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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龍(1576年2月10日—1629年7月24日),一名伯龍,字振南,浙江布政司杭州府錢塘縣(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人,祖籍山西布政司平陽府太平縣(今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為明朝東江鎮總兵,歷仕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朝,官至「欽差平遼便宜行事總兵官征虜前將軍左軍都督」。遼東失陷後,毛文龍率100多人偷襲敵後,收復了一些失地,開創了軍事重鎮東江鎮(今遼寧省丹東市),有「海外長城」之稱[1]。崇禎年間四次向朝廷奏報與後金的書信往來[2][3][4][5],誘捕後金固山額真可可等人[6]。崇禎二年(1629年)被督師袁崇煥所斬,其駐地東江鎮官兵於當地人民皆哭泣悲傷不已[7][8]。
毛文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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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江鎮總兵官 | |||||||||||||||||
前任:無 繼任:黃龍 | |||||||||||||||||
國家 | 明朝 | ||||||||||||||||
字 | 振南 | ||||||||||||||||
位階 | 正一品 | ||||||||||||||||
族裔 | 漢族 | ||||||||||||||||
祖籍 | 山西平陽府太平縣 | ||||||||||||||||
出身地 |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 | ||||||||||||||||
別名 | 毛伯龍 | ||||||||||||||||
其他名號 | 毛帥、毛鎮 | ||||||||||||||||
出生 | 1576年2月10日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忠孝巷 | ||||||||||||||||
逝世 | 1629年7月24日 遼東金州衛雙島 | (53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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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 | |||||||||||||||||
武舉鄉試第六名 | |||||||||||||||||
經歷 | |||||||||||||||||
1605年 安山百戶 1605-1608年 安山千總 1608-1620年 靉陽守備 1620-1621年 廣寧練兵都司 1621年 廣寧練兵游擊 1621-1622年 平遼副總兵 1622-1623年 平遼總兵官署都督僉事 1623-1624年 平遼總兵官加指揮僉事 1624-1629年 平遼總兵官左都督 | |||||||||||||||||
萬曆四年正月十一日(1576年2月10日),毛文龍出生於浙江杭州府錢塘縣忠孝巷[9]。祖父毛玉山,原在山西經營官鹽,後因生意需要,舉家遷往杭州[10]。父親毛偉,棄商從儒,納捐為監生,娶妻沈氏。沈家乃杭州望族,有「杭州甲族,以沈為最[11]」之稱。毛偉與沈氏共育四子,第三子夭折,余為長子毛文龍、次子毛仲龍、四子毛雲龍。
