請了劉攽、劉恕、范祖禹成為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一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范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三國兩晉南北朝歸劉恕[18][19]，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資治通鑑》，負責檢訂文字。删改定稿则完全由主编司馬光一人完成，故行文頗為一致。刘恕之子刘羲仲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21]，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四成，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司馬光的曾孫司马伋曾據司馬光的遺稿，將《資治通鑑》編修書法分類為36例。具體為：（1）用天子例。（2）書列國例。（3）書王制例。（4）書封爵禪位例。（5）書改元未禪位例。（6）書帝王將受禪例。（7）書廟號例。（8）書國號例。（9）書改元例；（10）書稱號例。（11）書王公例。（12）書建列國太子例。（13）諸王書名例。（14）書立王例。（15）書徒王例。（16）書列國立太子例。（17）書列國紀事取年號例。（18）書官名例。（19）書兼職例。（20）書罷免例。（21）書聘使例。（22）不書例。（23）重書例。（24）豫言例。（25）追書例。（26）書日後先例。（27）書事同日例。（28）書事相涉例。（29）書斬獲例。（30）書世系例。（31）從後姓例。（32）書字例。（33）書鄉里例。（34）書改置州郡例。（35）書薨卒例。（36）書反亂例。[22]
帝后死稱“崩”，王公死稱“薨”。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列國諸侯遠出稱“還某郡”。
《資治通鑑》具有強烈但過於主觀的正統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魏有〈紀〉，蜀漢、吳無〈紀〉；南北朝時代，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又如《通鑑》載蜀漢建興九年：“ （諸葛）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23]
《資治通鑑》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24]。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25]，其中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以篇數看來，〈漢紀〉所佔篇幅最多、其次為〈唐紀〉。
陳垣《胡注通鑑表微》曰：“《通鑑》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餘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鑑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資治通鑑》北宋殘稿今存僅8卷，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原稿33.8×130公分，共29行，465字，记载东晋永昌元年（322年）一年的史实，自永昌元年正月王敦即將作亂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而还止，每段史事开端約一、二字或四、五字，以下接“云云”二字。有宋赵汝述、葛洪、程垓、趙崇龢跋；元柳贯中、黄溍、宇文公諒、朱德潤、鄭元祐、任希夷跋[26]。
手稿的最後一段是司馬光用范純仁寫給司馬旦的書札起草，原信用墨筆抹去，字跡依稀可辨：“純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狀，必計通呈，比來伏惟尊候萬福，伯康必更痊平。純仁勉強苟祿，自取疲耗……”[27]，“自取疲耗”以下尚有79字，至清初已不見，大概被割除[28]，卷後有多人題跋；曾題跋的韓性說：“其以牘背起稿，可見其儉；字必端謹，可見其誠；事而書之，該以一二字，可見其博；紙尾謝狀詞，雖平常字，亦出於手書，可見其遇事之不苟也。”[29]
元祐元年（1086年）黃庭堅﹑張舜民等奉命校定《通鑑》初稿完畢﹐送至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但元祐本已不可見。紹興二年（1132年）有餘姚重刻本﹐今多殘缺。
中華書局據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發行的點校本《資治通鑑》，分簡體和繁體版本，均附「胡注」及「章校」的版本，其再版的版本是當今最好的版本。
司馬光撰《資治通鑑》，略依《左氏春秋傳》體[31][32][33]，重視戰爭之描寫，是一本道地的「相斫書」[34]，如對戰國時代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與袁紹 “官渡之戰”，三國時代曹魏與蜀漢、東吳的“赤壁之戰”，東晉謝玄與苻堅的“淝水之戰”，皆詳細生動，如歷其境[35]。“赤壁之戰”寫“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馀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语言生动活泼，躍然紙上；又寫曹操的機謀：“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淝水之戰”寫慕容垂勸苻坚出兵是别有用心：“慕容揩、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谁与成之。’”又寫兩軍對峙時，秦軍未戰先懼：“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部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顾谓融曰：‘此亦劲敌，何谓弱也！’怃然始有惧色。”東晉取得勝利後，“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履齿之折。”
司馬光留意軍事，嚴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同時司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歷代農民戰爭，例如對於黃巢起義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記載前後經過，嚴明紀律，及其成功與失敗之處，遠比兩《唐書》（各3000字與7000字）完備。黃巢軍進入長安，向百姓發告“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之語[36]，只有《通鑑》保存了這條寶貴的材料。
