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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佛教傳入中國始於漢朝。最流行的傳說是,漢明帝夢見「金人」,於是遣使求法[1],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2]。在中国传播的佛教包括漢傳佛教、藏传佛教及中国南方的上座部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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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佛教在漢朝之前就已傳入中國,但是這些說法多屬傳說性質,禁不起考證,如王嘉《拾遗记》載,燕昭王七年(前317年)“沐胥(即印度)之國來朝有道術人名尸羅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是“佛法入中国之始”[3]。
《列子·仲尼篇》 載:“丘闻西方有圣人焉”,因此唐代道宣認為“孔子深知佛为大圣”[4]。今傳本《列子》經考證,為魏晉時人偽作。
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一載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攜經來化秦始皇,秦始皇不信佛教,把他们关进牢里。半夜,有金刚打破牢狱把释利防等人救走[5]。唐代法琳《破邪論》也有此说[6]。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认为此事可信。
永平八年(65年),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在给刘英的诏书中褒奖他“尚浮屠之仁祠,絮斋三月,与神为誓”[7]。
在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67年),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來華,是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年[8]。韩愈在上唐宪宗的《论佛骨表》中也说,“佛者,……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
《後漢書·卷八十八·列傳·西域傳·第七十八》:「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梁代慧皎《高僧傳》記載:“漢明帝夢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前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譯《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也。”
一說張騫在西域時即聽說有佛教。《魏书·释老志》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后汉书·西域传》关于身毒国(印度)记述:“天竺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小,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
東漢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安息太子安世高東來洛陽,致力譯經二十餘年,譯有《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四諦經》、《八正道經》、《切流摄守因经》和《本相猗致经》等三十餘部,后历经散失,现存22种,26卷[9]。安世高是中國翻譯佛經的第一人,傳譯以小乘經論為主[10]。
桓帝末年支婁迦讖至洛陽,譯有經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大乘佛學,為大乘經漢譯之始,其中以《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為最。
东晋时后赵中书著作郎王度,向石虎奏说:“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荒夏服祀,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回民之服。”石虎驳斥:“朕生自边壤,黍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11]
東晉高僧慧遠在廬山東林寺組織蓮社,弘揚西方淨土法門,為中國淨土宗初祖。
東晉高僧法顯在弘始二年(400年)從長安出發到印度取經,於義熙八年(412年)歸國,著有《佛國記》一書記錄西行見聞,是佛教史的重要文獻。
毛先舒在《詩辯坻》中說:“六朝釋子多賦豔詞,唐代女冠恒于曲宴。”
後秦弘始三年(401年),姚興攻滅後涼,呂隆出降,是年十二月二十日鳩摩羅什抵長安,以國師之禮待之,信徒數千人,公卿以下皆奉佛[12],羅什育有二子[13],又在姚興的逼迫之下娶了十名伎女,“诸僧多效之。什乃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举匕进针,与常食不别。诸僧愧服,乃止。”[14]。此后在俗10年間,潜心钻研佛学,将梵文经卷译成漢文,并广收门徒。羅什所譯《金剛經》、《阿彌陀經》、《法華經》、《維摩經》、《大智度論》等在漢傳佛教地區流傳很廣。
北魏太武帝起初信奉佛教,后改信道教,下令禁止王公士族庶人供养僧侣,50岁以下的僧侣还俗。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诏:“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唐代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以太平七年,遂灭佛法。分军四出,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无少长坑之!其窜逸者,捕获枭斩!”
