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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大學士、軍機大臣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荣禄（1836年4月7日—1903年4月11日[1]:24），字仲华，号略園，乌喇瓜尔佳氏[2]。正白旗满洲人。晚清重臣，官至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末代皇帝溥仪的外祖父，慈禧太后的亲信和重臣。諡文忠。
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1836年4月7日[1]:24），荣禄出生于一个旗人官員世家。有研究者指，荣禄家族到他的祖父塔斯哈时，方才发达。道光十年（1830年）十月，祖父塔斯哈在喀什噶尔帮办大臣任上战死。祖父战死后，家族照例得到抚恤。二十二年（1842年），父亲长寿调到浙江。荣禄与祖母南下，在浙江侨居一年[1]:25—27。
咸丰二年（1852年），因太平天國戰爭，天津镇总兵、伯父长瑞和凉州镇总兵、父亲长寿同日战死于广西[1]:27。荣禄因父、伯陣亡，獲卹難廕生、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1]:398，初以工部主事用。
四年（1854年），未婚妻库雅拉氏逝世。五年（1855年），继母颜扎氏主持下，荣禄与萨克达氏成婚[1]:31。八年（1858年），晉升工部員外郎。
九年（1859年），調任戶部銀庫員外郎。因得罪上司肃顺，离开本任，赋闲二年，捐納候补道員。
十一年（1861年），清廷创建神机营，荣禄参与筹备，受主事者醇郡王奕譞赏识，任文案處翼長。研究者指他就此发迹[3]:140—141。发迹原因，除因神机营“名目繁多的保举和加级”外，亦与他和醇亲王奕譞之间长期、密切、友好的私交相关[3]:141—142[1]:398—399。
同治三年（1864年），任神機營全营翼长。次年，赏副都统衔，管理健銳營事務，充任神機、健銳兩營馬隊專操大臣[2]，参与筹建威远洋枪队。
五年（1866年）四月，署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六月，实授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兼充正藍旗專操大臣。後調鑲白旗滿洲副都統。[2]七年（1868年），調任步軍營左翼總兵，赏一品顶戴。同年充值年河道溝渠大臣。
八年（1869年），任神机营管理大臣（此职至光绪五年称病退职结束）。[2]十年（1871年），署工部左侍郎，隨後补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3]:141
十二年（1873年），调戶部左侍郎，兼管理三庫事務大臣。十三年（1874年），署理吏部左侍郎。授正藍旗護軍統領，兼充左翼監督总管内务府大臣。[2]
光绪元年（1875年），以戶部左侍郎兼署步军统领、鑲藍旗蒙古副都統。三年（1877年），調授步軍營步军统领，調鑲黃旗護軍統領。[2]
四年（1878年），調授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充紫禁城值年大臣；旋因得罪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而被迫在次年1月告病免职，賦閒七年。十三年（1887年），醇親王幫助起復，授鑲藍旗蒙古都統。[2]
十四年（1888年），出任領侍衛內大臣，署鑲藍旗漢軍都統。十五年（1889年），命扈從鳳輿；充專操大臣、稽查內七倉大臣、管理右翼幼官學大臣。[2]
十七年（1891年），署鑲紅旗漢軍都統。出任西安将军，加尚書銜。[2]
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被再次复起的恭亲王奕訢荐为步军统领，会办军务，设巡防局督理五城团防。
二十一年（1895年）6月，授兵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授总理各國事務大臣。[2]荐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建陆军。
二十二年（1896年）6月，以兵部尚書协办大学士，充玉牒館副總裁。[2]查办御史弹劾袁世凯案，以查无实据结，并疏称袁世凯为“……不可多得之员”。
二十三年（1897年），以協辦大學士充經筵講官。[2]疏请设立武备特科，于各省设立武备学堂。表示反对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
二十四年（1898年），兼充稽查欽奉上諭事件處管理大臣。6月10日，授文淵閣大學士。6月15日，署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隨後實授。6月22日，以大学士兼管戶部事務。[2]9月20日，回京参与戊戌政变，为戊戌政变提供武力支持。9月28日，卸署直隶总督；授军机大臣，改管理兵部事務，并节制北洋各军。10月11日，授练兵大臣，指明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所部及北洋各军。12月7日，奏请合宋、董、聂、袁四军及新募亲军联为一气，构成武卫军雏形。