毛文龍九歲時,毛偉病故,其母時年二十六歲,攜子依弟沈光祚居住。沈光祚是杭州名宦,萬曆乙末科進士,歷仕開封府推官、山東布政使、順天府府尹等職[12],後毛文龍從軍,曾得這位母舅提攜、推薦。
毛文龍幼時,受母家之影響,亦曾接受儒家正統教育「幼從學,習經生業[13]」,但對四書五經始終不感興趣,而喜讀兵法書「恥學舉子業,好孫吳兵法[14]」,故在重文輕武的明末,很難取得像樣的功名,也因此一直未娶。直到三十多歲成為軍官後,始歸家完婚,娶一山西籍士族女子張氏為妻。張氏多年不育,四十多歲時又在遼陽納一妾文氏,生子毛承斗。遼陽被後金攻占後,文氏死於戰亂,毛承斗被人救出,送往杭州,張氏撫之如己出。
毛文龍雖然家道中落,為人頗豪爽,「家雖貧,有英氣[15]」。但祖上還是薄有田產,不僅在杭州有「山田二頃[16]」,在山西老家亦有莊園[17],母家又為杭州巨室,還不至於為生計發愁,淪落為人算命。關於毛文龍曾為算命先生一說,史料中僅有張岱所著《石匱書後集》中稱其「少無賴,有口才,習為『姑布術』[18]」,可稱孤證。但張岱所著《石匱書後集》收錄街巷傳聞,而毛文龍素與閹黨不睦[19],又因事得罪了魏忠賢[20],因此多次被閹黨成員潘士聞、楊國棟等彈劾,張岱與閹黨文人友好,或有誤信傳言之嫌,而毛文龍去算命看相,其面貌被論為富貴之相[21],張岱道聽途說,把去算命的毛文龍,誤會為替人「看相算命」,當在情理之中。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春,毛文龍過繼給遼東鞍山的伯父毛得春為嗣子[22],遂隻身北上,先順道入京拜訪了母舅沈光祚,被其薦於寧遠伯李成梁帳下,開始了在遼東的軍事生涯。當時建州左衛都督努爾哈赤不斷兼併女真各部落,遼東形勢日漸緊張,毛文龍對山川形勢和敵情都加意考察[23],同年九月,參加了遼東的武舉考試,「列名第六[24]」,被任命為安山百戶,不久又升千總,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升靉陽守備。
毛文龍在守備任上呆了十幾年,因「不肯妄殺一人,妄報一功[25]」,一直沒有得到升遷,甚至動了南歸養母的念頭[26]。直到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經略遼東,派毛文龍於沿邊要害地帶,逢水草下毒[27],阻止了後金入侵。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毛文龍又擒斬有功,累功升都司[28]。熊廷弼被姚宗文彈劾去職後,袁應泰接任,把毛文龍調到山海關管後勤[29],毛文龍因造辦火藥有功,加游擊銜。
天啟元年(1621年)春,後金大舉入侵,明軍雖經渾河血戰,終不能抵擋而戰敗,瀋陽、遼陽先後淪陷,後金軍占領了遼東大部,明軍退守到以重鎮廣寧為中心的遼西地區。兵烽所及,毛文龍在鞍山的親屬一百多人被後金軍殺害[30]。這時,遼東巡撫王化貞招募勇士,前往後金後方活動,毛文龍集國讎家恨一身,慨然應募,被實授練兵游擊。
七月初,毛文龍率197名死士出發,深入敵後,先收復了長山島、廣鹿島、石城島、鹿島等二千餘里沿海島嶼,擒綁後金守島軍官胡可賓、任光先、何國用等人[31]。七月十四日抵鎮江(今遼寧省丹東市)城下,探知城中後金軍主力已出城抄殺百姓,遂暗通鎮江中軍陳良策為內應,率一百餘人夜襲之,擒後金外戚佟養真及其子佟豐年、其侄佟松年等,隨派陳忠等襲雙山,擒斬後金游擊繆一真等,史稱「鎮江大捷」。此戰後,寬奠、湯站、險山、靉陽等城堡相繼歸降毛文龍[32],「牛酒迎勞者,不下數十萬餘。[33]」,全遼震動,後金大恐。
「鎮江大捷」是明與後金戰爭的首勝,扭轉了一潰千里之局面,「自文龍之捷,朝議恢復有機[34]」,消息傳到京城,朝野相賀[35],明廷破格升毛文龍為副總兵[36]。兵部左侍郎王在晉評價說:「自清、撫失陷以來,費千百萬金錢,萃十數萬兵力,不能擒其一賊。此一捷也,真為空谷之音,聞之而喜可知也。[37]」
