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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臣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于謙(1398年—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號節庵,諡忠肅,明朝大臣,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太傅。
于謙由永樂辛丑進士出身,因參與平定朱高煦之亂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巡撫山西、河南等地。明英宗時期,因得罪王振下獄,釋放後起為兵部侍郎。土木堡之變後,于謙繼任兵部尚書,指揮明軍取得京師保衛戰的勝利。明景帝時,于謙加少保、太子太傅。英宗發動奪門之變並成功復辟後,于謙被下獄,抄家棄市。成化年間獲得平反。現北京、杭州西湖旁均有紀念于謙的祠堂、故居。
《明史》記載,于謙七歲時,有位僧人以其不凡,稱之為「他日救時宰相」。永樂十八(1420年)于謙中庚子科舉人[1],十九年(1421年)聯捷辛丑科進士。宣德初年,授職監察御史。在與明宣宗上奏對答時,言談博雅流暢,宣宗為之傾聽。顧佐擔任都御史時,對屬僚往往非常嚴厲,卻惟獨尊讓于謙,認為他的才華勝過自己。朱高煦謀反時,于謙跟隨宣宗朱瞻基親征樂安,朱高煦出城投降,宣宗命于謙口頭列數朱高煦罪狀。于謙嚴詞正氣嚴切,厲聲威嚴激烈。朱高煦趴在地上發抖,稱罪該萬死。宣宗對此十分滿意。大軍班師後,于謙得賞與各位大臣相同[2][3]。
于謙隨後被重用巡按江西等地,獲得昭雪鳴冤的囚犯達數百人。于謙並上書奏報在陝西各處欺壓百姓的各級低級文武官吏,宣宗並命派御史逮捕。因此皇帝知道于謙能夠託付大任,正值當時增設各部右侍郎任各地巡撫,於是宣宗親自寫上于謙名字交予吏部,于謙因此越級升遷任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等地[4]。于謙抵達官所後,就輕裝騎馬全面視察其管轄的各地,尋訪父老鄉親,巡查各需需要重建與革除之處,並據實上疏奏請。稍有水旱災害,他就上報請救,一年中多達數次[5]。
于謙蒞任後,體察民情,勤於建言。正統六年(1440年),他上疏稱:
“ | 現在河南、山西積蓄的穀物各有幾百萬。請求在每年的三月,命各府州縣上報缺少糧食的貧窮家庭,按一定份額支取供給。先用菽秫,再用黍麥,然後用稻穀。等地秋收後再償還給官府,而免除那些多病和貧困不能償還的人。州縣官吏任期已滿,應當升遷,預備糧沒有備足的,不許他離任。此外仍命御史按時稽查。[6] | ” |
英宗詔令施行其建議。當時,河南靠近黃河的地方,不時有決口出現。于謙命令加厚修築堤壩,按里程設立亭,每亭設立亭長,負責督促修築維護,並命令種樹鑿井,以方便旅人。當時大同孤零零地隔離於塞外,負責按察山西的官員無法按時抵達,于謙遂上疏另外設立御史管理,始為大同巡撫建制。此外,他還建議全部強取邊疆官員私自開墾的田地為官屯,用其資助邊防用度。他的威望惠德因此到處傳播,太行一帶的盜賊都紛紛避開藏匿。于謙任職九年後,正統十三年(1448年),升遷為兵部左侍郎,享受二品俸祿。[7][8]
英宗初期,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主持朝政,很器重于謙。于謙所奏請的內容,上午呈報下午就獲批復許可,此均為三楊所主持。而于謙每次到京師議事,均是空著口袋,各權貴因無法索賄而心生怨恨。三楊陸續去世後,太監王振開始干政,恰逢有姓名與于謙相似的御史曾得罪過王振。于謙入朝時,舉薦參政王來、孫原貞代替自己。通政使李錫迎合王振意圖,於是彈劾于謙因長期不升遷而怨恨,擅自舉薦他人代替自己。奏摺下交到三司審查,于謙被判處死罪,關在獄中三月。不久,王振自知失誤,于謙因此得以釋放,貶官為大理寺少卿[9][10]。
