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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儒家經典，文學作品，四書五經之一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前11世纪-前6世纪）的诗歌305篇（除此之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詩六篇[1]，题目分别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和由仪）[2]。原本叫《诗》，又称《诗三百》《三百篇》。[3]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經典，遂也称之谓《诗经》，而正式使用《诗经》一名，应该起于南宋初年[4]。漢之後人們蒐集整理《詩》。[5]其中最为著名也是流传至今的，是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王刘德、毛苌版本《诗经》，因此该版本又称为《毛诗》。目前安徽大学藏战国早期楚国版本的《诗经》是最早的《诗经》原始版本。《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愛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風俗与婚姻、祭祖与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詩經》是陸續編輯成的，最古的是周頌，接著是大雅，其次是小雅，最晚的是商頌、魯頌和國風。[6]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書》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國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7][8]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詩譜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500年。
古人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选，共有“王官采詩”和“孔子删诗”、“献诗说”三種说法：
西汉初年，传授《诗经》的主要有齊、魯、韓三家，分别出自齐人辕固、鲁人申培和燕人韩婴，《诗》经过三家注释、传授后，成为固定的带有注释性文字的版本，分别被称为“齐诗”、“鲁诗”和“韩诗”。[17]齐、鲁、韩三家所传诗，依据的是秦以后成书的今文經（当时的“今文”指汉隶）。最初以鲁诗最为盛行，齐诗次之，韩诗又次之。后来鲁人毛亨、毛苌（即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自称按子夏所传“古文经”另辟蹊径进行注释（当时的“古文”指大篆，也泛指秦“书同文”以前六国各自的字体），自成一家，被称为“毛诗”。在西汉不具学术权威性，而《汉书》仅提及其“自言子夏所传”，到了魏晋时代才成为显学。[18]
三家诗认为《诗经》中涉及情愛的诗不雅，常加以各种附会解释，将其解为歌颂或讽刺政治之作；毛诗则推翻三家之言，往往根据史书《左传》中的历史事件来解释《诗经》的篇章。[19]然而，学者王先謙在整理对比四家诗说时，发现毛诗的牽強附會现象也非常严重。且毛诗对诗经篇目进行了修改，如将邶鄘卫风分为邶风、鄘风和卫风，然而这三个地区是殷商畿内，殷亡后设立三监，实为同一地区。[18]现今，三家诗皆散逸，仅《毛诗》一家流传于世。其中《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20]，另有《韩诗》流派的衍生著作《韩诗外传》10卷幸存。
现存的《毛诗》每篇都有一个题解，叫做“小序”，其作者大部分已不可考。现在一般都认为解说文字除少数几篇以外，大部分都不可信。但是《毛诗序》对后人的影响非常大。古人用典往往遵循《序》的解释。《毛诗序》最大的缺点在于同样具有穿凿附会的痕迹，因而在后世儒家研究《诗经》的著作中被反复推翻、论证[21]。
现存的鲁诗、齐诗和韩诗由王先谦集合前人从文献中挑出的三家诗说的残片，着重参考陈乔枞编集的鲁齐韩三家诗，编成《诗三家义集疏》。[18]
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出许多载有《诗经》文字的竹简、木牘、帛书。1977年在安徽阜阳雙古堆发掘出的汉代竹简本《诗经》是现存的年代较早的诗经古本。2015年，安徽大学收购入藏的战国竹简安大简记录的《诗经》是目前发现的抄写时代最早、存诗数最多的古本，竹简年代约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之间，属战国早中期，存《國風》詩58篇，與今本《詩經》編次多有不同，同一字句的寫法亦多有歧異，提供了豐富的通假字和異體字等異文材料[22]。2021年荊州市的王家咀戰國楚墓出土竹簡包括《詩經》，其內容可與今本《詩經》十五國風的絕大部分詩篇相對讀[23]。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關雎》是國風的開始，《鹿鳴》是小雅的開始，《文王》是大雅的開始，《清廟》是三頌的開始。“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現手法。
《风》又称《國風》，一共有15组、按地区划分，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桧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豳[24]风”、“陈风”和“曹风”，共160篇，又被称为“十五国风”。《国风》被普遍视为《诗经》中的文学精华部分，后人将其与屈原的《离骚》并称为“风骚”。从风格上讲，《国风》带有浓烈的地方色彩；从内容上讲，《国风》大多数是民間詩歌，作者除少數是个别貴族外，大多是民间人士。
