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祖禹(1041年—1098年)[1],字淳夫(一作淳父、純父、純甫),一字夢得,世稱華陽先生,益州(後為成都府華陽縣人,北宋史學家、文學家、官員。宰相呂公著女婿,嘉祐八年(1063年)進士

生平

范祖禹擅歷史,尤通唐書,頗受司馬光賞識,自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曾與他人合力編修《神宗正史》、《神宗實錄》 等史著,但上述史著中已亡佚不存[1],亦與劉恕劉攽等人協助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其間范祖禹擔任協修角色,主要負責〈唐紀〉十五年,潛心居洛,不慕榮進,成書六百餘卷,由司馬光剪裁、編定為八十一卷。

范祖禹著有《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范太史集》五十三卷等。其中又以《唐鑑》尤為傑雋,上起唐高祖,下迄唐昭宣;《唐鑑》自序謂:「臣祖禹受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臣謹採唐得失之迹,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 為十二卷,名曰《唐鑑》。」[2]後世學者尊為「唐鑑公」。宋高宗曾撫此書再三讚賞:「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3]程頤認為《唐鑑》「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4]朱子語類》謂其「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5]朱熹說:「《唐鑑》議論大綱好,欠商量處亦多。」又批評道:「純夫議論,大率皆只從門前過。」[6]

范祖禹撰寫《唐鑑》的起迄時間,史無明確載記,他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二月廿八日所上〈進《唐鑑》表〉稱:「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嘗於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 折以義理,輯成一書。……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1],故在協助司馬光撰修唐紀叢目與長編期間,已萌發撰寫《唐鑑》[7]。據《宋史‧ 神宗紀》記載:「(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戌(初三),帝不豫。……(三月)戊戌(初 五),上崩于福寧殿。」。由此推測,《唐鑑》的完成時間約在神宗元豐七年(1084) 末以至元豐八年(1085)初。[8]

范祖禹同時是一位優秀的講官,進講前晚,必定端正衣冠蘇東坡曰:「范淳夫講書,為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

元符元年(1098年)十月卒,先葬化州(今日廣東化州市),位今河西獅子嶺(石牛崗)南麓(人民醫院北隅),坐北向南,背依龍岡盤石,面向欽廉驛道,不久由長子范沖遷回河南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天地原家族墓地,正德間曾有人毀其墓誌。女真入洛後,范沖攜家南遷衢州(范沖逝後葬在今衢州市常山縣何家鄉黃崗村,清雍正八年范氏後人還曾在此重立墓碑),但其族人長期自稱「洛人」。」[9]

亲属

  • 范祖禹的祖先:范滂東漢)……范履冰唐代)—范冬倩—范鳴鶴—范季明—范居倫
  • 范祖禹的鼻祖:范居倫
  • 范祖禹的遠祖:范隆
  • 范祖禹的太祖:范彦朗
  • 范祖禹的烈祖:范紹温
  • 范祖禹的天祖:范昌祐
  • 范祖禹的高祖:范璲
  • 范祖禹的曾祖:范度
  • 范祖禹的祖父:范鍇(伯叔祖:范鎡范鎮
  • 范祖禹之父亲:范百之(或稱范百祉)
  • 范祖禹的兄弟:范祖仁范祖哲
  • 范祖禹的远房堂兄弟:范寥
  • 范祖禹的儿子:范沖呂希哲女婿)、范温[10]秦观女婿)
  • 范祖禹的孙子:范仲熊范仲彪范仲愈范仲補范仲考范仲覺
  • 范祖禹的曾孙:范華、范萊
  • 范祖禹的玄孙:范擇言范擇中范擇庸范擇能

由于居地各异,范祖禹后人姓名与成都本宗渐趋不同,下以范百朋后嗣为例:

  • 范度—范鍇—范百朋(卫尉寺丞)—范祖旦范洧范仲祖范子升范東叟(龙图阁直学士,其墓志出土于江西丰城,时至今日,仍有为数不少的范氏后裔居住在丰城一带)(范東叟為葉適之子、朱熹弟子葉味道門人,因而為当地注入了永嘉之学,同时还有不少范氏学者(如范大性范大冶)迁入江西地区,促进了元明时期的赣学发展)—范大有(承务郎)

著作

范祖禹著作有《范太史集》(又名范祖禹集)五十五巻,清四庫全書版本。

《詩解》一卷

《古文孝經說》一卷

《論語說》二十卷

《祭儀》一卷

《三經要語》

《經書要言》

《家人卦解義》

《唐鑒》十二卷

《帝學》八卷

《仁皇訓典》六卷

《家傳》八卷[並范沖編]

《唐鑒》編篡之特點

范祖禹的政治思想在《唐鑑》中多有顯現,治國上對內他希望君臣間能遵守儒學綱常,對外他則希望能堅守夷夏之防,反對與外族進行和親,通篇可見范祖禹尊崇儒學之展現。[11]而范祖禹編纂《唐鑑》的目的是希望君王能夠記取歷史教訓,進而改進治國作為,表達希望君王「重用賢臣,遠離小人」之思想。[12]

《唐鑒》和《資治通鑑》編篡的差異

     范祖禹曾參與《資治通鑑》編纂過程,在當中擔任〈唐紀〉的史料蒐集、整理的工作。[12]在編纂《唐鑑》時范祖禹採編年體編纂,時間跨度上從唐高祖開始下至唐昭宗結束。[13]

資治通鑑》與《唐鑑》雖在編纂形式上皆採編年體,但兩者的紀年方式卻有差異,若遇到「一年中會出現兩年號以上」的情形發生,司馬光在《資治通鑑》會以最後的年號為準,《唐鑑》則會選用當年最開始出現的年號。兩者在敘事體例上也有差距,《資治通鑑》紀錄皇帝即位前的事蹟時,司馬光通常會直接書寫皇帝的名字,等到登基後才始稱他為「帝」;范祖禹則通常用各皇帝的廟號直接書寫各事蹟,不會有登基前後稱呼書寫的差異。《唐鑑》在史事陳述方面不會寫明精確時間,因其撰寫動機非梳理歷史脈絡。在《唐鑑‧高祖》中有一段:「(武德元年)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并付所司,量才選用。」可知《唐鑑》裡記錄此詔書是在武德元年五月頒布,但在《新唐書‧高祖紀》與《資治通鑑》中此詔書都記載是於武德元年六月乙酉頒布,可見《唐鑑》會出現時間錯誤紀錄之情況。[14]

傳記

《宋史》卷三百三十七 列傳第九十六 范鎮從子百祿 從孫祖禹。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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