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前11世纪-前6世纪)的诗歌305篇(除此之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詩六篇[1],题目分别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和由仪)[2]。原本叫《诗》,又称《诗三百》《三百篇》。[3]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經典,遂也称之谓《诗经》,而正式使用《诗经》一名,应该起于南宋初年[4]。漢之後人們蒐集整理《詩》。[5]其中最为著名也是流传至今的,是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王刘德、毛苌版本《诗经》,因此该版本又称为《毛诗》。目前安徽大学藏战国早期楚国版本的《诗经》是最早的《诗经》原始版本。《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愛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風俗与婚姻、祭祖与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成书过程
《詩經》是陸續編輯成的,最古的是周頌,接著是大雅,其次是小雅,最晚的是商頌、魯頌和國風。[6]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書》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國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7][8]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詩譜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500年。
古人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选,共有“王官采詩”和“孔子删诗”、“献诗说”三種说法:
- 王官采诗说:《孔叢子·巡狩篇》載:“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中记载,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農忙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9]。刘歆《与扬雄书》亦稱:“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漢書·卷三〇·藝文志》:「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版本
西汉初年,传授《诗经》的主要有齊、魯、韓三家,分别出自齐人辕固、鲁人申培和燕人韩婴,《诗》经过三家注释、传授后,成为固定的带有注释性文字的版本,分别被称为“齐诗”、“鲁诗”和“韩诗”。[17]齐、鲁、韩三家所传诗,依据的是秦以后成书的今文經(当时的“今文”指汉隶)。最初以鲁诗最为盛行,齐诗次之,韩诗又次之。后来鲁人毛亨、毛苌(即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自称按子夏所传“古文经”另辟蹊径进行注释(当时的“古文”指大篆,也泛指秦“书同文”以前六国各自的字体),自成一家,被称为“毛诗”。在西汉不具学术权威性,而《汉书》仅提及其“自言子夏所传”,到了魏晋时代才成为显学。[18]
三家诗认为《诗经》中涉及情愛的诗不雅,常加以各种附会解释,将其解为歌颂或讽刺政治之作;毛诗则推翻三家之言,往往根据史书《左传》中的历史事件来解释《诗经》的篇章。[19]然而,学者王先謙在整理对比四家诗说时,发现毛诗的牽強附會现象也非常严重。且毛诗对诗经篇目进行了修改,如将邶鄘卫风分为邶风、鄘风和卫风,然而这三个地区是殷商畿内,殷亡后设立三监,实为同一地区。[18]现今,三家诗皆散逸,仅《毛诗》一家流传于世。其中《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20],另有《韩诗》流派的衍生著作《韩诗外传》10卷幸存。
现存的《毛诗》每篇都有一个题解,叫做“小序”,其作者大部分已不可考。现在一般都认为解说文字除少数几篇以外,大部分都不可信。但是《毛诗序》对后人的影响非常大。古人用典往往遵循《序》的解释。《毛诗序》最大的缺点在于同样具有穿凿附会的痕迹,因而在后世儒家研究《诗经》的著作中被反复推翻、论证[21]。
现存的鲁诗、齐诗和韩诗由王先谦集合前人从文献中挑出的三家诗说的残片,着重参考陈乔枞编集的鲁齐韩三家诗,编成《诗三家义集疏》。[18]
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出许多载有《诗经》文字的竹简、木牘、帛书。1977年在安徽阜阳雙古堆发掘出的汉代竹简本《诗经》是现存的年代较早的诗经古本。2015年,安徽大学收购入藏的战国竹简安大简记录的《诗经》是目前发现的抄写时代最早、存诗数最多的古本,竹简年代约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之间,属战国早中期,存《國風》詩58篇,與今本《詩經》編次多有不同,同一字句的寫法亦多有歧異,提供了豐富的通假字和異體字等異文材料[22]。2021年荊州市的王家咀戰國楚墓出土竹簡包括《詩經》,其內容可與今本《詩經》十五國風的絕大部分詩篇相對讀[23]。
体例分类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關雎》是國風的開始,《鹿鳴》是小雅的開始,《文王》是大雅的開始,《清廟》是三頌的開始。“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現手法。
《风》又称《國風》,一共有15组、按地区划分,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桧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豳[24]风”、“陈风”和“曹风”,共160篇,又被称为“十五国风”。《国风》被普遍视为《诗经》中的文学精华部分,后人将其与屈原的《离骚》并称为“风骚”。从风格上讲,《国风》带有浓烈的地方色彩;从内容上讲,《国风》大多数是民間詩歌,作者除少數是个别貴族外,大多是民间人士。