于謙被貶期間,山東、河南的官員百姓數千人均上疏請求留用,而身在兩省的明朝宗室周王朱有爝、晉王朱鍾鉉也附同此議,英宗於是又命于謙再任巡撫。當時,山東、陝西因受災,流亡至河南的飢民就有二十多萬,于謙請求調發河南府、懷慶府所積蓄的粟米賑災,並上奏請求命時任布政使的年富採取安民之策,給予土地供給耕牛、穀種,並派里長監督檢查。于謙在地方任職前後十九年,每逢父母喪事,都在回家治喪後隨即被起用再任[11]。
《石灰吟》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全不顧,要留清白在人間。 |
正統十三年(1448年),明朝邊防吃緊,于謙被召入京師,擔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秋,蒙古也先率軍大舉進犯明朝,王振唆使英宗親征。明朝兵部尚書鄺埜與于謙均極力勸阻,英宗不聽。鄺埜只能跟隨英宗親征處理軍務,而留下于謙管理兵部事務。同年發生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百官身亡,明軍大敗並主力喪盡[12]。在得知英宗被俘後,京師震驚,百官不知所措。負責監國的郕王朱祁鈺召集群臣商議攻防之策。翰林院侍講徐珵稱其觀星象有變,應當向南遷都避敵。于謙聽後,高聲厲喝道:「主張南遷的人。應該斬首。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旦遷都將大勢而去。難道沒看見宋朝南遷的歷史麼?」郕王聽後稱是,於是留守策略始定[13]。
然而,明朝京師的精銳部隊均在土木堡陣亡,所餘的疲憊不堪的殘軍不足十萬,人心恐慌,官員百姓都沒有堅守的信心。于謙請求郕王發佈檄文集合順天府、應天府、河南的備操軍,山東和南直隸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應天府各地的運糧軍,立即奔赴順天府,依次經營籌畫部署,人心遂稍稍安定。隨後,于謙當即升任兵部尚書,全權負責籌劃京師防禦[14]。
在一邊籌畫備戰方略同時,明朝廷臣呼籲嚴懲土木之變禍首王振及其餘黨的行動也開展。一日,郕王朱祁鈺攝朝朝議時,右都御史陳鎰上奏請求將王振滅族,廷臣紛紛響應。朱祁鈺無法做決定,於是下令擇時改議,廷臣則抗議不依。此時,王振黨羽、錦衣衛都指揮使馬順站出叱斥百官。戶科給事中王竑突然帶頭在朝廷上猛擊馬順,眾臣紛紛跟隨,馬順當即斃命,一時血濺朝堂,而士卒亦聲洶欲誅,是為午門血案。郕王朱祁鈺看後大懼,欲起身離去,于謙擠到郕王身前,扶臂勸導道:「馬順等人罪當死,請不要追罪於各位大臣。」眾人聽後方止,而此時于謙的袍袖已經裂開[15]。在他退出左掖門時,吏部尚書王直握著于謙的手嘆道:「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16] 在那時,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謙,而于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17]。
因為英宗被俘、明朝無主、太子又年幼、瓦剌大軍又逼近,明朝大臣紛紛請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鈺為國君。郕王聽後再三推辭,于謙大聲說:「臣等實在是憂慮國家,並非為了私人打算。」郕王於是接受此議[18]。同年九月,朱祁鈺即位,為明代宗。于謙入朝對答陳述京師防衛策略,他激動地哭泣著說:
“ |