御史董其昌也上奏說:「毛文龍以二百人奪鎮江,擒逆賊,獻之闕下,不費國家一把鐵、一束草、一斗糧。立此奇功,真奇俠絕倫,可以寄邊事者!如此膽略,夫豈易得?使今有三文龍,奴可擄,遼可復,永芳、養性可坐縛而釁之鼓下矣。[37]
鎮江之戰時,到達城外的明軍並非毛文龍部一支,還有登萊巡撫陶郎先所遣王紹勛部,從山東半島渡海至。戰後王紹勛爭功不得,遂報告說「鎮江大捷」是假的,毛文龍只是大言哄騙陳良策為內應,信以為真的陳良策獨自綁縛佟養真父子送至毛文龍船上,毛文龍畏敵如虎,坐享冒功[38]。這一說法歷來被攻擊毛文龍者所採用,如袁崇煥親信周文郁所著《邊事小記》即採取王邵勛之說敷衍成文[39],陶郎先也根據王紹勛的報告力詆毛文龍。
不過,王紹勛是叛徒和逃將出身[40],以參劾魏忠賢、客氏而直聲震天下的名臣侯震暘據此上書為毛文龍鳴不平:「嗟乎!龍小小一捷,固自稱奇,何足深忌?乃偏信反覆之王紹勛,不為救而故為催抑。人心不平,全在於此![41]」,並要求朝廷「罷郎先,逮紹勛。[41]」隨後,大學士孫承宗、御史陳保泰等交章彈劾陶郎先欺君冒餉諸罪,陶郎先終被查辦,明廷將其貪墨軍餉補發給毛文龍[42]。
毛文龍孤軍深入敵後,系遼東巡撫王化貞所遣,而遼東經略熊廷弼與王化貞不和,互相攻擊不斷。鎮江之戰後,王化貞繞開經略衙門單獨報捷,熊廷弼更加不滿,遂上言:「文龍發之太早,致使奴恨遼人,焚戮幾盡。灰東山之心,厚南衛之毒,寒朝鮮之膽,奪西河之氣,亂三方並進之本謀,誤專遣聯絡之成算,目為奇捷,乃奇禍耳。[43]」把鎮江大捷說成是「奇禍」。
熊廷弼對毛文龍的攻擊有兩點:第一是責怪毛文龍抵抗後金,後金才屠殺遼東百姓的(言外之意是不反抗就不會死);第二是認為毛文龍「發之太早」,誤了他的「三方並進之本謀」。熊廷弼雖有才華,但意氣用事也朝野共知,對此兩點攻擊,內閣首輔葉向高駁斥道:「臣竊謂國家費數千萬金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十,功雖難言,罪於何有?以為亂三方布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為貽遼人殺戮之禍,則前此遼人殺戮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44]」指出無論反抗與否,後金對遼東人民的屠殺都不會減少;而熊廷弼「三方並進之本謀」一直停留在紙面上。所謂三方並進:即廣寧、登萊、山海關三路同時進兵。後來事實證明:廣寧很快就淪陷,而熊廷弼重用的門生——登萊巡撫陶郎先,不僅貪污軍餉,還收留後金特務佟卜年[45],登萊一路終屬虛著,熊廷弼自己也意識到:「此二方(廣寧、登萊)已屬畫餅。[46]」
兵部左侍郎王在晉亦肯定葉向高的觀點:「鎮江之捷,巡撫逕自報聞,不與經略衙門知會,遂生異議。黨熊者必欲詘其功,文龍幾逮矣。葉公出山,在途有疏,喜文龍之報捷,異論稍息。[47]」,並對熊廷弼、王化貞二人於國難當頭之際互相拆台提出批評:「熊畢竟以此銜之,王亦不少遜。嗟乎!國家事大,可以一字而生嫌隙哉?[47]」
「鎮江大捷」後,位於毛文龍後方的登萊巡撫陶郎先對朝命陽奉陰違,不發一兵一餉相援;後金卻相當重視,先後派皇太極、阿敏等率精兵5000攻打鎮江[48]。毛文龍麾下只有100多人,孤軍難支,不得不攜軍民退入朝鮮。皇太極等追擊過鴨綠江,遣使暗通義州府尹鄭遵,鄭遵經朝鮮國王光海君的同意,與後金聯合[49]。朝鮮、後金大軍合圍毛文龍部於林畔,毛文龍率部進行了激烈抵抗,「一日七戰,殺傷相當[14]」,後金未能逞志而退兵。明將丁文禮、呂世舉等犧牲,但197名追隨毛文龍深入敵後的勇士,如尚學禮、王輔、張盤、尤景和、王承鸞、陳忠、時可達等,很多在惡戰後倖存,並成為毛文龍開鎮東江的核心力量。滿清史書稱此戰「文龍僅以身免[50]」是與事實不符的。