高僧慧文領悟「一心三智」、「一心三觀」的禪法,天台宗推崇其為初祖。
梁武帝蕭衍提倡尊儒崇佛,並曾多次捨身出家,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捨身出家,三日後返回,大赦天下,改年號大通;大通元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舉行「四部無遮大會」,脫下帝袍,換上僧衣,捨身出家[15][16],九月十六日講解《涅槃經》,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錢一億,向「三寶」禱告,請求贖回「皇帝菩薩」[17],二十七日蕭衍還俗;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十日,蕭衍第三次出家,這次群臣用兩億錢將其贖回[18][19];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蕭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資一億錢贖回。[20][21]
武德四年(621年)六月二十一日。太史令傅奕上“废省佛僧表”称:“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6]
玄奘所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瑜伽師地論》在中國廣為流傳,他將印度唯識宗傳入中國,後來形成法相宗。
武則天寵信白馬寺主僧懷義,胡作非為,《資治通鑑》卷二〇三,垂拱元年載:
“ | 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出入乘御馬,宦官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撾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髟其髮而去。……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 | ” |
禪宗六祖惠能主張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而北宗神秀主張漸修。惠能弟子荷澤神會於730年滑台大會辯倒了神秀門人,使得「南宗」成為中國禪宗正統。
唐代宗深信佛教,“常于禁中饭僧。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23]
唐中宗時,胡僧慧範交游权贵,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桓彦範上表论慧範执左道挠乱时政,请予正法,中宗不予理睬。唐睿宗时,慧範仗着太平公主的势力侵夺民田,御史大夫薛谦光、殿中侍御史慕容珣上疏弹劾[24]。
李绅对于僧徒一向蔑视,“多咄叱而出”[25],有僧人向李绅宣传因果报应。他问:“阿师从何处来?”僧答:“贫道从来处来。”李绅将他痛打二十下,说:“任从去处去!”[26]
李膺曾处理僧人结党屠牛捕鱼事:“违西天之禁戒,犯中国之条章,不思流水之心,辄举庖丁之刃,既集徒侣,须务极刑,各决三十,用示伽蓝。”
韩滉处理僧云晏五人聚集赌钱之事:“正法何曾持具(具足戒),空门不积馀财。白日既能赌博,通宵必醉樽罍。强说天堂难到,又言地狱长开。并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台。”[27]
韩滉擔任镇海军节度使时,京师爆发了泾原兵变,唐德宗出逃。韩滉“毁撤上元县佛寺、道观四十馀所,修坞壁,建业抵京岘,楼雉相属,以佛殿材于石头城缮置馆第数十”,又“以佛寺铜钟铸弩牙兵器,时滉以国家多难,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为备预,以迎銮驾,亦申儆自守也。”[28]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鳳翔府法門寺護國真身塔內的一節釋迦牟尼佛指骨,被送往帝都以迎福納祥。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反對:
“ |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29]。 |
” |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元和十四年正月條記載:
“ |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施捨,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奉者。形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 | ” |
陳善在《捫蝨新話》批評韓愈:“今之與佛老辨者,皆未嘗涉其流者也,而欲以一己之見破二氏之宗,譬如與人訟,初不知置詞曲直所在,而曰吾理勝,其誰肯信之。”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亳州盛传圣水,有妖僧以每斗水三贯钱牟取暴利。李德裕上疏说:“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绝其根本,终无益黎氓。……乞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30]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大规模毁佛,共毁寺院4,600余所,勒令还俗僧尼达260,500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15万人[31],史称“會昌毀佛”或“會昌法難”。《因话录》卷4说:“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
後周世宗柴榮顯德二年(955年)廢天下佛寺,以佛像銅料鑄行“周元通寶”,錢質與鑄量均居五代之冠,其毀佛行為,史稱“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一宗”,他说:“佛祖说以身世为轻,以利和为急,使其真身尚在,敬利于世,犹欲割截,岂有所惜哉!”[33] 。司馬光評述周世宗“毀佛”:“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33]
宋初,宋廷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有李藹作《滅邪集》反佛,宋太祖說他“非毀佛教,誑惑西姓”,把他發配沙門島。
《中国佛教史——宋朝佛教文化事业》记载:“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令高品张从信去四川益州开刻大藏经,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这是中国第一部木雕藏经……”这就是著名的《开宝藏》,亦称《蜀藏》。
宋太宗特设译经院,並分译经、校经、印经三部,由印度僧人天息斋、法天主持释译佛经,宋太宗还撰写了《莲华回文偈》,称“朕机务之暇,留心释典,乃构回文之偈,精求玄妙之源”。
天禧五年(1021年),僧眾人數達397,615人,尼眾61,240人,寺院4萬餘所,成為宋朝佛教最發達的一個時期。
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有奏曰:道民“喫菜事魔,所谓奸民者也,自植党与,十百为群,扶持妖教,聋瞽愚俗,或以修路建桥为名,或效诵经焚香为会,夜聚晓散,男女无别,所至各有渠魁相统……假名兴造,自丰囊囊,创置私庵,以为逋逃渊薮”[34],请禁止流行。
景泰年间,太监兴安“佞佛甚于王振,请帝于大兴县东大市街之西北建大隆福寺,费数十万,以太监尚义、陈祥、陈谨、工部左侍郎赵荣董之,四年三月功成。”[35],莊严可与大兴隆寺媲美。《明典匯》載:“隆福寺成,车架择日临幸,……大学士济宁杨浩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学,海内之士,闻风而睹,今乃(又)弃儒学而崇佛,岂可垂范后世耶?”