敵寇得意,要挾持扣留太上皇,這樣形勢下他們必然輕視我大明,長驅直入到南方。所以請求朝廷命令各邊防駐守大臣協力防守阻擊。京城軍隊的武器幾乎用盡,應當馬上各分道募集部隊,並命工部修理武器盔甲。此外,亦派遣都督孫鏜、衛穎、張軏、張儀、雷通分別帶兵防守京城九門,並在外城安置兵營。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參與到保衛事宜,將靠近城郭的居民遷入城內。通州積攢的糧食,可命官軍自己到關上支取,將剩餘的粟米換成金錢,不要留下資助敵軍。文臣如軒輗等,可勝任為巡撫。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等,宜任命為將領元帥。至於軍隊事務,臣親自擔當,若不能奏效,則請治臣的罪。[19][20] |
” |
景帝聽後深表贊同,並於次月敕令于謙為提督,統領各路兵馬[21]。
此時,也先挾持英宗攻破紫荊關直驅而入,窺視京師。石亨建議收攏軍隊,實行堅壁清野之策,使得敵軍疲困。于謙則稱不可,認為此舉使得蒙古更加輕視明軍。他於是命各將領將二十二萬部隊分兵在京師九門城外排開陣勢:都督陶瑾守安定門,廣寧伯劉安守東直門,武進伯朱瑛守朝陽門,都督劉聚守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守阜成門,都指揮李端守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守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守宣武門,而于謙與石亨率副總兵范廣、武興列陣於德勝門外,直對正北而來的也先大軍[22]。此外,他還將兵部事宜交給兵部侍郎吳寧,悉數關閉全部城門,並親自督戰[23]。為了保持戰鬥士氣,于謙下達了著名的軍戰連坐法:
“ | 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24] | ” |
於是,將士知道撤退必死無疑,於是均受命效力。隨後,副總兵高禮、毛勝在彰儀門北面擊退敵軍,生擒蒙古首領一名。景帝十分高興,命令于謙挑選精兵在教場屯兵以便調用,並命令內臣興安、李永昌和于謙一同管理軍務[25]。
起初,也先深入內地,自視拿下京城只是旦夕之事。但是當看到官兵布陣井井有條後稍微沮喪。已叛明的太監喜寧唆使也先,要求明朝派大使迎接成為人質的朱祁鎮,並索要金帛無數,並邀請于謙、王直、胡濙等人談判。景帝不許,也先聽後十分失望,於是放棄談判[26]。
十月十一日,京師保衛戰開始。也先首先派少量部隊窺視明軍在德勝門的部署,于謙與石亨預料此計,於是設法誘敵。隨後,瓦剌一萬大軍開始主攻,副總兵范廣在途中設伏、以火器突發反攻,也先弟孛羅、平章毛里孩中砲而亡[27]。瓦剌軍不得已改攻西直門,都督孫鏜守衛,石亨亦分兵援助,瓦剌軍只能引退。副總兵武興在彰義門外擊敗瓦剌,並與都督王敬挫敗其先鋒。瓦剌準備撤退時,明軍欲爭功,軍陣混亂,武興中流矢陣亡。瓦剌撤至土城,王竑及福壽援兵趕到,蒙古大軍撤退。此後兩軍相持五日,也先感到大勢已去,又聽聞各地勤王部隊趕到,唯恐歸路被斷,於是擁著英宗由良鄉向西而去,于謙調遣部隊追至關外方才還師。至此,蒙古撤出關外,明軍獲得京城保衛戰的勝利[28]。
之後明廷論功行賞,于謙加封為少保,總管軍務。于謙則稱:「四面邊境的戰事很多,這是卿大夫的恥辱,哪裡敢邀功請賞呢!」並堅持辭去加賞,景帝不予批准。之後,于謙請求增加守衛真州、保定、涿州、易州的部署,並派遣大臣鎮守山西,防備蒙古部隊再次南侵[29]。
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總兵朱謙上奏稱瓦剌兩萬部隊圍攻萬全,景帝敕命范廣擔任總兵官進行抵禦。不久蒙古撤軍,于謙請求在居庸關駐兵,蒙古來則出關剿殺,敵退則從京師補給糧草。大同參將許貴奏報,北方有三個人到鎮上,要求朝廷派遣使者講和[30]。于謙則反對道:
“ |
以前派遣指揮季鐸、岳謙前去,但是也先卻隨之入侵。又派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去,沒有看見上皇只能返回。現今看來,和談已經很明顯不可行了。何況我們與蒙古有不共戴天之仇,從情理上講,本就不能講和。萬一講和而對方索求無度,那依從他則會受損,不依從則會發生變故,情勢所看,也不能夠講和。許貴身為武將,卻懦弱害怕成這樣,又憑何抵抗敵軍,按法令應當誅殺。[31] |