对于《雅》的认识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也有人说“雅”与“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称呼。还有观点认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乐。《雅》共105篇,分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小雅》為宴請賓客之音樂。《大雅》則是國君接受臣下朝拜,陳述勸戒的音樂。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間詩歌。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有赞颂好人好政的,有讽刺弊政的。只有几首表达个人感情的诗。但是没有情诗。「雅」在此可以指貴族官吏詩歌。
《颂》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统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也可以专指宗庙祭祀用诗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合稱《三頌》。其中《周颂》31篇,一般认为其中大部分都是西周前期时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鲁颂》4篇,认为可能是魯僖公时的作品;《商颂》5篇,自古以來一直相傳是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正考父所作,不過,目前學界則傾向於認為是商朝所留下的祭祖詩歌。
“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朱熹《詩集傳》解釋:“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賦”是指“鋪陳直敘”,是直陳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經過(直述法),一般多見於《頌》和《大雅》。“比”是指“託物擬況”,是打個比方,用一件事物比喻另一件事物(比喻法),如《鄘風.相鼠》《魏風.碩鼠》用可惡的老鼠來譬喻統治者的貪婪。“興”是指“託物起興”,是從一件事物聯想到另外一件事物;也可以說是:先言他物,再興起聯想(聯想法),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聯想到新娘出嫁時的美貌有如桃花盛放。
比:為以彼物比此物,彼物與此物能分離為二。[25]
興:則為將客觀之事物(彼物)與主觀之情意(此物)融為一體。
比,比喻,用已知比未知,是以形体喻形体(象树一样高),色彩喻色彩(如花红),光泽喻光泽(如玉润),声音喻声音(似鸟叫),气味喻气味(同尿臊),动作喻动作(如兔快),感觉喻感觉(似狼残),景况喻景况(时尚如潮水)。
《邶風·簡兮》:“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以形态比形态;
《唐風·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以某种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
《王風·黍離》:“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感觉喻感觉;
兴:朱熹:「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
《文心雕龍》:「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
《詩品》:「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现存篇目
章次 | 章名 | 注释 | 所含目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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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周南 | 周公統治下的南方地區内受到“南音”影响的民歌,大致在今洛阳以南,南阳一带[26]。部份學者認為,周南和召南出自南方楚國。[27] | 001-011 |
02 | 召南 | 召国及其南部(召公統治下的南方地區)之民歌,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南》考證,原有一種樂器名「南」,這種樂器的使用,可能是南國音樂的特色。《周南》《召南》就是南國地區的民歌,配合南國樂器所奏出的樂調。[28] | 012-025 |
03 | 邶風 | 卫国民歌 | 026-044 |
04 | 鄘風 | 卫国民歌 | 045-054 |
05 | 卫風 | 卫国民歌 | 055-064 |
06 | 王風 | 王是“王畿”的简称,即东周王朝的直接统治区。王风所含即东周王畿当地的固有詩歌。 | 065-074 |
07 | 鄭風 | 鄭国民歌 | 075-095 |
08 | 齊風 | 齐国民歌 | 096-106 |
09 | 魏風 | 魏国民歌 | 107-113 |
10 | 唐風 | 晋国民歌 | 114-125 |
11 | 秦風 | 秦国民歌 | 126-135 |
12 | 陳風 | 陈国民歌 | 136-145 |
13 | 檜風 | 檜国民歌 | 146-149 |
14 | 曹風 | 曹国民歌 | 150-153 |
15 | 豳風 | 豳国民歌,傳統的經注說《豳风》是西周初年的詩,產生於成王時代。後人又認為可能是西周後期的詩。[29] | 154-160 |
章次 | 章名 | 注释 | 所含目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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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鹿鳴之什 | 161-169 | |
02 | 白華之什 | 170-174 | |
03 | 彤弓之什 | 175-184 | |
04 | 祈父之什 | 185-194 | |
05 | 小旻之什 | 195-204 | |
06 | 北山之什 | 205-214 | |
07 | 桑扈之什 | 215-224 | |
08 | 都人士之什 | 225-234 |
章次 | 章名 | 题解 | 所含目次 |
---|---|---|---|
01 | 文王之什 | 235-244 | |