司馬光大量的從正史中節錄史料，又能隨時加以剪裁陶鑄，文字風格如出一手。[37]《通鑑》並沒有太多僻字，以簡潔明白為主[38]。例如《後漢書》宦者列傳第六十八記載鄭眾：
| “ | 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眾始焉。 | ” |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則改為：
| “ | 鄭眾，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誅憲……鄭眾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 ” |
《資治通鑑》加強了“帝由是賢之”一句，使得行文流暢，更明白易懂。《資治通鑑》強調防微杜漸，因此認為東漢的宦官為害之烈，實肇始於鄭眾受到重用，“宦官用權，自此始矣”。《資治通鑑》這種強調“前因後果”的概念，貫穿全書，又如司馬光認為漢武帝逼死戾太子，實肇始於“堯母門”，而漢祚不亡則是武帝“晩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39]中唐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病死，高麗人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姑息，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這時司馬光發表議論：“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40]。《通鑑》又記牛李黨爭的開端。長慶元年（821年），禮部侍郎錢徽主持進士科考試，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楊殷士皆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稱禮部貢舉不公，翰林學士李德裕和李紳說段文昌所言是實情。結果錢徽、李宗閔、楊汝士都因此被貶官。李、楊大恨，從此“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41]。《通鑑》又認為朱溫篡唐乃宦官弄權所致。
又如司馬光改為《後漢書》卷四十七的班梁列傳：
| “ | 慬（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慬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觿，羌遂奔散。 | ” |
东汉与羌族之間的戰爭維持百餘年，直到建宁二年（169年）东羌始为段颎平定。《資治通鑑》卷49改“羌遂奔散”為“羌稍退散”，更符合史實：
| “ | 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寇鈔三輔，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即引兵赴擊，轉戰武功、美陽間，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 ” |
司馬光引用《三國志·張飛傳》之言，寫定關羽與張飛兩人的性格缺陷，並認為張飛之所以被殺，是因為喜虐待士卒[42]：
| “ | 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 ” |
另外，司馬光《答范夢得書》論修書事說：
| “ |
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記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説、文集，盡檢出一閱。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説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詩賦等若止為文章，詔誥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詼諧止於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詔誥有所戒諭，妖異有所儆戒，詼諧有所補益，并吿存之。 |
” |
《資治通鑑》不書奇節，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儲君，屈原自沉汨羅江[43]，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姚崇的“十事要說”[44]，悉闕而不錄[45]，但對吳起舟中議事[46]、魏文侯不失虞人之約則取之。《通鑑》對於迷信、怪誕、符瑞、圖讖亦不取[47]，如劉邦入秦，有五星聚東井之；但對於破除迷信之事則取之，如劉裕伐南燕，或勸以「往亡不利」，劉裕以「我往彼亡」對之而最終大勝；又如呂才受命刊定〈陰陽雜書〉、范縝作〈神滅論〉等皆取之。[48]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云：
| “ |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文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 | ” |
司馬光主張政簡刑輕、輕徭薄賦，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49]對於一切急進改革，均予以否定，[50]《通鑑》即批評商鞅變法，說“此四君者（四位诸侯），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對李悝變法更是隻字未提，並且盛讚曹參謹尊蕭何律。司馬光非議變法，不滿王安石之新政，他請求出任西京御史臺，退居洛陽十五年（1069年—1084年），以書局自隨，繼續編纂《資治通鑑》；儘管司馬光宣稱“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51]，但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他重新執政之後，卻盡廢新法，蘇軾無奈的說：“又是一個拗相公”，雖然司馬光將歷朝黨爭提寫的一清二楚，可惜自身卻深陷於黨爭之中不可自拔，《資治通鑒》也差點為新舊黨爭所毀[4]。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与司馬遷的《史记》並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52]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王鸣盛認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53]
《通鑑》亦有高度文學價值，曾国藩撰成《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其中选录《资治通鉴》11篇。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54]