” |
景帝遂發公文嚴厲指責。至此邊關將領人人都主張作戰防禦,沒有再敢建議議和的[32]。
除了堅持防禦外,于謙還設計離間蒙古內部勢力。最初也先常以英宗朱祁鎮作為要挾,這類計謀主要是自叛明的太監喜寧。于謙遂密令鎮守大同的武將趁對方遣使之機,擒拿喜寧並誅殺;此外,他還設計叫王偉引誘並殺死間諜小田兒[33]。他還使用離間計,請求特赦忠勇伯蔣信,許願給他分封爵位,命其暗中策劃。至此,也先開始有送還英宗的想法,並派遣使者講和,京城漸漸放鬆了嚴防[34]。于謙此時上奏請求告誡各地仍然加強城防,以防患未然[35]。
到了八月,朱祁鎮被俘快近一年了。也先頻繁派遣使者,請求明朝迎接太上皇,大臣王直等建議派遣使者迎接。然而,已為天子的朱祁鈺卻很不願奉迎哥哥,並稱:「朕本來就不想登天子之位,當時被推舉,實在是出於你們的意思。」于謙聽後委婉地稱:「天位已經確定,難道還會有其他事情發生?只是從道義上應當馬上迎接罷了。萬一對方果真心懷欺騙,我們就有口實了。」景帝聽後隨即改變臉色,稱:「聽你的,聽你的。」於是先後派遣李實、楊善前去,終於迎接英宗返回[36],此舉是有于謙的功勞[37]。
英宗返回後,瓦剌又請求入朝進貢。在此之前,進貢使者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這個數字卻達到三千多人,每當賞賜不滿足他們要求後,蒙古就入境侵犯。此時,蒙古又派三千使者來朝,于謙遂請在居庸關和京城都增加部署後再宴請他們。他還稱,這種議和難以依靠,於是分條呈上安定邊疆的三策。其中包括,請景帝敕命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關、遼東各路的總兵官增修防禦設備。此外建立團營制度,即將原京城部隊分屬的五軍營、神機營、三千營統一管理,並選拔精銳部隊十五萬,分成十營組織訓練。瓦剌入朝進貢,每次都要帶俘獲的人口到來。于謙每次均上奏酬報使者,前後得以贖還的累積達幾百人[38]。
早在永樂年間,投降的士兵都主要被安置在靠近京畿的地方。也先入寇時候,這些人反成為內應。于謙於是請遣散這些人。趁西南有戰事,每次一有征伐,就挑選他們的精銳騎兵,給他們豐厚錢糧去西南,不久又遣散他們妻兒,使得內患逐漸解除。當時,楊洪從獨石入關守衛,關外八座城池都棄給敵軍。于謙遂派都督孫安以輕騎兵出龍門關而佔領,並招募百姓屯田,一邊作戰一邊防守,至此八座城池收復。貴州苗民叛變還未平定,何文淵建議廢除兩個土司,專設都司,並派大將鎮守。于謙反對稱,廢除土司即等同放棄此地,爭論方止。雖然戰事漸漸休止,英宗返回,但于謙仍認為國恥未報,恰逢也先與脫脫不花相爭,他請求趁機調兵,親自征討報仇,以解除邊疆禍患。但沒有得到景帝批准[39]。
于謙擔任兵部尚書時,正值北方蒙古勢力大增;南方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各自聚眾立國號謀反,湖廣、貴州、廣西、苗族、瑤族、僮族等地均蜂擁而起。前後的部隊調動部署,都是于謙獨自策劃。軍馬倥傯,戰事變化無常,而于謙總能口述奏章,並完全符合當時情況。其屬僚官吏接受成命後,互相對視,均被其才能感到欽佩驚訝。此外,于謙號令明確細緻,即使勳爵宿將有細微過失不符合法令,也會馬上請求下旨嚴厲斥責。于謙的一紙法令傳至萬里之外,無不令人戒懼肅然。他的才識膽量敏捷細緻,當時無人可比。而他仍為臣忠誠、憂慮國家而忘我。英宗雖返,于謙卻不稱自己功勞。東宮改換後,景帝命兼屬兩宮的官員支取兩份俸祿。各位大臣雖都推辭,但只有于謙一再拒絕。他為人奉行節儉,所居房屋只能遮蔽風雨。景帝於是在西華門賜大宅給他,他推辭道:「國家危難,身為臣子怎敢使自己安樂?」並堅決推辭,但景帝沒有批准。於是,他取出此前所賜予的璽書、衣袍、銀錠之類,全部加蓋封存,只是每年定時查看一下而已[40]。