林畔之戰後,毛文龍以皮島、鐵山及寬靉山區為根據地,招募難民,以老弱者屯種,精壯者為兵,從無到有,逐漸發展成一支海外勁旅。天啟二年(1622年)六月,明廷正式任命毛文龍為平遼將軍總兵官[51],掛征虜前將軍印,開鎮東江。天啟三年二月,加都督同知銜,賜尚方劍[52]。天啟四年(1624年),後金首領努爾哈赤遣使東江議和[53],毛文龍將來人綁送京師[54],朝廷又升毛文龍為左都督。
東江鎮建立後,毛文龍一面招撫因戰火而流離失所的遼東百姓,前後接濟安置數十萬人[55]。一面遣將游擊掠奪,一邊與外族通商,並要求朝鮮提供物資,逐漸成為後金大患。
對於東江鎮的作用,王在晉在遼東經略任上曾奏言:「今有毛文龍在焉,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兵法》:『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憑鴨綠之險,居隔江之近,文龍得其所矣。奴欲長驅而肘腋之間有蠆毒焉,奴一動而毒發,屢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龍甚也![56]」東林名臣陳良訓則將毛文龍稱為「海外長城」[1]。
天啟三年(1623年)夏季,在探知努爾哈赤有攻明意圖後[57],毛文龍遣軍四出攻打後金:命朱家龍從千家莊進軍,命王輔從鳳凰城進軍,命易承惠從滿浦進軍,自統8000馬步精銳,從鎮江、湯站一路進擊,予以策應[58]。後金境內狼煙四起,不得不放棄南征企圖。
東江鎮夏季軍事活動的高峰,則是都司張盤對金州、旅順的收復。六月十六日,張盤奉命從麻洋島登岸,接受流亡遼民,先後接濟「男婦老幼共計四千名[59]」,這些虎口餘生的百姓,以青壯年居多,苦大仇深,紛紛要求參軍攻打後金。張盤見民心可用,遂將這些壯丁編成隊伍,共計有35隊。七月初二日,張盤率領兵民合編的隊伍,攻打金州,一舉而下,並繳獲後金軍火器「大小炮銃一千零十四位,硝磺連藥五百六十斤,大小鉛炮子七千三百零二個[59]。」隨後,又乘勝收復了遼東半島南端的要塞旅順,以及望海堡和紅嘴堡,使得遼南方圓百里土地,重歸於明朝[60]。
十月初五,毛文龍復命張盤收復復州和永寧。當時,後金復州駐軍橫行無忌,四處擄掠百姓。張盤利用遼民對後金軍的痛恨,乘夜襲城,大破之[61]。後金不甘心失敗,調集了更多的軍隊反擊,張盤於城中設伏,再次大敗後金軍,「斬獲無數[59]」,後金軍「器械、銃炮俱擲棄而奔。[59]」
天啟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後金利用海水結凍,以萬餘騎兵繞襲旅順,想報上次失敗之仇。張盤死守城池,火藥用盡,猶堅守不降。後金軍無計可施,遣使議和,張盤立斬於軍前,復於旅順城外設埋伏,大敗後金軍[62],後金軍只得撤走。
但到了天啟五年(1625年)正月間,當時的登萊巡撫武之望不懂軍事,上奏要在旅順和金州之間的南關開鑿運河,得到兵部批准[63]。張盤和副手朱國昌因朝命難違,奉命施工,卻因情報洩露,遭到後金軍圍攻而犧牲,後金乘機重新占領了遼南各城。
毛文龍得報後,發覺後金軍補給線過長,即派游擊林茂春、王承鸞等邀截後方,攻其軟肋[64],迫使後金軍立足不穩而撤軍。又命都司石城玉往金州、旅順等城收攏殘部,進駐恢復[65],但登萊巡撫武之望乘後金軍與東江軍激戰之際,搶先派部將張攀進駐旅順,以爭恢復之功。
可到了冬天,武之望害怕後金軍乘海水結冰進攻,又將部隊撤回,並向朝廷奏稱:「冬月虜騎可通,難以支持,且彼時運道不行,無所事防,即退居皇城島亦無不可者[66]」,毛文龍哭笑不得,只好重新派兵接管旅順[67]。兵部尚書王在晉曾譏諷武之望說:「旅順為三方扼要,既雲不可不守,又雲冬月難以支持,退居皇城亦可,我退奴獨不可據乎?據而圖復,復而遇冬則退,是攻守相尋無已也。[66]」,指責武之望「謀國非心虛[66]」,同時稱讚毛文龍說:「海外情形,畢竟毛文龍勘得透![66]」