万历年间《顺天府志》:“风会之趋也,人情之返也,(开)始未尝不朴茂,而后渐以漓,其流殆益甚焉。(社会)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厌老成而尚轻锐,以宴游为佳致,以饮博为本业。(人民)家无担石(之储)而饮食服御拟于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进香,(更)甚则遗骸未收,即树幡叠鼓,崇朝云集,噫,何心哉!德化凌迟,民风不竟。”
1908年,楊文會在金陵刻經處開辦祇洹精舍,成為中國史上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機構。1922年歐陽竟無、呂澂等人在南京成立支那內學院,促進唯識宗復興與佛學研究風氣。民國初年許多知識份子輕視佛教,太虛大師發起佛教改革運動,主張整頓「中國佛教會」[37],主張推行貼近民眾生活的「人生佛教」,設立武昌佛學院,擔任閩南佛學院院長,派人學習南傳佛教與藏傳佛教翻譯其經典。其弟子印順導師提倡人間佛教,主張注重「此時、此地、此人」的佛教,而非注重「死後、他方、他力」的佛教。
陳寅恪提到,“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師天台宗之祖師,解悉檀二字,錯得可笑。好在天台宗乃儒家五經正義二疏之體。說佛經,與禪宗之自成一派,與印度無關者相同,以不要緊也。…”[38]
中統五年(1264年),元世祖以國師八思巴为總制院院使,掌管全国佛教事物。“发诸卫军六千八百人,给护国寺修道”[39],“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40] 自此藏传佛教地位穩固,“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41],大规模赐田赐钞之風,“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42]。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境内有寺4万2千余所,僧尼21300余人[43]。
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建临洮寺、万寿依国寺。大德五年(1031年),“赐昭应宫、兴教寺地各百顷,兴教寺仍赐钞万五千锭;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钞皆如兴教之数;万安寺地六百顷,钞万锭,南寺地百二十顷,钞如万安之数。”[44]
元顺帝时,佛事的费用支出,較元世祖時,“岁增金38锭,银203锭40两,缯帛61600余匹,钞29250余锭”。[41]
满族最早信仰薩滿教,金代佛教盛行,後金亦受其影響,皇太极与西藏达赖喇嘛五世罗桑嘉措建立关系。滿清入關後,《大清律例》规定,不许私建或增置寺院,不许私度僧尼。清初各省官建大寺6073处,小寺6409处;私建大寺8458处,小寺58682处。有僧110292人,尼8615人。[45]
上座部佛教又称南传佛教。隨著佛教在公元1世紀開始由印度向東方傳入,上座部佛教與大乘佛教同期傳入中國,中國開始有大量由梵文譯作中文的佛經,當中以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出大量上座部佛經。
除了少数的汉族南传佛教徒外,居住在云南的傣族、布朗族和德昂族都是全民信奉上座部佛教。西双版纳、孟连、耿马的男童也会到佛寺里当一段时间的小沙弥,同时学习傣文和佛教教义,少则数月,多则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