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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大師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德桢,字静安,又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又号永观,谥忠悫。浙江杭州府海宁人,中国学者、国学大师。
王國維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號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領域成就卓著。王國維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戲曲史時獨樹一幟,成為用西方文學原理批評中國舊文學的第一人。陳寅恪認為王國維的學術成就“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1]。著述甚丰,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
1877年,王國維出生于浙江杭州府海宁盐官雙仁巷的一個書香世家。其父王乃譽精於書畫、篆刻、古文詩詞,對兒時的王國維有很大影響。1883年,王國維七歲時入私塾,師從潘紫貴。1887年,父親回家奔喪,於是在家教王國維讀書,並改從陳壽田先生學習。1892年7月,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2]。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1893年,肄業於杭州崇文書院,8月29日,鄉試未中返回海寧[3]。1897年4月,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9月,再應鄉試,未中。1898年2月,進上海《時務報》館充書記校對。3月,康有為在京發起保國會,王國維曾去拜訪。利用公餘時間,他到金石学家羅振玉和藤田豐八辦的“東文學社”學習外文及理化[4][5],他和沈紘、樊炳清雖未及格但仍入學。9月,維新變法失敗,《時務報》停刊。11月,到上海,在東文學社和《農學報》工作。1899年秋,跟隨田岗佐代治學習英文。1900年6月,再赴上海做翻譯工作,結識狩野直喜[6]。12月,返鄉準備留學。1901年春,應羅振玉之邀,赴武昌湖北農務學堂任譯授[4][5][2]。夏,到滬主編《教育世界》雜誌。1902年2月,經藤田豐八介紹前往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學。夏,舊病復發回國[4][5][2]。10月,張冶秋邀請王國維到京師大學堂教日文,同時張謇也邀請他到通州師範學校任教。11月,到通州任教,讲授哲学、心理学、倫理學等[4][5][2]。1904年12月,應羅振玉邀請到蘇州江蘇師範學堂任教[4][5][2]。同時埋頭文學研究,開始其“兼通世界之學術”的“獨學”階段,写出《红楼梦评论》等多篇哲学、美学论文。后自编为《静庵文集》,于1905年出版。1906年2月,羅振玉入京師任學部參事,王國維隨其北上。8月,父親去世,回家奔喪。1907年3月,返京在學部總務司行走,兼任學部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韻等職[4][5][2];因此結識了吳昌綬、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等詞學家[7]。1908年4月,偕家北上住在宣武門新簾子胡同。1909年,漢學家伯希和從敦煌到北京準備返國,王國維、羅振玉與他討論考古問題,並商討敦煌寫本的研究計劃。秋,參與留美考試閱卷。1910年8月,內藤湖南等人訪華,狩野直喜常常和他談論元代雜劇研究[8]。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王國維隨羅振玉寄居日本京都[4][5][2],從此以前清遺民自居。其研究方向開始從哲學、文學轉向經史、小學。他與羅振玉在學術上相互交流切磋,協助羅氏整理大雲書庫藏書。王國維以古文字學為基礎,研究古代中國歷史,從古器物到古代書冊、服裝、建築,各方面皆有涉及。在日本期間王國維“生活最為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1912年,和繆荃孫、鈴木虎雄多有書信往來,並結識青木正兒[9]。1913年,創作《宋元戲曲史》。1915年3月,攜眷返國,會海寧掃墓後到上海,本打算到安陽、洛陽考察,但因為眼疾未果。正巧沈曾植寓居麥根路,常常去請教,與之結交。月底,與羅振玉一起返回日本,結識神田喜一郎。1916年2月4日,王國維到京都已經歷四暑五冬,均有羅振玉出資補助,由於不願再麻煩羅氏,便決定回國。正巧同鄉鄒安替上海著名猶太富商哈同給王國維寫信,希望他可以出任《學術叢編》的編輯,於是在給羅振玉拜年後,偕長子回國任職[10]。2月11日,到滬後移居吳興里392號,繼續從事甲骨文、考古學研究。3月,政局丕變,袁世凱取消帝制後各省紛紛獨立,王國維十分關注國內政局,在書信中常常有提及。年底,劉翰怡在上海建立淞社,約王國維參加。1917年1月,為沈曾植編輯詩稿,月中,赴日探望羅振玉,在京都過春節。2月5日,返回上海。3月,內藤湖南和富岡謙藏等人訪華,王國維為其引薦徐乃昌、劉翰怡。9月,著《殷周制度論》,指出“中國政治與中國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11]1918年1月,經濟支絀,於是為蔣汝藻編藏書目,同時蔡元培來函擬聘王國維為教授,婉辭不就。這年,兼任上海倉聖明智大學教授。1919年春末,羅振玉返國,抵上海。王國維雖關注國內政局,但主要工作還在在碑文和古籍的研究上,對政治少有參與。1920年4月,為蔣汝藻的密韻樓編撰藏書志。1921年1月28日,答應出任北大教授。
1922年春,受聘為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1923年三月初一日,由蒙古貴族、大學士升允舉薦,與景方昶、楊鍾羲、溫肅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均著在紫禁城内骑马。5月,王國維检理景阳宫藏书得以窥見大内所藏秘籍。7月14日,溥儀手令,王國維“加恩賞給五品銜,並賞食五品祿”[12]。1924年春,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擬聘王國維為主任,考慮再三不就。秋,國立清華大學擬辦研究院,曹雲翔欲仿照美國大學研究院辦法,與胡適商議。胡適建議參考宋、元以來的書院制,並推薦梁启超和王國維為導師。曹雲翔又邀請陈寅恪、赵元任、李濟為導師。但胡適上門敦請時,王國維婉辭。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修改對清室优待條例,溥儀遵照條款遷出皇宮,暫住醇王府,王國維陪同[13]。經此事變王國維自認日在憂患中,經常想要自殺,被家人勸阻未果[14]。