此後,遼南地區一直在東江軍的控制之下,到毛文龍死後才重新淪陷。孟森、閻崇年等明清史專家津津樂道的「毛文龍十二大罪」之「開鎮八年,不復寸土[68]」是與事實明顯不符的。
天啟三年(1623年)九月,毛文龍布置在後金統治區的細作飛報,努爾哈赤準備西征攻打山海關一線[69]。為了牽制後金,毛文龍親統3萬大軍,直搗後金故都赫圖阿拉,以攻其必救。後金在赫圖阿拉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設有董骨寨、牛毛寨、閻王寨三座要塞,深溝高壘,易守難攻,是其起家時的根本。九月十三日,毛文龍率部攻克董骨寨,激戰至十六日,占領牛毛寨、閻王寨,將後金守敵全部消滅。十七日,後金軍反攻,想奪回三寨,毛文龍設伏以待,將後金軍包圍痛擊,大獲全勝。努爾哈赤聞得後方生變,不得不放棄西征打算,率四萬大軍來救[70]。考慮到孤軍深入,師老兵疲,而牽制努爾哈赤的戰略目標已經完成,毛文龍遂決定主動撤出戰鬥。
「牛毛寨大捷」之後不久,毛文龍又再次重創後金軍,取得了「烏雞關大捷」。
兩次大捷,明軍「先後共斬首級七百二十六顆,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婦五名……俱有札付符驗,一併驗確。[59]」按明朝以首級為實功,實際殲敵數往往遠多於斬首數,著名的「寧遠之戰」明軍僅僅「上首俘至二百六十有九[71]」,「寧錦大捷」更是「斬獲無幾[72]」、「止有丁自雄於馬上斬一級[72]」,而毛文龍此二次大捷,數倍過之,尤為難得。
當時的遼東督師孫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後,欣喜異常,上奏稱讚說:「臣接平遼總兵毛文龍呈解屢獲首虜,隨行關外道袁崇煥逐一查驗三次,首級三百七十一顆,俱系真正壯夷,當陣生擒虜賊四名,俱系真正韃虜。差令中軍官集將士於衙門外,三炮三爵。臣時在寧遠,適春賞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虜,經各賞夷部落,乃抵寧遠。不獨風示邊人,抑亦見天下尚有殺賊之人,賊自有可滅之日!一時人心,殊覺感動。因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穴,飄泊於風濤波浪之中,力能結屬國,總離人,且屯且戰,以屢挫梟賊,且其志欲從臣之請,牽其尾,搗其巢,世人巽懦觀望,惴惴於自守不能者,獨以為可擒也,真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膽,頓令縮項斂足者愧死無地矣。[59]」
登萊巡撫袁可立也上奏說:「毛文龍統兵深入閻王寨,與奴賊大戰,斬級三百七十一顆,生擒真夷四名,請發賞功銀兩。[73]」明熹宗下旨嘉獎:「毛文龍並各將吏功次,著即行勘敘。[73]」
平遼總兵毛文龍塘報董骨寨大捷 斬級二百三十有奇 生擒四人 獲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所司勘實 上嘉其功降敕獎勵賜以金蟒 仍發帑金三萬兩充賞功等費其糧餉令戶部議處 平遼總兵毛文龍塘報劉愛塔之死 遣張盤潛師夜起遂複金州 今欲據金州以圖三衛又報奴欲西犯榆關遣師渡江以伐其謀 暗置空營更易旗號於是有滿浦昌城之捷 斬獲奴級一百三十八顆獲奸細四人及夷器等物[74]
毛文龍所領導的東江雄鎮,成為屹立在敵人後方的堅固堡壘,使得後金無法對遼西和大明本土展開有效進攻,即便有所行動也不得不在很短的時間內撤走。明熹宗曾讚揚毛文龍:「使奴狼顧而不敢西向,惟爾是賴![75]」
如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努爾哈赤率兵進攻寧遠。毛文龍即派部將林茂春、王輔率軍進攻海州,派部將杜貴、曲承恩直入瀋陽,並且行動極為迅速,「東兵之進而搗瀋陽以覆其巢,攻海州以遏其歸者,已先奴一日而發,亦綦神速矣。[76]」明末史學家高汝栻評論說:「寧遠之役,奴擁眾入犯而終有內顧之慮者,殆文龍牽制之力歟?[77]」