对于《雅》的认识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也有人说“雅”与“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称呼。还有观点认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乐。《雅》共105篇，分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小雅》為宴請賓客之音樂。《大雅》則是國君接受臣下朝拜，陳述勸戒的音樂。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間詩歌。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有赞颂好人好政的，有讽刺弊政的。只有几首表达个人感情的诗。但是没有情诗。「雅」在此可以指貴族官吏詩歌。
《颂》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统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也可以专指宗庙祭祀用诗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合稱《三頌》。其中《周颂》31篇，一般认为其中大部分都是西周前期时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鲁颂》4篇，认为可能是魯僖公时的作品；《商颂》5篇，自古以來一直相傳是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正考父所作，不過，目前學界則傾向於認為是商朝所留下的祭祖詩歌。
“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朱熹《詩集傳》解釋：“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賦”是指“鋪陳直敘”，是直陳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經過（直述法），一般多見於《頌》和《大雅》。“比”是指“託物擬況”，是打個比方，用一件事物比喻另一件事物（比喻法），如《鄘風．相鼠》《魏風．碩鼠》用可惡的老鼠來譬喻統治者的貪婪。“興”是指“託物起興”，是從一件事物聯想到另外一件事物；也可以說是：先言他物，再興起聯想（聯想法），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聯想到新娘出嫁時的美貌有如桃花盛放。
比：為以彼物比此物，彼物與此物能分離為二。[25]
興：則為將客觀之事物（彼物）與主觀之情意（此物）融為一體。
比，比喻，用已知比未知，是以形体喻形体（象树一样高），色彩喻色彩（如花红），光泽喻光泽（如玉润），声音喻声音（似鸟叫），气味喻气味（同尿臊），动作喻动作（如兔快），感觉喻感觉（似狼残），景况喻景况（时尚如潮水）。
《邶風·簡兮》：“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以形态比形态；
《唐風·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以某种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
《王風·黍離》：“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感觉喻感觉；
兴：朱熹：「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
《文心雕龍》：「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
《詩品》：「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 章次 | 章名 | 注释 | 所含目次 |
|---|---|---|---|
| 01 | 周南 | 周公統治下的南方地區内受到“南音”影响的民歌，大致在今洛阳以南，南阳一带[26]。部份學者認為，周南和召南出自南方楚國。[27] | 001-011 |
| 02 | 召南 | 召国及其南部（召公統治下的南方地區）之民歌，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南》考證，原有一種樂器名「南」，這種樂器的使用，可能是南國音樂的特色。《周南》《召南》就是南國地區的民歌，配合南國樂器所奏出的樂調。[28] | 012-025 |
| 03 | 邶風 | 卫国民歌 | 026-044 |
| 04 | 鄘風 | 卫国民歌 | 045-054 |
| 05 | 卫風 | 卫国民歌 | 055-064 |
| 06 | 王風 | 王是“王畿”的简称，即东周王朝的直接统治区。王风所含即东周王畿当地的固有詩歌。 | 065-074 |
| 07 | 鄭風 | 鄭国民歌 | 075-095 |
| 08 | 齊風 | 齐国民歌 | 096-106 |
| 09 | 魏風 | 魏国民歌 | 107-113 |
| 10 | 唐風 | 晋国民歌 | 114-125 |
| 11 | 秦風 | 秦国民歌 | 126-135 |
| 12 | 陳風 | 陈国民歌 | 136-145 |
| 13 | 檜風 | 檜国民歌 | 146-149 |
| 14 | 曹風 | 曹国民歌 | 150-153 |
| 15 | 豳風 | 豳国民歌，傳統的經注說《豳风》是西周初年的詩，產生於成王時代。後人又認為可能是西周後期的詩。[29] | 154-160 |
| 章次 | 章名 | 注释 | 所含目次 |
|---|---|---|---|
| 01 | 鹿鳴之什 | 161-169 | |
| 02 | 白華之什 | 170-174 | |
| 03 | 彤弓之什 | 175-184 | |
| 04 | 祈父之什 | 185-194 | |
| 05 | 小旻之什 | 195-204 | |
| 06 | 北山之什 | 205-214 | |
| 07 | 桑扈之什 | 215-224 | |
| 08 | 都人士之什 | 225-234 |
| 章次 | 章名 | 题解 | 所含目次 |
|---|---|---|---|
| 01 | 文王之什 | 235-244 | |
| 02 | 生民之什 | 245-254 | |
| 03 | 蕩之什 | 255-265 |
| 章次 | 章名 | 题解 | 所含目次 |
|---|---|---|---|