02 | 生民之什 | 245-254 | |
03 | 蕩之什 | 255-265 |
章次 | 章名 | 题解 | 所含目次 |
---|---|---|---|
01 | 周頌 | 西周王朝的颂歌。据考证,为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时代近一百年间(约前1046—约前977年)的作品。 | 266-296 |
01a | 清廟之什 | 266-275 | |
01b | 臣工之什 | 276-285 | |
01c | 閔予小子之什 | 286-296 | |
02 | 魯頌 | 《鲁颂》是春秋时代作品,产生于春秋鲁国國都山东曲阜一带地区,是鲁国的宫廷音乐。 | 297-300 |
03 | 商頌 | 传说为商朝的礼乐。前三篇的创作时期较早,为祭祀礼乐。后两篇歌颂宋襄公(前650—前637年在位)伐楚胜利,皆分章,产生的时间较晚。据魏源、皮锡瑞、王先谦、王国维等考证,本章实际上即《宋颂》,是春秋时代的作品,产生于宋国首都河南商丘地带。陆侃如、冯沅君所著《诗史》说《商颂》“一仿《周颂》,一仿《二雅》”。 | 301-305 |
国风
小雅
大雅
颂
相关著作及研究
古代關於《詩經》的研究著作多為“注疏”類作品,重在從儒學角度解釋說明“詩三百”的微言大義。注疏是一種研究、註釋儒家經典的重要體例,其中“注”主要補充說明字義、通假、名物、制度等,也闡發義理;“疏”則是對經文和舊注的進一步說明,往往遵循“疏不破注”的規則,在注的框架之內進行闡釋說明。《詩經》古代最重要的注疏是《毛詩正義》70卷,定版於唐朝,沿用西漢毛公所傳《毛詩》的傳,東漢鄭玄在《毛詩》基礎上所作的箋,由唐孔穎達作疏,是唐朝官方修纂的儒家經典權威性釋義叢書《五經正義》中的一部,并在明朝官方修訂版的《十三經注疏》也被收作《詩經》的權威解釋。
其次有南宋朱熹的《詩集傳》。南宋朱熹和鄭樵往往打破《毛詩》的附會,另作新解。
清朝考據學盛行,治學日趨保守,力主恢復毛、鄭(毛亨、鄭玄)乃至西漢初年的三家詩之學。閻若璩作《毛朱詩說》,毛奇齡作《白鷺洲主客說詩》,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用意皆在否定朱熹之《詩集傳》。段玉裁寫《毛詩故訓傳》,孫燾寫《毛詩說》,用意則在否定鄭玄之說。再者,皮錫瑞作《詩經通論》,王先謙作《詩三家集疏》又進一步否定毛詩之說,要回復到齊、魯、韓三家詩義。
清代姚際恒《詩經通論》、牛運震《詩志》、崔述《讀風偶識》和方玉潤《詩經原始》等著作,改採「評點」的形式從文學批評角度鑑賞《詩經》。其中又以姚際恆、方玉潤的著作多有新意,大膽推翻前人陳腐之說,見識較為高明;而王念孫與王引之父子訓詁《詩經》,方法周密,亦見解深刻[30]。
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胡適是現代《詩經》研究的開路人。胡適將《詩經》視為文學作品,批判傳統經學把《詩經》用於教化的「附會」曲解之說,以返回文本自身意義的價值探索為目標[31]。
現代對《詩經》的研究更多從現代人文學科語言學和歷史學的角度出發,側重于考察古今音韻不同,或者專注于搜集可印證上古時期歷史的資料。上博簡出土竹書《孔子詩論》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大段論《詩》文字,據信出於孔子後學之手[32][33]。
評價與影響
古代認為《詩經》是群眾的心聲,反映政治的得失,有「陳古刺今」的效用。在交際的場合,可以「賦詩言志」,借詩句來表示想講的意思。朝廷音樂機構中的樂官,可以諷詠詩句,暗示民心對施政的反應。[34]春秋時期,各國之間的外交,經常用歌詩或奏詩的方法來表達一些不想說或難以言喻的話。
《詩經》為中國第一部純文學的專著,它開啟了中國詩敘事、抒情的內涵,稱「純文學之祖」。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確定了中國詩的修辭原則及押韻原則,稱「總集之祖」、「詩歌(韻文)之祖」。也是北方文學的代表,黃河流域文學的代表,平民文學的代表。
孔子對《詩經》有很高的評價。對於《詩經》的思想內容,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對於它的特點,則“溫柔敦厚,詩教也”(即以為詩經使人讀後有澄清心靈的功效,作為教化的工具實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顯示出《詩經》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刻影響。孔子認為,研究詩經可以培養聯想力,提高觀察力,學習諷刺方法,可以運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從而達成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即《論語》中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35]
《詩經》開啟了中國數千年來文學的先河,亦開創了中國多年以現實主義為主的文學作品。胡适认为《诗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36]。胡适強調训诂,“如戴震、胡承珙、陳奐、馬瑞辰等等,凡他们关于《诗经》的训诂著作,我们都应该看的。”例如:“黄鸟于飞”之句,“于”字不是“往”,而是“焉”,指“在那儿飞”。胡适還認為《嘒彼小星》一诗是描写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
李敖認為《诗经》中《蹇裳》一文中最后一句是“狂童之狂也且”,是指“狂童之狂也,且”,「且」則是指男性生殖器,為戲謔的粗話,白話为“你这小子神气個什么鳥啊!”[37]還有認為《詩經》中的《山有扶蘇》一文中:「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 乃見狡童。」也是為戲謔的粗話,白話為“沒看見漂亮的小表哥,卻看見一個傻屌。”,而且還特別強調文中的「且」字一定要譯為「雞巴」、「屌」字,才不失原意。[37][38]
王得臣《麈史》稱:“《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诸身,《爻辞》说卦,罔不该矣,而独不言眉与领。以余观之,若花之桂、楝、鞠,果之菠芰,草之蘅、芷、葱、蒜、苔,木之枫、楠等,《诗》皆未之见。至《易》所不载者,如须、唇、肩、乳、脐等,亦未可悉数。又《尔雅·释鸟》不及鹤,《释虫》不及蝶。物类至繁,偶有遗焉,无足异也。”[39]
参考文献
相關參考論著資料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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