袁崇煥也曾經上奏說:「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故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78]」對此,兵部尚書王在晉指出:「『毛文龍徑襲遼陽,故旋兵相應,寧錦之圍解,文龍與有力焉。』此出於崇煥之自陳,劇稱其牽制之功,則文龍何可殺耶?文龍殺而虜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煥之禍其真自取矣![78]」充分肯定了毛文龍的存在,是大明邊防的重要保障,毛文龍一死,後金便可長驅直入京師。
毛文龍在時,後金對明朝軍事行動都很短暫,也不敢走遠。而毛文龍被殺後,後金欣喜異常,彈冠相慶,史載「清主大喜,置酒高會[79]」,後金首領皇太極立刻起傾國之兵入關直撲北京,史稱「己巳之變」。此後一直到明朝滅亡,後金(清)時常直犯中原,如入無人之境,保定、濟南、兗州、高陽、固安、良鄉等許多城市被屠城,數百萬百姓遭到擄掠,這時候人們才意識到毛文龍的作用,但為時已晚。 王在晉對此評價道:「崇煥得信心行事,中奴之誘,先殺毛文龍除奴肘腋之患。己巳,虜遂從薊鎮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薊、宣為屢犯之孔道。向使崇煥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不叛則西路不可行,不殺島帥,則奴顧巢穴必不敢長驅而入犯![80]」
後金首領努爾哈赤死後,其子皇太極繼位,面臨著內政外交的雙重壓力。對內,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等人對其汗位虎視眈眈,尤以阿敏所轄鑲藍旗兵力最多(61牛錄),而皇太極自己的正黃旗卻只有18牛錄;其子豪格統領的鑲黃旗只有15牛錄。對外,後金對於明朝的軍事行動,受制於毛文龍,每次都無法及遠。為了打破明清雙方的戰略均勢,遂決定首先派阿敏等率部攻打毛文龍建立的東江鎮,為南下進攻明朝本土掃除障礙,同時亦有削弱阿敏等人實力,解除其對汗位威脅之意。
為了避免後金陷入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皇太極在起兵攻打東江的當天,即派使者前往寧遠,與當時的遼東巡撫袁崇煥議和[81]。在議和前後,袁崇煥派遣心腹徐敷奏帶領數十號大船,前往東江鎮,以優厚待遇誘騙生活極為艱苦的東江鎮官兵加入關寧軍。據袁崇煥自己奏報,以旅順參將李鑛為首,共有4000多人從東江前往關寧[82]。此舉削弱了東江鎮的實力,為後金發動「丁卯之役」提供了有利條件。皇太極此舉展現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高明外交手腕。
長期以來,毛文龍派遣了大量人員到後金統治地區刺探情報,擾亂人心,鼓舞遼民反抗,「將軍之細作,時達遼瀋,飛書遍投[83]」,使得後金方面「疑懼益甚,凜凜終日,日惟追殺毛兵奸細[83]」,後金對毛文龍甚為痛恨,出台了專門法律來針對毛文龍奸細,但毛文龍還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孫承宗督師遼東期間,也在後金內部安插間諜,並了解到毛文龍所遣間諜的情況,上奏說:「臣近有諜於東,諜回具述文龍有諜為賊所發,而廣寧人鐵信,其諜主也,近亦逃來言其事。則文龍之膽智,無日不在賊巢之外。[84]」
毛文龍曾投書於後金官員、將領,又故意洩露之,以造成後金的猜忌、殺戮,借敵之手以滅敵。史載後金「大帥名阿骨者,極驍勇,善用兵……毛將軍用間以離之,奴竟殺阿骨。[25]」天啟三年(1623年)十二月,毛文龍再次用反間計除去後金大將柯汝棟、戴一位[85]。