于謙的勤勉付出,使得他的大量主張得到了景帝的全力支持和信任,即使到人事任用,景帝必定會悄悄詢問他的意見。于謙亦根據實情回答,無所隱瞞,不避嫌疑和怨恨。因此,那些不被重用的人均怨恨于謙,即使被任用卻比不上于謙的,也往往嫉妒他。瓦剌剛撤軍後,都御史羅通就彈劾于謙所呈的功勞簿不符合事實。有御史稱于謙太過專權,請求六部大事須與內閣一同奏報施行。雖然事後于謙援引祖制說服,戶部尚書金濂亦上疏爭辯,但進言的人仍不停地羅列罪名打擊于謙。每次御史上奏彈劾,均賴景帝排除眾議堅持任用,使得他能夠全力安排布置兵事[41]。
但是,于謙性格本就剛直,每次遇到不如意事,就撫胸歎息道:「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看到那些懦弱的大臣、皇親貴族,他內心頗生鄙夷之情,於是怨恨他的人就更多。他始終不主張議和,雖然此舉最後使得英宗返回,但他仍稱不悅。此外,徐珵因建議南遷而被于謙斥責。從此改名為徐有貞,逐漸升官任用,對于謙之恨咬牙切齒。石亨本是因違法削職,于謙請求寬恕並重用他,任十營總兵,但因畏懼于謙不敢放縱,也不喜歡他。德勝門之勝,石亨功勞不及于謙,卻因此封侯,心中感到羞愧,於是上疏推薦于謙之子于冕。于冕推辭,景帝不許,此時于謙稱:「國家多事,臣子從道義上講不該顧及私人恩情。況且石亨身為大將,沒聽說他提拔隱居人才、軍中低級將領、或有助於軍隊國家的人,卻偏偏舉薦臣的兒子,能得到公眾議論的認同麼?臣對於軍功,極力推託卻仍僥倖得官,卻決不敢讓兒子濫冒功勞。」石亨聽後,大為憤怒。此外,都督張軏因為征討苗民違法,被于謙彈劾,其和內侍曹吉祥等人都一直怨恨于謙[42]。
景泰八年正月,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趁景帝病重,聯合發兵擁立英宗復位,史稱「奪門之變」。英宗復位後,石亨和曹吉祥等誣陷于謙製造不軌言論,要另立天子,唆使科道官上奏,于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都御史蕭維禎審理案件,判定于謙犯謀逆罪,判處死刑[43]。王文不能承受誣陷,極力爭辯,于謙笑著說:「這是石亨等人授意罷了,辯解又有什麽用呢?」奏章呈上後,英宗還猶豫地說:「于謙實有功。」徐有貞進言道:「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英宗遂下定決心,同年改元為天順,以謀逆罪,殺于謙棄市[44]。判其子于冕充軍,發戍山西龍門,其妻張氏發戍山海關[45]。于謙下獄之後,部分大臣和幾名太監想救之,發怒質問徐有貞,有貞回之以「雖無顯跡,意有之。」[46](雖然並無實際證據,但有此意欲。如同莫須有)。當時遂溪教諭吾豫稱于謙罪當族誅,更指他所薦舉的文武大臣應一併誅殺,最終因部議力阻而作罷。千戶白琦又請求列舉其罪狀,並刻在板上公告天下。一時滿朝官員欲求得寵者,都以于謙之事為口實[47]。
錦衣衛登記沒收于謙的財產時,家裡沒有多餘財物,只有正室的大鎖很堅固。打開一看,只是皇帝御賜的蟒衣、劍器,觀者無不嘆息不已。于謙去世後,本是曹吉祥部下的指揮朵兒在于謙行刑之地用酒祭祀他,悲痛哭泣。曹吉祥發怒而揍打朵兒,次日他仍然祭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逵為于謙的忠義所感,收斂其屍體埋葬,第二年歸葬在杭州[48]。皇太后起初不知于謙死事,當聽聞後哀傷歎氣數日,英宗之後亦感到後悔[49]。
于謙死後,石亨黨羽陳汝言代替擔任兵部尚書一職。不到一年後就被舉發身敗,積藏的贓物達數萬白銀。英宗召集大臣進去察看,悲哀嚴肅地稱:「于謙在景泰年間得寵信,死去時卻無餘產,陳汝言的財為什麽卻又這麼多?」石亨低下頭不能回答。不久,明朝邊關警報再起,英宗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侍候英宗,乘機進言道:「假使于謙還在,應當不會讓胡虜成此氣候。」英宗無言以對。這一年中,徐有貞被石亨中傷,被戍金齒。又過了幾年,曹石之變事發,石亨也被關入監獄死去,之後曹吉祥亦因謀反被族誅[50],于謙的冤屈最終得以昭雪[51]。