《通鑑》成书不久，其体例後世仿效亦眾，著名的有南宋金履祥作《資治通鑑前編》、南宋李焘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鑑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為續李燾《续资治通鑑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鑑》，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鑑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鑑論》，清代徐乾學的《資治通鑑後編》、毕沅的《續資治通鑑》。王應麟有書《玉海》，書裡面有一部《通鑑答問》。伍耀光輯《通鑑論》，前有史事簡介，季亮時輯《司馬溫公通鑑論》，宋晞《司馬光史論》專輯「臣光曰」，最為簡略。历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鑑学”。金朝人亦好讀《通鑑》，完颜璹与蔡珪、萧贡并称金源一代《通鉴》三大名家[55]。完颜璹“读《通鉴》至三十馀过”[56]，元好问说他“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有三百馀年之事，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道之如目前，穿贯他书，考证同异，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57]。
由於《資治通鑑》著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後世有稱之為「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鑽研《資治通鑑》作謀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鑑熱，研究者主要都是藉此書作商戰之用。
白話翻譯本如下：
部分其他語言译本如下：
《資治通鑑》著重於政治與軍事，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如載「租庸調制」僅“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二十餘字[60][61]，武德二年确有新的租调法颁布，但似未涉及“庸”[62]。在司马光看来，米价才是經濟重點，《通鉴》对唐代各个时期米价的记载达十八次之多[63]。
《通鉴》重視戶口，记录了许多唐代的户口数，如开元十四年、开元二十年、开元二十八年、天宝元年、天宝十三载、建中元年、元和二年等[63]。《通鑑紀事本末》只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對於「詩賦有所譏諷」者則採之，如卷一百四趙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為袁粲作歌。司马光尤重陆贽议论，采其奏疏三十九篇[64]。
《資治通鑑》又專記鳩摩羅什譯經，卻不記玄奘譯經[65]，又詳細記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規模的禁佛毀佛事件；記陳群的九品中正制，卻不記隋代開進士科取士，凡與政治無關者，多不錄取。顾炎武說：“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66][67][68]。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立儒、玄、文、史四学，司马光发表评论，四学其实是等而下之，不值得重视，“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莊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69]
《通鑑》稱美唐宣宗及其大中之治，“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王夫之則一反司馬光的看法：“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70]錢鍾書認為《通鑑》不可盡信：“余嘗取《通鑑》與所據正史、野記相較，得百數十事，頗足示修詞點鐵、脱胎之法，至於昭信紀實是否出入，又當别論焉。”[71]。
《资治通鉴》雖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72]。但因時代所限，《資治通鑑》本身也有不少錯誤，舉例如下：
再如《資治通鑑》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
吳玉貴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歸納出《通鑑》紀時所發生錯誤，共計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補此方面的缺失。[100]
《通鑑》在剪裁上也有一些失誤。
| “ |
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辣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
” |
「永覽前戒」一語很明顯是摘錄了《後漢書·明帝紀》：“永覽前戒，竦然兢懼。”，但何謂「前戒」，通鑑並無說明。查《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第二原文為
| “ | 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睢》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 ” |
“昔應門失守，《關睢》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即是「前戒」之語被司馬光所誤刪。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鑑》，著有《資治通鑑補》，列舉通鑑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近人岑仲勉認為《通鑑》對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的評價有偏頗之嫌，司馬光還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遊戲，並批评《通鉴》“怀挟私见，丧失了史家的公正立场”。[106]岑仲勉還寫有《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辛德勇認為，司馬光為了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在《資治通鑑》中採納諸如《汉武故事》、《赵飞燕外传》等不可靠來源以歪曲歷史，來達到警醒当政者的目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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