後金在天啟四年(1624年)招降毛文龍失敗後,到了天啟五年(1625年)二月,因為捕獲了一些毛文龍派出的細作,其首領努爾哈赤又藉機至書毛文龍招降[86],毛文龍並未理睬。但努爾哈赤仍未死心,於天啟六年(1626年)六月第三次至書招降毛文龍[87],毛文龍將來書奏聞朝廷。
努爾哈赤於天啟六年(1626年)八月間,在死前曾出瀋陽,前往狗兒嶺附近的湯泉洗浴。毛文龍安插在瀋陽城裡的密探耿仲明,立刻探知這一情況並飛報東江。毛文龍派遣了千總毛永科、石景選率領150人的小分隊於八月初十夜襲湯泉[88],努爾哈赤八月十一日回城並死於途中。在此之前,後金於八月初三抓獲五名毛文龍所遣奸細,並供稱東江軍近期沒有任何軍事行動[89],當屬為配合襲擊湯泉而讓後金放鬆警惕的做法。毛文龍很快於九月初二即奏聞朝廷努爾哈赤的死期,而明廷通過其他途徑了解的情報則要慢許多且不夠準確。
皇太極繼位後,改變了努爾哈赤過去的做法,重用漢官,善待漢人,後金統治日漸穩固;不久後,崇禎即位為明朝皇帝,勵精圖治,銳意遼事,但性情過急。毛文龍在此一階段改變反間策略,以投降歸順後金為餌,誘捕後金重要官員,希望邀寵於崇禎,於是有了與後金的書信往來。
毛文龍曾主動多次將與後金通書的情況奏明朝廷。如《國榷》記載:崇禎元年三月十四日,朝廷接到奏報「總兵官毛文龍奏:建虜遣可可孤山、馬秀才等五人至皮島求款。[90]」,而東莞袁崇煥紀念園的研究人員卻聲稱:「毛文龍在三月份塘報中只提到了馬秀才,卻有意隱瞞後金使團正使可可的存在」,渲染其是一大矛盾,並以此指責毛文龍有意欺瞞朝廷,通敵賣國,罪該萬死,該指責是與史實明顯不符的。此後又分別於崇禎元年四月二十八日[2]、五月初一日[3]、五月初六日[4]、五月十三日[5]四疏奏報與後金的通書,奏明自己「放還來韃,引誘要人」之計,甚至直接將皇太極來書奏呈御覽[91],以明心跡。
天啟以來,明廷對毛頗為倚重,「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尚方寶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毛文龍滅奴雖不足,牽奴則有餘」[92]。工科給事中楊所修曰:「東方自逆奴狂逞以來,唯一毛文龍孤撐海上,日從奴酋肘掖間撩動而牽制之。」,然毛文龍部有貪功、冒餉、不受節制、難以調遣等問題,袁崇煥忌之,與內閣輔臣錢龍錫談到平遼事宜,認為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去之不難。」[93][94][95]。天啟四年至七年中,毛文龍多次襲擊清軍,都遭失敗,此後在皮島駐紮[96][97]。由於毛文龍部占用明朝部份兵餉,工科給事中潘士聞、尚寶卿董茂忠上書彈劾請撤毛文龍。兵部商議時,袁崇煥提議派遣官員至皮島管理兵餉核查銀錢帳用,而遭到毛文龍抵制,因此招致袁崇煥更決意誅殺毛文龍[98]。
崇禎二年(1629年)六月初一,袁崇煥與毛文龍在皮島會見,並商議軍事。經過連續三日的談判,毛文龍始終不接受袁崇煥主張的「皮島設文官監軍;糧餉由寧遠轉發;改編部隊」等建議,談判失敗。之後袁崇煥勸其歸鄉,而毛文龍則稱自己了解遼東局勢,並能解決滿洲、順勢攻占朝鮮[99]。此後,袁傳副將汪翥上船密議,通宵部署誅殺毛文龍。初五,袁崇煥邀毛文龍一起至雙島檢閱將士比賽射箭,但袁提出幾件事來責問毛文龍,毛文龍抗辯。袁崇煥命人除下其衣冠並捆綁,毛文龍仍稱自己無罪有功。袁於是宣布毛的「十二大罪狀」,祭出尚方寶劍、斬殺同樣有尚方寶劍的毛文龍[100]。毛文龍有部下為其求情,稱毛沒功勞也有苦勞,被袁崇煥斥退。
袁崇煥宣布毛文龍十二條當斬之罪:
袁崇煥說完十二條罪狀後,面向京城方向叩拜請命:「縛文龍,去冠裳」,斬殺毛文龍於帳前,眾將皆痛哭。袁崇煥怕文龍的部下兵變,先祭拜了毛文龍的屍首,又拿出十萬兩白銀,分贈毛文龍下屬,並把原毛部兵士分為四份,分由毛承祿、徐敷奏、劉興祚與陳繼盛率領[101]。