1925年2月,胡適請溥儀代為勸說,於是王國維只好奉詔到任籌備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4月17日全家遷入清華園。清華時期,虽然開講課程仍然不出经史小学,課餘的研究方向大變,主攻西北史地学、蒙元史學,這也是他1927年逝世前的最後兩個研究領域。[15]王國維在清華僅兩年多的時間,主要是授課,課程內容有中國古文字學,《说文·後序》、《說文》部首;群經中講《尚书》,該書五十幾篇,真偽各半,從經學、小學、史學各個方面一一考據,何者可讀,何者可疑。《詩經》的問題少,常常提及。三禮中,否定《周禮》,以《禮記》為晚作《仪礼》十七篇。他的弟子楊筠如所著《尚書覈詁》,劉盼的《學禮札記》都是以他的講授為藍本的。最精講到是《古史新证》,討論殷周史,考釋甲骨文、鐘鼎彝器,都是出於自己研究的創見。[16]7月,為清華暑期補習學校演講《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這次演講內容大略是“古來新學問大都由於新發現......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塚竹書,三則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漢晉木簡,千佛洞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而各地零星發現之金石書籍,與學術有大關係者尚不與焉!”。由此可知,這次演講可謂是自道自己的研究經歷。9月28日,研究院第一屆開學。[17]研究生寫論文時,王國維認為要質疑、要寫高的題目。他提出的論文題為,為《詩經》中連綿字之研究,古音韻的研究,歷代度量衡考、周共和以前歷史年代考等等。有的研究生自擬題目,亦加以指導。在授課之餘,還對研究生個別指導。[18]1926年9月26日,長子潛明在上海過世,悲痛萬分,自此情緒鬱悶。10月15日,返回北京。
1927年,政治氣氛鉅變,諸如王國維、梁啟超等許多人都對中國前途流露著不安和悲觀。[19]5月,趙元任和錢玄同等人組織“數人會”,王國維本要參加,不料還沒正式參會就發生了悲劇。[20]6月2日上午,雇人力车到颐和园,自沉于昆明湖鱼藻轩,王國維留下遺書,封面上書寫著:“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最后落款時間和簽名是:“五月初二,父字。”遺書內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王國維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一,論點有所謂的:“殉北洋說”、“反共及痛恨北伐說”、“逼債說”、“性格悲劇說”、“文化衰落說”[21]。
金梁的《王忠愨公殉節記》中說:“五月初三,公晨起赴校,复僱車到頤和園,步至排雲殿西魚藻軒前,臨流獨立,盡紙煙一枚,園丁曾見之,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不過一二分鐘,早已氣絕矣。”[22]
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的序言中寫道:“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應之曰: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劃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義焉。其義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一人一事。”
「殉清說」則與羅振玉所偽造的王國維「遺折」有關。遜帝溥儀閱畢「遺折」後,「降諭」對王國維賜予諡號「忠愨」 [23]。
根據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第四章〈天津的“行在” (1924 – 1930)〉中之說法,王國維早年受羅振玉接濟並結成兒女親家,然而羅振玉常以此不斷向王氏苛索,甚至以將王氏女兒退婚作要脅,令王國維走投無路而自殺。然此說有漏洞,遜帝或有所忌諱而不遑多言。馬叙倫在《石屋餘瀋》也曾說王國維是被羅振玉所迫後自殺[24]。
甲骨文始發現于晚清,後來劉鶚刊印《鐵雲藏龜》,繼而孫詒讓和羅振玉等人對甲骨文字進行研究。而將甲骨學由文字學演進到史學的第一人,則推王國維。他撰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殷周制度論》、《殷禮徵文》以及《古史新證》等,將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紙上的材料中國歷史古籍對比來研究,用卜辭補正了《史記·殷本記》載的錯誤,而且進一步對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討,得出嶄新的結論,他的考證方法極為縝密,論斷堪稱精審。
王国维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补“纸上之材料”,是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首先用出土甲骨文,考订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字和前后顺序,证明了历史记载商朝君主世系的可靠性。二重证据法既繼承了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又運用了實證主義的科學考證方法,是中国史学理论的重大革新,为古史及文献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纪元。[29][30]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裡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31],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是非常有趣的見解。后人常以此三种境界象征奋斗路上的心路历程。[32]
但王國維的意境論和境界說不能混為一談。意境可以分解為意、境、觀三要素,而境界則主要指真情和心理境界,無法分解;意境論受西方理論影響明顯,而境界說則體現了回歸中國傳統詩學的傾向。[33]
王國維对康德哲學的吸納藉由日本的二手文獻和日文、英文譯本。他借用康德的概念与學說来討論中國哲學的問題,譬如用康德的知識論討論中國哲學的人性論(見《論性》),借用康德的理性學說討論"理"的問題(見《釋理》),借用康德的自由理論討論"命"的問題(見《原命》)。[34]
王國維生平著述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生前自編定《靜安文集》、《觀堂集林》刊行於世。逝世後,另有《遺書》、《全集》、《書信集》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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