二十五年（1899年），充文淵閣領閣事、崇文門監督，調正藍旗滿洲都統。6月27日，武卫军编练完成，此后又陆续编练武卫先锋军、先锋队若干。在对光绪帝废立问题上由犹豫转向反对。(過繼溥儁予同治皇帝，立為大阿哥，即己亥建储事）。[2]
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京畿蔓延后，荣禄屡请镇压，并请保护各国使馆。庚子事变，两宫西狩。8月17日，西逃的慈禧太后诏命留京办事，授內大臣。[2]10月6日诏赴西安行在。
二十七年（1901年）7月25日，改命管理户部。10月，支持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三折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十二月二十四日（1902年2月2日），升文华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4] 二十八年（1902年），兼充崇文門副監督。
二十九年（1903年）4月11日，荣禄去世。慈禧太后懿旨追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入祀贤良祠，赏银治丧。[5][2]
陈夔龙撰写〈赠太傅晋封一等男文华殿大学士瓜尔佳文忠公行状〉、俞樾撰写〈赠太傅晋封一等男爵文华殿大学士瓜尔佳文忠公墓志铭〉、孫葆田撰写〈文华殿大学士赠太傅晋封一等男爵瓜尔佳氏文忠公神道碑〉三篇碑传文献传世[6]。
荣禄是慈禧太后执政时期，特别是戊戌变法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清史稿·荣禄传》所述，“榮祿久直內廷，得太后信仗。眷顧之隆，一時無比。事無鉅細，常待一言決焉。”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很少争议，一般都接受康有為、梁啟超等所下评论，以为荣禄始终是站在变法的对立面，并在后来的政变中扮演了元凶的角色，但其實只是時間不夠長的錯覺，否則清廷肯定在辛亥後會變法的。
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不过不赞成康梁的变法，遵循的是另一条变法思路。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梁的身份主要是言者，即思想家、鼓吹家、宣传家，他们希望中国迅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形容当时的中国为一败坏已极、日久失修的大厦，不仅急宜兴修，而且应全行拆卸，然后重奠根基。因此，需要用雷霆万钧之力，罢黜旧臣，任用新进，从根本变起，首先改变法律、官职，然后将变法在各个方面全面铺开。而荣禄是变法时期统治阶层中的一员，虽然他也认识到唯有变法才能使中国摆脱危亡，但身为实负其责的政府大员，在推行变法的权力、步骤、内容等方面与康梁不尽相同。[原創研究？]早在光绪任命林旭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时，荣禄就致信林旭[7]，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纷更。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而且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8]关键是要有正确的变法次序。
据《清稗类钞·姓名类·瓜尔佳氏以苏完为贵》记载，荣禄任户部尚书时曾遇一瓜尔佳氏都统，遂称其为同族。“都统转问有‘苏完’二字[穆昆]否，荣曰：‘无’。都统摇首曰：‘殆非也’”。[11]
瓜爾佳氏有诸多穆昆，如苏完、叶赫、讷殷、哈达、乌拉、安褚拉库等，“而居苏完者尤著”。蘇完瓜爾佳氏以開國元勳費英東最为显赫，有學者认为稱費英東子孫“明显属于攀附名人”[1]:24—26。
慈禧太后的御前翻译德龄离开清宫后，开始以英语记述自己的经历，1911年出版《清宫二年记》。其后，出版多本书籍。在《慈禧御苑外史》中，她称慈禧太后在入宫为妃前，是荣禄的恋人[12]。当代戏剧、影视剧亦有此类设定。或指两人是青梅竹马的恋人[13]。
| 拍摄时间 | 类型 | 影视作品 | 饰演的演员 | 备注 |
| 1975年 | 香港电视剧 | 《清宮殘夢》 | 陳有后 | |
| 《十大刺客:大刀王五》 | ||||
| 1983年 | 《少女慈禧》 | 金 童 | ||
| 1993年 | 台湾电视剧 | 《戲說慈禧》 | 倪齊民 | |
| 2003年 | 香港电视剧 | 《英雄·刀·少年》 | 陳鴻烈 | |
| 内地电视剧 | 《走向共和》 | 戈治均 | ||
| 2005年 | 《一帘幽梦》 | 杜长龙 | ||
| 《一生為奴》 | 馮紹峰 | |||
| 2016年 | 香港电视剧 | 《末代御醫》 | 王俊棠 | |
| 2024年 | 内地电视剧 | 《宣武门》 | 李诚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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