這十二項大罪,有人認為其中有幾條是當時守關將士之通病、有些是個人行為私德問題。至於私通外夷,袁崇煥本人也曾想跟女真議和;所謂交結近侍,袁崇煥本人也曾於魏忠賢當政時上折稱頌其功德,並要求在寧遠、前屯兩地為魏忠賢修建生祠[102],而最後一條指責毛文龍不能收復失土,袁崇煥本人也不能復遼東寸土。當時,崇禎帝對於袁崇煥以尚方寶劍殺死毛文龍,是非常不滿的,因為毛文龍本人也有一把尚方寶劍,為崇禎之兄天啟帝所賜。史載「帝驟聞,意殊駭」,但「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雖然如此,這也種下日後崇禎凌遲袁崇煥的遠因。[103]
一種說法是毛文龍私通後金,被袁崇煥殺是死有餘辜,以明清史專家吳晗、閻崇年等人為代表。
明末清初多數史家則認為袁崇煥殺毛文龍,是後金方面提出的議和條件,如《崇禎實錄》、《國榷》、《明史紀事本末》、《弘光實錄抄》等等都持此說。在明思宗誅殺袁崇煥的詔書裡,也有「以謀款而斬帥」一條[104]。武漢大學滿族學者關文發曾撰文批駁這種觀點,認為其與清朝所修正史《明史》及《東華錄》互相矛盾,是不可信的。學術界亦有部分人,以湖南師範大學教授鄭憲春、吉林大學教授孟昭信、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毛佩琦為代表,這一派觀點認為毛文龍功大於過,含冤而死,所謂私通後金之說,毛文龍奏明朝廷在先,當屬誘敵之計。
毛文龍死後,遼民對其懷念不已,「鐵山、皮島俱祠祀毛公[105]」,明朝金州衛地區也有毛文龍墓留存,位於今大連市甘井子區大連灣鎮蘇家村的山坡上,有墓碑高3米,寬44厘米,厚12.5厘米。陰刻:「明故平遼總兵毛公諱文龍之墓」。按明人記載,毛文龍已歸葬浙江。[106],故應是當地百姓給立的衣冠冢,墓碑形制簡單,碑文通俗,也是百姓所立的佐證,亦可見遼民對其的深切懷念,這一實體文物與部分文史寫到毛文龍殺良冒功,屠戮遼民,使得治下百姓民不聊生的記載互相矛盾。
丹東大鹿島上的毛文龍碑亭內設有石碑兩塊,分別立於天啟六年(1626年)和崇禎元年(1628年),其中崇禎元年所立之碑的正面銘刻著毛文龍的錚錚誓言:「指日恢復全遼,神色苞孕於此,吾儕赤心報國,忠義指據於此。」碑的背面,鐫刻著毛文龍等眾將士的官職和姓名。此兩碑的時間均是毛文龍被殺前所立,是不是當地百姓給立,有待考證。
文革中這兩塊碑遭到了破壞,1979年,已成為文物的兩碑修復後,修建了廟式碑亭,並成為大鹿島的重要旅遊景點之一。
朝鮮人李星齡在《春坡堂日月錄》中曾錄毛文龍所作詩一首,此書對毛文龍多持否定、醜化態度,並無偽造毛詩吹捧之可能,其詩云:
孤臣白髮映寒旌,一上秋風海上城。
霜拂鐵衣銀浪動,電開金匣玉龍驚。
三更月冷將軍幕,萬灶煙沉壯士營。
塞曲數聲人盡淚,蕭蕭邊馬皆悲鳴。
鴨綠江頭建鼓旗,間關百戰壯軍威。青天自許孤忠在,赤手親擒叛將歸。夜靜舉烽連鹿島,月明傳箭過鼉磯。紛紛肉食皆臣子,絕域看君臥鐵衣。
昨夜營星色黯然,訃音忽向路人傳。但嗟韓信成擒日,不見蒙恬禦敵年。功業已沉沙磧雨,精靈猶鎖海門煙。好收戰骨鴟夷里,歸葬西湖岳墓邊。
雲葉才生雨,樓外鐵馬嘶風。報急水,小河東。飛一箭青驄。倚天劍破長風浪,小結畫影騰空。漫道是,長楊詞賦,細柳豪雄。
匆匆。脫跳蕩,驚帆轡滿,走躞蹀、蟠花帶松。有渝海、堪憑洗恨,看今日、蹀血玄菟,痛飲黃龍。鴨江醅發,鹿島苹開,誰是元功?
長子:毛承斗,「改名珏,隱居錢塘。清興明朝大將軍(毛文龍)故部曲多為元勛,爵為王公,爭遣使迎珏,禮之甚恭,數欲薦珏為大官。珏固辭曰:『愚不任官事,且懼違先將軍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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