成化年間,其子于冕獲赦,上疏為父鳴冤,憲宗親自審理,並下詔予以平反:[52][53]
“ |
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 |
” |
弘治二年(1489年),經給事中孫需上奏,明孝宗追贈于謙為「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賜諡「肅愍」(《明實錄》作忠愍),欽賜「在墓建祠」,題為「旌功」,設春秋兩祭。葬于謙於杭州西湖三台山麓。萬曆年間,明神宗改授諡號為「忠肅」。此後數百年間,杭州、河南、山西等地祭事仍不絕[54][55]。
因為于謙為拯救明朝社稷的「救時宰相」,在北京、杭州、河南、山西等地均有紀念他的祠堂與故居[56]。現存的主要祠堂包括北京于忠肅公祠,杭州西湖旁的于謙祠、于謙墓、于謙故居花園,以及浙江吳山的于謙讀書處等,均為國家級、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于謙在原順天府的故宅,後成為于忠肅公祠。在今東城區西裱褙胡同23號。成化二年,明憲宗下詔追認于謙官職,將其故居改為忠節祠。清順治年間,祠堂被毀,直至光緒年間方始重建,院為兩層小樓,上為魁星閣。義和團運動時候,此地被設神壇。1976年,魁星閣在唐山大地震餘震中被毀,現僅存祠堂,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杭州于謙祠、墓位於中國浙江杭州西湖烏龜潭旁的三台山山麓,為明朝弘治二年修建,此後多有毀建。清嘉慶年間,時任浙江杭嘉湖道的林則徐倡議集資修葺,並撰殿門兩側楹聯:「公論久而後定,何處更得此人」。隨後因戰事等原因再毀,1998年,當地政府重新徹底修繕並對外開放,保持原清朝祠堂佈局,為東西三進,分為前殿、正殿和後殿。南北兩側有廂房,為典型的中國祠堂佈局。正殿有于謙雕塑,匾額為清乾隆皇帝御題「丹心抗節」、雕塑後壁面為徐向前書《石灰吟》。殿後有楊昌題刻《明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諡忠肅于公像》碑、袁枚題《重修于忠肅廟碑》等九塊殘碑[57]。
于謙墓在于謙祠旁。明孝宗時期,在墓旁建旌功祠,設春秋二祭,此建築群為祠墓合一格局。文化大革命期間,墓建被毀,1982年重建。該建築群進入浙江省文物保護單位名單[58]。2006年,入選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杭州于謙故居,位於浙江杭州清河坊祠堂巷41號,為于謙祖居。明成化二年修葺,為憐忠祠,巷名亦改為祠堂巷。其故居形成為忠肅堂、思賢庭、古井等布局。現為杭州市文物保護單位[59]。
《除夜太原寒甚》 《荒村》 《平陽道中》 《觀書》 《暮春遇雨》 《入京》 《石灰吟》 《詠煤炭》 《岳忠武王祠》 《北風吹》 《望雨》 《入塞》 《到澤州》
其中石灰吟一詩為于謙十七歲時所寫,可說是于謙一生的寫照,也最為後世所熟知。
因為于謙對明朝歷史有重要作用,民間多有對其生平有所演繹。
文學方面,朱國楨《湧幢小品》一書中有于謙託夢王錫爵的紀錄,袁枚《子不語》一書中有提到于謙顯靈滅除石頭精的故事[60];釋海山、釋大恩、釋昌臻所著《太上感應篇》一書亦有于謙顯靈的事蹟[61]。
戲劇方面。1962年,戲劇家雙戈、魏峨,根據于謙生平,編寫成為越劇,著重描寫其在土木之變後的事蹟。1964年,此劇由浙江越劇一團排成,並於同年六月在杭州上演,由錢鑫培飾于謙,陳靜、任賢璋、胡敏任導演。文化大革命期間,該劇與《海瑞罷官》等一同被遭到批判[62]。在電視劇方面,2003年在中國大陸播出的電視劇《大明王朝1449》(又名《大明王朝驚變錄》)即以于謙為主人公,演繹了他的生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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