| 01 | 周頌 | 西周王朝的颂歌。据考证，为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时代近一百年间（约前1046—约前977年）的作品。 | 266-296 |
| 01a | 清廟之什 | 266-275 | |
| 01b | 臣工之什 | 276-285 | |
| 01c | 閔予小子之什 | 286-296 | |
| 02 | 魯頌 | 《鲁颂》是春秋时代作品，产生于春秋鲁国國都山东曲阜一带地区，是鲁国的宫廷音乐。 | 297-300 |
| 03 | 商頌 | 传说为商朝的礼乐。前三篇的创作时期较早，为祭祀礼乐。后两篇歌颂宋襄公（前650—前637年在位）伐楚胜利，皆分章，产生的时间较晚。据魏源、皮锡瑞、王先谦、王国维等考证，本章实际上即《宋颂》，是春秋时代的作品，产生于宋国首都河南商丘地带。陆侃如、冯沅君所著《诗史》说《商颂》“一仿《周颂》，一仿《二雅》”。 | 301-305 |
古代關於《詩經》的研究著作多為“注疏”類作品，重在從儒學角度解釋說明“詩三百”的微言大義。注疏是一種研究、註釋儒家經典的重要體例，其中“注”主要補充說明字義、通假、名物、制度等，也闡發義理；“疏”則是對經文和舊注的進一步說明，往往遵循“疏不破注”的規則，在注的框架之內進行闡釋說明。《詩經》古代最重要的注疏是《毛詩正義》70卷，定版於唐朝，沿用西漢毛公所傳《毛詩》的傳，東漢鄭玄在《毛詩》基礎上所作的箋，由唐孔穎達作疏，是唐朝官方修纂的儒家經典權威性釋義叢書《五經正義》中的一部，并在明朝官方修訂版的《十三經注疏》也被收作《詩經》的權威解釋。
其次有南宋朱熹的《詩集傳》。南宋朱熹和鄭樵往往打破《毛詩》的附會，另作新解。
清朝考據學盛行，治學日趨保守，力主恢復毛、鄭（毛亨、鄭玄）乃至西漢初年的三家詩之學。閻若璩作《毛朱詩說》，毛奇齡作《白鷺洲主客說詩》，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用意皆在否定朱熹之《詩集傳》。段玉裁寫《毛詩故訓傳》，孫燾寫《毛詩說》，用意則在否定鄭玄之說。再者，皮錫瑞作《詩經通論》，王先謙作《詩三家集疏》又進一步否定毛詩之說，要回復到齊、魯、韓三家詩義。
清代姚際恒《詩經通論》、牛運震《詩志》、崔述《讀風偶識》和方玉潤《詩經原始》等著作，改採「評點」的形式從文學批評角度鑑賞《詩經》。其中又以姚際恆、方玉潤的著作多有新意，大膽推翻前人陳腐之說，見識較為高明；而王念孫與王引之父子訓詁《詩經》，方法周密，亦見解深刻[30]。
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胡適是現代《詩經》研究的開路人。胡適將《詩經》視為文學作品，批判傳統經學把《詩經》用於教化的「附會」曲解之說，以返回文本自身意義的價值探索為目標[31]。
現代對《詩經》的研究更多從現代人文學科語言學和歷史學的角度出發，側重于考察古今音韻不同，或者專注于搜集可印證上古時期歷史的資料。上博簡出土竹書《孔子詩論》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大段論《詩》文字，據信出於孔子後學之手[32][33]。
古代認為《詩經》是群眾的心聲，反映政治的得失，有「陳古刺今」的效用。在交際的場合，可以「賦詩言志」，借詩句來表示想講的意思。朝廷音樂機構中的樂官，可以諷詠詩句，暗示民心對施政的反應。[34]春秋時期，各國之間的外交，經常用歌詩或奏詩的方法來表達一些不想說或難以言喻的話。
《詩經》為中國第一部純文學的專著，它開啟了中國詩敘事、抒情的內涵，稱「純文學之祖」。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確定了中國詩的修辭原則及押韻原則，稱「總集之祖」、「詩歌（韻文）之祖」。也是北方文學的代表，黃河流域文學的代表，平民文學的代表。
孔子對《詩經》有很高的評價。對於《詩經》的思想內容，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對於它的特點，則“溫柔敦厚，詩教也”（即以為詩經使人讀後有澄清心靈的功效，作為教化的工具實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顯示出《詩經》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刻影響。孔子認為，研究詩經可以培養聯想力，提高觀察力，學習諷刺方法，可以運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從而達成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即《論語》中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35]
《詩經》開啟了中國數千年來文學的先河，亦開創了中國多年以現實主義為主的文學作品。胡适认为《诗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36]。胡适強調训诂，“如戴震、胡承珙、陳奐、馬瑞辰等等，凡他们关于《诗经》的训诂著作，我们都应该看的。”例如：“黄鸟于飞”之句，“于”字不是“往”，而是“焉”，指“在那儿飞”。胡适還認為《嘒彼小星》一诗是描写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
李敖認為《诗经》中《蹇裳》一文中最后一句是“狂童之狂也且”，是指“狂童之狂也，且”，「且」則是指男性生殖器，為戲謔的粗話，白話为“你这小子神气個什么鳥啊！”[37]還有認為《詩經》中的《山有扶蘇》一文中：「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 乃見狡童。」也是為戲謔的粗話，白話為“沒看見漂亮的小表哥，卻看見一個傻屌。”，而且還特別強調文中的「且」字一定要譯為「雞巴」、「屌」字，才不失原意。[37][38]
王得臣《麈史》稱：“《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诸身，《爻辞》说卦，罔不该矣，而独不言眉与领。以余观之，若花之桂、楝、鞠，果之菠芰，草之蘅、芷、葱、蒜、苔，木之枫、楠等，《诗》皆未之见。至《易》所不载者，如须、唇、肩、乳、脐等，亦未可悉数。又《尔雅·释鸟》不及鹤，《释虫》不及蝶。物类至繁，偶有遗焉，无足异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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